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间经济援助一打来到人间就带有强烈的自私性。国际间经济的援助，起始于二战后的美国对西欧实施的马歇尔计划。现在看来，此计划旨在适度地帮助西欧恢复经济和更牢地控制住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旨在阻止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和销售自己的军火与商品。美国著名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对马歇尔计划是这样评析的：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是拿美国纳税人的钱去向西欧“行善”，结果却肥了美国资本家的钱袋。他说，所有援助计划中的130亿美元中，有20亿美元直接进入了美国石油公司的腰包。美国政府为了石油公司的利益，努力迫使欧洲经济从以煤为基础转变为以石油为基础，这样就可使煤碳资源丰富而缺石油的欧洲国家将更多地依赖于美国。那其他部分钱呢？同样还是没有离开过美国，只是从纳税人的口袋转移到少数资本家的口袋而已。他说，为了重新征服印度支那人民，法国刚好用援助金购买大量的美国武器镇压那里的人民；受援国荷兰最初也部分地出现同样的情况，因为它也在印度支那做了同样的事情 。可见，连向自己的盟国援助都有这么多的自私考虑的美国，在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时又会怎么样呢？一家德国的报纸说得好：“没有无条件的援助”，任何援助都是有条件的 。
附有苛刻条件的西方援助
二战后，随着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构筑的殖民体系分崩离析，西方变换了对第三世界剥削与控制的手法，援助便是其中极为巧妙的一种。
表面上看，援助成了第三世界的一种“福利”。其实不然，援助一直是西方外交政策的工具。它们的援助主要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被援助者。援助者把援助的最初、最直接和最明显的利益看得比受援国更重要。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它们设计了名目繁多的援助种类，几乎每种援助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可怕的故事或阴谋。就拿发展援助来说，它不是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脱贫、发展，而是在阻碍、限制其经济朝着符合本国人民群众利益的理性方向发展，以便更好地把受援国经济发展牢牢地控制在手。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就是一种表面镀上金的镣铐，把第三世界紧紧拴住，使其始终成为自己发展的对象物。
对西方而言，援助首先是有地域性的，不是每个第三世界国家都能得到西方的垂青，只有对西方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才会得到援助。譬如，美国在冷战前援助萨尔瓦多、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具有明显反共的战略意义，援助以色列和埃及，则具有反对第三世界斗争的战略意义；而当时卢旺达大屠杀如果得到美国的及时援助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人间悲剧，因为那里不是美国的战略所在。
其次，援助是附有苛刻经济、政治条件的，根本不是“第三世界命运的逆转” 。西方利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所谓的国际组织作为核心援助工具来管教和“重新征服越来越难以管理的第三世界”。美国国际发展署明文规定：援助应当附加条件，即必须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必须用来帮助第三世界私人企业发展以削弱其政府的作用 。在美苏对峙的冷战时期，肯尼迪针对拉美提出的“争取进步联盟”计划声称，要在1961-1972年的10年里，从外部提供200亿美元对拉美进行援助，以使拉美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起飞。为什么？有学者认为：第一，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援助基本上是一种战略工具。第二，援助所捆绑的条件、援助与双边关系中其他问题的挂钩，使美国资本得到实惠，从长远来看，援助更多地增进了美国而不是拉美国家的经济利益 。结果呢？这10年倒成了拉美国家“失去的十年”。
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克林顿经济顾问主席的斯蒂格利茨，于2001年专门发表了一篇论述西方援助问题的文章——《一个冰凉的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你去地狱的四个步骤》 。他说，西方举起援助旗号所导引的是一条走向地狱之路，其中第一步就是私有化：这种援助下的私有化往往有它既定的目标，即私有化给西方国家。英国《卫报》曾经把这种援助直接称为“暴露无遗的贸易掠夺行为”。该报举了个例子，说英国国际开发事务部曾直接告诉加纳，如果想要获得一项水利工程的援助资金，就必须实现水利行业私有化，把水价提高到两到三倍，并把这个行业出售给英国、法国或者美国公司 。第二步就是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拯救经济计划”即资本市场自由化：这样就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以不动产或货币形式进行投机活动，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在某些国家的投机行为可以导致这些国家的储备在几个小时、几天内就流干。比如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西方游资抽走所引起的。第三、四步就是价格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在价格市场化方面，斯蒂格利茨讲到他在世界银行任期内的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他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命令”埃塞俄比亚把援助资金存入美国的储备账户，利率少得只有可怜的4%，同时却必须接受以12%的高息借美元为他们的人民购买粮食。这笔钱就这样被抢夺进了美国财政部的保险柜。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斯蒂格利茨把这种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统治下的自由贸易比作鸦片战争。他说，在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西方则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金融机构，以金融、财政等强制手段，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强行冲破壁垒打开这些羸弱国家的市场，同时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商品（农产品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主导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在西方看来，这种手法的效果更甚前者，而且能得到当地政府和官僚资本家的欢迎与支持。
