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美国的国防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第314页
：周建明
山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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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美国国防转型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
一、以国防转型为核心的美国新战略的局限性
我们认为，美国以国防转型为核心的战略调整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由此也造成了它的脆弱性。这个战略是以军事使命来理解国家利益，以军事力量为主要手段来追求自己的霸权地位。企图建立“美利坚帝国”。它低估了全球化为时代国际政治的复杂性，高估了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由此也就低估了自己的实力和能力，陷入了在国际政治中的“唯军事论”。在用这种方式追求霸权的同时，美国也在不断树立对立面，给自己不断制造难以解决的麻烦，在道义上陷于孤立。这种态势的发展，给中国提供了改善自己安全环境的战略机遇。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以国防转型为核心的战略调整，将使中国所面对的不是一个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和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美国，而是一个军事力量不断增强、但软实力和影响力却不断下降的美国。正如耶鲁大学著名教授沃勒斯坦所指出的，虽然美国推行着强硬的对外政策，但它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如果继续推行强硬政策，只能害人更害己。几年以来的实践表明，美国所推行的这个战略使自己在国际事务中失去了道德制高点，并没有增加别国对它的尊重，反而失去了这种尊重。而这是美国要作为世界的“领导者”所必需的条件。虽然叛国具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但一味地使用武力来对付威胁，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恐怖主义的威胁反而更加挥之不去。
目前，美国深陷伊拉克的战后泥潭。驻军伊拉克不仅不断地造成美军士兵的伤亡，在美国国内难以承受，而且在伊拉克人民心中对美国的仇恨也在不断增加。如果从伊拉克撤兵，美国不仅不能实现控制这个战略要地和重要石油资源的目的，而且伊拉克会陷于内战之中，对这个关键地区造成巨大的不稳定。美国陷于从伊拉克撤军和不撤军的两难之中。随着伊拉克反对力量更多地采用“人质战略”，那些与美国一道发动伊拉克战争、或以其他形式参与战后事务的盟友正逐个地从伊拉克撤出自己的军队，美国越来越处于必须独自承担主要代价的状态。
伊拉克战争也使美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如果说在阿拉伯伊斯 兰民办中，美国原来的威胁主要来自于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所谓的“邪恶轴心”的话，那么伊拉克战争之后，所谓的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政治谎言被揭穿、美国虐待战俘的丑闻震惊世界、美国士兵亵渎《可兰经》等一系列事件，使得美国在伊斯兰世界和国际社会的政治信誉遭到沉重打击。伊拉克战争也被证明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仇恨不断加深，美国所感受到的恐怖主义威胁也始终无法消除。
从以国防转型为核心的战略转型不看，对伊拉克的战争完全是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果，它体现了对待威胁进行“先发制人”打击，以及改造中东使之符合美国利益的战略意图。但同时，它也是一个美国战略转型的检验器。结果表明，仅仅在军事上具有击败对手的能力，并不能成为美国取得安全的充分保证，更不能因此就使美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相，滥用武力可能适得其反，结果使美国更不安全，也使美国的国际地位不升反降。按照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匿名者”所发表的《帝国的傲慢：西方为什么正在输掉反恐战争》一书的看法，伊拉克战争印证了本·拉丹的观点：这是西方占领伊斯兰圣地的行动，也是美国意图控制阿拉伯世界石油的行动。他认为，“基地组织”正在演化为“基地主义”，在更大程度上演化为一个运动而不再是一个组织，成为使憎恨政策的人团结起来的旗帜。它反映了美国政策上的失误。其实，这不只是政策的失误，更重要的是战略上的失误。因伊拉克问题所受到的牵制，使得美国在处理朝鲜核危机、伊朗核问题上所表现出的选择性和行动能力都大大受到限制。它最终地表现为美国战略目标与能力之间所存在的落差。
