世纪大讲堂-俄罗斯的道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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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7-4 1:19:12 来源:凤凰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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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在今年的3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在北京出席了俄罗斯年的开幕式,由此也拉开了俄罗斯年在中国的一系列活动。而在这之后,我们看到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成为了大家所关注的焦点。那么俄罗斯到底曾经走过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他们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俄罗斯这个民族又有着什么样的精神?有关这些问题,今天的《世纪大讲堂》,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的文化学者王康先生。欢迎您。请坐。 首先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一起通过大屏幕来认识一下王康先生。 Vo:王康生于中国现代历史一个最关键的年头:1949年。这个年头使他成为一个宿命论者和天生的理想主义者。 大学期间他以独具的风骨和才华成为西南最高师范学府自1957年来第一个学生文学社社长,并因此自决于中国式经济仕途、学院翰林之外。耿于沉思,疏于著述,不求闻达,不意被封“民间思想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王康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动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为题,撰写叩问“中国往何处去”五集政论片。抗战胜利50周年以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倾服众多业内人士。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天命”已略知。 主持人:欢迎来到《世纪大讲堂》。其实我跟王康先生见面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我相信每次大家如果见到王康先生,一定会对他的这个形象印象特别地深刻。有人就说这个聪明绝顶放到你身上特别合适。 王:谢谢。 主持人:你觉得是吗? 王:是。 主持人:很少会有这人这么坦诚了。 王:光头的人啊一般比较聪明,而且也比较善良,历史上很多光头的人很善良,大家记住,比如列宁,非常聪明,在整个共产主义谱系里边,也是一个最善良的人,我也是。 主持人:觉得自己聪明和善良在哪些地方呢? 王:比如我很聪明,我拒绝了学术道路,早就拒绝了政治道路,也拒绝出国,但是我换来了内心的充实,我的高度的独立性。这很聪明。 主持人:其实很多人了解到王康先生,知道王康这个名字,更多的是从抗战那段历史了解到的,因为王康先生自己曾经做过一些陪都文化的研究在重庆,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对俄罗斯,您还有这么浓厚的情结。 王:对,我对世界所有国家最浓厚的、挥之不去的是俄罗斯情结。 主持人:这个俄罗斯情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呢? 王:我们这一代,我们的父辈,甚至祖辈,深受俄罗斯的影响,可以说俄罗斯对中国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国家。刚才你说,今年是俄罗斯年,其实整个20世纪都是俄罗斯世纪,对中国来说,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跟俄罗斯相比,对中国的影响如此地深刻,我们看看所有现代中国,我们的宪法,我们的整个国家制度,我们的基本的世界观,我们的哲学,基本上是俄罗斯式的,尽管有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但是我们这深层的结构上的东西来自苏联。 主持人:提到俄罗斯呢,可能很多中国人都会熟悉它的比如说一些著名的文学家,一些文学巨著,还有一些俄罗斯的音乐,包括绘画等等。有哪些作品是对您影响特别大的吗,能跟我们讲讲吗? 王:普希金的《致大海》,再见吧,自由的元素。我们那代都能背诵那些诗。 主持人:现在还记得吗,能现场给我们背诵一两段吗? 王:再见吧,自由的元素,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滚动着蔚蓝色的波涛,闪耀着骄傲的美色。很长,那首诗。 主持人:嗯。好,看得出呢,只要谈到俄罗斯,王康先生就会滔滔不绝,一直地说下去,那么对于俄罗斯,王康先生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了解,从他的眼光来看,俄罗斯曾经走过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我想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王康先生给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俄罗斯的道路》。 