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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崛起的日本 |
| 2004年2月刚到日本，我就听到日本的学界和媒体在谈论日本经济的复苏。一位教授告诉我，日本经济在2003年增长7%，我听后大为惊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3%就是很不错的业绩，怎么会出现增长7%的奇迹？原来，由于日本政府刚刚公布，2003年第四季度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为1.7%，按年率的增长率达到了7%，估计全年实际增长2%，这是日本经济13年来的最大增幅。一系列的相关数据也表明，日本经济复苏步伐加快。日本财务省公布的2003年贸易统计速报说，全年出口增加4.7%，进口增加5.0%，贸易盈余增加3.6%，达到10.239万亿日元。与此同时，投资者对日本经济前景的信心显著增强，东京证券交易所日经股指连创新高。 尽管多数民众的心情还没有从多年经济低迷的阴影下解脱出来，但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经济快速复苏并重新崛起的希望再一次被点燃，成了媒体谈论的热门话题。 在过去的150年中，日本的崛起和失落令全世界震惊。在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与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封闭、传统、落后，而到了1905年，它击败了俄国，成为进入世界强国之列的第一个亚洲国家。随后日本的扩张欲望迅速膨胀，炮舰的触角遍及东南亚各国，但二战中也让日本成为惟一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战败的日本满目疮痍，很多人都认为它将从此一蹶不振。但出乎意料的是，经过了短短20多年，到1970年它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并被视作下一个超级大国。1980年代末，日本的大公司在日元急剧升值的背景下，开始在美国大肆收购包括洛克菲勒大厦在内的名贵地产，那气势似乎要把整个纽约和芝加哥买下来，美国媒体为此惊呼“珍珠港事件重演”。但是还没等美国人醒过神来，日本经济闪耀着光环的巨大泡沫转瞬间又突然破灭，大公司多米诺骨牌式的倒闭，银行破产、股市崩溃、房地产大幅下跌，经济从此进入长达十几年的停滞期，股票价值跌落了70%，日经指数比起1989年的最高值下跌了三分之二，日本人自己称之为“失落的10年”（Lost Decade）。 日本经济大起大落的传奇历史，让人们对它的意外变化总是具有广阔的想像空间。这次日本经济的明显复苏，是否是它重新崛起的兆头呢？ 学界的多种质疑依然存在，因为自从1991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也曾经出现过两次复苏的势头。一次是在1996年，日本经济增长曾一度达到3%以上，瞬间成为西方国家中增长最快的一个，但是在1997年桥本内阁推出财政紧缩等六大改革项目之后，加之金融动荡，使日本经济回升夭折。第二次是在2000年，日本搭乘世界IT业热潮，经济再次被看好，但是不久后，IT经济首先在美国受挫，日本也受此冲击，经济回升再次成为泡影。这第三次回升前景如何，似乎仍然是扑朔迷离。 日本的经济已经树大根深，各种权势集团之间的既得利益关系盘根错节，过去赖以成功的制度惯性极大，已远非当年“脱亚入欧”或“战后重建”时那么容易进行制度变动。像日本战后进行的土地改革、扩大公民自由权、男女选举平权、人民的宪法地位至高无上，天皇则是“国家的象征”、“日本人民永远放弃战争”等翻天覆地的重大改革，在今天是无法想像的。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大公司与官僚机制已形成日本的权力机制的“铁三角”，撼动谈何容易。近年来，每一届新上任的志在重振经济的日本政府，都破釜沉舟似的誓言改革制度陈弊，但最终都被强大的既得利益圈所淹没。 现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把“没有禁区的改革”和“伴随着痛苦的结构改革”作为他执政的号召旗号，这个没有复杂派系背景的首相出现在讲究人脉关系的日本政界，以及他那叛逆性格的强人作派，重新点燃了日本民众的改革期冀。女性选民尤其喜欢他那蓬乱头发、不苟言笑的很酷的样子，日本少女说他的头发很像贝克汉姆，她们疯狂地购买他的竞选海报，仿佛上面印的是贝克汉姆。日本的媒体说，小泉使日本铁面的政治变得性感。但西方的媒体似乎并不买账，《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说，这位像摇滚明星一样受欢迎的政治明星，正变成日本版的戈尔巴乔夫，在进行一场他没有能力驾驭的改革。英国《卫报》的专栏作家评论说，小泉也许会像20世纪50年代丢掉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英国首相，无可奈何地目睹着帝国的衰落。美国最著名的亚洲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F.Vogel）在接受报界采访时，竟然毫不掩饰地称小泉是个夸夸其谈的人。 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前，似乎有一种舆论，日本很快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首强。