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循环--从空白的石板到烧焦的大地--《休克主义》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  完整的循环

从空白的石板到烧焦的大地

在那种情况下，

政府解散人民

另选别人

应该比较容易吧7

        ——布莱希特(Bert01t Brecht)．《解决之道》  (s()lution)，1953年

伊拉克是中东最后一块有希望的边疆。伊拉克钻探的油井中，80％都有

发现。

——爱尔兰佩特瑞石油公司(Petrel)总裁

                                    何根(David Horgan)，2007年1月

    布什政府难道不知道自己在伊拉克推动的经济计划，可能引发暴力反弹吗?有一个人应该早就知道可能的不利后果，这个人就是负责执行政策的布雷默。20¨01年11月，他新创反恐企业危机顾问公司后不久，为客户写了一份政策文件，说明跨国公司在国内外面对的恐怖攻击风险增加。他在这份名叫《国际企业新风险》的文件中，告诉精英客户，说他们会面对日增的危险，原因在于让他们变得如此富有的那个经济模型。他写道，自由贸易“创造了空前未有的财富，却也为很多人带来立即的不利影响，自由贸易需要裁员，开放市场，接受对外贸易，对传统的零售商和独占贸易组织带来了惊人的压力”。所有这些变化都会导致“收人差距的扩大与社会秩序的恶化”，进而可能造成美国公司遭到各种攻击，包括恐怖攻击。

    伊拉克的情形确实是这样，如果策划战争的人认为，他们推动的经济计划在政治上不会碰到反弹，很可能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伊拉克人会主动同意这种系统化的侵占政策，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其他事情，相信伊拉克人会迷惘、集体退缩、无力应付转型的步调。换句话说，他们依靠的是震撼的力量，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说得最清楚，他说伊拉克经济与军事休克治疗专家的主要思维是：伊拉克人会被美国的火力震撼到无以复加，对萨达姆的下台会高兴得无以复加，“因此可以轻易地引领他们从甲地点到乙地点”。接着经过几个月后，伊拉克人会从战后的茫然中复原，又惊又喜地在阿拉伯世界的新加坡过日子，在若干分析师兴奋地称之为“底格里斯河之虎”的国家中安居乐业。

    实际上，很多伊拉克人立刻提出要求，要求在自己国家的转型中拥有发言权，布什政府对这种意外转折的反应，是造成大部分反弹的原因。

破坏民主制度

    美国侵略伊拉克那一年夏天，曾经备受打压的巴格达居民日常生活虽然十分艰困，却怀抱着极浓厚的政治参与热情，以至于巴格达呈现一种几乎像是嘉年华会的气氛。大家不满布雷默的裁员、经常的停电和外国包商，但是好几个月以来，这种怒火主要透过突然爆发、不受限制、生气勃勃的言论自由发泄出来。整个夏天里，绿区的几座大门外，每天都有示威抗议，抗议群众中，很多都是要求恢复原有工作的工人；几百家新报纸创刊发行，上面印满了批评布雷默和他的经济计划的文章；教士在星期五的礼拜中讲政治，这种自由在萨达姆统治期问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最令人兴奋的是，整个伊拉克全境的都市和省份，都出现自发性的选举。人民终于摆脱萨达姆的铁腕控制，在市政厅集会，选举能够在新时代代表他们的领袖。在萨马拉(Samarra)、席拉(Hilla)和莫苏尔等城市，宗教领袖、世俗的专业人士和部落人民通力合作，定出地方重建工程任务的先后顺序，大大违背宗派主义与原教旨主义即将爆发的最坏预测。会议气氛很热烈，但是基于很多原因，会议气氛也很欢乐：未来的挑战虽然艰巨，但是自由已经成为事实。美国军队相信布什总统所说派军到伊拉克是要传播民主，因此他们在很多例子里扮演辅助性的角色，协助安排选举，甚至搭建投票所。