因此，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援助，无论是作为市场力量，还是介入了各方面的勾结和非法行为，对受援国产生的自然结果就是，援助金常常进入那些非常富有的人们——包括西方资本家和当地的官僚资本家的私囊。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第三世界国家实施的所谓“结构调整计划”的实效情况，有人进行了专门研究。这项研究对非洲的分析结果简直使人不寒而栗。从1991年到1995年，按照这项计划得到援助的非洲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为零，外债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由1985年的71%增加到1995年的88%。其中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人均收入下降0.3%。而没有接受这项计划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却增长1% 。
对于西方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性质，冈纳•缪尔达尔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一书中一段引文很能说明问题：
一团语义的阴云笼罩在美国援助计划的上空，使人难以看清其庐山真面目。
大部分美国援助不是礼物，而是正在偿还的贷款。
几乎所有这些（贷款）都被用来在美国买美国货。这样帮助美国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为美国的制造业及其股东带来了利润，替美国政府提供了须纳税的收入，让美国在与拉美的国际收支中获得了顺差 。
即使出于这样的援助动机，西方的援助还是那么的如此之少。就是如此之少的援助，相当部分甚至绝大部分通过各种途径又回到西方手中。就对外援助项目来说，用于外国专家、顾问的费用，往往占到援助总额的60%以上。更不用说还有设备、商品的出售和连带的其他效益。法新社1993年9月19日的报道披露，美国外援资金的75%被用于购买美国生产的食品、设备和支付援助人员的工资。美国每提供1美元的援助，则可以得到4美元以上的出口效益，第三世界国家每年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商品，就为美国创造了400万个就业机会 。英国《卫报》1991年12月30日报道，根据对英国政府的一份年度报告中公布的数字所进行的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支付给英国的借债利息将远远超过它们从英国得到的援助。1990年，英国通过海外发展局向国外提供的援助为14.8亿英镑。向第三世界提供的其他官方援助为3.61亿英镑。私人出口信贷为0.85亿英镑，直接投资总共为15亿英镑。志愿机构提供的援助为1.84亿英镑。总共是36.1亿英镑。但是从第三世界国家流入英国银行的纯资金则为61亿英镑。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廷木根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将一切计算在内的条件下，如果第三世界每年从西方拿到5000万美元的援助，将要付给西方1000亿美元” 。如此“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简直就是欺世盗名。
援助名义下的生态侵略
西方援助第三世界还给受援助国家带来了环境的极大破坏。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性质的援助就是一种生态侵略。
西方的援助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从来就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附有一定苛刻条件的。西方的援助无非就是捐赠和贷款。捐的物大多是本土过剩、过期、有毒或污染环境严重的商品，贷的款却大多是高利贷。2002年阿根廷总危机爆发时，为了得到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阿根廷总统杜阿德为迎合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苛刻条件而向它们提交了一个包括14点内容的《政府经济计划》，结果换来的是什么呢？其中物的方面，捐的是一堆垃圾。阿根廷海关关长内韦斯如是说，那是一些装有物品的集装箱里“运来的东西都是垃圾，里面有带血的衣服、带粪便的裤子、长着霉菌的饭锅和过期的食品。” 援助，不管是捐赠还是贷款，几乎现在都与西方的出口连在了一起。冈纳•缪尔达尔认为，把援助与出口连在一起，意味着减少受援的不发达国家以最优的价格购买最合适的商品的自由。据估计，受援国在价格方面的花费却比一般价格提高了20%到40% 。
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援助的“报偿”就是成为西方有毒工业废弃物的堆放场地和有害工业的扩散地。仅1986年至1988年，西方向第三世界国家倾倒有毒垃圾就有600多万吨。《人民日报》1993年11月9日的一篇记者文章《警惕污染转嫁》报道，说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成为美国的最方便的垃圾场，墨西哥的新河已发现100种有毒和致癌化学物。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节目主持人比尔•莫伊尔的话说：“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正把大量有毒废弃物送给别国处理，给世界上穷人的肩膀上再增加一分重担。”
西方援助直接导致地区种族冲突不断，战争连绵。战争对环境的破坏是极大的，甚至超过资本的任何商业性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援助的重点，结果变成了重灾区，闹得种族主义恶性膨胀，武装冲突烽火四起。西方各式先进武器烧毁了战事国的森林、烧焦了本来贫瘠的土地。第三世界受援国成为西方新式武器的试验和演练场。
还有，本来少得可怜的援助很少或根本就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保护与改善无缘。英国学者N•希尔德亚德的一篇文章，说出了一个秘密 ：少得可怜的环境援助资金也是被用来解决所谓“全球共享的”大气层和生物多样化问题，而直接关系到第三世界人民生存的土壤沙漠化、毒性垃圾和农药污染、水土流失这类紧迫问题，却无人问津。换句话说，当援助资金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考虑问题的焦点仍然不是拯救环境而是实现自身的利益，或者竟是更险恶地破坏环境。这篇文章列举了尼泊尔和刚果的例子。在尼泊尔，西方力主修建河伦河谷水电站，尽管它将加剧毁灭当地的多种生物。在刚果，一项由世界银行投资、以伐木为目的的国家资源规划，竟在环境保护区剥光河畔的植被而对伐木狩猎和殖民地开拓者完全开放。
