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线索看,后马克思主义关于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是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所关注的不仅是卢卡奇等新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和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重视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也不只是70 年代末以前新马克思主义各流派所重视的工人阶级异化和新中间阶级的形成等问题。后马克思主义以新技术革命发生后传统工人阶级的衰落为理论聚焦点,围绕以白领知识劳动者为主体的新中间阶级研究和资产阶级的内部分化研究,形成了去阶级化的多元社会结构理论。本文主要对英、法、德、美等主要西方国家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理论进行梳理并作出评介。 一、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理论 英国后马克思主义从后阿尔都塞主义出发,以“话语理论”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加深了70 年代末以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政治在西方的“危机”。以米利班德(R. Miliband)的新葛兰西主义国家理论为起点,以辛迪斯(B.Hindess) 、赫斯特(P.Q. Hirst) 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和琼斯( G. S. Jones) 的阶级话语建构理论为中介,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性人物拉克劳(E.Laclau) 和墨菲(C.Mouffe) 通过他们在70 年代末所主张的后阿尔都塞主义、新葛兰西主义的(工人) 阶级“链接原则”和霸权理论,最终走向了去阶级化的多元主义的社会话语认同和激进民主政治。 20 世纪70 年代后期,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成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认为,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通过教育、文化、宗教、家庭和日常生活等渠道,把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传导给大众,使工人阶级和大众认同他们的统治,从而取得意识形态上的霸权和统治的合法化。教育、文化、宗教、工会、媒体等都已成为意识形态机器,巩固了统治阶级获得的社会认同,淡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 米利班德在70 年代后期致力于揭露福利国家的阶级本质,他站在新葛兰西主义的立场上指出,国家具有思想文化职能,它推动社会共识的形成,并向公众灌输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即对资本有利的就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任何其他生产方式都不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好。（注2）同时,米利班德强调国家的政治职能最直接最明显地体现了国家的本质,即国家的阶级性和暴力垄断者身份。虽然近代福利国家制度缓和了阶级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但是镇压仍是国家最明显的职能。国家一方面直接参与阶级冲突,另一方面通过法律为冲突规定各种条件。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长期的宪政传统,但是一旦社会发生严重冲突,国家的镇压职能马上就会施展出来。（注3）米利班德批判那些主张西方社会没有统治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多元民主”论等资产阶级思潮,指出其实质是否定“国家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制度,它主要的目的是保护社会中特殊的掌权阶级”。（注4）此外,米利班德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变化的动态研究,认为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制下通过改良主义获得国家权力。但是共产党执政后必须从各个方面扩大民主,才能保持自己的政权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米利班德的改良主义理论尚未告别阶级政治,体现了左翼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 与要求阶级民主政治的米利班德不同,70 年代中期,辛迪斯和赫斯特已经从相信阶级斗争和革命政治的“后1968 年”（注5）激进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消极的改良主义者。他们“解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科学范畴,彻底抛弃他们先前主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政治,开始接纳以西方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与此同时,他们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阶级分析的解释建立在“再现”( representation) 的概念之上,用“形式上的”、“逻辑性的”纯理论方式解构阶级分析。他们认为,马克思从《雾月十八》起,就预设了“被再现的”(the represented) 的阶级、阶级结构和财产关系以及“再现方式”( the means of representation) ,即“相对独立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等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将“再现方式”简化为“被再现的”,其后果是导致了阶级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这一“保守的阶级简化论和本质论”。（注6）他们甚至反对“欧洲共产主义”对葛兰西的“非简化的”(non-reductionist) 阶级分析的重新发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阶级政治已经完全不适用于70 年代中期以后的西方社会,社会主义者应当彻底扬弃阶级分析,走向西方代议制民主条件下的一种后阶级、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 琼斯则是在其80 年代对19 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史的研究中开始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本体论。