    民主热情和明确拒绝布雷默经济计划两件事合而为一，使布什政府处在极为困难的地位。布什政府做过大胆的承诺，要在几个月内，把政权交给民选的伊拉克政府，而且要立刻把伊拉克人纳入决策程序。但是第一个夏天的情形毫无疑问地显示，释出权力等于放弃一场美梦，梦中不但伊拉克会变成模范民营化经济体，而且散布着众多美国军事基地；经济民族主义太深入人心，尤其是事关最宝贵的国家石油蕴藏时，更是如此。因此华盛顿放弃了民主承诺，转而下令提高休克级别，希望更高一级的休克最后能够发挥作用，达成目的。这个决定把纯粹自由市场圣战带回来绕了一大圈，回到拉丁美洲南锥国家的发源地，也就是当初靠着镇压民主、逮捕与刑讯反对人士，以便强化经济休克治疗的国家。

    布雷默初上任时，美国计划召集伊拉克社会所有阶层的代表，召开大型制宪会议，并由代表票选临时执政委员会成员。布雷默抵达巴格达两星期后，取消了这个计划，他决定亲自挑选伊拉克统治委员会成员。他在写给布什总统的信息中，描述他选择统治委员会成员的方式好比“瞎子的莽撞与三度空间跳房子游戏的混合体”。

    布雷默说过要把统治权力交给统治委员会，但是他再度改变心意。“我跟统治委员会共事至此的经验显示，这样做不会是非常好的主意。”他后来解释说，统治委员会成员行动太慢、太深思熟虑，不适合他采用的休克治疗计划。布雷默说：“他们连安排两部汽车游行的能力都没有，他们根本不能及时做出决定，甚至根本做不出决定。此外，我仍然觉得，交出主权之前，制定宪法非常重要。”

    布雷默的第二个问题是全国各省市纷纷举办的选举，到6月底，他到任才第二个月，就放话出去，说所有的地方选举必须立刻停止。新计划是伊拉克的地方领袖要像统治委员会一样，必须由临时政府任命。于是在伊拉克最大教派什叶派最神圣的圣城纳杰夫(Najaf)，爆发了意义重大的摊牌事件；纳杰夫在美军的协助下，正在推动全市选举，截止登记前一天，负责的中校接到海军陆战队少将马蒂斯(Jim Mattis)的电话。公认最权威的伊拉克战史《眼镜蛇二号》(Cobra Ⅱ)戈登(Michael Gordon)和特雷纳 (Bernard Trainor)将军写道，马蒂斯说：  “选举必须取消，布雷默担心不友善的伊斯兰教候选人会获胜……不愿意让不对的人赢得选举，建议海军陆战队选择他们认为可靠的伊拉克人组成团体，选出市长。美国就是这样控制选举过程。’’最后，美军任命萨达姆时代担任陆军上校的人当纳杰夫市长，伊拉克全国各城镇都一样。[1]

    在某些例子里，布雷默的禁令发布前，伊拉克人已经投票选出地方民意代表，布雷默悍然下令产生新议会。摩门教徒主导的包商三角研究公司获得授权，负责成立塔吉省(Taji)地方政府，三角研究公司解散好几个月前由当地人民选出的议会，坚持要从头开始。一位伊拉克人不满地说：“我们觉得我们在走回头路。”布雷默坚称他“没有下令全面禁止民主制度，我不是反对民主，但是我希望能够考虑到我们的利益……太早举行的选举可能有毁灭性，选举必须非常小心地进行”。

    这时伊拉克人仍然期望华盛顿履行承诺，推动全国大选，把政权直接交给大部分公民选出来的政府。但是2003年11月，布雷默取消地方选举后飞回华盛顿，到白宫参加一些匆匆安排的会议；再回到巴格达的时候他就宣布取消大选，伊拉克第一个“主权”政府要用任命的方式产生，不用民选。

