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朝核试验，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理所当然；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进行谴责和适度制裁，也很必要。目前，有关各方反应一般都比较冷静和克制，不同程度上都承诺或鼓励尽快恢复六方会谈，争取形势向缓和方向转化。
但也有不少“过度的反应”和“炒作”，在众多的议论中，还有一些误区，值得注意。这里先谈误区之一：朝核试验预示“后冷战时代”结束吗？
国内外不少媒体评论认为，“朝鲜核试验打破了东亚军事力量的平衡，一场新的军备竞赛即将开始”，日本、韩国、甚至台湾当局都可能要寻求发展核武器；亚洲将要启开“新冷战时代”，“中国的周边环境将空前恶化”，等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当数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发表的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格曼的文章。
文章说，有朝一日历史学家可能会认为，后冷战时代是始于1989年11月9日而结束于2006年10月9日。柏林墙于1989年11月9日倒塌，让人们进入了后冷战时代；朝鲜于2006年10月9日进行核试验，把人们带出后冷战时代，带入到一个问题更多的时代——“后冷战后时代”。文章认为，“后冷战后时代”主要特点是朝核试验“导致亚洲有核化”，以及“中东走向有核化”；这个时代“比美国独霸的后冷战时代威胁更大”，将“更加危险和动荡”。
弗里格曼先生似乎过虑了。
首先，从宏观上看，朝鲜核试验同柏林墙倒塌与苏联解体并没有什么可比性，相提并论是不合适的。朝鲜核试验固然严重冲击和损害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性，但其影响所及，还不至于改变国际格局和引起时代变迁。
根本原因在于，现在时代不同了，朝鲜核试验没有任何大国（更不用说冷战时期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支持与合作的背景。相反，尽管各自的利益和考虑有所不同，各主要国家、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坚决反对。这正好说明，这是“后冷战时代”和9·11事件后国际关系新的特征，是顺应和平与发展时代潮流的。在重大国际安全问题上，只要有关国家、特别是有关大国基本立场趋于接近，利益汇合点不断拓宽，就不可能出现什么“更加危险和动荡”的“后冷战后时代”，也不可能引发什么“亚洲的新冷战”和大规模军备竞赛。
其次，从实际情况看，尽管日本新保守主义派别之中有少数人蠢蠢欲动，近日又重提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问题，但日本民众对原子弹的灾难记忆犹新，强烈反对。日本首相安倍近来再三重申，日本将坚持“无核三原则”。美国领导人也多次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日本发展核武器。赖斯这次访问日本和韩国时强调，美国将“全面”保护日本等盟国的安全，提供“核保护伞”，其意图也不言自明。鉴于珍珠港事件的教训，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不会同意日本拥有核武器。日本是这样，韩国和其它相关地区更难走上发展核武器的道路。因此，朝鲜核试验可能引起有关国家开发新型导弹系统，但还不致引起这一地区的“有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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