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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重新崛起 |
| 写在前面的话 10年前，我参预了建国以来第一次进行的《中国青年看世界》的调查，那一次的调查结果表明，在中国青年最讨厌的国家当中，日本名列榜首。当时我就有一种预感，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日这两个恩怨相缠，遗恨难消的大国，其关系将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微秒。 在影响未来中国国际战略格局的五大关系（中美、中俄、中欧、中日、中国和东南亚）中，中日关系处在最具争议、磨擦最多、前景最不明朗的位置上。由于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来处理战争留下的创伤，中日在各自崛起与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可能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在难以抑制地回顾60多年前那段屈辱的历史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意识到，对于一个至今仍比我们强大得多的邻国，选择学习、借鉴与实干的方式可能会比简单的仇恨要更具有实际意义。我们需要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翻案运动进行毫不含糊的抨击，我们也需要对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绩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评价。 历史和现实不完全是由理性组成的，但是，理性将引导我们把握历史与现实。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尤其如此。 如果我们将目光穿透历史那久远的尘封，回首在过去的150年里中日两国所经历的不同发展轨迹，我们会听到历史给予我们的这样警示： 勿忘八年抗战的艰苦卓绝； 勿忘是什么原因引发了日本侵华； 勿忘当年日本为什么超过中国； 勿忘今天的日本在很多方面仍然比中国先进； 勿忘中国所需要的国际环境离不开与日本的合作； 勿忘中华民族离复兴的目标还很遥远。 上篇 日本：沉没还是重新崛起 日本：中国最大的机遇与挑战 在2004年中国知识界的思想交锋中，“拉美化”和“印度的崛起”是两个最具冲击力的主题词。近期，随着中日关系的日趋复杂，“日本的重新崛起”正在成为第三个最受关注的话题。 关于日本重新崛起的定义，在国际上有各种解释。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日本经济在经历了长达10多年的停滞和衰退之后，从2003年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这种复苏如果能持续下去，日本就会出现经济上的重新崛起。 资深日本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金熙德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由于日本曾是二战的战败国，所以它重新崛起的内容和方式与其它国家完全不同：甩掉二战侵略国的包袱，改变国际形象，摆脱战后战败国的阴影，使日本成为与它的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是日本重新崛起的主要内涵。 “日本已经并且现在仍然是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象中国这么高，只能是百分之二、三左右的增长，所以，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日本的重新崛起是指它政治上及军事上的崛起。” 日本重新崛起的步伐是从小泉纯一郎上台后开始明显加快的。小泉内阁是冷战后日本在安全政策、对美军事合作方面突破最多的一届内阁。 金熙德说，日本在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必须突破这样两大障碍，一是修改宪法，二是趁明年联合国改革之机，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1946年11月3日，以美军占领当局起草的草案为蓝本的新《日本国宪法》中的“第九条”规定，日本不能有军队和交战权。这一规定成为日本日后重新崛起为军事大国的最大障碍。该宪法颁布以后，日本右翼、鹰派势力一直试图摆脱“第九条”的束缚。 9.11后，美国以反恐为名绕开联合国发动战争，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扩大，日本对美国的配合力度不断加强，特别是在伊拉克战场上，日本第一次在战争状态下派遣自卫队进入当事国，并正式参加了多国部队等等。这是日本的自卫队和军舰战后首次执行超出自卫的军事任务。一个新的试图走出二战以后国际政治秩序安排的新日本战略，正在形成。 跻身安理会常任理事会，是日本重新崛起过程中的政治突破，也是其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政治大国的最重要指标。由于日本的“常任梦”一直是与修改宪法、海外派兵、拥有核武器、为历史翻案等步骤配套的，所以日本一直在宣扬美国附加的支持条件，即成为常任理事国就要修改宪法。成为常任理事国后，日本将会逐一完成其他目标。 中国与日本处于同一个地缘政治经济圈子里，日本的重新崛起必将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 金熙德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即是最大的机遇也是最大的挑战，今后如果有哪个国家对中国造成最大的伤害，那只能还是日本。 “这完全看中日关系怎么走，如果日本重新崛起的方式是以和我们争夺资源方式的话，那肯定会对中国产生不利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日本的重新崛起对我们的负面作用很大。