王:谢谢子墨小姐,大家好。俄罗斯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话题,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今天晚上和大家共同分享俄罗斯,我感到很荣幸。 1844年,俄国和美国,还有20年时间才能废除奴隶制,法国的思想家托克维尔就预言说,将来有两大民族,美利坚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它们的出发点不一样,道路各异,但是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最终它们要分别地主宰人类的一半。20世纪以罕见的历史规模和清晰的世界图景验证了这一非凡的预言。俄国和美国在20世纪,它们确实(各自)主宰了人类的一半。 俄罗斯比美利坚更富有戏剧性,更使世界震惊,更值得咱们中国来关注它。俄国一直是人类的希望,在20世纪,尤其后半叶。俄国的历史成就,举世皆知,它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它把一种新的人类拯救的意识带给世界,它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两百年的工业化过程,它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它的核武器足以毁灭人类50次,它的国家元首可以在联合国的大厅把皮鞋脱下来,敲打桌面,和美国叫板,它可以把导弹直接运到美国的后院——古巴,它的医疗保险,它的退休养老,它的国民教育,它的奥运金牌,它的芭蕾舞,它的电影,让整个西方黯然失色。苏联,前苏联,它是人类的希望,它不仅仅吸引了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而且它吸引了西方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英国的戏剧大师箫伯纳,科幻小说的鼻祖威尔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鼻祖约翰.杜威,大作家德莱塞,法国科学家若里奥·居里夫妇,包括爱因斯坦,毕加索,,他们都对俄国神往,有些都前往俄国,像朝圣一样。 俄国在精神上,在道义上,在思想上战胜西方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没有人会怀疑俄国的寿命会比罗马帝国,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它取而代之的沙俄帝国更短暂。但是我们谁都知道,前苏联没有被14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围剿扼杀于襁褓之中,没有在希特勒德国巨大的战争机器面前崩溃,而是在它自己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几乎处于巅峰状态时候,几乎在一夜之间戏剧般地崩溃了。 王:对俄国的崩溃,苏联的解体,有不同的说法。简单来说就是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长期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第二种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那些共产主义的叛徒们出卖了苏联。我认为不是,根本不是。有一种更为深层的、更为强劲的、更为坚韧的力量使前苏联解体,使苏共下台,这就是俄罗斯的历史命运,俄罗斯的精神,它们的灵魂。我们必须要回到俄罗斯的道路上来看,俄罗斯这个民族,它的命运,它的道路,在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这74年的前后是怎么一回事情? 王: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深受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影响,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这样受到它的地理环境的致命的影响,这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王:俄国的地理疆界是如此的辽阔,当波罗的海的圣彼得堡夜幕降临的时候,在太平洋西岸的远东的伏拉迪沃斯托克,黎明才刚刚开始。这种地理环境根本决定了俄罗斯300年以来、500年以来的命运。俄国的地理就是它横跨欧亚大陆,它占据了人类六分之一的土地,俄国一直徘徊在东西方之间。它不是纯粹的亚细亚,它也不是典型的欧罗巴,它既是亚洲,它又是欧洲,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在亚细亚和欧罗巴之间,俄国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历史定位,自己的历史道路,这一点根本决定了俄罗斯的道路。跟这个地理环境结合起来,共同推进了俄国历史的是它的历史事件。公元988年,第一个千禧年之末,俄国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基福罗斯的大公,弗拉基米尔大公和拜占庭帝国联姻,而且接受了基督教,把基督教定为俄罗斯的国教。从那个时候开始,俄罗斯就自命为第三罗马。另外一个事件就是1210年,成吉思汗的部队征服了俄罗斯,统治了240年,他把亚洲腹地的军事专制主义的传统带到了俄罗斯历史里面来。