    这种转变很可能跟一项民调有关，华盛顿的国际共和党员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在这段期间里进行了一次民调，询问伊拉克人，如果有机会，会投票给哪一种政治人物。民调结果对绿区的政商财团主义分子好比警钟：49％的伊拉克受访者说，会投票给承诺要创造“更多政府部门就业机会”的政党。问他们是否愿意投票给承诺创造“更多民间部门就业机会”的政党，只有4.6％的受访者说愿意。问他们是否愿意投票给承诺“留住联军，到相当安全时为止”的政党，只有4．2％的受访者说愿意。简单地说，如果容许伊拉克人自由选举下一任政府，而且这个政府具有真正的权力，华盛顿就必须放弃这场战争的两大目标，一是在伊拉克设立美军基地，二是让美国跨国企业全面进占伊拉克。

    批评布什政权内新保守派分子的人指责说，布什政权的伊拉克计划过度依赖民主制度，天真地相信自决观念。这种说法掩饰了临时政府第一年的实际记录，实际上，民主制度一冒出头，布雷默就把它砍下来了。他上任的头六个月，取消了制宪会议、否决了选举制宪代表的构想，撤销并阻止几十个地方与省级选举，最后又取消全国大选，根本不像是理想主义民主人士的做法。而且，现在把伊拉克出问题归咎于没有伊拉克代表的著名新保守派人士中，没有一个人支持巴格达和巴斯拉街头发出的直接选举呼声。

    最初几个月派驻在伊拉克的人当中，很多人认为推迟、削弱民主制度的多项决定和武装反抗的勃兴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战争爆发后派驻伊拉克的联合国外交官龙恩(Salim Lone)认为，布雷默做出第一个反民主决策是关键时刻。他说：“例如，第一件针对在伊拉克外国人的致命攻击是2003年7月，在美国挑选出第一个领导团体伊拉克统治委员会后，约旦大使馆随即遭到攻击；不久后，联合国的巴格达总部也遭到炸弹攻击，炸死了很多无辜的人……很显然，伊拉克人对这个委员会的组成比例不满，对联合国支持这个委员会不满。”龙恩在这次攻击中，失去了很多朋友和同事。

    对伊拉克的什叶派来说，布雷默取消全国大选是严重的背叛，什叶派是伊拉克最大的族群团体，他们在伊拉克忍辱负重几十年后，一定会主导民选政府。一开始，什叶派只是用大规模和平示威的方式表达反对，例如在巴格达有l0万群众游行示威，在巴斯拉有3万人示威。他们统一的口号是：“要、要、要选举。不要、不要、不要官派。”伊拉克什叶派地位第二高的教士哈金 (Ali Abdel Hakim a1-Safi)写了一封信给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我们的主要诉求是透过选举建立宪法机构，不是透过任命。”他宣称，布雷默的新计划“只不过是以暴易暴”。而且他警告说，如果他们一意孤行，一定会遭到失败。布什和布莱尔不为所动，赞扬示威活动是自由开花结果的证据，却强力推动任命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第一任政府的计划。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萨德尔变成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什叶派其他主要人士决定参与任命的政府，遵守在绿区里草拟的临时宪法；萨德尔决定脱队，谴责这种程序和宪法没有正当性，而且公开把布雷默比喻为萨达姆。他也开始积极建立曼迪军。很多什叶派教徒在和平抗议失效后，相信如果伊拉克要实现多数统治的民主政治，他们必须用战斗来争取。

    如果布什政府信守诺言，迅速把权力交给民选的伊拉克政府，反抗运动的规模会维持在小型、可以控制的状态，不会变成全国性的叛乱。但是信守诺言表示要牺牲伊拉克战争背后的经济目标，这是主导战争的人绝对不愿见到的事情，因此，伊拉克人对美国否认民主制度产生暴力反弹，也必须视为某种意识形态反弹。

身体休克

    反抗运动声势日增，占领军以加强休克的战术反击，士兵开始在深夜或凌晨破门而人，拿着手电筒照亮黑暗的屋内，用英语大吼大叫(有些字眼如“去他妈的”、“阿里巴巴”、“本·拉登”大家都听得懂)。女性面对破门而入的陌生人，惊慌的寻找头巾，遮盖头部；男性被强迫戴上头罩，丢上军用卡车，载到监狱和拘留所。占领的头三年半里，估计美军逮捕和拘禁了61500名伊拉克人，采用的方法通常是要“尽量提高逮捕休克”。到2007年春季，还有19000名伊拉克人遭到拘禁。到了监狱里，还有更多的休克随之而来，包括一桶一桶冰冷的水；露着牙齿咆哮的德国狼犬；又踢又打；有时候，还用通电的电线电击。