因为它的重新崛起是靠加强日美军事同盟、确保对华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实现的，这对中国形成了很大的战略压力。在安全防范领域，中日已经形成了相互戒备相互防范的态势，而且这种态势在短期内没有消除的迹象。” 从另一方面说，金熙德说，日本又是中国最大的机遇，中国目前能够得到民间投资力量最强、经济合作技术最高的还是日本。 “中国现在和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好，但双边贸易几年前才有50亿美元，现在也只有200亿美元，而我们和日本的贸易今年已达到1500亿美元。由于美国、日本和欧洲支撑着我们绝大部分的对外贸易，所以如果我们失去日本这个合作伙伴，就等于失去了我们对外贸易中的半壁江山。” 脱亚入欧：中日发展的分水岭 在过去的150年里，日本曾有过两次令世界震惊的崛起经历。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开始在政治、经济、文教、外交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日本国力逐渐强大，与此同时，日本开始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 ，与西方列强争夺东亚资源控制权。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北洋舰队，1904年又进行了日俄战争，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成为进入世界列强之列的第一个亚洲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日本满目疮痍，一片废墟，很多人都认为它将从此一蹶不振。但日本仅用了20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上的崛起。196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1968年又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并被视为下一个超级大国。 追溯日本近代史上两次奇迹般崛起的经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曾经十分相似的国家在过去的150年，所走过的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 在实行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比中国还落后几十年。同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那时的日本不仅封闭、传统、落后，且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开了锁国达200余年之久的国门。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反思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封建主义相继没落，提出“脱亚入欧”的发展国策。 福泽谕吉认为，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事物的标准。日本必须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民族国家。 福泽谕吉很象那一时期中国“戊戌变法”的精神领袖康有为。19世纪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推动和促成了“明治维新”，也奠定了日本实行一个多世纪的脱亚入欧国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戊戌变法”在时间、变法取向、主导思想上都非常想像。“明治给新”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初叶，“戊戌变法”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末叶，其先导运动“洋务运动”则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初叶。“明治维新”的那些改革措施，其实远不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的制度设计周密。 “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就是倡导全面西化，这种取向，实际上也是戊戌变法派精神领袖们骨子里的东西。但中国与日本不同，中国的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这种制度已经发展到它自身极精制和极完备的地步。” 1895年，中日在签署《马关条约》时，日方代表伊藤博文问中方代表李鸿章，为何他10年前就听说的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却没有任何效果。李鸿章回答说，中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他根本无法按愿望行事。 而在1894年，也就是甲午海战前夕，海军提督丁汝昌收到了他昔日同学——日本海军将军伊藤的信，信中，这位即将的对手这样写道：“您很清楚，30年前，日本帝国曾处于何等的困境之中，我们是如何努力摆脱眼前的困难的，我们抛弃了旧体制，接受了新体制。贵国也应该接受这种新的体制。如果如此，一切都会好起来，否则只有垮台。” 金熙德认为，由于大清帝国没有看清当时的世界大局，没有适应世界潮流，没有认识到西方的近代文明是一个很强大的文明，中国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封建帝国根本就打不过人家的坚船利炮，而日本适应了那个时代的潮流，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中国落后了。 明治维新，成为中日后来发展路线的分水岭。 日本：真的沉没了吗？ 