这样俄罗斯它向东扩张,就是代表着金帐汗的成吉思汗的那种历史遗产,它向西征服,就代表着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这是俄罗斯的救世主义,俄罗斯早期的弥赛亚情结在历史上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 王:和这种历史、地理相关的就是俄罗斯在19世纪,更早,应该说彼得大帝对西开放之后,俄罗斯的思想界,精神界,文化界,分成两大派,一派是斯拉夫派,一派是西欧派。斯拉夫派认为,俄国的文化异于也优于西方的文化,俄罗斯的土地,俄罗斯的村舍,俄罗斯的东正教,它们是真正体现了基督教的兄弟之情的那种淳朴的美德。西欧派当然刚好相反。西欧派认为俄罗斯的本土文化是完全过时的,完全落后和反动的,俄国的得救必须要向西方学习,必须要经过类似西方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俄国才能够摆脱它的沙皇专制和农奴制。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一直维持了20年,后来才演变出民意党人、社会民主派,最后成了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对俄国来说,它具有双重意义。对西欧派来说,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它是产生于比俄罗斯文化更高级的一个阶段的工业文明的产物。对于斯拉夫派来说,马克思主义也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激烈地批判和否定的一种文明。马克思在适应俄罗斯的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这点上是一个奇迹,俄国始终是世界的两个部分的代表,在最好的情况下,东方和西方在俄国进行结合,俄罗斯本身就是世界的代表,就是世界本身。在最坏的情况下,东西方在俄国进行碰撞,进行交锋,那俄国就会演示出启示录般的悲剧。 王:马克思在俄国最后成功,还有第三个因素,就是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们,将近在一个世纪里边,整整一个世纪里边,他们一直在准备着、期待着、也在制造着俄国的共产主义。十二月革命党人…,这是贵族的、上层的一种革命,他们已经发现,俄罗斯的专制主义、农奴制、沙皇制度完全不合时宜了。我举几个例子,几个人物。 王:彼得拉舍夫斯基是个贵族,是个地主,他自己在彼得堡的家里面,(建立了一个沙龙),长时间地展开各种争论,他用自己的钱办了一个法朗吉,相当于一个乌托邦的村舍,就是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村落,把自己的钱财全部捐出来,但是他的法朗吉被当地农民烧掉了,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小组从来不宣传革命,但是他们宣传比革命更危险的思想,他们在思想领域里面进行着对于俄国来说是翻天覆地的一场革命,这个小组的结局是悲剧性的,被警察查封了,21个成员全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俄国文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别林斯基,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贫民知识分子,一个大祭司的儿子,他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世界观的问题。俄国人必须要有一种世界观,俄国人必须要崇拜一种力量,或者一种理想,一种事物。别林斯基认为俄罗斯人民既伟大又可鄙,既高尚又自私,为了推动俄罗斯人民(改造)这种愚蠢的、自私的(品性),必须用暴力把他们引向幸福的道路。比别林斯基更激进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但思想上极其激进。沙皇帝国干了很多坏事,其中(之一)就是把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这种优秀的、禀性温和的、基督式的人物,关进彼得堡要塞7个年头,然后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12个年头。但是这位俄罗斯的普罗米修斯,完全经受了所有苦难的折磨,他写下了著名的《怎么办》。《怎么办》作为小说,没有什么价值,很无趣、很单薄,但它是俄国革命者的必读之书,它是俄国的虚无主义,俄国的极端派,后来成为俄国革命家的必读书。 俄国的这一帮人,在整个19世纪,按照后来索罗维约夫和布尔加科夫的总结,他们都是在准备着,在期待着,在制造着俄国的一场革命,不管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欧派,他们有一点是共通的,就像后来赫尔岑总结的,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就像是俄国的斯分克斯一样,俄国的双头鹰,但是涌动它们之间的有一个共同的心脏,那就是对俄罗斯的爱。 到了20世纪之初的年代,沙皇帝国300年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了。俄国往什么方向走,不外两条道路。一条就是走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另外一条,走向后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曾高度关注俄罗斯的命运,他们一再强调俄国已经走到世界革命的门槛前,俄国革命可能成为整个欧洲革命的一个信号,一个前奏。