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窟问题

印度大洪水、巴西黑帮袭警、英国担心遭恐怖袭击、美国害怕少数族裔成为社会主流，这些都是近期国际新闻中的热点。它们看似毫不相干，背后却隐藏着某种共同点，即越来越受到各国重视的贫民窟和贫民区问题。
　　印度流浪狗不去贫民窟

　　谈到贫民窟，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超过印度。据联合国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印度的贫民窟人口达到了1.7亿，其中孟买最多，为1100万，占到该城市总人口的2／3。

　　近日，《环球时报》记者探访了新德里的一个贫民窟。它在新德里东郊城乡结合部，占地约1平方公里。这个贫民窟比附近的公路低50米左右，站在公路上望下去，看到的是连成一片的黑色和蓝色塑料布，以及塑料布周围大片大片五颜六色的垃圾堆。记者踩着泥泞的小路进入贫民窟后，感到那里散发的酸臭味让人喘不过气来。看到记者，一群孩子围了上来，纷纷要求记者给他们拍照。这些孩子好多都是赤身裸体，身体被汗水划出一道道印。他们用手比划着想让记者到他们的家里看看。其实，他们的家无非是几根木棍支着一块破烂的塑料布。记者看了几家，大都是一贫如洗。潮湿的地面上放着一块脏兮兮的破布，屋角杂乱地堆放着一些没有洗干净的盘子和一个黑乎乎的锅。据同行的一位印度朋友介绍，那块破布就是一家几口人的床。孩子大了，家里实在睡不下，就睡在附近的公路边上。每年都有很多人在睡梦中被过往车辆轧死。陪记者的那位印度朋友以前从没来过这里，这次是为了给记者当翻译才勉强到此一游，他走出贫民窟的时候对记者说，以后即使给钱也不来贫民窟了。难怪有西方媒体报道说，印度贫民窟是连狗也不愿意待的地方。流浪狗宁可在街头溜达，也不愿到贫民窟里转悠。今年雨季，在孟买的贫民窟，有很多人在睡梦中被洪水冲到阴沟里丧生。另外，贫民窟还是滋生各种社会问题的场所，如强奸、吸毒、偷盗等。

　　星罗棋布的贫民窟对印度的稳定和安全构成了威胁。于是，有一段时间，印度政府强行拆除贫民窟，虽然耗资巨大，但收效甚微。孟买市政局一位负责拆除贫民窟的官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无奈地说：“你把这里的拆了，那里又建起更多的。印度的贫民窟是拆不完的。”德里大学社会学系一位教授告诉本报记者，要消灭贫民窟，必须首先回到贫民窟的产生原因这个问题上。印度的贫民窟是历史的产物，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农村的破败、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而逐渐形成的。现在为了消灭贫民窟，必须在上述几个方面寻找答案，即控制人口增长、发展农村经济、平衡城乡差别。“贫民窟不是在一夜之间形成的，使其消亡也不能靠一日之功，需要马拉松式的努力。”

　　巴西贫民窟成黑社会庇护所

　　与印度贫民窟的“超大规模”相比，巴西贫民窟的特点是“藏龙卧虎”。今年以来，巴西黑社会组织“首都第一司令部”在圣保罗州连续发动了三次袭击警察、平民和州政府办公地的“武装行动”，规模之大、气焰之嚣张令人震惊。而警方却根本找不到他们的行踪，因为他们全都以贫民窟为“基地”。

　　据巴西人口研究部门统计，约有650万巴西人生活在近4000个贫民窟中。根据巴西法律，占有土地如果5年内没有人出面提出法律异议，就被认为合法。因此，巴西目前的多数贫民窟都是合法的。

　　8月12日，在里约热内卢（简称“里约”）的华人朋友雷先生的引领下，《环球时报》记者登上了俄罗佛迪贫民窟。这里以前是一座海边荒山，因为有轮渡，在市中心打工的穷人选择在此安家。那时山上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穷人们每天要下山背水吃；由于没有下水道，生活用水随地倒，每当下雨时，道路泥泞难行。这次，记者见到的已是另一番景象，原来的木屋被钢筋混凝土和砖结构的房屋所取代。通往山上的路变成了水泥路。这些建筑材料全是政府提供的，政府还给贫民窟通了水和电。虽然路边挂着几个电表，但居民每月也就象征性地交10雷亚尔（约合5美元），如果不交，政府也允许欠着，不会断他们家的电。