以国防转型为核心的战略转型从本质上表现出一种权力的傲慢，在外交上则表现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权心态。美国把自己凌驾于其他所有国家之上，甚至对盟国也极不尊重，对所谓的“老欧洲”不屑一顾，肆意使用武力来维护自己主观界定的“利益”，这使它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欧洲大多数盟国的支持。如果单从军事实力来看，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的确更强大了；但从综合能力和国际地位来看，美国走的却是下坡路。关键是美国失去了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初期所具有的道德高地，削弱了与盟国的关系，特别是跨大西洋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失去了冷战期间所能依赖的国际体系的支持。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所能维持的，只是一支“联合军队”，这种联合有的基于意愿，有的基于利益，但却非常危弱。欧洲主要国家与美国之间裂痕的扩大，其意义不只在于对待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更重要的是在于对整个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上。欧洲主要国家并不接受所谓的“美利坚帝国”，而是希望一个力量更加均衡的世界，即多极化的国际格局，希望有一个更公平、更民主的国际秩序。对此，美国国内已开始了对布什外交政策的反思。2003年，Ivo H.Daalder 与 James M. lindsay写了一本书：《后外交时代：不受约束的美国》，批评了小布什的外交政策：
“伊拉克战争的教训就是：有时，当你牵头的时候却很少有人响应。从根本上说，这也是布什革命的真正危险所在。华盛顿要做自己的事情，美国的朋友和同盟可能无力阻止，但是，美国的盟友未必愿意在美国急需它们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确实，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权力、目的和当务之急的疑问越大，美国产生的影响就越小。假如其他国家试图反对美国，宣告美国的权力没有合法地位，那么，华盛顿就需要竭尽全力确保实现既定目标。假如其他国家只是作壁上观，留下美国单独处理美国心目中的共同难题，美国自然会付出更大的代价。美国因此而担当的风险，不仅仅是美国在海外难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且还会削弱美国国内对介入世界事务的支持。总是担心蒙受欺骗的美国公众有可能拒绝为单边主义买单。美国人可能会直率地问，如果其他人都不愿意分担应对严峻挑战的负担，为什么应该我们承担？就这一点来说，一个不受约束的美国将是一个风险更大的美国。
倚重军事力量，而对与盟友的合作不屑一顾的外交战略，严重削弱了美国的综合实力，增加了自己的风险。这种外交战略的本质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观点声称，美国拥有不可攀比的实力，并且愿意有效地运用这种权力，一旦运用后根本不会顾及其他人的反对声间——这就是确保美国全球利益的关键。”这种霸权主义的信仰建立在五个命题之上：
第一个命题是：美国处于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
第二个命题是：利己主义国家是世界政治的关键参与者，即便是全球化也没有改变这个事实；
第三个命题是：把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看成是世界范围内的硬通货，即使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也是如此；
第四个命题是：对于美国利益而言，多边协议和多边机构并非绝对必要，也未必十分有益；
第五个命题：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强国，而且其他国家认可这一点。
正是因为美国持这样一种霸权观念，所以陷入了自己制造的战略陷阱，国际地位和行动能力在不断地损耗。中国所采取的“韬光养晦”做法，起到了避其锋芒的作用。在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留下的泥潭时，中国正在积聚力量，开拓、发展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美国以国防转型为核心的战略调整在导致美国地位衰弱的同时，也给中国增加了在战略上的回旋余地。除了美国、日本之外，中国与其他大国都存在着实现战略谅解、进行战略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条件。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具有广阔的发展合作关系的空间。这种关系有助于缓解中国从东面所承受的战略压力。特别是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以后的困境，客观上拖住了美国，使它无法集中力量来对付被认为是潜在战略对手的中国。
分析美国国防转型的局限性，并不是要我们忽视或轻视它对中国的实际影响。事实上，以国防转型为核心的美国战略大调整必将对中国的安全环境造成深远的影响。在军事力量对比和地缘政治态势两个方面，这种影响尤其明显。
二、对中国的军事压力
从整个国防转型的构想中可以看到，美国对军事力量的发展有着全面、长远的考虑。它的基点是要取得绝对的优势。所谓“基于能力，而不是基于威胁”的实质就是如此。现在，美国一年的国防支出达4800亿美元，几乎超过了世界所有大国军事预算的总和。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国防建设，但与美国相比，这些投入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受到自己发展阶段和经济实力的制约，中国不可能投入过多资源去发展军事，更无法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否则就有可能重蹈当年苏联的覆辙，被军备竞赛拖跨。中美之间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和不同的战略目标，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两国在军事上的实力差距将始终存在，并对我过的安全环境构成巨大压力。