那时的日本，是一个什么都是神话的时代，《日本第一》、《日本可以说不》、《日本Z型理论》等等，让美国人听起来浑身不舒服。洛克菲勒大厦都让日本人买去了，还有什么话好说。那时的日本人塑造着一种不同于美国、但更加具有竞争力的日本特色资本主义。但到20世纪90年代，风水转回来，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美国人终于有机会再次证明美式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日式资本主义则被打上裙带关系、终身雇佣制、政府过度干预等亚洲落后标签。 历史上曾是日本殖民地的韩国和受到过日本侵略的中国，大概是世界上对日本国民心态最复杂的国家，一方面不得不佩服日本人创造经济奇迹的能力，它是亚洲惟一有经济实力跻身于世界七强的国家，也是在100多年中绝无仅有的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陲国晋升到核心国特例，但另一方面，韩国和中国对同是黄皮肤、黑头发的日本人又有一种同类相轻，他们崇拜黄头发、蓝眼睛的西方文明，这西方文明并不包括日本，日本不过是自己暴富了的乡下邻居，不愿再认同穷乡亲。所以韩国和中国国民心态深处，都有一种对日本的不信任，憋着劲要与日本一比高低。尤其是韩国，你看看李昌镐赢得中日韩三国围棋擂台赛冠军和韩国足球代表亚洲冲入世界四强时，韩国民众像赢得了战争一样万众欢呼，似乎那些体育明星是开国英雄。 中国和韩国一直对日本极右势力的抬头表示担忧和愤怒，日本对中国和韩国在亚洲的崛起也有戒心，毫无疑问，力图通过经济和技术的控制来保持在亚洲独占鳌头的地位，而且从理论和历史经验上说，一个富裕起来的国家，对生活安全的威胁更容易产生心理的恐慌。 现在在日本到处走动，你并不会明显感到经济的萧条，人们仍然在紧张有序地工作，饭店里夜晚仍爆满，繁华街市仍然是万头攒动。从东京的涩谷到横滨，新近又建成了一条技术先进、投资甚巨的城市轨道列车，这条轨道距离与北京和天津差不多，用好几条城市轨道快车连成一片，交通只需要半个多小时。 日本这次的经济复苏，的确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迹象。首先，这次并不是“宏观好微观不好”。经济复苏从企业经营状况的好转中明显感到，一些大企业2003年年底的奖金在近若干年来第一次增加。其次，日本此次经济复苏不是“虚拟经济好实体经济不好”。经过这么多年，日本经济泡沫基本已经挤干，实力强大的制造业开始活跃，日本国内设备投资有持续增加的迹象，特别是汽车、数码相机等数字化设备及其核心配件增长明显。《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的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日本23家家电企业设备投资额突破了1万亿日元，使这一行业成为与电力、通讯并列的设备投资大户。第三，这次也不是“经济指标好社会指标不好”。2003年日本企业倒闭数量比上年减少了14.6%，为近四年来首次减少，同时日本的失业率也实现了十三年来的首次下降，就业形势的好转促进了家庭消费的增长，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人气开始重新趋旺。根据日本中央银行发布的经济预测，无论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大都对前景表示乐观。第四，此次日本经济恢复的另一大特点是，不是“政府热民间不热”。以往日本经济的恢复多靠政府增加公共建设投资，以此带动建筑、运输、原材料等产业的发展，但是自小泉政权上台以来，由于中央财政紧张，加之小泉将削减公共投资作为其经济和财政改革的重点，所以公共投资呈压缩态势，因此这次增长主要靠民间企业启动的投资计划。据《日本经济新闻》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2003年日本私营企业的资本支出计划三年来出现首次增长，日本全行业的资本支出计划增加了4.1%，其中制造行业的资本支出预计增加7.2%，非制造类企业增长0.8%。从此可以看出此次日本经济增长的后劲。 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增长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受到日本媒体的广泛重视。两年前还在热衷于谈论“中国威胁”的日本媒体，现在都在谈论日本和中国经济上的“双赢”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需求”对日本经济复苏的重大意义。 2003年日本对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1,335亿美元，其中出口额比上年增长了33.2%，进口额增长13%。中国大陆加上香港和台湾，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日贸易的增长是以出口导向型为特征的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包括建筑机械、汽车及零配件及包括数码相机在内的各种电子产品。2003年日本手机、音像设备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0%以上，超薄等离子和液晶显示电视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30%，汽车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0%以上，汽车零部件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90%。