1960年代末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的日本，其经济增长速度在整个70年代开始放慢，转入稳定增长时期，但增长率仍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1980年代末，在日元急剧升值的背景下，日本大公司开始在美国大肆收购包括洛克菲勒大厦在内的名贵地产，那气势仿佛要把整个纽约和芝加哥都收归囊下，美国人为此惊呼“珍珠港事件重演”。但就在美国人为日本的经济成就瞠目结舌，怀疑自己的那套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否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日本经济的泡沫破灭。大公司相继倒闭，银行破产、股市、房地产暴跌，日本经济从此进入长达十几年的停滞和衰退期，日经指数从十几年前的4万点一直跌到现在的1万多点。这段时期后来被人称为是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或“萧条的十年”。 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相伴而生的，还有“日本模式”被打上了裙带关系、政府过度干预等亚洲落后标签，以及国际舆论界甚嚣尘上的“日本即将沉没”、“日本将一蹶不振”、“日本惟独不是第一”等等。 这段时期，日本经济也曾出现过两次复苏的势头。一次是1996年，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一度达到3%以上。另一次是在2000年，日本搭乘世界IT热潮，经济再次被看好，但此后不久，IT经济首先在美国受挫，日本也受此影响，经济回升再次成为泡影。 日本真的沉沦了吗？ 2003年，日本经济再一次出现复苏的迹象，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这一年，日本的GDP增长速度达3.2%，比美国还略高一点。虽然目前人们还不能肯定日本是否能够走出经济多年低迷的阴影，但关于日本经济复苏的话题却再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经济室主任张淑英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衡量日本经济的好与坏不能只看总量指标，还要看内在的质量。日本经济的复苏不是体现在GDP增长速度有多快，而是体现在经济增长的质量上。 “以集成电路的生产为例，2002年春夏以后，世界IT产业只是微弱的复苏，但体现在日本集成电路的生产上却是30%——40%的增长速度，这说明世界上集成电路生产的大部分订单都被日本抓到手了。而日本之所以能够拿到这些订单，一是它有这方面的高精深加工能力，二是它有把握市场的能力。日本目前整个产业的基础已经由过去的中低附加值产业成功地转向了高附加值产业。” 张淑英认为，日本经济的质量体现在技术开发能力上，也体现在知识更新能力上。就综合技术实力而论，日本目前还赶不上美国，但在知识产权的某些方面，日本却已经超过了美国。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日本经济虽始终未能走出停滞不前的阴影，但却实现了另一个层次上的飞跃：由专利进口大国变成了专利出口大国。 “技术贸易收支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是否具有技术竞争力的指标。1982年，日本的专利出口额超过法国和前联邦德国，1993年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专利出口大国。不过，由于日本每年也进口大量专利技术，进出口相抵，日本在技术贸易上仍是逆差。2003年，日本的专利出口额达14185亿日元，首次超过专利进口额（12673亿日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利出口大国。这意味着，日本在经济技术方面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但在高档商品的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而且在技术贸易方面也占有重要地位。” 李培林在他的新作《重新崛起的日本》中指出，日本这次的经济复苏，的确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迹象。首先，这次并不是“宏观好微观不好”。经济复苏从企业经营状况的好转中明显感到，一些大企业2003年年底的奖金在近若干年来第一次增加。其次，日本此次经济复苏不是“虚拟经济好实体经济不好”。经过这么多年，日本经济的泡沫基本已经被挤干，实力强大的制造业开始活跃，日本国内设备投资有持续增加的迹象，特别是汽车、数码相机等数字化设备及其核心配件增长明显。第三，这次也不是“经济指标好社会指标不好”。2003年日本企业倒闭数量比上年减少了14。6%，为近四年来首次减少，同时日本的失业率也实现了十三年来的首次下降，就业形势的好转促进了家庭消费的增长，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大、中小企业都对前景表示乐观。第四，这一次不是“政府热民间不热”。以往日本经济的恢复多靠政府增加公共建设投资，以此带动建筑、运输、原材料等产业的发展，但这次增长主要靠民间企业启动的投资计划。据《日本经济新闻》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2003年日本私营企业的资本支出计划三年来出现首次增长，日本全行业的资本支出计划增加了4。1%。由此可以看出此次日本经济增长的后劲。 李培林认为，不管日本经济是否会真的再次崛起，认真分析日本深层的社会生活得出的判断是，日本经济正在调整和进行新的转型，它可能正在经历转型的艰难和寻求新路的迷茫，但绝不是“衰落”和“沉没”。 下篇：以大国心态应对日本重新崛起 2004年10月18日下午2时，沈阳市育才外国语学校，“辽宁省第9届高中生日语大赛”正在紧张地进行。 比赛进入到自由问答阶段，一位评委即兴问道：“如果让你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架一座桥，你会把这座桥架在哪里？” 一个女孩抬起双眸，纯真的脸上挂着阳光般的微笑。 “我会把这座桥架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里”她朗朗答到。 全场向起热烈的掌声。 不解之怨 历史上曾经是日本殖民地的韩国和屡次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对日本国民心态最为复杂的两个国家。由于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曾饱受日本的欺凌、奴役和压迫，不断地签订各种战败割地赔款条约，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两国人民的心理深处都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曾有过长达17年（1972——1989）的蜜月期，但在此后的10多年里，虽然两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在不断地增多，但彼此之间深层的心理情感芥蒂却开始日益加深。 2003年，中日双方的贸易总额突破了1300亿美元，达到了1972年恢复邦交以来的最高峰，但与此同时，双方舆论的恶化以及国民间心理上的不信任和互相蔑视，也达到了近30多年来的顶点。国内互联网上几乎涉及日本的任何一条新闻，都会招致网民们扑天盖地的嘲讽、谴责和怒骂，就连上海至北京高速铁路是否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这样的商业竞争，也招来海内外万名华人签名上书反对。 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最弄不明白的是：“中国人为什么那么恨日本？”甚至在中国前任总理朱容基访日时，一位日本记者竟提出这样的问题，日本谢罪多少次才能令中国满意？ 其实，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心理芥蒂，正是起缘于两国人民对当年日本侵华战争认识的差异。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二战期间在亚洲的暴行，与德国纳粹的种族灭绝主义绝无二致。但二战结束后，德国全民忏悔，特别是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出访华沙时，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令人心颤地一跪，在让整个世界为之动容的同时，也让同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忿忿不平的感觉──日本从未对那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进行过认真的反省。1996年7月29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更是公开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把参拜首次变成政府行为。而从2001～2004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先后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并宣布以后“每年参拜一次”。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金熙德认为，中日之间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差异绝不是一个主观认识上的问题，而是有其深刻的背景。日本在重新崛起的过程中选择的一个战略就是推翻二战结论，目前日本主流执政势力认为，如果二战结论不推翻就不会有日本的重新崛起。 “这是中国不能容许的，二战结论是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如果任其发展而中国什么反应都没有，那有他们的崛起就没有我们的崛起，中国的民族精神就永远也起不来，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零和游戏。” 此外，金熙德说，90年代以后，日本的和平主义退潮，年轻一代从未受过正确的历史教育，他们对二战历史的无知是惊人的。他们认为中国人在历史问题上太小气，是造谣，中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仅仅是表明了最低限度的立场而已。 “在日本，这样的舆论已经做成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在他的《重新崛起的日本》一书中指出，日本首相屡屡置亚洲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愤怒与抗议不顾，坚持把参拜变为年度参拜的惯例，是有其利益所在。李培林对此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一是“选票说”。这是日本媒体最通常的解释，例如说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履行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时对“日本遗族会”和“军恩联”的约定，是为了在参议院选举中确保靖国神社参拜派的选票。据说参拜票过去有100多万票，但随着参拜派的高龄化，如今剩下不到50票。 二是“新民族主义说”。很多中国和韩国的学者以及舆论多持这种看法，即认为日本近年来经济持续低迷，政府和民间都在寻找新的精神支柱，有别于旧的“军国主义”的“新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并且在民众中有广泛的基础，政府也有意迎合这种情绪。 三是“政绩形象说”。近几十年来，日本政坛更迭频繁，首相走马灯似的换，一直都缺少一个铁腕型的首相。日本民众对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和“日本沉没”的忧虑，使小泉敢作敢言的形象深得人心。小泉试图在民众中维持一个“普京”式的强势首相的形象，他绕开涉及既得利益太深的痛苦改革，以安全战略为突破口重振民心，希望树立与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相当的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地位。