这种军事上的压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对称的战略威慑能力。在国防转型中，美国虽然把所属的核弹头削减到了1700枚左右，但仍然保持了强大的战略威慑能力，并储存了大量核弹头。这与我们所具有的战略打击力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问题还不仅如此。美国同时在积极发展导弹防御系统，正如卡根所说，这是以中国为动力的。也就是说，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剥夺或削弱中国的战略打击能力，以维持美国所具有的非对称战略威慑优势。在国防转型中，美国的核战略正在向由核与非核打击力量、进攻与防御的多种系统等新“三位一体”方向转变。
其中，由先进常规武器系统、进攻性信息战和特种作战部队所组成的非核打击力量，实际上也将承担战略性任务，对中国也构成严重威胁。要在这样的条件下保持对美国的有效战略威慑能力，显然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2.不对称的太空、信息和情报能力。美国国防转型的重点之一，是对太空、信息和情报的投资，决心通过提高这三种能力来增强美军的灵活性和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减轻未来的风险。这三种能力的提高可以缩短决赛周期、加快作战进程。美国在加强太空、信息、情报能力方面的活动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提高太空系统的能力、可用性和生存能力；
提升保密高性能、可靠的全球网络；
向网络注入高质量的信息和情报，实现全球态势感知，支持网络中心战；
使太宛若、信息和情报系统更加强和安全，同时阻止对手获得相同能力。
同代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信息技术在战争中的广泛使用。能否更快、更广泛地掌握、运用信息和保证信息的安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美国国防转型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建立和维持美国与对手在信息上的不对称性。“把明天的战场照亮”所反映的就是要用各种手段把对方透明化，完全暴露在美国军事力量面前，而美国则处于不对称的信息优势中。而同时，又使对方无法具有同样的信息能力。我们必须看到，美国不仅在洞察信息与战争的关系方面是领先的，而且其信息技术在战争中的利用、投入方面也是领先的。国防转型本身就说明了美国仍然把占领“信息”这个制高点作为谋求绝对优势的关键所在。例如，在太空军事能力方面，美国所投入的计划包括“
太空发射能力、发射场所建设和陆地控制网络建设；
情报、监测、侦察（ISR）；
卫星通信（SATCOM）；
发射控测与跟踪
导航与部队跟踪；
对军事行动的气象及其他环境支持；
太空监视与控制。
美国国防部的网络战略是利用新兴的信息技术和概念，提供无缝、保密、宽带的通信、兼容能力，最大限度地扩展情报网络与国防部一体化网络间的兼容性，将通信基础设施扩展至所有部队单位，并力图实现情报、监测、侦察与作战的一体化。
提高情报能力是美国在国防转型中力图应对的重大挑战。由于美军的作战计划越来越依赖于信息，因此要求更加强调信息的获取与共享能力、情报的分析能力，以支持早期预警、迅速决策和部队作战。
我们与美国之间在上述所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距。这种差距既由经济、技术基础所决定，也由对信息与战争关系的理解以及把信息运用于战争的能力所决定。随着美国的投入增加，这差距在许多方面还会扩大，它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军事能力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3、不对称的联合作战能力。采用联合部队来管理危机、阻止冲突和实施作战，将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更具有杀伤力、机动性和生存能力，不仅能够实施分散式作战，而且能够突破对手的反进入或区域（能力）剥夺战略。这是美国国防转型的方向。美国军队将向模块化的方向发展，使之便于联合作战。美国将发展一个灵活、可靠、高效的联合指挥与控制系统，不仅要设在联合指挥部，也将延伸到作战部队；通过联网，以保证共享战场态势信息，并得到理论、战术、技术、程序以及训练有素部队的支持。美国国防部正考虑在各地区作战总部中建立常设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它们以共同标准为基础制定作战程序、战术和技术系统拥有标准化的CISR组织和迅速的一体化后勤系统，利用灵活的任务计划工具，使美军能对变化的战场情况作出反应。新成立的北方司令部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联合总部组建，而不是各军种的简单组合。同时，美国国防部也正在探索建立一支常设联合特遗部队的可行性，以对付未警告的、不可预测的、范围广泛的常规攻击，通过开发持续定位与跟踪任何范围内的移动目标并实施快速精确的打击的能力，应对未来的挑战。
“联合作战”所反映的是，美国在目标多元化、军队装备先进化后，所找到的以更少的人员伤亡来取得更佳效果的作战模式，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军队的结构和使用方式，大大提高战斗力。
4、不对称的军事装备能力。美国军事装备不仅起点高，投入大，而且根据追求绝对优势的战略思路，正在加大对新技术、新能力、新系统的投入。这些系统包括：
一体化的导弹防御系统。对弹道导弹进行全程拦截，并使各军种在可行情况下尽早部署反导弹系统单元；
无人系统。加速发展新型无人作战飞机，能够进入设防地区攻击目标，而不会使飞行员陷于险境，并启动海军无人驾驶水下平台的研发；
变弹道导弹核潜艇为执行常规任务，提高快速攻击能力，可以在不预警的情况下实施高强度攻击、隐蔽的特种作战行动和进行未来新型能力的试验；
先进的通信网络。围绕着网络中心作战概念，使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加强对新兴通信系统和数据链的投资，使空中和舰载传感器一体化，为部署的部队提供详细、持续、最新的战场图像；