但是他们很担心,他们在晚期已经发现俄国的专制传统,俄国的半亚细亚的社会结构,如果来一场欧洲式的革命,或者他们所期待的革命,(俄国)可能走向一种全面的复辟,建立一种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全能的一种东方的可诅咒的专制社会。 不管怎样,俄国后来走的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我觉得,为什么不是发达的、大工业生产的资产阶级的欧洲,而是一个基本是农业社会的专制的俄国,发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就是因为资产阶级特别强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它们可以分享(利益)。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利用技术发明,利用科学技术生产力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加上西方资产阶级向全球扩过程中,利用非西方国家的资源、人力创造更多的财富,来缓解本国的阶级对抗。在这一点上,西方资产阶级非常成功,我觉得是马克思所预言的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迟迟没有爆发更没有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而在俄国情况不一样,列宁很早就认识到,俄国恰恰因为它的资本主义发展不足,资产阶级力量不够强大,所以俄国可以尽早建立一个工人的国家,用这个国家的力量,反过来按照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我们(还)不要忘了,俄国的革命有深深的犹太烙印。俄国的共产主义之父普烈汉诺夫,他的夫人、也是他的亲密的战友,是一个犹太人,俄国的红军之父,托洛茨基是犹太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诺夫是犹太人,苏联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仁斯基是犹太人,共产国际主席加米涅夫是犹太人,彼得堡的市委书记季诺维也夫是犹太人。列宁都有八分之一的犹太血统。我们更不要忘了,马克思本人是犹太人,尽管他青年时代就放弃了犹太教。但是犹太,犹太的经典《旧约》关于创世纪,关于人类拯救,关于真理,关于弥赛亚,将会出现(的思想),对马克思,对这帮俄国犹太血统的革命家,我相信有一种非常深刻的影响。 王:第三个原因,刚才我说了,整个19世纪,俄国的,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知识分子,他们都有一个基本结论,俄国的专制制度已经该到寿终正寝的地步了,他们将毫不留恋地抛弃它,打碎它。俄国的知识分子们天生具有一种共产主义的情结,比如,俄国的农民,俄国的民粹派,他们的财富观完全不一样,俄国的贵族,俄国的知识分子,跟西方和中国知识分子都完全不一样。第一,他们完全没有任何优越感,所有的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他们有一种罪孽感。(第二),他们认为俄国真正的、上帝的真谛、真理所在、俄国的未来所在是在农民,在黑黝黝的潮呼呼的俄国的土地上。托尔斯泰到了晚年,他已经誉满全球了,以83岁的高龄,他非得把他的财产全部分给农民,索尼亚,他的妻子不同意,这样两夫妇产生根本的矛盾,(托尔斯泰最后只身)离家出走,死在一个车站里面。到这个份上,像托尔斯泰这种知识分子,他必须把他的财产分给土地,分给农民们,他的灵魂才能得到安息。这种民粹主义的情结,这种财富的观念,是俄国实现共产主义,一个天然的土壤。即使没有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个普鲁士的哲学家,我相信俄国实现俄国式的共产主义(仍然)是必然的。 王:共产主义在俄国的实现是必然的,但是社会主义运动在苏联的失败,不一定是必然的. 列宁用了很多东方的、亚细亚的、俄罗斯本土的方式,比如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民粹党人的个人英雄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党的铁一般的纪律,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力量,这不是西方的,也不是马克思的,这是列宁独创的,这是来自于俄罗斯的传统,俄罗斯的土壤上的力量。列宁(曾经)也对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当年和他们并肩作战的那些人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惩罚。他在1922年,把很多俄国大知识分子驱逐出去,他还下令,把200多名妓女枪毙掉,他还干过一件特别荒唐的事情,把尼古拉二世,已经逊位的、放下武器的末代沙皇全家处决掉。但是,刚才我说了,光头和秃顶内心都很善良,列宁本性上是一个非常善良和高尚的人,他特别喜欢小孩儿,喜欢小动物,他在家里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一个非常好的弟弟。非常有人道主义。列宁使用那些迫不得已的残忍手段,是当时俄国的特定历史环境必须这样做的。 王:如果列宁继续活下去,再活十年,二十年,我相信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同的面貌,可惜历史没有给俄国这么一个机会。