小泉是冷战后日本在安全政策、对美军事合作方面突破最多的一届内阁。 四是“社会换代说”。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成长起来的日本新一代，已经成为日本社会各方面的中坚，他们没有邻国同龄人那种从父辈接受的对战争苦难的深刻记忆，也没有对战争带来的自身灾难的恐惧，他们有的是对自己国家强大经济地位的自豪与优越感，对中国不断谴责和“厌日情绪”的增长感到厌烦和不满，他们希望日本能够确立新的国民自信和民族精神，摆脱战后国际社会给予日本的限制，成为一个所谓的“普通国家”，在政治、军事和国际声望上，能够具有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在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下，参拜靖国神社涉及的显然就不只是50万张选票的事。 中国的“仇日”与日本的“厌华” 使中国的“仇日情绪”和日本的“厌华情绪”发展成一种超越个人和阶层利益的“社会心态运动”的，还有两国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笔者曾问过日本一家最有影响力报纸的驻京记者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十分友好，而九十年代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批评报道开始与日剧增。 他的回答是，那是因为当时你们很弱小、贫穷，我们觉得应该帮助你们，所以，对你们报道的基调以友好为主。现在我们是在一个圈子里了，所以对你们的报道也变得更加客观。 应该说，他的话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代里日本国民心态的变化。 必须承认，在过去那段长达17年的中日关系蜜月期里，日本对中国所表现出的友好和帮助，的确有其实在的利益考虑，它希望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都能够影响这个庞大却贫穷的邻居，但其中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纯粹友谊的色彩。就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那样，那时，有相当一部分日本人认为，西方才是他们一争高低的主要对手，而中国只是一个值得帮助的亚洲伙伴。 李培林认为，正是国际舆论界现在经常谈论的所谓的在亚洲“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沉没”，对两国国民心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十几年前，西方世界热衷于谈论“日本第一”、“日本模式”、“日本奇迹”、“日本可以说不”，现在，这些话题已被“日本的危机”、“日本即将沉没”、“日本体制的僵化”、“日本将一蹶不振”等代替。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中国将是下一个超级大国”、“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等开始成为西方媒体的热门话题。 “这种反差对中日两国国民的心态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并促成了一些浮躁情绪和不切实际的想法。”李培林说。 在中国人看来，中国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不能再受日本人骨子里那种把中国人看成是劣等民族的窝囊气。而日本的一些国民也认为，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贫穷、落后、愚昧的国家，不仅缺乏教养而且还不断“窝里斗”，日本就是停滞不前50年，中国也赶不上日本。中国历史上就有强烈的排外仇外心理，一旦有了实力很容易威胁邻国。 这些心态是可以理解的，李培林认为，中国在长达上百年的近代史上，曾备受列强的凌辱，有着完全不同于日本的集体记忆，形成了强烈的追求自尊和仇视被人轻蔑的国民心态。而日本却一再地触动这根敏感的神经。日本历史上在亚洲的称霸和战后在经济上达到的令人惊讶的成就，也让日本的国民的确抱着一种精神的优越感，并希望这种永不言败的民族心态能够成为使日本摆脱当前经济低迷、重振日本雄风的精神支柱，他们对那些过去发展落后的民族现在却在数落日本的态度，也感到深深的厌烦和厌烦。 “中日两国之间历史的是非、恩怨、纠纷甚至误解，需要交往、理解、沟通和时间来化解，并在现实利益均衡的基础上，建立起理性的互动规则和相互关系。如何走出中日民众之间互不信任的怪圈，是中日学者共同思考的问题。” 但即使是在学者之间，认识上仍然存在很大的距离。李培林强调。 日本，一个可以轻视的邻居？ 曾经有一段时间，北京的经济学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将来全球只要有3个经济学家就够了，一个懂美国经济，一个懂欧洲经济，还有一个就是懂中国经济。至于日本，对不起，你可以不用管它了。 这段传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股正在国人当中日渐弥散的盲目乐观情绪。 中国正在快速崛起，当今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是近代以来的最好时期，而且势必会越来越好，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只是部分事实。中国绝没有强大到足以轻视甚至蔑视至今仍是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日本的地步。 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从很多指标来看，中日两国的差距依然十分悬殊，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要赶上日本不仅非常遥远而且困难重重。 “我们总是在说这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多么多么快，可事实上中国目前的GDP总量仍在全球排第六、第七的位置，而只有1。3亿人口的日本在战后25年的时间里就成为全球第二号发达国家。” 从经济结构上来看，赵晓说，1999年，日本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是2：36：62，已是明显的“后工业社会”。1975年，日本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比率首次超过50%，这意味着早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就逐步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中心的“后工业化”时代。而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在2003年是14。7：53：32。3，也就是说中国甚至还没有完成从前工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 “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工业化的定义，一个国家工业化全部实现的标志，一是农业产值在15%以下，这条线中国可以说刚刚跨过；二是农业就业在20%以下，目前中国这一比例仍高达50%；三是城镇人口比重须在60%以上，中国目前这一数字只达到40%，而日本早在195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38%，大抵与今天的中国相当。” 赵晓进一步阐述到，日本的经济实力既表现在国内，也表现在海外。中国近年来以引进外资多多为傲，然而日本却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达到3.2万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中国全部GDP的2.3倍，其制造业在海外的销售总额为1.3万多亿美元，与中国的GDP相当。 “这样一个强大的隐形的‘海外日本’，足以让开放了20年才鼓起勇气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汗颜！”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淑英说，不能用中国增长的标准来衡量日本，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后发展效应在中国体现的十分明显，而日本经济却是一个十分成熟的经济体。 “2002年，日本一举获得了两项自然科学诺贝尔奖，其中有一项特别需要引起中国的注意，那就是田中耕一获得的诺贝尔化学奖。田中耕一是一家民间企业的技术人员。他的获奖标志着日本的技术水平和经济素质已经提高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日本企业早已建立起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 张淑英说，在日本，民间企业获得诺贝尔奖有其必然性，因为日本科技开发的主体是民间企业，日本每年的研究开发投资的60%以上来自民间企业。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企业中研究型人才微乎其微，并不断向外企流失。有关统计显示，在每万名劳动人口中，日本的研究人员数是全球之最，2000年为109.3人，高于美国的73.8人、法国的60.3人、德国的59.6人以及英国的54.8人。 以平常心看日本的重新崛起 正在崛起的中国与重新崛起的日本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安全防范问题等方面仍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很多磨擦甚至冲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日之间斗而不破、即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不会有太大改变。以何样的心态看待与自己一衣带水的邻国的重新崛起，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中国需要大国心态，金熙德说，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很容易让人产生浮躁和非理性的心态。而“自大”与“自卑”之间，其实就隔一层纸，很容易互相换位。 “要以平常心来看待日本的重新崛起，最关键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我们还要做一些努力，把中日双方存在重大分歧的地方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要让它扩大化，然后再扩大双方有共同利益的方面。就象国企改革一样，国有企业搞不好，就让民营企业发展。” 李培林认为，中国要把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带入到一个生活无虑、繁荣安定的社会，必须放下拥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架子，从文化、技术、制度等各个层面，学习世界文明中一切优秀和先进的东西。 “这一点，中国尤其要向日本学习，日本非常善于向历史上比他们强大的对手学习，姑且不说历史上日本人对中国隋唐文化的追随，以及明治维后‘脱亚入欧’的战略选择，仅看看二战后有多少日本人跑到美国去，发现和寻找那个战胜自己的国家凭借的是什么法宝，就能体会日本日本人的这种善于取他人之长补自身之短的精神。当年这些曾被某些西方学者讥讽为‘模仿之族’和‘技术小偷’的民族，现在没有人再怀疑他们的技术创造力，因为日本的芯片掌握着虚拟世界三分之一的大脑。” 赵晓认为，中国应该象日本那样珍惜资源，高效利用资源。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靠廉价出卖资源所获得。