先进的情报系统。加快发展和部署能在全球范围内、在各种天候条件下持续感知信息的能力，如天基雷达，提供持续的监视覆盖、增强定位、跟踪和攻击移动目标能力；
远程投掷能力。改进B—1、B—2和B—52轰炸机，使其具备打击世界任何地方的固定和移动目标的能力；
精确打击系统。开发新型超高音速武器，可及时提供对预定地点的精确打击。开发全球定位系统制导弹药，在空间维度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对目标实施全天候、全时段的打击。
以上是美国已经投入发展的新系统和新能力。随着国防转型的深入进行可以预见美国还将不断推出的武器和系统，以保持其军力的绝对优势。这种态势的发展，使我们与美国之间在装备上的差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会存在。
5、美国军事部门改革的加快。国防转型本身就是一种从战略着眼的改革。从小布什政府上台以来，可以看到在国防转型的过程中，美国对国防事务改革的力度非常之大，速度也非常之快。这种改革已超出了以往“新军事革命”的范围，除了已广泛利用信息技术的军事变革外，还包括了确立新的国防目标，推出各种新的战略，如国土防卫战略、核站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略、反恐怖主义战略等。为适应这种目标和新的战略、美国国防系统进行了大幅度的机构改革。它包括为更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而进行的作战范式的改革，以及倡导新的国防文化。可以说，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对国防进行规模如此之大、涉及范围如此之广的改革。虽然改革是一个国家自身的事，但像美国这样一个在当今世界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国家，其国防转型所产生的效应必定会影响到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正如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所进行的改革所产生的积累效应也反映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一样。更不用说美国国防转型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更有效地对付其他国家。如果意识到美国提高军队作战能力的动力之一，与把中国作为潜在战略对手有关，那么美国的这种改革对我们所构成的安全上的压力就非常清楚了。它的目标就是要使中国处于军事实力与它非常不对称的条件下，无法对美国提出挑战，使中国的发展无法对美国构成威胁。而另一方面，则为美国在台湾问题等方面继续侵犯中国的利益提供实力基础。
美国的国防转型对我国安全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军事实力的差距上，而且还表现为针对中国的美军部署大调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结盟活动、美国在中国周边不断打造的军事准入能力。美国的军事部署具有许多面向，特别是在遭受恐怖袭击后，美国又加强了国土防卫力量。一般意义上美国军事力量的加强并不一定会对中国产生具体的影响。但是，如果考察美国军事力量部署的话，就可以发现，美国在西太平洋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上正在不断增强；美国与日本的军事结盟也在加强，这个军事结盟的目标所具有的 针对中国的内容越来越明确；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军事联系，包括军事支持和军事合作越来越多，它的含义不言自明。此外，美国加强了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强化了取得军事准入的可能性；通过反恐战争取得了在中亚国家的军事基地。这样，除了在东面海洋针对于中国的正面军事部署外，还力图在中国周边创造一旦需要就可以实施的军事准入条件。
这种态势表明，美国的国防转型在安全会上对中国构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中国必须在力量不对称的条件下应对来自美国和美日同盟的战略压力，以及来自台湾的分裂危险。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要明确缩小中国与美国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是不容易的，这种差距甚至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也就是说，双方以军实力为主的力量对比的不对称性将长期存在下去。这是中国考虑如何维护自己国家安全时一个既定的前提。
三：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压力
环顾整个世界，在21世纪前期可能没有一个大国在经济发展上像中国这样充满活力。但与此同时，在地缘政治上也没有一个大国受到的压力超过中国。中国是所有大国中在战略态势上受到的压力最大的一个国家。造成这种状况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目前的战略框架上，美国无法排除把中国看作是最主要的潜在的战略对手，或者叫做“战略竞争者”。它成为中美之间最本质的关系之一。虽然中美之间的关系由多种因素决定和多个层面组成，但在战略上被视为潜在对手的关系却是深层次的，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将决定中美关系的整个走向，也是决定中国安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那种认为依靠外交努力，就可以化解中美之间根本利益的冲突的想法，只是一相情愿。像美国国务卿鲍威尔2003年所说的中美关系处于最好时期，只是一种外交辞令。看不到这一点，将使中国失去最基本的战略警觉。