他不仅批判马克思,而且批判汤普森,认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及所有7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通病是强调“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二元论,不能解释1847 年以后英国工人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革命性。他认为,不是“存在决定意识”,而是建构在“非指涉性的”(non-referential) 阶级话语中的“阶级”,才是对“阶级”的关键把握。在70 年代末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以后,他提出应从独特的语言和政治性格,而不是阶级本体论出发来解释宪章运动。宪章主义话语才是理解宪章运动的要害,而这一话语的最大特点是“将罪恶和悲惨诉诸一个政治原因”, （注7）其抗争焦点已经不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而是权力。因此,琼斯强调宪章主义的话语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本体论和社会经济结构分析根本不相容,要求放弃阶级本体论,把“阶级”变成一种话语建构。一些研究者明确指出,琼斯的后马克思主义转向“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 （注8） 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危机、英国新右派崛起和社会主义政治衰落的表现。琼斯等后马克思主义者指责工人阶级政治在英国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保守主义甚至特殊主义,认为社会主义话语不再具有团结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效能。他要求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放弃狭隘的阶级政治观,创新一种新的政治话语以联合多元的进步力量”。（注9） 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拉克劳和墨菲则告别了后阿尔都塞主义和新葛兰西主义,以话语多元论解构马克思主义,以社会多元主义取代社会主义。受“欧洲共产主义”的影响,拉克劳和墨菲先是接受了新葛兰西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论,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的成功依赖于工人阶级对中间阶层的意识形态霸权。但是,拉克劳指责普兰查斯(N. Poulantzas) 将中间阶层理论化为中间阶级正走向一种“阶级简化论”,他认为中间阶层的政治特色不是阶级属性,而在于其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大众民主”成分。他还将所有的“非(工人) 阶级”意识形态都纳入“大众民主”的范畴。在70 年代中后期,他们分外强调“非阶级”和“大众民主”的重要性,认为实现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于将所有“大众民主”的因素(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系统地整合进它的阶级话语中。（注10）在这一阶段,他们仍强调意识形态霸权必然是阶级霸权,因为经济“最终”决定阶级政治的必然性。（注11）他们仍把对没有阶级属性的中间阶层及其大众民主意识形态的争夺视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基本阶级之间斗争的主要内容。 到70 年代末,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工人) 阶级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存在不应以具体的“阶级话语”, 而应以抽象的“链接原则”( anticulating principle) 来理解。（注12）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链接原则”本身不是话语存在,但却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链接各种潜在的反体制力量以创造工人阶级的霸权。拉克劳和墨菲的“链接原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政治危机的深度,他们实际上是认为,当代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非阶级和大众民主因素已经压倒了工人阶级话语,社会主义话语不再具有链接大众民主因素的霸权功能。到了80年代,拉克劳和墨菲正式放弃了(工人) 阶级霸权论,不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所确认的工人阶级的特殊政治角色,转而主张一种在话语中不断建构与解构的、没有固定本质的社会认同( indentities) 。他们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彻底扬弃特殊的政治主体,认为新社会运动意味着所有固定的政治主体的不可能性,因此它不应被视为工人阶级的替代物。他们把阶级和社会主义斗争看做是激进多元的民主政治的一环,要求左派放弃阶级政治,并以链接不同的民主政治为首要目标。为了兼顾彼此独立的各种新社会运动的自主性,他们将政治认同简化为社会认同,以非政治的社会多元主义取代了阶级政治,并以“认同政治”解构了一切左派霸权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尽管拉克劳和墨菲在表面上仍然表示:“每一个激进民主方案必然包括社会主义取向,也就是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注13）但是实际上在他们的非阶级化的“后社会主义”理论中已经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因素,只有对右派霸权现实的强调和对左派非政治的社会多元主义的推崇。他们的观点十分明确,即“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带来民主,而革命的主体也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新社会运动的广泛民主力量。因此,西方不再需要社会主义革命,今后的革命是“激进的民主革命”。也就是说,英国后马克思主义已经全面修正了社会主义的传统定义。在拉克劳和墨菲眼中,马克思主义是(工人) 阶级革命政治的代名词,而后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去阶级化的、非政治的社会多元主义认同政治和激进民主政治的代名词。 二、德国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理论 德国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表现为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传统的法兰克福学派在应对后现代主义过程中的理论转向。在这一转向中,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阶级和社会结构演变理论已经从1968年以前的,从高科技高消费条件下分析工人阶级的异化问题和资产阶级自身的异化问题而形成的“工人阶级融合论”,转向了70 年代以后的公共领域民主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后人、哈贝马斯的学生克劳斯·奥菲(C. Offe) 则专门研究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扩大对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尽管德国的后马克思主义坚持理性主义传统,反对后现代主义解构理性,破坏民主社会的地基,但是其社会理论深受“后学”时尚影响,明显扩展到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新问题域,它对多元主义激进民主的倡导也与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取向和目标相契合,表现出“去马克思化”的趋势。