    30年前，新自由派圣战已经开始采用这种手法：所谓的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嫌疑犯被人从家里抓走，蒙上双眼，戴上头套，送进黑牢，面对酷刑和更可怕的场面。现在为了捍卫在伊拉克建立自由市场模范的希望，圣战计划绕了一大圈，完成整个循环。

    刑讯的手段激增不可避免，原因之一是拉姆斯菲尔德决心把军队当成现代的、外包的企业来经营。他规划部队的部署时，不太像是国防部长，反而比较像沃尔玛的副总裁，斤斤计较从工资总额中，多减少一些时薪支出。将领起初要求派出50万部队，他砍成不到20万人，却仍然认为有可以精简的地方。到了最后一分钟，为了满足他内心总裁的意识，又把战斗计划中需要的兵员减少几万人。

    虽然他这种即时供应的部队能够推翻萨达姆，但是要应付布雷默用各种命令创造出来的伊拉克形势，也就是要应付公开反叛的人民、应付伊拉克军警撤出后留下来的巨大缺口，却一点希望都没有。占领军没有足够的人力恢复街头秩序，被迫退而求其次把上街头的人全都关进牢里。历次突袭逮捕的成千上万囚犯送交中情局干员、美军和多数不曾受过训练的私人包商，由他们进行狠毒的侦讯，找出跟反抗运动有关的信息。

    占领初期，绿区招待很多从波兰和俄罗斯来的经济休克治疗专家，现在变成吸引另一种休克专家的磁石，也就是精于镇压反抗运动黑暗艺术的专家。民间安全公司的员工中，有很多参与哥伦比亚、南非与尼泊尔肮脏战争的老兵。根据记者史卡希尔(Jeremy Scahill)的报道，黑水和其他民间安全公司雇用超过700名智利军人派驻伊拉克，其中很多都是特战部队主管，有些人曾经在皮诺切特政权下受训、任职。

    阶级最高的休克专家当中，有一位是2003年5月抵达伊拉克的美军中校史迪尔(James Steele)。史迪尔在中美洲右翼圣战中扮演重要角色，曾经在被指控为萨尔瓦多行刑队的几个陆军营级单位，担任主要的美国顾问。他较近的经历是安然公司副总裁，而且原本是以能源顾问的身份前往伊拉克，但是反抗运动勃兴后，他恢复原来的角色，成为布雷默的首席安全顾问。在他主导下，把五角大楼不愿具名人士所说令人恐惧的“萨尔瓦多方案”，引进伊拉克。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 Watch)高级研究员席夫顿(John Sifton)告诉我，伊拉克凌虐犯人的情形和一般形态不同。凌虐通常出现在交战地区，在所谓的战争混沌时期，此时战场一片混乱，毫无规矩。阿富汗的情形就是这样。席夫顿说：“但是伊拉克不同，凌虐一开始就以专业的方式执行，然后情形越变越差，而不是越变越好。”他认定2003年8月底，也就是巴格达沦陷4个月后，是出现转变的时间点，据他说，那时开始传出凌虐的报道。

    根据上述时间表，刑讯室里的休克紧接在布雷默推动最具争议性的经济休克后出现。8月底，布雷默持续整个夏天的立法和取消选举行动进入尾声。由于这些行动把更多人赶到反抗阵营里，临时政府只好派出美军破门而入，希望把反抗运动赶出伊拉克，方式是一次逮捕一个适于从军的男性。

    看看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后曝光的解密文件，可以清楚看出这种转变的时机。文件可追踪自2003年8月14日，当时伊拉克最高美军总部情报官员庞斯 (William Ponce)上尉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派驻在伊拉克各地的同僚，里面有一段现在已经恶名昭彰的文字：“现在要对这些囚犯毫不留情……因为上校说得很清楚，我们希望这些人崩溃。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我们必须开始搜集情报，以便保护同袍不再遭到进一步的攻击。”庞斯请大家提供可以用