明白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只有从这个基点出发，中国才能找到自己的战略定位。这个定位包括这样几个基本方面：
中国所面临的战略环境中，地缘政治的意义要远高于地缘经济的意义。按照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两个互为对手的国家总是在考虑怎样对付对方。而地缘经济理论则全然不同，它是把两个国家看做经济上可合作的伙伴，具有什么样的互补性，如何进行合作。应该说，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与几乎所有国家（地区）的关系都具有两重性：既可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也可以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关键是那一个方面占主导地位。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也存在着这两种不同的观点。
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比较容易强调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强调各个国家都在谋发展，各个国家在经济上的利益越来越相互依赖，因此经济上的合作与竞争成为决定各个国家关系最主要的因素，甚至于认为经济关系的相互依赖性已经排除了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也有人主张用建构主义的方式，在东亚建构安全合作体制，比如把关于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机制上升为东北亚安全保障机制。这种视角，几乎已经排除了中国与某些大国之间存在着的不可调和的国家核心利益冲突的可能性。
但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就不同了。当人们关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性时，像美国进行国防转型这样的战略调整的含义，就不能不引起高度关注。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至少有三个因素对中国来讲是必须要考虑的：
台湾因素。中国至今没有完成国家的完全统一，台湾问题突出地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走上“国家化”的道路，分裂势力在岛内执政，基本主导了岛内的政治走向，公开主张“台湾独立”。2006年2月台湾当局在终止“国统会”问题上的闹剧，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在这种条件下，台湾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内战所遗留下来的在“一个中国”框架内的问题，变成台湾要公开分裂国家和我们如何进行反分裂的问题。台湾问题突出地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
日本因素。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日之间在战略上的冲突面开始显现。中日这两个东亚大国之间没有形成对未来战略上的谅解，日本更多地看到的是中国地位的上升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威胁。这种状况，又使历史问题进一步突显，直接影响到两国人民相互的感情和对对方的相互判断。日本不仅在战略上依靠美国，在国际政治中也追随美国，通过加强日美军事同盟来维护自己的安全，越来越显示出不仅要在政治上、而且还要在军事上也作为一个大国在亚太地区、甚至世界上发挥作用。日本目前的决策者也像美国那样把中国的崛起看做是潜在的威胁。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明显地表现出特有的兴趣，甚至与岛内执政的分裂势力之间“眉来眼去”，也对干预台湾问题保留某种空间。2005年2月19日，日美举行外相/国务卿与防卫厅长官/国防部长之间的所谓“2+2”会谈后，明确宣布美日安保条约涵盖的区域不仅有日本，还包括朝鲜半岛、台湾和北太平洋地区。因为日本是一个与中国相邻、又没有取得战略谅解的大国；因为日本与美国的军事结盟，而且这个结盟的目标已超出了对日本本土的防卫，要在远东和整个世界发挥作用，并把干预台湾问题作为自己的目标之一；也因为过去百余年里中日两国之间有着这样一段特殊的历史，日本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也就具有特殊的含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美国因素。由于美国以国防转型为主轴的战略调整，把追求在全球的独霸作为最为重要的利益，在所有大国中，中国这个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又在迅速上升的大国，自然会被它放在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上。面对正在上升的中国，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多层面的。