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家一致认为,保证资本积累的顺利进行,维持利润率不下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职能,而福利国家、代议制民主制度已成为国家实现这一职能的重要制度保证。福利国家有效地协调了资本与劳工的关系,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提供了较为扎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奥菲指出,福利制度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一种重要的非市场化的支持系统,其功能在于维持资本再生产所需的劳动力队伍。福利计划的制度化改变了战前的工业阶级斗争的模式,并且带来了“更加经济主义的、以分配为中心的、日益制度化的阶级冲突”。（注14）他认为,福利国家通过对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作出让步,消除了它们进行斗争的动力。工人必须接受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因为充足的利润率和投资水平保证了支持用于福利项目的经济剩余的产生。而资本家也接受了基本工资要求和福利国家开支,因为后者确保了一个健康顺服的工人阶级的存在。同时,奥菲接过福柯后现代国家理论的话题,进一步分析了福利国家所体现的强制性,他着重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复杂化,国家对各种偏离规范的行为也越发敏感,因此从身体到心理对个人的控制越发严密。从反对吸烟酗酒到交通安全教育,国家发展出一整套行为控制制度,过去被视为纯属个人的私事也成了国家关心的问题。（注15）奥菲认为,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引发的危机的反应。他关于国家功能扩张及其实质的论述显然打着后现代主义的烙印。 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模糊了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界限,因此,所谓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划分是过时的、不正确的理论思维方式。哈贝马斯批判性地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项基本假定”, （注16）即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划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和生产方式发展序列的观点。他认为,经济成为基础只是资本主义早期的现象,在后工业社会,许多以往被马克思看做是上层建筑的国家、交往等因素不但不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相反对经济结构起着决定性影响。“进化优势将从经济领域转到教育和科学系统”。（注17）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形成的基础不仅要到一般商品生产过程中去寻找,而且要到“上层建筑”中去寻找;晚期资本主义已经通过国家等上层建筑缓和了现代阶级冲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和发展中, “阶级的社会同一性解体了,阶级意识涣散了。被纳入晚期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妥协,使(几乎) 所有的人都成了参与者和当事人,成了一个人”。（注18）哈贝马斯断言,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和冲突虽然没有消失,但是已经缓和;冲突不再具有传统的阶级斗争的冲突性质,而是以生活差异和政治观点差异的形式存在,是一种文化冲突。“更确切地说,新的冲突是在文化再生产、社会统一和社会化领域中形成的”。（注19）哈贝马斯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不承认社会经济结构对社会其他结构的决定作用,从而取消了历史唯物主义基于经济结构和历史地位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用基于差异的文化冲突论取代了阶级斗争理论。 在上述去阶级化分析的基础上,哈贝马斯以合理的交往行动取代劳动在传统的社会领域中的核心地位,以“主体间性”取代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民主的“协商政治”取代了基于阶级利益的阶级斗争,从而实现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重建”。交往行动的目的在于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性协议,要得到一致性协议就需要借助话语进行主体之间的对话,而只有通过对话或协商,才能获得立足于主体间性的真理,实现共识,推进法律和民主建设。哈贝马斯认为无论是在道德领域,还是在法律和政治领域,都需要贯彻协商原则,于是就产生了协商伦理学和协商政治( deliberative politik) 。哈氏以交往理性为支柱来重建民主社会的公共领域,认为公共领域不是“国家机器”或“经济领域”,而是民主社会的“参与”,是一种“话语领域”( discursive field) 。因此,市民社会概念应被解释为思考共同事务和共同利益的话语互动,它体现了当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哈贝马斯从交往理性出发,把公共领域当作权力斗争的领域,倡导基于对话的“参与民主”,从而为90 年代西方以多元文化主义为中心的激进政治奠定了理论基础。 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和“公共领域”的观点,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从批判理论走向建构理论的一个转折。从对资产阶级社会统治霸权的批判走向对更多元的民主社会的建构,应视为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一个发展。在里根、撒切尔主政后资本主义出现发展高潮,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西方传统的左翼批判理论频频失灵的历史大背景下,哈贝马斯标榜超越左右意识形态的交往理性和公共领域理论为西方参与式民主运动提供了理论资源,打造了理论基础,因而很自然地在西方学界和西方社会流行开来。