　　虽然贫民窟之行让记者有了新的感受，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贫民窟的水电供应、医疗、商业、教育、治安等公共服务和设施远远不及普通居民区。贫穷、落后、愚昧使贫民窟成为犯罪的滋生地和庇护所。为此，巴西政府一方面投巨资，改造贫民窟。另一方面，对贫民窟的黑社会组织进行围剿。但由于有的黑社会匪帮装备比警察还好，又藏身于穷人之中，警方根本没办法。实际上，贫民窟已成为巴西“社会病毒”滋长的最大温床。

　　英美有自己的“贫民区恐惧”

　　与印度和巴西不同，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基本看不到贫民窟了。相对贫穷的人们可以得到社会保障，生活在政府规划管理的社区中，部分社区的条件甚至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中等居住水平。然而，与这些贫民区并存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却在欧美爆发得异常激烈。

　　穿过著名的伦敦金融城东部边界，巍峨气派的多层建筑慢慢转变成一排排排列紧密、颜色黯淡的低矮平房。这里就是伦敦东区的贫民区。本报记者曾采访过一家居住在这里的香港移民家庭，全家三代六口人，挤在50平方米的“统建房”中，类似家庭在同一座建筑物内还有几十户。在历史上，伦敦东部有泰晤士河的重要码头，它给从农村拥入城市的人带来很多工作机会。另外，东部是下风区，每天受着来自市中心污浊空气的污染，房租相对便宜。来自外国的移民，都愿意住在这里。从19世纪末期开始，伦敦东区经历了数次重建。现在，那里的软硬件条件都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却背上了另一个负担——“恐怖主义”。伦敦东区是英国少数族裔的聚居区，居住着很多穆斯林。他们似乎始终未能真正地融入英国社会。他们保持着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严格的行为准则。穆斯林社区之间联系紧密，甚至内部通婚，抵制外来文化的进入。英国警方破获炸机阴谋后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穆斯林对自己的定位首先是穆斯林，而非英国人。正如一位英国穆斯林政客所说：“在英国的穆斯林社区中弥漫着这样一种观念，人们坚信反恐之战真正要‘反’的是穆斯林和整个伊斯兰世界。”当生活在贫民区的人有了这种想法后，就会产生强烈的孤立感。它迫使很多人寻找释放压力和发泄怒火的渠道。

　　近年来，美国面临的贫民区问题也十分严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种族歧视在许多城市引发了大规模的冲突。美国城市的进一步分裂也从那时开始加剧，数百万白人居民开始搬离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虽然这当中有很多原因，但贫富差别和种族矛盾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几乎所有美国大城市都开始患上了这样的通病——因白人和有钱人的搬出而造成贫穷人口多居住在城中，形成了难以改变的贫民区。美国休斯敦市的莱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蒂文·克莱恩曾这样分析过这种现象，“六七十年代城市的一个忧患是所谓的‘炸面圈’效应。城市中心出现了空洞化，那里的中产阶级都离开了城市、搬到周围的小镇和郊区去住。结果，城市得不到他们的税收。留在城里的是那些贫穷和没有工作的人。因为连工作机会也都转移到郊区去了。城市和郊区出现巨大差距。”大部分拉美裔美国人都生活在特定聚居区和大城市的贫民社区中。很多面临生存压力的移民选择靠生孩子来维持生计。因为美国的福利制度鼓励生育，母亲生孩子可以得到数目可观的“奶粉费”，如果按照低标准养孩子，这笔钱绰绰有余。而且拉美和非洲等少数族裔也有重视血缘、崇尚生育的传统，这导致美国的少数民族人口迅速膨胀。在靠近美墨边境的一些南部村镇，居民几乎全是拉美移民，小镇的通用语约定俗成地从英语变成了西班牙语，步入这样的小镇，仿佛置身于南美小城。因此有人说，边远地区和城市贫民区对美国来讲不仅意味着贫富差距，更是一个可怕的“选票孵化器”。