松下、佳能、日立、三洋、夏普、理光等厂家在中国的投资都取得了很好的回报。由于中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这样一些产品的需求和消费量在增大。特别是2008年将在北京举办奥运会，2010年将在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这些活动都使日本企业看到众多商机，因为奥运会在日本和韩国首次举办时，都成为它们自身经济发展飞跃的一个标志性时间。日本最大的经济类报纸《日本经济新闻》发表评论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进口商品的大幅增加，中国已经成为促进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角，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还不算很大，但其对世界经济的牵引作用已经接近美国，甚至可以说，已进入“中国打个喷嚏，日本经济也要感冒的时代”。 日本钢铁、建筑机械、海运、电子电器、机床、汽车及其零部件等行业对中国机械设备出口的剧增，促进了中国这些行业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迅速复苏，推动了中国衰落多年的钢铁、海运、造船、大机械制造等所谓“夕阳产业”恢复元气。日本的丰田、日产和本田等各大汽车生产厂家在观望多年之后，决定正式扩大在中国的生产和销售规模。因此，日本汽车零部件的对华出口将持续大幅增长。 关于一直争论不休的中日两国贸易平衡问题，《朝日新闻》这次也心平气和地说，从日本政府的统计来看，日中贸易使日方逆差，但这主要是日本方面的统计方法问题，因为日本没有把通过香港转口中国内地的出口商品包括在内，如果把日本向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出口计算在一起，2003年日本方面则出现了1.2万亿日元的顺差。 当然，日本大公司争先恐后地去中国大陆投资，也使日本方面对国内“产业空心化”表示忧虑。20世纪80年代作为汽车大国的美国被日本汽车业迅速追上，也曾一度出现令美国人苦恼的“产业空心化”，但美国市场有庞大的迁不走的房地产业的支撑，现在同样要面对中国和韩国市场竞争的日本，经济将如何转型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曾任富士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现任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综合研究部副部长杉浦哲郎，新近出版了一本《日本病》，认为日本经济“结构改革”面对的深层问题是“制度疲劳”。在他看来，由于经济全球化与技术革新的进展，从高速增长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支持日本经济增长的各种制度变得与时代的步调不适应了，从而引起日本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这也是目前日本之所以要进行“结构改革”的基点。关于“制度疲劳”，是指那些日本二战后，面对劳动力不足，为了稳定劳动力而确立的日本式企业制度，如 “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制”等，这些制度在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发挥了威力，但是当它变成一种僵硬的模式后，则变为企业调整经营和降低人工成本的障碍。不过这一点在日本还有很大的争论，很多经营较好的大公司坚持要维护自己的“优良传统”。另一个“制度疲劳”的典型例子是过去日本的“主银行制度”，长期以来日本企业的资金筹措主要依赖“主银行”的间接金融，而不是主要运用资本市场筹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这种金融结构对于企业获得稳定的资金供给以进行长期设备投资起了重要作用，但如今日本企业的环境发生巨大变化，银行因拥有大量不良债权而无力继续保证企业所需的资金供给，一些有发展前景的风险投资难以得到所需的资金供给。 不管日本经济是否会真的再次崛起，认真分析日本深层的社会生活得出的判断是，日本经济正在调整和进行新的转型，它可能正在经历转型的艰难和寻求新路的迷茫，但绝不是“衰落”和“沉没”。 日本和中国的国情不同，不能用中国增长的标准来衡量日本，因为日本的经济总量规模是中国的四倍以上，而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且人口总量没有什么增长，所以日本经济增长1%，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增加额就相当于中国经济增长4%以上，如果增长2%则相当于中国增长8%以上，按人均计算的绝对增加值差距就更加巨大。当然从日本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巨大的地区发展差距，按现在中国的发展速度，20年后沿海的2亿多人的发展水平会成为一个难以估计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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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崛起的日本》以大国心态面对日本崛起 |