这一理论在当代条件下把法兰克福学派关于资本主义阶级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哈贝马斯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大众民主、话语互动等多元文化形式的权力抗争取代了劳动反抗资本的阶级斗争;以差异认同为特点的激进民主政治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以争取真正的自由和解放的民主社会的目标取代了无产阶级消灭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建立平等、公正、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理论的批判思想,错误地对马克思基于劳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在这一相互关系基础上形成的阶级冲突理论进行了全面“重建”,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损毁。 三、法国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理论 法国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在1968 年运动和前苏联东欧剧变这两大历史事件的冲击下形成的,其发展高峰是在苏联东欧剧变后的90 年代。法国的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两大事件后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社会主义未来美好社会的目标进行了新的反思和探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提出了不同于马克思的解说。 法国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乔治·拉比卡(G.Labica) 在90 年代仍坚持工人阶级的阶级政治。拉比卡认为,共产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关系这一主要矛盾,使得红色战胜了白色的、玫瑰色的和黑色的东西。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为争取民主而进行的实际斗争,是建立“多数人的政权”。（注20）他认为,由于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销蚀和淡化了劳动者的阶级意识,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文化方面发展革命概念,要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世界化”来解决发达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注21） 法国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托塞尔(Andre Tosel) 强调对马克思的“实践”理论、韦伯的西方社会结构理论和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的继承,特别是汲取了法兰克福学派主将哈贝马斯基于“主体间性”“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试图用“生产/ 行动理论”取代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去分析当代社会运作过程中复杂的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入大规模文化消费的新时代,其“生产/ 行动理论”通过批判和“重建”马克思的所谓“生产决定论”,适应和体现了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托塞尔“解构”马克思的基于劳动和生产的实践理论,把实践从“历史宏观”框架降低到个体行动的“中观/ 微观”结构;反对像马克思那样把生产当作一般的社会实践,主张将生产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并将话语的表达和沟通作为“生产/ 行动”过程的活的中介。托塞尔认为:当代生产和个人行动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资本主义的生产已将其重心从生产行动转向非生产行动,不管这些行动是政治的、伦理的,还是美学的……”。（注22）由此,托塞尔以其“生产/ 行动”,否定基于马克思宏观经济社会分析的“大型主体”——阶级、政党和民族国家,转而重点分析被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忽视的“个人”及其行动动机、决策过程。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冲突被弱化为非阶级、非政治的、弥漫于各个社会层面的广泛的、多样的权力抗争或文化霸权的争夺。 处于法国批判马克思主义学派边缘的左翼激进社会学家布迪厄( P. Bourdieu) 则从托塞尔对马克思原有实践概念的“解构”和“重建”,走向取代实践概念的“象征性实践”理论。布迪厄认为,人的象征性实践由“行动者”和“社会”两个固有因素构成,是在人的象征性实践中建构起来和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他从象征性实践出发,创建了一种反思性的象征形式权力社会学,将权力问题置于象征性结构的社会空间和权力场域中去,具体地探讨权力运作的象征性模式。他明确提出,要深入分析当代社会中的象征性权力的运作逻辑,必须与马克思的本质论的社会理论彻底决裂。他指责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认为其主要错误在于“为一个真正的实际问题提供了一个错误的理论解决方案,例如肯定了阶级的实际存在这样的问题”。（注23）在布迪厄眼中,社会空间只是一种由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组成的象征性双重结构。社会科学应当构建的不是阶级,而是其内部可以分割成阶级差别的社会空间,而这样的阶级只存在于纸面上。他把社会空间描述成一个个象征性的权力斗争的场域,特别重视由各种资本转化而成的象征性资本,专题批判垄断了象征性资本的分配和再生产权力的当代社会名牌高等大学。他认为,社会空间中各个场域的权力斗争网络并不像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所主张的那样,可简单地归结为由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物质关系和人的关系。在高度科技化和民主化的现代社会中,名牌大学体系是各个重要社会场域的特权阶层的不断再生产的重要基地,社会各个重要场域的特权分配,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些名牌大学系统中象征性资本累积和传递的情况。（注24）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场域的权力斗争及其再分配结果,都与名牌大学系统中象征性权力的分配和斗争紧密相关。由此,布迪厄揭示了象征性权力的特殊结构和运作逻辑。布迪厄理论的长处是重视马克思当时没有触及过的文化再生产中的权力再分配问题,容纳了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抗争的分析,发展了新葛兰西主义的文化霸权理论,从而扩展了当代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空间。但是,他以权力斗争取代阶级斗争,以区别和差异分析取代阶级分析,以“象征性实践”和“象征性结构”取代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结构,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结构分析,因而难以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 法国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后起之秀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 自创了一种“元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现代性”的“元结构”解释了当代阶级与政党政治,试图用现代批判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充”和“改造”。