　　贫民窟问题越来越受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潘家华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发达国家的“贫民区”和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是不一样的概念。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广、能力强，只要是合法移民，基本生活、医疗和教育都能得到保障。但移居到发达国家的移民和当地人在发展方面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因此他们的生活区成为贫民区。潘家华认为，巴黎大骚乱、伦敦地铁爆炸等一系列暴力事件逐渐让发达国家看清了贫民区这一社会不安定因素。贫民区表面上看是经济的贫困，但生活在其中的人面对的绝不只是贫富差距带来的压力，融入主流时受到的歧视、宗教和文化的冲突，逐渐造成了心态的失衡，这种潜意识中的对抗在相对封闭的贫民区不断累积，最终可能导致“爆炸”。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江时学指出，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贫民窟现象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造成的，与城市化速度过快有很大关系。贫民窟产生的原因有二：第一，推力——农村人口无法在农村生活，由于土地少或土地被少数人集中占有，大量农民只能从老家拥向城市；第二，拉力——城市工业化发展需要大批劳动力，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相对比农村好，两股力量的汇合使过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成为无法被吸纳的剩余劳动力。拉美国家有一个词叫“蹲地者”，即形容两手空空的贫民游荡在城市中，随便往无人的地方一蹲，围上几块铁皮，这个地方就属于他，就是“蹲地者”的家了。江时学认为，解决发展中国家贫民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协调好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要使城市化发展速度适应经济发展阶段，特别要把握好农村人口的转移速度。

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韩俊、崔传义、赵阳对巴西进行了考察，着重了解了巴西城市贫民窟形成的原因及其产生的社会问题。通过对巴西的考察，他们认为，必须准确理解城市化的内涵，合理把握好城市化进度，特别是在城市化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发展观察》2005年第6期刊登了他们撰写的文章，分析了巴西城市化过程中贫民窟问题及对我国的启示。 ——编者
巴西城市贫民窟现状

经过几十年努力，巴西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就，已由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化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60年为1049美元，与我国目前的水平基本相当，到1980年达到2486美元，2000年人均GDP为3587美元。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构成是9％∶33％∶58％。战后巴西由于农村内部巨大的“推力”，经历了空前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过程，成为战后发展中国家中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和目前发展中国家中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巴西城市化率由1960年的56％，提高到1980年的67.6％，2000年的81.2％。

巴西城市化的特点是：（1）大城市化。农村人口集中进入大都市。第一大城市圣保罗地区1950年250万人，1980年达到1350万人；同期，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地区由290万人增加到1070万人。现在全国51％的人口在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中，其中9个大都市占全国人口的29％。（2）大城市群形成。1950年前后，巴西一些大城市出现城市郊区化的现象，随着工业化推进，大城市周围出现若干小城市，组合为城市群。圣保罗城都市地区由周围的39个市组成，1990年为1700万人，成为第三世界最大的工业区。现在全国47％的人口集中在49个城市群中。（3）沿海地带城市密集，近来在向内地延伸，中部、北部呈现较高的城市人口增长率，但总体上仍主要集中于南部、东南部。在巴西，由圣保罗城至里约热内卢城两大城市之间，卫星城市、新城市不断填充，在东南沿海一带，已构成集合城市，或称城市带。

巴西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贫富差别过大，贫困人口多数集中于城市。国际上采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以0.4为警戒线。巴西的基尼系数由1960年的0.5上升到1995年的0.6。现在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500美元以上，但贫困人口仍占34％。14％的人口未解决温饱。2000年巴西有46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月收入低于80雷亚尔（35美元）。据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介绍，目前贫困人口在农村的有1500万人，在中小城市2200多万人，在大城市900多万人。

巴西城市贫民大部分是住在贫民窟。贫民窟在巴西称为“法维拉”（favela），指临时搭建的简陋住房的集中地。根据巴西地理统计局的界定，贫民窟是指50户以上的人家汇住一起，房屋建筑无序，占用他人或公共土地、缺乏主要卫生等服务设施的生活区。1987年全国约有2500万人居住在贫民窟，近几年有加剧发展的趋势。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巴西有贫民窟3905个，比1991年增加717个。贫民窟遍及巴西所有的大城市，现在已发展到中等城市。圣保罗州是贫民窟最多的州，有1548个。我们考察的里约热内卢市是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和世界十大著名旅游城市之一，城区人口550万人，其中就有150多万人住在贫民窟里。