希尔德亚德在《绿色环境资金的威胁》一文说得非常干脆，他说，关于环境资金的使用和“环境议程”的实施，不过是以环境保护的名义把投资国利益强加给世界，“发达国家从始至终操纵着一切，以确保该项资金不仅在其控制下，而且用以成全其自身的利益”，“世界银行是法官、陪审团和执行者”和货真价实的“金融恶霸”。
援助名义下的资源掠夺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跨国公司和新闻媒体的帮助下，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着血腥的剥削。它们代表的是国际金融巨头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这种利益与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是反生态、助贫困的。
专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世界银行，实际上就是在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铺平道路、降低风险。比如说，智利是世界上铜的主要生产基地。智利的铜是由美国的阿纳康达铜业公司开采。但是，铜矿石出来要经过公路、铁路才能运到港口，这公路、铁路谁修？阿纳康达公司不出钱，让世界银行出。这样，听上去智利得到了世界银行的贷款，其实是阿纳康达铜业公司得了好处。西方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大量修路、开矿、筑水坝、建核电站并不是完全为了发展当地的经济，更多地是为了掠夺那里的资源和剥削那里的人民。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拉•萨莫斯，在1992年提交的《世界发展报告》备忘录中曾露骨地认为，“世界银行应当鼓动更多的‘肮脏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理由是：第一，南方国家人的平均寿命低和收入低，由疾病和过早死亡造成的生产和收入损失较低。第二，那些还没有被污染的国家比北方国家有更多的容纳有毒工业废弃物的环境容量。北方国家面临的环境压力已经十分沉重，污染的边际附加费也极其昂贵。第三，穷国环境受到破坏时，其费用估价并不很高。”
成立于1945年12月，专门替发展中国家“扶危济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就设在华盛顿，距美国财政部仅几百米之遥。美国凭借着其所占份额的优势至今还拥有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种种基本决定的否决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依然有着很浓重的美国色彩。实际上，它就受美国的领导。虽然今天该机构的资金得到一定合理的重新分配，即美国的份额下降到17.4%，英国下降4.96%，德国6.15%、日本6.15%和法国4.96% 。
殖民政策、新自由主义理念下的全球化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被西方所占领、资源正被西方野蛮掠夺或以低价开采，导致这些国家的贫困越来越深、债务越来越重，进而出现货币金融危机。这样一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有事可做了。它带着一枝干瘪瘪的橄榄叶和一揽子拯救计划，到处给出现危机的国家实施贷款并开出“治病”的药方，条件是该国必须以经济主权作为抵押。西方的目的无非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渐渐地把世界各地的资源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各国的市场都成为它们的各种产品的自由市场。
日本有一外相明确提出，它们援助非洲的五原则之一，是必须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何以享有如此殊荣，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两个机构中股份最大，权力最大，操纵其间，纵横捭阖，任务正在于解决过去完全靠兵舰和马刀才能解决的问题。所谓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包括用于环境项目的援助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们就是一面镜子。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施压并以偿还所欠国际债务为要挟，要求印度把水私有化并把水权出售给这两家金融机构认定的水业跨国公司。其结果是，原来由当地控制的供水及灌溉系统已逐步被对宝贵的水资源的商品化和滥用所取代。水资源私有化的性质之改变是全球环境和人类生活质量不可逆转的损失，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印度，而且也发生在越来越多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
难怪英国《国际关系》1993年第4期的一篇署名M•金的文章，就世界银行在环境和贫困问题上向穷国提供援助贷款条件的事实指出，这是“新殖民主义的表现之一”。关于这种援助的基本方针，德国《经济周刊》1993年8月27日的一篇文章虽说得有点刻薄，但却很坦率：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由北方派出的发展援助人员，多年来一直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继续保持原料出口的方针。鉴于他们面临的债务危机，这些策划经济开发的谋士们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地推动原料出口，使他们成为世界经济中注定的弱者。
在纪念世界银行成立50周年之际，1994年3月21日的美国《商业周刊》刊载一篇评论环境问题专家布鲁斯•里厅的新著《拿地球作抵押》的文章。文中说，该书尖锐地批评世界银行50年的援助贷款历史，指出它同一些国家政府结成具有破坏作用的联盟，以进步的名义，大肆劫掠自然资源，使千百万人陷于贫困，它一直是“进行一场对人类丰富多彩的文化和地球生态环境不利的无声战争的主要罪犯”。文章还说，1989年世界银行对82个多数在1975～1982年批准的农业工程进行了研究，有45%的工程没有达到目标。从泰国到巴西，大水坝、高速公路和出口型农业工程使几百万穷人和部落民族衣食无着，并使生态环境遭受巨大破坏。1947年以来仅印度的开发工程就使2000万人流离失所。美国《波士顿环球报》1994年7月14日发表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告失败，穷人为之付出代价》一文，就多少带有总结的意味了：50年来的大量证据证明，这些机构不是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它们所持的项目和实行的政策，大大加剧了全球的贫困和债务的增加，所从事的开发工作是不民主、不公正和危害环境的。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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