他主张用韦伯的“现代性”理论解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用契约主义、组织性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理论。比岱认为,个人及其契约地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活力和动因,这种交换和契约关系在本质上仍是不平等的,而不平等是新的统治关系的基质。契约关系在实现的同时总是遭到破坏,走向反面,如自由平等的市场在现实中造成了不平等的阶级关系,因此,在分析市场和阶级关系时应当区分资本主义交换的“法律形式”和阶级剥削的“实际关系”。他说明,契约自由基础上的市场和组织是现代社会理性合作的两种基本模式因素,也构成了两大阶级因素。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并不是完全在财产权,即市场的基础上进行自身的再生产的,它还通过“组织”的文化或社会形式进行。市场和组织在现代阶级结构中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因此,他不同意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决定阶级结构的理论,质疑建立在阶级结构基础上的政党制度观及其划分左右的传统标准,认为马克思对阶级结构的分析忽略了对“组织性”及其实质的分析。现代社会的两党作为“组织”形式、作为“能力”极,都通过与其他极的社会力量建立积极的关系来控制对方,两党之间的区别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老生常谈。现代受剥削的大众只有打破轮流执政的两党所固有的勾结,通过市场和组织的双重进程,才能在结构上实现社会主义的替代。社会主义因而是以消除这些因素,建立无阶级,即平等民主的社会为目标的群众斗争。（注25）比岱的阶级理论比较重视阶级在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中的形成,努力揭露西方政党政治的阶级本质,没有把阶级斗争仅仅理解为权力斗争。但是,他的阶级结构理论以个人契约地位的微观分析取代生产方式的宏观分析,弱化了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对于阶级形成的决定作用;他的“组织性”分析过度突出文化性,落入了后马克思主义去阶级政治的思想窠臼,其理想也没有超出欧洲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 法国后马克思主义者注重研究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雇佣劳动阶级问题。让·罗金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主要变化是雇佣劳动的异质化。今天的雇佣劳动阶级已经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雇佣劳动阶级,古典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只占1/ 3 左右,而服务工人,即教育、文化、医疗保健、通信等部门的雇佣劳动者则占2/ 3 左右,此外还有经理雇佣劳动者等。新经济创造了一批不同于传统工人的新型雇佣劳动者。（注26）保尔·博卡拉认为,信息产业革命给资本主义带来了深刻影响,它改变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为未来社会准备了要素。信息和知识与劳动者,特别是智力劳动者难以分离,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权力被相对削弱。（注27）弗朗赛特·拉扎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在总体上并没有多少改变。它的一端是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另一端是广大雇佣劳动者;前者只是少数人,而后者的队伍则日益扩大。她认为新中间阶层不是一种阶级概念,其地位也极不稳定。广大雇佣劳动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注28）米歇尔·阿格利埃塔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福特主义增长方式正向金融资产增长方式转变,这一转变在微观层次上的反映是体现资本社会化趋势的股权分散化,促使企业到市场去寻求风险资本,从而获得发展动力。但是,他反对所谓工人持股制形成了“雇佣劳动者资本家”,他认为,雇佣劳动者的金融资产无论从职能还是数量上看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在当代,银行信贷是资本主义生产实现的条件,而工人无法用自己的金融资产获得信贷来从事经营性生产这一事实决定了其雇佣劳动者的身份。股权分散化与金融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是同时进行的。雇佣劳动者的家庭金融资产不能脱离垄断资本而独立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雇佣劳动者对资本的间接从属由于工人持股而加深了。（注29）托尼·安德烈阿尼(Tony Andreani) 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和私有化浪潮下,西方企业的雇员股东制的加速发展并没有真正改变劳资关系,这种意义上的所有权的扩散并不具有变革资本主义的性质,所谓“人民资本主义”只是个骗局。他对西方雇员股东制的三种形式——企业储蓄计划、养老基金和期权股份进行了具体的剖析。就企业储蓄计划而言,由于股权过于分散,雇员无法赢得任何权力,公司权力仍然掌握在企业领导者手中;在养老基金的管理中雇员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他们无法控制投资,养老基金代表着一种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期权股份的主要持有者是企业领导者、雇员资产阶级。因此,伴随着人民资本主义的是劳动服从资本,资本把它的逻辑和特有的限制强加给劳动。雇员股东制是破坏性的,它增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而金融崩溃对小股持有者的冲击最为剧烈。（注30） 法国的另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也分析了工人持股制对阶级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股民的投资参加资本循环,特别是国际资本循环,从而产生了“食利雇佣劳动者”,这的确给阶级关系问题带来了一定的复杂性,应该承认这些投资的收入(股息和红利) 是发达国家形成广义“工人贵族”的经济基础之一(尽管工人所得到的投资收入很少) 。（注31）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出现了新的统治和剥削方式。