第二我要谈谈布哈林。布哈林是列宁晚期新经济政策的捍卫者和执行人。列宁在晚期发现,战时共产主义已经不能维持下去了,必须根本地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他到晚年紧张地思索,在1923年1月23号,苏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列宁抱病参加,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他对整个布尔什维克告诫说,我们的成就还微不足道,俄国革命必须经过俄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的严峻考验,他说俄国(的革命前途)取决于两个东西,一个取决于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新的进步的东西的结合,(一个)取决于和俄国的农民的结合。他提出著名的公式,什么叫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等于普鲁士铁路制度,加上美国技术,加上托拉斯组织,加上美国国民教育。如果列宁继续走下去,他可能把东西方的正面的积极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但是非常不幸,他去世了。他晚年推行新经济政策,由布哈林来继续,布哈林认识到,俄国革命成功之后,不再是谁战胜谁,而是谁联合谁的问题,俄国是太穷,资本主义太不发达,这个痛苦太深,因此俄国的任务是,必须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他对俄国农民的口号是,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布哈林最担心的是,俄国革命可能走上一条背叛它的理想的道路,建立起一个高度统一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建立起一个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国家“利维坦”,建立起一个成吉思汗东方式的兵营社会。非常可惜,布哈林坚持列宁晚期的新经济政策,这种探索,这种奋斗被打断了。从1928年开始到1938年,十年时间,斯大林用一系列的阴谋政治和权力斗争,把布哈林和一批老布尔什维克消灭掉。然后他高举着两把刀子,一把是全盘集体化,一把是阶级斗争尖锐化。从1928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2500万户农民,一亿二千万农民被拉进了集体农庄的历史浩劫之中。我简单地概述一下。这当中,苏联有一千万农民和三百万儿童直接地死于灾荒和饥饿,大批的衣衫褴褛的农民颠沛流离在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上。 王: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流域是传统的欧洲粮仓,但是一直到斯大林本人去世,1953年,甚至一直到现在,苏联,俄罗斯,居然不能养活自己的人民,到60、70年代,一直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面粉,从(欧洲)共同市场进口黄油,从美国进口大豆。更严重的是阶级斗争尖锐化这个理论,斯大林对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国家,这个政权带来了灾难性的变化。从1936年开始,斯大林就开始对老布尔什维克发难。1936年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审判案,几万人被卷进来,然后37年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审判案,几十万人含冤而死,然后38年是布哈林(李可夫)审判案,几百万人牵扯进来。在之前,斯大林根据阶级斗争尖锐化,编制了各种名目繁多的罪名。斯大林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第一就是高度集权的绝对专制的成吉思汗式的政权。在他统治时期,苏联政治局的会议,苏联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代表大会常年不召开,和列宁在(世时)形成强烈的反差。列宁在1924年去世之前,是在14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包围的情况下,每一年的全国代表大会照样召开。然后在整个苏联是斯大林和他的一伙帮凶说了算。这伙帮凶里边,像雅戈达,像叶若夫,像贝利亚,这些都是心里非常阴暗的、非常残忍的刽子手。 王:中国古代臭名昭著的首任暴君秦始皇曾经焚书坑儒,活埋了四百个儒生。古罗马的三个暴君,尼禄,提庇留和苏拉,曾经把两万罗马人杀死。但在整个19世纪,因为政治原因被判死刑的俄罗斯人才不到20个人,被流放,被监狱关死的,也就几百人,几千人,但是死于斯大林之手的,我说个数字,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了一个数字,从1930年到1953年期间,苏联有三百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死于非命,被枪毙。到1991年,苏联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宣布了一个数字,从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主掌大权的25年期间,苏联有450万人死于非命。 