贫民窟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是：一方面，贫民窟居民大部分人处于贫困线，享受不到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居住、出行、卫生、教育条件极差，不仅影响当代人，也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另一方面，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造成国民感情隔阂，加之贫民窟游离于社区和正常社会管理之外，影响社会安定。一些贫民窟为黑社会所控制，成为城市犯罪的窝点。里约热内卢市贫民窟里有6000多支枪，其中1500多支是很先进的，成为一个不安定因素。

巴西城市贫民窟产生的主要原因

1.土地占有严重不平等，造成大量无地农民。巴西历史上是大地产土地制度，绝大部分土地一直为少数大地主所控制，而广大农民只能在仅够维持生活的小块土地上耕作或作为无地劳动力在大庄园内干活。巴西战后一直没有进行过彻底的土地改革，这种极不平等的土地占有制一直没有发生多大变化。2003年巴西的土地占有结构是：面积低于10公顷的农户占全部农户的31.6％，他们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1.8％；而面积超过2000公顷的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0.8％，但他们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31.6％。全国大部分良田掌握在大庄园主手里，其规模最大的可以达到几万、十几万公顷。在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商品农业、出口农业的发展，出现以大中型农业企业为主的“企业集中过程”，这类企业主要是大地产主，一部分是外资企业。国家重视出口农业，忽视面向国内市场的小农，对创汇农业的优惠政策补贴也大都落在这类大企业之手。农村中小农户和无地农民处境艰难，形成大量无地农民向城市的流动迁移。由于他们在农村丧失了土地，这种流动是单向的，不可能再回流农村。这种流动虽然推动了工业的发展，但因超过城市工业发展提供的就业机会，一些人就由农村的无地农民转而成为城市的公开失业或隐蔽失业的贫困群体。现在巴西农村仍有1000多万无地农民，这是农村一些人口致贫的原因。

2.城市化过程中就业机会严重不足，非正规部门充当了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这与上世纪60－70年代巴西工业化的战略选择有很大关系。这一阶段，巴西把工业重点转向资本、技术密集的部门，形成政府借外债搞基础设施，引进外国大公司主要搞资本货物生产，本国企业搞传统产业的格局，创造的就业机会少。不像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借助国际分工，发挥劳动资源丰富的优势。1960－1970年巴西城市新增就业劳动力中，只有1/3被工业和建筑业吸收，余下的2/3中一半进入服务行业。此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服装、制鞋等传统产业又在国际上失去竞争力，难以拓展就业，劳动力大量进入第三产业中的传统服务业和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一般指家庭服务、在5人以下微型企业工作及从事个体经营等，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障，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就业。1985－1997年非正规就业增加了97％，正规就业仅增加6％。非正规部门就业已经占总就业人员的近50％，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排气阀门”，起着缓解社会冲突的作用，然而工资一般只相当正规部门人员工资的一半，多数属于低收入群体。另外有大量劳力失业。城市公开失业率由1990年的4.5％上升到近年的8％～11％，有的统计称为17％。失业、就业不足、就业质量差，是造成城市贫困人口长期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

3.城市规划、建房用地、基础设施、社区发展没有考虑低收入人群的要求。城市贫民窟的人80％在最低工资标准以下，低收入人群很难在城市获得建房用地和住房，他们又不能退回农村，就非法强占城市公有土地（如山头、城乡结合部的公地）和私人土地，搭建简陋住房，搞违章建筑。适应其住房需要，贫民窟的房地产商及非法交易的黑市也发展起来。

4.公共政策不够完善。如巴西的税收体制是根据各州工资标准确定税收，按税收贡献向各地返回，使地区差距拉大。再如，国家教育开支向中、高等教育过度倾斜，初等教育相对萎缩，在中等教育阶段重视普通教育和人文学科教育，而轻视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师范教育，不利于改善低收入阶层子女受教育和就业状况。