| 【内容提要】 在2004年，中国知识界的思想交锋中，有三个热点主题，上半年“拉美化”和“印度的崛起”是两个最具冲击力的主题词，下半年，随着中日关系的日趋复杂，“日本的重新崛起”正在成为第三个最受关注的话题。 在2004年，中国知识界的思想交锋中，有三个热点主题，上半年“拉美化”和“印度的崛起”是两个最具冲击力的主题词，下半年，随着中日关系的日趋复杂，“日本的重新崛起”正在成为第三个最受关注的话题。 针对这个话题，最近中国的社会学家李培林的著作《重新崛起的日本》引起了广泛关注。 文/季红  解读日本社会的经典之作 对于理解一个社会、一个事实或一种现象，来自异国的文化视角非常重要，有克服“当局者迷”的优势，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不同的方面寻找“我是谁”的参照答案，懂得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你自己的重要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政府对日政策中有两大问题急需解决，一是日本会不会投降，二是日本投降时是不是还要保留其天皇制。美国政府将两大问题交给人类学家潘乃德(Ruth Bendict)研究，1946年潘乃德完成了受命之作，以《菊花与刀》为名发表，这本书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日本人普遍感到通过这本书他们才真正了解了自己。 这部给带来盛名的著作中的观点是否被美国政府作为政策的选择依据，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战后在美国的许可下，保留了日本皇室制度，也保留了日本天皇免除战争罪责的颜面，潘乃德对日本人的特征，被论证为是不同于西方“罪文化”的“耻文化”，他们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潘乃德对日本人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的精确描述，像镜子一样被日本人用以自我审视，并广泛流传。 1958年，美国青年学者傅高义到日本东京生活、工作了两年，写成了《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一书，成为日本人重新认识自身社会的经典著作，也奠定了傅高义坐上美国的日本研究头把交椅的基础。 1979年，傅高义出版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此书伴随着日本经济崛起的背景而使傅高义名声大震，但就是在“日本模式”甚嚣尘上的时候，泡沫经济、股市和房地产暴跌，使日本陷入连续十几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面对多方面的指责，2000年傅高义教授写了新书《日本仍是第一吗》，他阐明了写那本书的目的是告诉美国人，在有些方面应当向日本学习，而且他从不相信日本当前的危机就意味着幻灭。 上述几部有影响力的作品都是出自西方学者之手。而且写的是二战后的日本和上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那么，经历了90年代“失落后的十年”之后日本，在东方学者的眼中又是怎样的呢？ 2004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社会学家李培林到日本访问研究，在日本期间，他深入接触社会各个层面，看到很多鲜为人知的新鲜事物，萌生了要写一本解读日本社会和民族心理的著作。多年从事社会学研究积累起来的扎实学术功底，使他能够熟练地运用社会学的分析方法，解剖和概括日本社会的一些“潜规则”，并以社会学家的独特视角，解读人民习以为常、麻木不仁的事物。 借助这种独特的比较分析方法，李培林在访问结束后，写成了《重新崛起的日本》一书，由中信出版社推出。这部著作刚刚面世，立即引起中日知识界的关注，被誉为是“一本继《菊花与刀》、《日本第一》之后解读日本社会的又一力作，”“是迄今为止，最为可观、中性地解析中日之间是非恩怨的代表力作。”尤其是写出了东方学者眼中当今的日本，具有更加独特的价值。 此书内容极其丰富，从中日不解之怨的文化社会解读到厕所改革所折射的日本社会变迁，从脱亚入欧战略到涩谷女孩所象征的观念代沟，随笔式的笔触下流露出一位社会学家对日本社会深邃的理解和百科全书式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具有深刻的意义，其中最吸引眼球的部分就是他对中日“文明的碰撞”的阐述。 最大的机遇与与挑战 经过了长达10多年泡沫经济之苦的日本，终于从2003年走出停滞和衰退，出现复苏的迹象。很多人预言，日本将在经济上重新崛起。 中国与日本处于同一个地缘政治经济圈子里，对中国来说，日本的重新崛起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既是最大的机遇，也是最大的挑战。日本的崛起是靠加强日美军事同盟，确保对话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实现的，这对中国形成了很大的战略压力。现实中，中国目前能够得到民间投资力最强、经济合作技术最高的仍是日本。目前，美国、日本和欧洲支撑着中国绝大部分的对外贸易，2004年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已达1500亿美元，如果中国失去了日本这个合作伙伴，就等于失去了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由此，中国要抓住这个最大的机遇。 