王:但是俄国的精神,俄国的灵魂并没有屈服,这里我回到俄国的文学上来说一下。大家知道,俄国有五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普宁,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在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小说叫《日瓦戈医生》,他在临死前说,我为什么要写这本小说,我对我们这一代人,对我们的父辈,对俄国的历史负有重大的责任。他说,我们的祖辈和父辈,他们已经长眠,但是我相信在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希望一定会复活。他在写《日瓦戈医生》的时候,就想恢复俄罗斯的真的精神。 王:索尔仁尼琴,现在还活着。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答奖词的标题叫“为人类而艺术”,俄国的弥赛亚情结,俄国的民粹主义思想,俄国的忠实于真理的这种奋斗(精神),作家们一直在坚持。在海外,一大帮俄国的知识分子们,他们的书开始翻译成中文了,就是白银时代(开始)的,后来的新精神(哲学)运动,俄国宗教唯心主义为代表的这帮知识分子们,他们的思想一直坚持到二战之后。俄国社会主义为什么失败,或者挫折,梅烈日科夫斯基,索洛维约夫,布尔加科夫,他们总结了几点基本的东西,第一,俄国的社会主义必须实现俄罗斯人民兄弟般友爱的这个神圣的原理,但是在斯大林时期,俄国人怒目相向。1939年,全俄监狱关的犯人是九百万人,比1929年多了三百倍,每两个俄罗斯家庭就有一个成员在服刑。第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必须实现人的高度的尊严,高度的自治。第三,这场革命必须要完成一个正义的、和谐的、文明的民主和自由的社会结构,这么一个社会制度。第四,这帮知识分子认为,俄国革命必须要使整个俄罗斯人都变成精神上的贵族,(具备)俄罗斯贵族的全部美德,而没有他们那些劣行,那些缺点。显然,列宁去世之后,布哈林被枪毙之后,这一切都没有实现。 20世纪的俄国是一个失去和谐的世纪,是一个血流成河的世纪,是一个充满了仇恨和暴政的世纪。为了终结这个世纪,必须实行忏悔,必须在宗教,在民族,在政治见解上实行新的谅解,新的融合,必须把历史真相告诉年轻的一代,让他们去创建一个真正美好的,一个真正人性的,一个真正符合俄罗斯天性和世界人类利益的新的俄罗斯。 王:俄罗斯道路不仅仅是俄罗斯民族,一个民族的事情。如果西方不那么自私,如果西方没有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拿破仑和希特勒没有入侵苏联,俄罗斯可能选择另外一条更好的道路。如果东方、亚洲有更多的自由,有更多的现代意识,有更多的关于人的普适价值,俄罗斯也可能走上不同的道路。俄罗斯的失败绝对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失败,俄罗斯在20世纪是一场整个人类共同的试验。我相信像俄罗斯这样一个精神上的巨人,历史上的巨人,它绝对不会让目前这种非常尴尬、非常困难的时期维持很长时间。从1861年废除农奴制到1917年,将近60年时间,俄国徘徊了60年。从1917年到1991年74年间,俄国挣扎了74个年头。从1991年到现在,也不过就十五六个年头而已。我在这里预言,像当年托克维尔一样,俄国不会在20年之外才重新崛起。20年左右,俄罗斯会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世)。从俄罗斯的经验、教训,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精神里,他们(将)重新去吸取(属于)他们的那种力量、智慧和勇气。作为我们永远的北方大国,我们中国太有理由关注俄罗斯,胜过关注西方。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康先生今天给我们进行的这场演讲。刚才呢您也提到了20世纪的俄罗斯,特别提到了一个人,斯大林。那我就想请问您,斯大林这个人在俄罗斯的出现,在当时的苏联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他的出现,它是一个偶然,还是一个必然?他和俄罗斯这个民族性格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王:是必然。因为列宁的俄国社会主义就预示了斯大林的可能性。刚才我说过,列宁是一个天才,他把两种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俄国知识分子对自由的向往,俄国专制社会的传统居然结合起来,而且非常成功。从斯大林个人来看,他的父亲是个鞋匠,而且是个酒鬼,他完全没有父爱,他是在母亲呵护下长大,他只有六年的神学院(学历),他基本上没有出过国,不懂一门外语,而俄国那帮领袖,包括布哈林,布哈林会用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文,(阅读欧洲原著),俄国革命一些上层的领导人,全是一些大知识分子,只有斯大林是一个基本上没有文化的人,他的出现更多代表了一种俄国的东方传统,俄国的专制传统。 主持人:您在演讲当中,刚才也提到,如果说列宁再多活20年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在俄罗斯这片土地上的发展,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我们还想知道,为什么说这个社会主义在俄罗斯的发展,要依靠某一个人的寿命,而我们传统当中的印象是说,在西方国家,它的经济发展,它的政治发展,它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更多的是依靠制度? 