从地缘政治的层面，美国现行战略所要追求的目标，并不是通过“接触”让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而是不能让中国控制东亚这个关键地区，一旦认为在战略十字路口的中国对美国的霸权构成威胁，将保持在军事上绝对优势的地位。其实质是要控制西太平洋的海权，更要防止中国在地区、乃至全球公开挑战美国。为达到这个目的，美国低调地、长时间地构筑针对中国的“包围圈”，包括强化与日本的军事同盟，加强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据日本媒体报道，2004年9年之前，美国政府将汇总一份美军全球规模的转型方案，其重点是削减驻韩和驻欧美军兵力，同时将驻日美军作为推进亚太地区战略的重点，强化其司令部职能。美军在战略部署上的这种转型，将要求原来美日军事同盟中日本自卫队只起到“盾”的作用转变为也要承担“矛”的职责。美日军事同盟的功能范围也不只限于日本的本土防卫，而将包含东亚以及中东；日本将由原来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防波堤”，变成美军“推进世界战略的据点”。最近，美国酝酿在东亚新部署另外一个航母战斗群，地点可能在关岛。这种变化，不言而喻就有很明确的针对中国的目的性，因而不可避免地对中国构成新的地缘战略压力。
在台湾问题上，如果是要追求“一超独霸”的格局，美国就势必要改变在冷战时期所形成的、建立在允许多极化格局存在条件下对台湾的基本政策，即维持台海现状，不允许台湾独立，尽力阻止中国大陆统一台湾，也不让台海的冲突发展到军事冲突的地步。在新的战略框架下，美国也必然会把台湾进一步演变成针对中国的“远东之矛”，即在战略上支持台湾渐进式地走向分裂，在战术上避免台海用胁迫的方式实现统一。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虽然不会公开否认对“一个中国”的承诺，但事实上不会放弃对台湾问题的干预，而且这种干预将会更深、更广泛，甚至要使台美军事关系达到实质性的“军事结盟关系”，把台湾完全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布局上的一环。从事实来看，美国不顾中国的警告，一再坚持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在军事上与台湾发展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向台湾派出现役军人从事政治与军事活动；与日本一起，用电脑兵棋推演的方式配合台湾的军事演习，甚至在台湾当局明确地追求独立的情况下仍然这样做，其战略上的含义是非常清楚的。
美国以国防转型为内容的战略调整，在地缘战略上对中国政策的重心已经从“接触”转变到“阻止”、“威慑”和必要时的“击败”上来。虽然在外交层面“接触”没有完全放弃，但在战略上已经不是主要部分，而更多的是具有策略和功能的含义。在这样的战略框架下，台湾问题、日本的意图都成为可以被用来为美国战略目标服务的筹码。一个针对中国的美国、日本、由分裂势力主导的台湾之间或明或暗的合作关系正在形成。它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目前美国所面临的困境只是因战略上的过度扩张，而顾不上对付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发生了变化。
从战略上来看，这样一种关系结构具有更深的含义。对于一个正在上升的中国，必然会产生取得制海权的要求。美国与日本对中国的战略安排，从根本上说是阻止中国取得对太平洋的控制权。台湾问题之所以敏感，美国和日本之所以会有那么大的兴趣，正在于它是阻止中国取得制海权的关键一环。对太平洋控制权的争夺，成为美国、日本与中国之间在战略上始终存在的潜在冲突。
但是，在反对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特别是解决朝鲜半岛的核问题以及处理伊拉克战后事宜上，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争取中国的合作。突出的例子是“9·11”事件后美国争取中国支持它在阿富汗进行的反恐战争，而后是在处理朝鲜核危机问题上，尽可能争取中国的帮助。即使在对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美国也希望得到中国在某些方面的支持，至少在联合国安理会内不坚决反对美国的立场。在经济上，中美之间经济的相互依赖已经发展起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质优价廉产品。中国以美元方式所持有的大量外汇储备是美国的汇率和整个经济维持下去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些因素综合在起，使得中美之间利益的对抗性又被两国关系的复杂性所掩盖。又由于美国战略目标的广泛性和对立面的多样性，导致美国在短期内必须处理许多更为急迫的麻烦，而不能把中国作为立即的对手，甚至还需要在某些问题上争取中国的支持。在这个层面上，多少反映了中美之间还在全球经济、地缘政治和国际事务中存在着共同利益，使长期的、战略的利益对立被或多或少地淡化和掩盖。
然而，即使中国与美国、与日本、与台湾地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经济全作关系，并且这种关系还可以在从政治角度考虑与对方关系时增加复杂性，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叛国、日本和台湾当局的战略思考方式，特别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它们在深层次安全考虑中与中国的利益对立。这就像中国在面临核心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时，也不会因为经济利益而容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被侵犯一样。
上述三个因素对中国的战略环境来说构成了长期的压力，虽然这种压力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会时轻时重，但它将长期存在。由于中美之间实力的不对称和美国坚持把中国作为潜在对手的战略取向；由于分裂势力主导着台湾的局面；由于美国对台湾分裂势力的支持要大于制约，从而使台湾当局具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要追求台湾独立；由于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抬关，和日本对自己国家定位的追求与追随美国的战略调整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对自己的安全环境具有不可控性。面美国以国防转型为核心的战略调整所造成的结果使这种不可控性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因此，美国以国防转型为核心的战略调整在地缘政治上使中国所面临的压力明显具有结构性、格局性、因而也具有长期性的特征。