在囚犯身上的侦讯技巧，列在他所谓的“愿望清单”当中。各种响应涌入他的电子信箱，里面包括“低压电击”。

    两周后的8月31日，关塔那摩湾监狱典狱长米勒(Geoffrey Miller)少将应邀来到伊拉克，从事恶魔拷问”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任务。再过两周后的9月14日，伊拉克地区最高指挥官桑切斯(Ricardo Sanchez)中将授权下属，根据关塔那摩模式，采用一系列新侦讯程序，包括刻意的羞辱(叫作“摧残尊严与自尊心”)、“利用阿拉伯人怕狗的心理”、意识剥夺(叫作“灯光控制)、意识超载(吼叫、嘈杂音乐)和“高压姿势”。桑切斯备忘录发出后不久的10月初，有人在阿布格莱布监狱拍下了那些声名狼藉、让美军凌虐囚犯定罪的照片。

    布什团队用震慑或经济休克治疗方法，都不能让伊拉克人休克和服从，现在休克手段变得更个人化，变成利用《库巴克侦讯手册》中导致囚犯退化的方式。

    最重要的囚犯当中，很多人被送到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的安全区，由军方重案小组和中央情报局管理。这个地方秘密之至，只有持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进去，红十字会完全不知道，连高级军官都不准进入。为了保密，这个地方的代号不断改变，从重案20到重案121，再改成626，后来又改称重案145。

    囚犯关在小小的一般建筑里，建筑设计成要创造《库巴克手册》中典型的状况，包括完全剥夺意识。建筑分为五个区域：医疗检验区、看来像客厅的“软性房”  (给合作的囚犯)、红房区、蓝房区，以及大家极为害怕的黑房区：黑房区里都是小小的牢房，四面都漆成黑色，四个角落都有扬声器。

    这个秘密监狱会曝光，完全是因为在那里任职的一位中士化名佩里(Jeff Perry)，向人权观察组织揭发这个奇怪地方。比较起来，阿布格莱布监狱像精神病院，警卫没有受过训练，采用的方法大部分是在侦讯过程中自己想出来的；中情局的机场监狱却秩序井然，合乎科学，令人毛骨悚然。根据佩里的描述，侦讯人员想要用“强硬手段”对付住在黑房的囚犯时，会到计算机终端机前，印出列举各种拷问手法的清单。佩里回忆说：“一切都已经替你打点好，包括冷热环境控制、闪光灯、音乐等，还有出任务的狗……你只要看看自己想用什么方法就成了。”侦讯人员列出表格后，就去找上司，请求批准。裴利说：“我从来没有看过哪张表格上没有签名的。”

    他和其他侦讯人员开始担心，这样做会违反日内瓦公约禁止“羞辱与降格待遇”的做法，他和另外三位侦讯人员担心，如果自己的做法曝光可能会遭到起诉，于是就去质问上校长官，  “告诉他，我们对这种凌虐觉得不安”。这个秘密监狱极有效率，因此不到两小时内，一群军方律师就带着投影片光I临监狱，说明为什么囚犯不受日内瓦公约保护，为什么意识剥夺不是凌虐，尽管中情局自己的研究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佩里谈到监狱的反应时间时说：  “噢，真的是非常快，看来好像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我是说，这两小时的幻灯片展示他们都准备好了。”

    伊拉克全国各地还有其他监狱，囚犯同样受到库巴克式的意识剥夺手法凌虐，有些监狱甚至让人想起多年前麦吉尔大学的实验。另一位中士谈到位于叙利亚边界附近的凯姆(Qaim)、名叫老虎军事基地的监狱，那里关了20到40个囚犯。据这位中士说，囚犯都被遮住眼睛、上手铐脚镣，放进滚烫的金属货柜里24小时：“不准睡觉、不准吃、不准喝。”意识剥夺柜子让犯人顺从后，还用闪光灯和重金属音乐轰炸他们。