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1.准确理解城镇化的内涵，合理把握好城镇化进度，使城镇化的速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协调起来。就城市化水平而言，巴西同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已经很小，已属于高度城市化国家，但就工业化水平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而言，巴西是无法与这些国家相比拟的，这说明，巴西城市化相对于工业化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是过度的。在巴西，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口集中于少数大城市，也产生了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的问题。例如，70年代，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集中了全国工业就业劳动力的50％。这两大城市的人口已占到巴西全国人口的38％左右。城市化的过度发展和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已使巴西染上了以城市人文、生态环境恶化为特征的“城市病”。推进城镇化是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途径，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对城镇化发展方向给予了充分肯定。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为了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认识到，城镇化是一个重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不仅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同时也是城市功能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我国实现城市化将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要延续到2020年以后，不能急于求成。推进城镇化关键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促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不能将城镇化片面理解为发展大城市，也不能简单化为遍地开花发展小城镇。要有重点地发展县域中心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城镇化的进程是不平衡的，各地区不可能齐头并进。城镇化率不宜作为各地发展指标互相攀比。

2.城市化并非能自动解决农民问题，关键是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为农民进得来、留得住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巴西的情况表明，并不是农村人口进了城就解决了农民问题，进城农民就不了业，没有社会保障，只不过是由农村的贫困人口变为城市的贫困人口。若城镇化率按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计算，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57％，城镇总人口8.28亿，比2002年增加3.26亿（包括城镇人口自然增长0.37亿）。这意味着从现在到2020年，将有2.89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数量之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过的。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关键是为农民进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农民在城里有长期稳定生存的手段，只有这样，城镇化水平才可能扎实地提高。要在注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继续重视发展传统工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多种服务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充分发挥其在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作用。

3.保持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使农民在城乡之间能够“双向”流动，对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巴西的经验教训提醒我们，城镇化能否健康发展，与农村的土地制度关系很大。巴西大量农民的土地被大地产主所兼并而破产，不得不流入城市，被排挤出土地的农民数量远远超过城市就业能力的增长，一些人进了城，没有工作，又无法退回农村，从而就变为城市贫民，形成大量的贫民窟，成为一大社会问题。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外出打工的农民，大多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家乡有一块地，仍然是农民维持生计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农民到城镇落户未取得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以前，要保留这部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让农民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有助于防止大量的无地农民集中于城市，形成贫民窟，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有承包地作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中应对不确定性及各种风险的生存保障，进得了城，回得了乡，就不会既失业又失地，变成没有回旋余地的社会问题。不能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只有农民向城镇转移有了就业、收入、住房等生活基础，他自身感到有条件放弃承包地了，才允许自愿放弃，这样既不束缚农民进城的手脚，又能使城镇化健康发展。不论扩大农地规模、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都不能制造无地农民。应当明确，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土地作为农民生存保障资料的功能将在很长时期内不可能改变，要充分认识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和集中的长期性。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不能拔苗助长。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可能改变，从而稳定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政策也就不可动摇。

4.要调整城市建设的思路，在城镇规划、住房建设、公共服务、社区管理上关注城镇低收入群众和进城就业的普通农民工。巴西的情况表明，农村人口进城，除了就业之外，较大的问题是安居问题。由于在一个时期里对农村流入城市找就业、生活出路的人口的居住问题置之度外，缺乏安排，这些人除露宿风餐外，迫于无奈，在城市边沿占用公有土地和山头，自行搭建简陋住房，形成一片片与政府公共管理和当地社区分离的贫民窟，酿成的社会问题越积越多。待到一个时期，政府改换政策，想要资助这些低收入人群，改善社会治理，除去种种犯罪毒瘤，已是困难重重。我国农民进城就业与巴西无地农民进城有很大区别，一些人没有工作干还可回去，但相当一部分人，将是长期拖家带口在城镇就业生活的低收入群体，城市应当对他们的居住问题有制度性的安排，防止那种贫民窟及众多社会问题的发生。这就需要从现在起就在城镇规划、住房建设、公共服务、社区管理上关注城镇低收入群众和进城就业的普通农民工。城市政府应把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住所的进城农民视同常住人口对待，应把外来人口对住房、就学、医疗等设施的需求纳入城市建设规划，让一部分外来人口逐步融入城市，这样有利于城市各种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城市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