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中国在这场战略较量中，或许可以找到同情者，但是很难找到合。也就是说，中国必须主要以自己的力量来面对这个战略上挑战。这给中国所带来的战略压力必然异常地大。要应对这样的战略环境，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国家安全战略，特别是要有一个立足于在力量非对称条件下的国防战略，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四、从不同的空间与时间维度看美国国防转型对中国的影响
认识美国以国防转型的核心的战略调整对中国的含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它对中国在战略上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在地理和时间的分布上是不均匀的。
从地理上来看，这种战略压力集中于中国的东面，也就是中国的海洋方面，其中包括中国的海上通道和对制海权的竞争上。美国在反恐过程中，虽然在南亚、西南亚、中亚都实现了军事准入，但这种军事准入仍有它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军事准入不仅对中国构成威胁，也对其他一些大国如俄罗斯构成了威胁，从而为中国同这些国家合作应对这种威胁提供了现实基础。但在东面就不同了。台湾的分裂势力、日本和美国的主要军事部署都集中在那里。地理特征与地缘政治结合成一条岛链，对中国形成了战略上的半包围态势。中国在安全上的主要挑战也发生在这里。而这里又是中国为进一步发展而必须取得的海上安全通道，以保证战略资源的取得和海外市场的开拓。
从时间上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这种战略的脆弱性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如果美国不在外交战略上改弦更张，即使它的军事力量通过国防转型大大增强了，但它在国际上的行动能力也不一定会同样增强，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还可能不断减弱。一个例子就是人权问题。美国一贯高举人权大旗，指责其他国家违法人权。但是，自从美国军人的虐俘丑闻曝光后，它就失去了在人权问题上指责别国的道德高地。“美利坚帝国”的只是美国人自己的梦，并不是其他国家都愿意接受的世界。随着对“美利坚帝国”的追求和相关战略的推行，美国将越来越脱离世界大部分国家，这些国家不会再把美国看做“合法”的领导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力量会衰落，它首先表现为国际影响力、对国际秩序建构能力的下降，国际社会中的力量分布将会更加均衡。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建构能力也随之上升，国际影响力也会增大，在战略上也会获得更大的空间。
但从短期来看，美国的国防转型对中国提出的挑战要大于给中国创造的机遇。这主要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
一个因素是，台湾的分裂势力具有强烈的追求“台湾独立”的冲动。目前，分裂势力在台湾掌握着政权。由于他们对于岛内各种资源的掌控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特别是近年来因他们在岛内的倒行逆施，正在失台湾民从的支持，更会铤而走险。他们不会放弃“台独”主张。在今后几年中，只要条件许可，他们仍可能推进台湾的分裂运动，甚至挑衅两岸和平的底线；
另一个因素是，这届美国政府已在台湾问题上越过了原来所遵守的界限，在把中国作为潜在战略对手、必须对中国进行防范的战略思维指导下，美国政府事实上不断推进与台湾的军事合作。以国防转型为核心的战略调整在东亚地区的具体落实，除了有针对朝鲜的意图以外，更与加强针对中国的战略部署、利用各种形式支持和保护台湾的分裂倾向、把台湾纳入美国整个战略布局等联系在一起。它反映了在西太平洋地区地缘战略格局上的变化。自台湾问题产生之日起，美国介入这个问题就主要考虑到三种基本利益：地缘战略、道义责任、经济文化。在1972年中美实现缓和之前，地缘战略利益占据首位。美国战略界在1948年秋就已经对台湾在美国地缘战略中的地位作出明确判断。该年11月2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应代理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要求，对台湾及其毗邻岛屿对“美国安全的战略意义”进行了有文件可考的第一次评估，评估结果形成了一份题为《福摩萨的战略重要性》、后被编号NSC37的致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的备忘录，作为对国务院咨询的答复。该备忘录认为：
……如果我们不能阻止中国自身大部分为共产党所控制，这个基本的假设极有可能变为现实。既然如此，该国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包括收飞机场、港口和沿海铁路终点站，在战争爆发时美国是不能使用的。从战略的角度出发，这将会增加福摩萨作为战时基地对美国的潜在价值，它能够用来集结部队，便于空军进行战略作战以及控制附近的海上运输线。
福摩萨及其毗邻岛屿一旦由对我们不友好的一方所控制，其战略意义将会更加重要。如果不能阻止福摩萨被受克里姆林宫影响的政权占据，我们必须估计到，敌方在战时将会控制日本与马来亚地区的海上通道，这对敌方有利而对我们不利；同时随着敌方的逐步强大，它会将其控制范围扩大到琉球群岛和菲律宾。上述两种情况都会在战略上产生非常严重的有害于我们国家利益的后果……