    底格里(Tikrit)特别行动基地也采用类似的方法，只是那里的囚犯关在更小的箱子里：箱子的尺寸是4英尺乘10英尺，深度是20英寸，对成人来说，箱子太小了，不能站、也不能躺下来，让人强烈联想到拉丁美洲南锥国家的那种牢房。囚犯关在如此极端意识隔离的情况，长达一周。至少有一位囚犯也指出，他遭到美国士兵电击，但是士兵都否认；然而，却有明显但是很少人知道的证据显示，在伊拉克的美军士兵的确采用电击作为凌虐手段。最为人熟知的例子是2004年5月14日，两位海军陆战队员因为一个月前电击一位伊拉克囚犯，遭到判刑。美国民权联盟取得的政府文件指出，一位士兵 “用变压器，电击一位伊拉克囚犯……把电线顶着囚犯的肩部”，一直到囚犯受到电击而“跳起舞来”。

    恶名昭彰的阿布格莱布照片公布后，里面有一张照片是一位囚犯带着头套，站在箱子里，两臂垂下电线，这时军方碰到了奇怪的问题：负责调查凌虐囚犯事件的陆军犯罪调查司令部发言人解释说：“我们碰到几位囚犯宣称自己就是照片里的人。”这些囚犯当中，有一位是当过市长的阿里(Haj Ali)。阿里说他也被人戴上头套，站在箱子里，身体缠绕了电线。但是他的说法跟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警卫不同，警卫宣称这些电线没有通电，阿里却告诉公共电视网：  “他们用电力电击我时，我觉得好像眼球都要爆出来了。”

    阿里像几千个狱友一样，没有被起诉就从阿布格莱布监狱释放出来，狱方告诉他“抓错人了”，然后把他推上卡车送走。红十字会说，美国军官承认在伊拉克遭到拘留的人当中， 70%到90%是被“误逮”。根据阿里的说法，美国管理的监狱中出现的这些人为错误，有很多受害者寻求报复。“阿布格莱布是叛乱分子的温床……一切的侮辱和拷打使他们几乎什么事情都愿意做，谁能怪他们呢?”

    很多美国士兵了解也害怕这种反应。82空降师一位中士说：“也许他原来是好人，噢,因为我们对待他们的关系，他现在变成了坏人。”这位中士曾经派驻法鲁加(Fallujah)郊外的美军基地，也就是自夸为“疯狂杀人营”的部队驻地，守备一座特别凶狠的临时监狱。

    伊拉克人管理的监狱里情况更糟。过去萨达姆总是十分依赖拷打来维持权力。如果在后萨达姆时代，拷打要销声匿迹，新政府必须集中力量致力取缔拷打。然而，美国却在训练和监督伊拉克新的警察部队时，立下了更低的标准。

    2005年1月，人权观察组织发现，在伊拉克人管理、美国监督的监狱和拘留所里，拷打是“有系统的事情”，包括使用电击。第一装甲骑兵师一份内部报告宣称，伊拉克警察和士兵经常采用“电击和窒息法，以便取得口供”。伊拉克狱卒也采用拉丁美洲拷问法中独一无二的象征：牛只电击棒。2006年12月，《纽约时报))报道马哈穆德(Faraj Mahmoud)的案子，说狱卒“把他全身剥光，吊在天花板上，用电击棒电他的生殖器，电得他从墙壁上弹了起来”。

    2005年3月，《纽约时报》杂志记者梅斯(Peter Maass)混入史迪尔训练的一个特警突击队单位，采访萨马拉一处由公共图书馆改建的恐怖监狱。他在里面看到囚犯蒙着双眼，戴着手铐脚镣，有些人遭到痛打，也看到血渍 “从桌子侧面滴下来”。他听到呕吐声，也听到他形容为“可怕的尖叫声，就像疯子或被人逼疯的人发出的尖叫声”。还有清楚听到两声枪响，  “从拘留所的里面或后面传来”。