王: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建立在进化论和绝对论基础上。俄国一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就要求首先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大工业生产,在工业革命的过程里面,孕育现代的无产阶级,然后再进行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俄国的历史条件没有提供这种机会,所以俄国后来更多的带进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个人英雄主义,领袖决定一切的力量,这是东方的、俄罗斯本土资源特色,而不是带有历史规律性的东西。 主持人:那如果它一种制度的发展,只是取决于某一个领袖,某一个个人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说它在未来的发展,比如说它如果能够走上一条,社会主义走上一条顺畅发展的道路,可能存在了太大的偶然性,而不是说我们将会看到的一个必然结果呢? 王: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修养,道德,心胸,甚至他的脾性,他的爱好,在那个国家里常常是决定性的,这是没有办法的,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这是历史巨大的局限性。我们还没有到达一个完全按照一种理性的,一种带规律性的东西,我们现在没有认识它,然后来理解,来实现这个社会主义。 主持人:好,谢谢。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些网友啊想跟王康先生来做一些交流。有一个网友的名字呢叫做我不想炼钢铁,他说,看来他应该是一个年轻人啊,他说我们这代年轻人是不会排着长队去购买那些,比如说俄罗斯的电影的海报,包括是说俄国的一些小说,他说我们可能去关注的,爱看的,是一些日本和韩国的小说。所以他认为,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可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背景下被抬升了,被提高了它们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那不知道您对这个想法怎么看? 王:所有的精神活动,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但是有些作品,有些精神,它会长久地存在下去。我觉得像日本,韩国,包括港台的文学,在我看来,一点价值都没有,它纯粹是消费社会,休闲时代的产物,它和人类的巨大的命运,将来人类还会出现的命运没多大联系。与俄罗斯的学术著作,根本就没法相比,它们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命运,将来还会有,还会出现。它们所深入到的人性的深度,人类的本性,人类的道路和终极的关怀,与刚才你说的,网友说的东西,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我们有很多软不拉唧的东西,我们太需要是一种有精神的,有理想的,有道德追求的文学作品。 主持人:好,谢谢。还有一个网友的名字,他这个名字也非常有意思,叫做伏特加,一杯就倒,说的是这个酒。他想问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俄罗斯人,他的性格和这个伏特加酒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一提到伏特加,我们肯定就想到这个俄罗斯人爱喝这种酒。 王:俄罗斯是一个冰天雪地的国家,喝酒当然很正常。另外,俄罗斯民族经历的磨难,它的苦难历程在世界各国里非常罕见,也许我们中国人可以和它比较一下。俄罗斯人的这种命运,就像法国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说的,俄罗斯天生是一个忧郁的民族,是一个苦难丛生的民族。当俄罗斯民族的精神跟灵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伏特加酒是他们莫大的安慰。我如果是俄罗斯人,我也会成为一个伏特加的爱好者。 主持人:好,谢谢。接下来呢,我想请我们在座的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问。这边。 提问2:主持人,王老师,您好。我是咱们哲学系的一个学生。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您通过对俄罗斯的这个研究,就说反思一下中国为什么说古代还有那么多思想,然后到近代,我们的文学和思想现在是这么落后?就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谢谢。 王:俄罗斯的东方传统,应该严格地区分。它的所谓东方传统、那种亚细亚的专制主义传统,我认为主要是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的军事专制主义,绝对不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人文主义。尽管儒家有很多问题,也有很多过失,但是它的核心理念是正确的。比如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点,比如世界大同的观点,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是在上帝缺席的情况下,没有西方基督教和俄国东正教的背景下创立的关于人的命运、人的本性、人的目的的一种东方式的非常高明的哲学。