在这方面，日本比中国先进的多，以单位能源每千克油当量的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计，中国大约是0.7美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而日本同样能源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却高达10.5美元，为全球之冠，相当于中国的15倍。 “对待比我们强大的邻居，光有满腔的热血是不够的，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仍是一个出类拔萃、在很多方面值得中国人学习和借鉴的一个国家，而中国，还只是一个刚刚恢复元气，有着远大前程，同时需要在各方面倍加努力的国家而已。” 附：几本解读日本社会的经典之作 2004年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应邀到日本进行为期2个月的访问研究。第一次到日本的新鲜感和好奇心，使他萌生了“要写一本解读日本社会和民族心理的‘计划外’著作”的念头，而多年从事社会学研究积累起来的扎实的学术功底，又使得他能够熟练地运用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去概括日本社会的一些“潜规则”。 “一般来讲，人们总认为，与外国人相比，本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其实，来自异国文化视角的观察，能够跳出既定的分析框架，从一个全新的观察和比较视角，来解读人们已经习以为常、麻木不仁的日常事物，从而捕捉到一些发人深省的文化亮点。” 李培林的这种看法能够从过去100多年里的国际学术著述中得到印证。19世纪30年代初，年仅25岁的法国学者托克维尔（C.A.de.Tocqueville）在美国访问了9个月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回国后，他写成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此书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成为美国人理解自身文化的经典范本。也就是从那时起，美国人第一次意识到，来自欧洲大陆的学者似乎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托克维尔从异国文化视角观察到，美国人自己不以为然的随意结社习惯，恰恰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市民社会基础。例如，当出现一种社会需求或社会问题需要解决时，在英国是贵族出面，在法国是政府决策，而在美国一定会为此组织个什么社团来应对。托克维尔在书中关于美国民主前途的预测，关于美国北方和南方将来可能发生战争的预测，关于当时尚属于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将来必被美国吞并的预测，尤其是关于美俄两国将长期对垒并形成两大阵营的预测，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究托克维尔的热潮。”李培林说。 与《论美国的民主》较为相似的另一部著作，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菊花与刀》。 《菊花与刀》是一部受命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时，美国对日政策有两大问题急需解决，一是日本会不会投降，二是日本如果投降是不是还要保留其天皇制的问题。美国政府将这两大问题交给了杰出的女人类学家潘乃德研究。这项研究于1944年完成，并在1946年以《菊花与刀》为名发表。《菊花与刀》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日本人甚至认为正是通过这本书他们才真正了解了自己。 在这部给带来盛名的著作中，潘乃德对日本人的文化特征做了这样的概括：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 潘乃德对日本民族的分析是否被当时的美国政府作为政策选择的依据，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战后在美国的许可下，日本的确保留了皇室制度，也保持了日本天皇免除战争罪责的颜面。 1958年，一个从美国中西部小镇走入哈佛大学的青年学者傅高义（E。F。Vogel），偕同他的妻子和18个月的孩子到日本东京，研究日本社会的家庭和精神健康问题，在那里生活、工作了两年多后，他写成了《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一书，该书成为日本人重新认识自身社会的经典著作，也奠定了傅高义坐上美国的日本研究头把交椅的基础。 1979年，傅高义又出版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该书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而使声名大震。但就在“日本模式”甚嚣尘上的时候，泡沫破灭，股市、房地产暴跌，日本从此进入连续十几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期。面对多方面的责难，2000年傅高义又写了新书《日本仍是第一吗？》。书中历述了当年的研究过程和判断的依据，他解释写那本书的目的是想告诉美国人，在有些方面应当向日本学习，而且他从不相信日本当前的危机意味着幻灭。 “对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的分析，似乎总是来自异邦的观察显得更为重要。这大概是因为来自异邦的眼光，可以把分析置于一种比较的框架中，找出独特的东西。”李培林说。 或许正是借助于这种独特的、比较的分析方法，李培林能够在结束对日访问之后，很快写成了《重新崛起的日本》一书，这部著作虽刚刚面世，就被中日知识界誉为“一本继《菊花与刀》、《日本第一》之后解读日本社会的力作。”、“是迄今为止，最为客观、中性地解析中日之间是非恩怨的代表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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