产业结构调整中部分产业的转移,移民劳动力的竞争和临时工用工制度的推行,社会福利和保险的减少,使发达国家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趋于恶化,而工会力量的削弱又使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注32） 长期从事工人阶级问题研究的奥利维耶·施瓦茨指出,随着法国传统产业的衰落,最近15 年或20 年来,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正在衰落。尽管工人阶级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30 年来不断下降,但仍然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整体。服务业中被称做“雇员”的职工也属于“工人”阶层。施瓦茨反对60 年代马勒提出的将白领工程技术人员纳入工人阶级的“新工人阶级”理论,认为今天法国工人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变,而且繁重的工作、不稳定的职业、工资微薄且增长缓慢这些特点还出现在第三产业的许多职业中。同时,施瓦茨也指出了造成工人真正衰落的两个因素:一是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新一代工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缺乏以往工人阶级的明确的同一性和身份认同感。工人和非工人、社会下层和全社会之间的社会界限虽然没有消失,但在今天已十分模糊;二是由于20年来政治形势的变化,失业率大幅度上升、不稳定就业增多、去社会化现象日益严重,左翼政党认为各种更加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不是来自工人,而是来自那些无法再进入劳工界的人们,这些人的社会目标越来越远离有工作的、境况以乎不错的工人阶级,而日益转向关注被排斥者、郊区、年轻人、移民和种族主义及其社会运动。（注33）法国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分析工人阶级政治衰落的原因时认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受全球化冲击最严重的不是西方工人阶级,而是失业人群和外来移民等“下层社会”和边缘人群。 总体而言,法国后马克思主义与英国后马克思主义一样,在70 年代到90 年代都经历了从后阿尔都塞主义到新葛兰西主义的思想历程。由于法国是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多种形式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也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故乡,因此,法国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结构演变理论显然与英国分析马克思主义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有别,更具有本国民族文化传统的特征,充分彰显了其理论方法论的多元化的特征,也更具有左翼激进批判色彩。 四、美国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理论 美国的后马克思主义深受后现代主义和新葛兰西主义的影响,同时也与美国的国情相结合,把性别和种族冲突提高到与阶级冲突同样重要的地位。因此,美国的后马克思主义以争取意识形态和文化控制的斗争为主题,不强调对立阶级之间的直接对抗。美国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特点具有实证分析的现实性,它根据当代全球化条件下美国社会的演变现实和趋势,对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其他阶层的新变化进行了分析。 美国是否还存在工人阶级? 后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了美国工人阶级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变迁。与西欧发达国家不同,美国工人运动长期处于劳工民粹主义传统的主导下。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历来推崇“美国特殊论”,制造了“中产阶级社会”、“无工人阶级社会”的神话。大多数美国人也把阶级看做是外国的东西,认同美国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美国的后马克思主义虽然承认工人阶级依然存在,但是反对以收入等社会经济标准划分工人阶级群体,认为当代工人阶级的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应当以职业、教育和信仰(包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加利福尼亚戴维斯大学玛丽·杰克曼和罗伯特·杰克曼于1984年的研究指出,以往的阶级理论都用两分法来阐明阶级体系,这种阶级两分法的概念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与革命之间的联系,但现在已经过时,应以新的方式来表达阶级的含义。阶级是一种社会地位群体,阶级的特性就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并按等级划分的地位群体序列,阶级的衡量标准包括经济因素及派生的文化因素所形成的种种结构。经济标准包括教育程度、职业威望、工作技能、安全感、自主性与权威性、工资收入以及资产。这些相互关联的经济因素反转过来又会产生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种生活方式又是体现在消费模式和文化价值观念之中的。（注34）他们根据密歇根大学1975 年的调查数据进行了著名的美国阶级身份研究,设计为5 个阶级,其中37 %的人归于工人阶级,43 %的人归入中产阶级。职业、教育和人们的信仰感受三个因素是人们对自己归类的主要依据,收入则较为次要。杰克曼夫妇认为,社会阶级是一个你能迅速作出区分的硬标准与你不能很快区分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等要素结合而形成的。 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在20 世纪90 年代的研究认为,工人阶级由于职业界限模糊、教育程度和工作环境变化等因素,已经与40 年前大不相同。工会也把目标对准了更年轻、更有活力、受过较好教育的工人以及不同于25 年前的职业领域。杰克曼夫妇的研究表明,信仰和感觉是70 年代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而今天工人阶级的共同关注点仅仅是诸如工作安全、工作自主性、职业声望等古老的议题。但是,杰克曼夫妇所划分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人数和比例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尽管经历了无数次巨大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工人阶级的身份却如此稳定。工人阶级的存在仍然是美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稳定的现实, 因此, 现在宣告工人阶级的消亡为时尚早。（注35） 2001 年5 月,美国扬斯敦州立大学工人阶级研究中心举办了一次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研究的关系”的研讨会,会议论文包括:“工人阶级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所扮演的角色”、“马克思主义与美国例外论”、“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工人阶级研究无国界”和“阶级研究中马克思的位置”等。