另外，福摩萨的重要战略意义还在于，它可以成为日本的食品和其他物资的主要来源。当然，在上述假设的情况下，这种来源就不会存在。这反过来很可能决定着日本在战时是成为累赘，还是潜在的有利条件。
美国国务院根据上述文件的基本精神，于1949年1月19日正式起草了题为《美国对福摩萨的立场》的NSC37/1号政策文件，明确规定美国对台政策目标是不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落入共产党人手中”。为此目标，“眼前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把这些岛屿同中国大陆隔离开来”，并具体提出三项外交措施：第一，尽可能施加影响，阻止大陆上的中国人流入台湾；第二，出力帮助建立一个非共产党的台湾当地政府；第三，与台湾当地的未来领导人“保持接触”，以便在“合乎美国国家利益时”策动台湾“自治”。这也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迅速介入台湾问题的战略依据。
1972年，尼克松因对苏联冷战的需要，实现对中国的缓和。从那时起，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地缘战略考虑下降了，着重强调美国对台湾的道义责任。冷战结束以后，因为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与结果，美国对台湾的“道义责任”加重了。但是，在美国把中国界定为“潜在战略对手”的情况下，台湾在地缘战略上对美国的价值也同时得到提升，并再次成为首要的考虑因素。这是美国必须控制在手、防止中国取得更大制海权的重要一环。从这个意义上讲，台湾问题成了中美之间、也包括中日之间在地缘战略上冲突的一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必然会深化。
目前，由于美国面临的麻烦的多样性，以及中美之间关系的多重性，美国无意挑起与中国之间的冲突。但是在侵犯中国主权、加强对台湾问题的干预上，并没有表现出克制的态度。美国的这种做法，成为台湾分裂势力有恃无恐、坚持走分裂道路的重要动力之一。虽然我们也看到，当台湾的分裂主义者的“过头”行为有可能损害美国的利益时，美国的行政部门也会对其进行“管教”，但这种“管教”的界限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真正出于对“一个中国”立场的恪守和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尊重。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表明，美国在短期内不仅不会在战略上改弦更张，而且还会在国防转型的既定道路上走下去。把中国作为潜在战略竞争者的立场在美国的执政团队中不会变化，针对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也会不断强化。小布什政府虽然对台湾当局明目张胆的分裂言行感到头痛和反感，但并没有在军事上切断与台湾联系的迹象。因此，美国作为台湾分裂势力的靠山的角色也不会改变。
还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实际上也在其中扮演着某种幕后角色，而且从最近的形势发展来看，它还有可能从幕后走到前台。日本企图借美国的战略调整，扩大自己在军事和国际事务上的行为空间，尤其想借台湾的分裂势力和美国战略中对中国所具有的遏制因素，实现自己的战略利益。
美日的战略动向给了台湾分裂势力进一步的支持和鼓励。从态势上看，台湾的分裂势头将继续发展下去，而不会轻易收敛。如果没有一场分裂与反分裂之间的重大较量，台湾分裂和国际干预的态势有可能坐大，不易制止。在这几个因素中，最为关键的是美国的国防转型和战略调整，而它们的共同作用决定了中国所面临的严峻性。所谓严峻，是指这种挑战已严重地威胁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这种挑战的特点还在于，在时间的选择上，中国并不完全具有主动性，它不是由中国自身的意愿所决定的。在什么时候对中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并不取决于中国本身的立场和政策，而是取决于对手对形势的判断。如果台独势力继续在岛内执政，由台独分裂势力所挑起的、由美日共同介入的两岸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就无法排除。这是中国在战略上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个挑战，是因为面对可能出现的挑战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而不能反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偶然的、不操之在我的外部条件上。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的战略调整有着其与生俱来的弱点，美国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美国的行为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中美之间在核心利益上存在冲突，但美国并不具备任意对中国发动冷战或热战的投机倒把。中美之间所存在的共同利益，美国自身在世界上所卷入的众多矛盾，使得美国没有足够的资源与中国发生正面的冲突。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既要坚持与美国（包括日本）发展建设性的关系，尽可能争取和平的发展环境，又必须在战略上对可能出现的挑战与冲突有足够的准备，把中国未来安全和发展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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