我觉得我们应该恢复它们。我们提出在东方崛起,要建立一个和谐的、一个小康社会的时候,那么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宋明理学和当代的新儒家,它们应该进入中华民族的心灵里来,这是中国,我们自己自救,自强所必须要走的一步,就像俄国人一样。谢谢你。 提问3:你好,王老师,主持人好。我想非常荣幸能听到你今天的演说。然后刚刚你讲,在演说当中你提到说俄罗斯的文化和精神特别,就是让你特别崇拜,另外你还记得俄罗斯民族是一个非常优越的民族。但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是,俄罗斯上至政府,下至民众,他们都非常希望能够融入欧洲,特别是他们把融入欧洲当作,上升成为一种国家战略地位,他们把圣彼得堡,然后作为融入欧洲的一个桥头堡,包括特别是包括普京总统上台后,他也是,就是说然后对西方国家,对欧洲国家频频发出一些善意的信息,但是西方国家并不太领情。你觉得这种现象如何解释?谢谢。 王:在现在一个全球化越来越快速的时代,我觉得俄国不管是向东方还是向西方靠拢,它最终要向一个根本靠拢,向世界和人类的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理想)靠拢。如果要总结俄罗斯三百多年或者74年的历史经验的话,俄国的命运就在于不能简单地区分西方或者东方,而是尽量全面地、积极地、有效地来结合东西方先进的、优秀的部分,这是俄国真正的前途所在。 主持人:谢谢。 提问:王老师,您好,主持人,您好。众所周知,目前中俄两国都在进行一场大的社会变革。你怎么看待这个两国改革?而且你认为哪个国家的改革对社会震动更小,更符合本国的民族个性?谢谢。 王:俄罗斯的和中国的改革完全是它们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典型的表达。俄国民族,他们总是让世界震惊,他们在骨子里面是非常浪漫的,非常神秘的,他们不太现实,他们的那种急救法叫什么休克疗法,完全合乎俄罗斯的天性,他们不希望比较平庸地、慢慢地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希望有一种史诗般的、甚至是一种比较苦难的方式来凸显他们的命运。中国不一样,中国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林语堂早就说过,中华民族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走极端,不狂妄,这种民族性格、民族传统和文化决定中国改革的基本的风格,我觉得这是天理昭昭,不存在高下、对错的问题。俄国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它们基本的目标和方向,我认为没有太大差别,除了西方那一套普适价值之外,它们必须满足本民族精神上、灵魂上的需要,这是中俄改革必须要面对的,而不仅仅是西方的,比如市场化,法治社会这一套,这套其实很浅薄,也很简单,人的基本权利,财富等等,要做到并不难。但是怎么能够满足中华民族或者俄罗斯民族的天性,只属于这个民族的天性,从而来丰富人类的人类性、共同性,这是更困难的事情。 主持人:最后呢我还想请您用一两句非常简单的话来给我们概括一下,俄罗斯精神,它到底是什么? 王:俄罗斯精神就是在苦难当中孕育着伟大,在绝望的时候保持着拯救的信心。我还想说一句,我呼吁年轻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俄罗斯,我们应该用比对西方更关注的心情、更同情的心情来关注和同情俄罗斯,我们应该为俄罗斯祈祷,为他们祝福。 主持人:那在您看来,中华民族,它的精神又是什么呢? 王:中华民族精神就是那句老话,君子自强不息,这是正面的。中国人有两种传统,一个是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传统,一个是秦始皇到毛泽东的传统。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传统,相信文化可以改变和提升人,可以拯救人,——用现在的术语来说。而秦始皇和毛泽东不相信这个,他们相信权力,权力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东西,没有权力一切事情都做不成。 主持人:好,谢谢王康,谢谢王康先生。非常感谢王康先生今天呢是抱病专程地飞到北京,来到我们的《世纪大讲堂》。的确,俄罗斯呢是我们最大的邻国,而且正如王康先生所说的那样,俄罗斯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对于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特别是我们的父辈那一代人来说,俄罗斯这三个字,它是一种情结,它是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所以今天呢在这里,我们和王康先生一起来回顾俄罗斯它所走过的道路,去理解它的民族性格,去了解它的精神,我想对于我们同样有着很好的启迪作用。那再一次感谢王康先生今天呢是给我们进行了一场很精彩的演讲。同时呢我们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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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青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