（注36）埃里克·斯考科特( Eric Schocket) 在评介当前后马克思主义有关工人阶级研究的综述中指出,在美国的工人阶级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几乎不占统治地位。这个领域的主流通常采用目前在美国文化研究中比较流行的新葛兰西主义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理论在谈论所谓“文化排斥”时往往会低估物质的界限。左翼学术界的这种“文化主义”的转向回避对整体和政治目的论的关注,在工人阶级研究中突出文化多元主义的具体阐释。美国的劳动民粹主义传统一直对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分析怀有敌意,在文化多元主义诱因的强化之下,这种传统再度出山,试图把劳工的故事编织进“美国经验”的“马赛克”中。斯考科特认为,对于把工人阶级视为任何资本主义结构的基础部分的设想而言,文化多元主义无疑在学术界为其开辟了一个有价值的空间,然而这个空间却不能自外于其伴随而来的固有矛盾。邀请工人阶级参加多样性的盛宴这种提法扩大了自由多元主义的空间,它在口头上将阶级和种族、性别并列在一起,主要是基于阶级、种族和性别有相同的本体论地位的观点。把工人阶级理解为多样性的一个方面,是对阶级的最温和的肯定,但是它隐含着不平等的经济关系这一前提。这一点对于社会主义构想的意义是,社会主义正是要消灭而非肯定“差异”中的这个特殊的方面。（注37） 西摩尔·马丁·李普塞特( Seymour MartinLipset) 分析了引发当代欧美左翼政治去阶级化的社会根源,指出了阶级和社会结构变化对所谓中性化新政治的影响,着重分析了新中间阶级的崛起及其引发的价值观演变。他认为,与欧洲社会相比,美国一直更少强调阶级意识和阶级组织,美国的阶级与选票间的相互关系相对松散。而随着近几十年经济阶层分布和消费水平的改变,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在阶级和政治关系上也随之发生了同样的变化。许多新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探讨“后工业社会”、“后物质主义”以及“科技革命”的出现,指出了引发这些发展的一些基本力量。他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发展的诸多设想——工场的增加、工业无产阶级的稳步发展及个体经营的减少——已经终结,从事科技和服务业等国民经济第三部门工作的人群急剧增长,大学毕业生和高等院校在校生的人数迅速增多。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技术决定论者强调指出,理论知识和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它正在改变着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其他诸多方面,并为科技界精英们带来了极高声望和巨大权力。正在形成的后工业阶层已经显示了其独具特色的价值观,李普塞特尤其重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社会阶级结构演变的影响,他引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提出者罗纳德·英格利哈特(R.Inglehart) 的话指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变化以及阶级冲突的减少,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物质生活日益充盈的函数。与在经济匮乏环境中成长、经历过大萧条时期的先辈们比较起来,20 世纪后半叶出生的一代越来越关注一些非经济性或社会性问题——环境、健康、教育质量、文化、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更加平等、国内外民主化和自由的扩大,以及个人道德问题。新社会运动从美国蔓延开来,同时,竞争性的市场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逐渐消除了与阶级相关的消费方式的差别。欧美国家采取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措施,为不同人群跻身于社会精英阶层增加了机会。经济不平等的形势仍然严峻,但是,随着社会阶级差别的缩小,加之互联网的普及而带来的获取信息途径的扩大,权力正呈现愈益分散的趋势。（注38） 美国后马克思主义学者还通过解析全球化背景下泡沫经济的破产,特别是“安然”等金融丑闻,分析了当代经济结构中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化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变化。威廉·普法夫认为, “安然”丑闻表明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失败,是资本主义的最新模式“管理者资本主义”的失败,是资本主义病变的产物。他指出,创造了现代西方繁荣的不是“管理者资本主义”,而是20 世纪70～80 年代才被普遍接受的美国的“利益共享资本主义”,法国经济学家称之为“业主资本主义”或“股东资本主义”。在利益共享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认为管理人员不仅要对业主负责,而且要对员工和社会负责。但是, “安然”等事件使国际社会发现,人们并没有按照这个理论去做。相反,在美国和采用美国商业模式的国家, “管理者资本主义”取代了“业主资本主义”。这种新型的资本主义首先使公司管理者成为一个阶级,这个新阶级的产生使古典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已经被取代了。业主资本主义在实践中失败了,原因是市场使公司所有权如此分散,以至于已经没有负责任的业主存在了,公司管理人员利用这个漏洞使公司成了为自己谋利的工具。这是道德所不能接受的,但这是资本主义的腐败,也是这个社会自身机能的腐败。（注39）普法夫等人认为,今天的阶级冲突同马克思时代的阶级斗争大不一样,阶级斗争不是存在于贪得无厌的工厂主和贫苦的工人阶级之间,它是存在于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是资本所有者的内部分化。他们认为,过去10 年泡沫经济使财富发生了令人吃惊的转移——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转移——但是这种转移不是从工人阶级到资产阶级的转移,而是从股民阶层转移到经理阶层手里。他们指出, (美国) 资本主义的现存危机是“局内人非法操纵游戏规则”的结果,因此,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其说是经济危机倒不如说是社会危机,与其说是物质上的危机倒不如说是道德危机。上述理论承认阶级冲突和阶级政治,试图以阶级理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其他后马克思主义的去阶级化批判理论有所不同。但是,这一理论把当代资本主义的失败最终归结为道德腐败,显然使其“经济分析”大打折扣。 詹姆逊( F. Jameson) 是美国后马克思主义者中最著名的人物,在当代欧美思想界具有广泛影响。作为当代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詹姆逊非常重视在去除规范的晚期资本主义空间条件下后现代社会激进政治所面临的困难,提出了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的阶级形态的独特认 五、基本评价 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理论由于其理论背景、民族特点、文化传统的显著差别,显示出异常丰富的多样性。