在未来中国国际战略格局的五大关系(中美、中俄、中欧、中日、中国和东南亚)中，中日关系处在最具争议、摩擦最多，前景不明朗的位置上，中日两国始终处于恩怨相缠、遗恨难消的关系和心态中。如果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处理战争留下的创伤，中日在各自崛起与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可能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中国和日本在经济方面互利互补是很明显的，中国与日本方面对此都是认同的，但在文化、社会的价值认同方面，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为什么会出现利益和价值认同不一致？ 认为，从现实的角度看，现代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建立在利益认同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利益的均衡。国家关系中所谓“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是有道理的，而价值认识的差异不是短期可以弥合的。日本的经济还有潜力，但是政治上和军事上却在追求与经济地位相应的影响力，包括在军事上想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和在政治上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的位置。这是不能被中国接受的。 目前在中日民众的心中，实际上都把对方视为对手，对于对手的看法往往容易把理性与情感，现实和想象混在一起。认为，应把这两者分开，冷静客观地观察和分析日本社会，揭示那些影响日本社会的深层原因，并找出现象背后的原因和规则。 中日发展的分水岭 追溯日本近代史上两轮奇迹般的崛起的经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曾经十分相似的国家，在过去的105年，走过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 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中日两国同样的封闭、传统、落后，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开了国门，在内忧外患下，日本实行了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文教、外交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国力逐渐强大。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戊戌变法在时间、变法取向、主导思想上都非常相像，日本却在原本落后中国几十年的状况下，成为亚洲强国。其实，日本提出“脱亚入欧”论就是倡导全面西化，这种取向实际上也是提倡戊戌变法的精英们的思想精髓，但是由于中国的封建制度发展极完善和精制，致使中国已不能以改革的方式接受新制度。 大清帝国没有看清世界发展的格局，日本却适应了那个时代的潮流，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日本在明治维新改革中崛起，已经成为中日发展路线的分水岭。 日本经济复苏的新迹象 20世纪6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其增长率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快的，美国为日本的经济成就和气势瞠目结舌，但进入90年代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大公司相继倒闭，银行破产、股市、房地产暴跌，进入了长达十几年的停滞和衰退期，这段时期被称为是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萧条的十年”。 2003年，日本经济再一次出现复苏迹象，李培林在《重新崛起的日本》一书中分析了这次经济复苏的特点，他认为这次并不是“宏观好微观不好”，企业经营状况明显好转，不是“虚拟经济好实体经济不好”，经过这么多年，经济泡沫基本被挤干，实力强大的制造业开始活跃，日本国内设备投资持续增加。不是“经济指标好社会指标不好”，2003年日本企业倒闭数量比上年减少了14.6%，失业率实现了十三年来的首次下降。不是“政府热是民间热”，以往日本经济的恢复更多是靠政府增加公共建设投资，以此带动建筑、运输、原材料产业等的发展，但这次增长主要靠民间企业启动的投资企业。李培林并未简单地解读日本经济大起大落的传奇历史或者近期的经济复苏信号，他指出日本不容忽视，中国又不能因为日本近十几年的经济长期低迷，就以为日本已经从文化上崩溃，从此会一蹶不振。分析了日本深层的社会生活后，李培林认为日本经济决不是“衰落”和“沉没”，而是正在经历转型的艰难和寻求新路的迷茫。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曾经饱受日本的欺凌、奴役和压迫，不断地签订各种战败割地，赔款条约，二战期间日本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使两国人民心里深处都蒙上了沉重的阴影。2003年，中日双方的贸易总额突破了1300亿美元，达到了最高峰，但与此同时，双方舆论的恶化和互相不信任也达到了30年来的顶点。 中日两国的国民之间的心里芥蒂起缘于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认识和态度。