有的学说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概念和方法“引进”并“嫁接”到当代西方的其他社会政治理论中去;有的学说则完全属于“马克思之后”的理论,宣告马克思的阶级和社会结构理论已经过时,并试图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演绎出另一套解释当代社会结构的学说。尽管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理论千差万别,其中少数流派和人物有准马克思主义倾向,但是其总体性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 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理论具有清晰的整体发展路径:从后阿尔都塞主义突出意识形态作用的哲学多元结构,转向后葛兰西主义的政治多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争夺;又从争夺阶级的话语霸权,最终转向非阶级政治的多元民主激进政治,从而实现了与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多元政治理论的“链接”。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社会结构理论与20 世纪70 年代末以前的新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共同质疑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极分化的理论,一致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抗争的重要性。但是,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工人阶级的文化霸权已经完全让位于“非(工人) 阶级”的无中心的多元政治霸权,颠覆性的反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 革命理念已经完全被表面激进的多元民主认同理念所淹没。也正是基于这一区别,后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后现代取向的马克思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二者都从基于社会经济的分析完全转向文化领域的话语分析,从以阶级为中心转向以权力为中心,从政治一元论转向政治多元论。两种“后”学关于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演变的理论殊途同归,在对激进的多元政治的认同上达成了共识。有所区别的是,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哲学形式的多中心论,而后马克思主义的去阶级化的激进政治则直接从政治上攻击工人阶级政治本体,以权力抗争取代阶级斗争,以激进的多中心的文化抗争和民主建构否定劳动对资本的反抗,否定了以推翻资本的统治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 后马克思主义对以新中间阶级发展为中心形成的当代西方社会的结构性演变进行了现象学描述,探讨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迁的根源,对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有一定的启发性。从政治层面看,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结构理论影响了80 年代以后崛起的、新中间阶级主导的、西方大众广泛参与的新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趋势。它与后现代的反抗力量——以新中间阶级为基础的新社会运动相结合,试图创造一种适应西方参与制民主特点的新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从而为西方左翼政治提供了以往没有的新的活动空间和斗争阵地。因此,这一理论具有一定价值,有助于我们向下追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变化,向上探寻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变化和西方政党现代执政方式的重要调整。但是从总体上看,后马克思主义无力说明当代西方社会的结构性演变的根本性质和根源,因而也无法真正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 此外,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结构理论迎合了把马克思主义链接到自由多元主义的需要,因此在20 世纪末逐步受到西方思想主流的接纳,有弱化西方大众阶级意识的消极作用。后马克思主义完全转向生态、性别等向度的后现代性质的批判运动,诉诸新的资本主义批判动力。它基于彻底的多元主义发展各种不同的民主抗争,不仅不承认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甚至认为新社会运动也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替代物,认为这些运动本身说明了所有固定政治主体的不可能性。在我们看来,新中间阶级的文化批判不可能具备工人阶级挑战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的阶级力量和政治能力。无中心的、多元的民主抗争在没有阶级主体支撑的情况下,只能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盘散沙,无法形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威胁。因此,只有在西方复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观照和分析当代西方的阶级状况和社会结构,以新中间阶级为主体的新社会运动才有可能摆脱多元主义激进政治的窠臼,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真正成为人类解放的进步事业的组成部分。事实证明,后马克思主义的去阶级化的多元政治理论非但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出现危机,相反恰恰验证了80 年代以来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左翼在新自由主义强势压力下的总体意识形态危机。
注1：所谓“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 ,国际上一般是指在20 世纪70 年代末由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所引发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之后,流行于80 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广义上,苏联解体后的90 年代以来西方和东欧的许多新马克思主义流派都被纳入“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以最狭义而言, “后马克思主义”特指直接以这一称谓冠名的英国的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
|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