李培林在书中谈到，日本人曾提出，日本需要谢罪多少次才能令中国满意？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中国人为什么那么恨日本？90年代以后，日本的和平主义退潮，年轻一代对二战历史的无知是惊人的，他们认为中国人在历史问题上太小气，甚至认为中国所指控的日本侵略时犯下的罪行是造谣。其实，并非中国人心胸狭窄。日本二战期间在亚洲的罪行与德国纳粹的种族灭绝主义决无二致。二战后，德国全民忏悔，1970年德国总统勃兰特访问华沙，在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令人心颤的一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而日本首相却每年一次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仅仅是表明了最低限度的立场，而二战结论是一个不能逾越的底限，这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李培林在书中指出，日本首相屡屡置亚洲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愤怒与抗议于不顾，把参拜靖国神社变为年度参拜的政府行为，是为利益所致，李培林将利益分列为“选票说”、“新民族主义说”、“政绩形象说”、“社会换代说”等类型。 日本在重新崛起的过程中选择的一个战略就是推翻二战论，目前日本主流执政势力认为，如果二战结论不推翻就不会有日本的重新崛起。 另外，使中国的“仇日情绪”和日本的“厌华情绪”发展成一种超越个人和阶层利益的“社会心态运动”的，还有过去十多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李培林认为，国际舆论界经常谈论的在亚洲“中国的崛起”“中国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和“日本的沉没”，对两国国民心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成了一些浮躁的情绪和不切实际的想法。他认为，在中国长达上百年的历史上，曾备受列强的凌辱，有着完全不同于日本的集体记忆，形成了强烈的追求自尊和仇视、轻蔑入侵者的国民心态，而日本却一再地触动这根敏感的神经，日本历史上在亚洲称霸和战后在经济上达到的令人惊讶的成长，让日本国民抱着一种精神的优越感，并希望这种永不言败的民族心态能够成长，使日本摆脱当前经济低迷，重振日本雄风的精神支柱，他们对那些过去落后的民族现在却在数落日本的态度感到深深的厌烦。 中国要以大国心态面对日本的崛起 北京的经济学界曾经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将来全球只要有三个经济学家就够了，一个懂美国经济，一个懂欧洲经济，还有一个就是懂中国经济，至于日本，可以不用管它。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国人中日渐弥漫的盲目乐观的情绪。 事实上，中国决没有强大到足以轻视至今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的地步。 1999年，日本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中国目前还没有完成从前工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日本的经济实力既表现在国内，也表现在海外，中国近年以引进外资为傲，然而日本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达到3.2万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中国全部GDP的2.3倍。 对待比我们强大的邻居，仅有满腔的热血是不够的，必须清醒地认识：中国还只是一个刚刚恢复元气，需要在各方面努力的国家。而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很容易让人产生非理性和浮躁的心态。“自大”与“自卑”正是这种心态不同状况的换位体现。 历史是最好的良药，中日两国应当把具有深层心理情感因素的，已经过去60多年的历史问题与国家战略选择中的现实利益问题在具体处理的过程中尽量分开。前者要经过长期沟通、对话、理解和磨合才能逐渐疏通，后者则要通过保持适当的利益均衡和互惠互利才能长治久安。 中国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台湾问题和安全问题方面不可避免会产生很多摩擦甚至冲突。如何对待这些问题，以何种心情对待日本的重新崛起，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中国需要大国的心态。李培林认为，中国要把一个13亿人的国家带入到一个生活无虑，繁荣安定的社会，必须放下拥有几千年灿烂文化的架子，从文化、制度、技术等各个层面，学习世界文明中一切优秀和先进的东西。 李培林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尤其要向日本学习，日本非常善于向历史上比他们强大的对手学习，仅看看二战后有多少日本人跑到美国去，发现和寻找那个战胜自己的国家凭借的是什么法宝，就能体会日本人这种善于取长补短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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