    萨尔瓦多的行刑队恶名昭彰，因为他们不但利用谋杀清除政治犯，也利用谋杀向广大的民众发出恐怖的信息。路边出现手足不全的尸体，等于告诉广大的小区：如果有谁犯了禁忌，可能会变成下一具尸体。遭到拷打的尸体上，经常留下代表行刑队身份的标志，例如曼诺布兰克旅(Mano Blanco Brigade)、或梅西米兰诺贺南德兹旅(Maximiliano Hernandez Brigade)。到2005年，这种信息已经变成伊拉克路边常见的景象：囚犯最后一次被见到是在伊拉克内政部有关的特战部队监狱，尸体被人发现时头上有一处弹孔，双手仍然铐在背后，或是脑壳上有电钻钻出来的很多个洞。2005年11月，《洛杉矶时报》报道，巴格达殡仪馆“每周在固定时间会收到几十具尸体，很多尸体的手腕还用警用手铐铐着”。殡仪馆会留下金属手铐，还给警方。

    在伊拉克，也采用比较高科技的方式传达恐怖信息。《正义战胜恐怖主义》（Terrorism in the Grip)是很多人看的电视影集，这部影集在美国人资助的伊拉克电视网播出，是和萨尔瓦多化的伊拉克特战部队合作摄制的。好几位获释的囚犯说明这部影集的拍摄方法：在小区扫荡随意抓来的囚犯加以痛打、拷问，还威胁要对他们的家人不利，因此囚犯都愿意承认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包括律师后来证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罪行。然后电视摄影机出场，记录囚犯“承认”自己犯下叛乱、偷窃、同性恋和欺骗等罪行。伊拉克人每晚在电视上，看着显然遭到刑讯、脸上淤血和浮肿的犯人认罪。萨尔瓦多化的特战部队领袖邰比特(Adnan Thabit)告诉梅斯：“这部影集对平民有很好的影响。”

    新闻界初次提到“萨尔瓦多方案”10个月后，这种做法最为可怕的影响就很清楚了。起初由史迪尔训练的伊拉克特战部队后来归属伊拉克内政部，为内政部工作，梅斯质问内政部在上述图书馆里看到的情形时，内政部坚持说：内政部“不容许本部管理的囚犯遭到任何人权侵害”。但是2005年11月，内政部地牢里找到了173位伊拉克人，有些人遭到极为严重的拷打，以致皮开肉绽，有些人脑壳上有电钻钻过的痕迹，牙齿和脚趾甲被人拔掉。获释的囚犯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活着出来，他们列出一张名单，指出有18个人在内政部地牢里遭到拷打死亡。

    我研究卡梅伦1950年代进行的电击实验时，看到他的同事精神病学家罗威(Fred Lowy)的谈话：“弗洛伊德学派学者发展出极多巧妙的方法，可以一层、一层地剥洋葱，到达问题的核心；卡梅伦希望直接钻进去，根本不理会有多少层，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层次全都存在。”卡梅伦认为，他可以破坏病人的所有层次，重新开始；他梦想创造全新的人格，但是他的病人没有重生，却变得困惑不已，受到伤害，甚至崩溃。

    伊拉克的休克治疗专家破坏了这些层次，希望找到难以找到的空白石板，据以创造新的模范国家。结果他们只找到自己创造的废墟，找到千百万生理和心理受残害的人民：受到萨达姆和战争的破坏，受到自相残杀的破坏。布什阵营的灾难资本家没有把伊拉克清扫得一干二净，只是激怒了伊拉克；他们没有找到历史被清算之后留下的白纸一张，却找到古老的派系战争，每一次攻击，不管是攻击卡巴拉(Karbala)或萨马拉的清真寺、攻击市场、政府部门或是医院，都会引发古老的派系战争和最新的仇杀。国家像人一样，不能用强力的休克归零后再启动，国家只会崩解、不断地崩解。

    如此状况当然需要更多的破坏，需要提高破坏的剂量，按住破坏钮更久、造成更多的痛苦，投下更多的炸弹，动用更多的拷打。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曾经预测，可以轻易地把伊拉克人从一个地方带往另一个地方，后来他断定，真正的问题是美国太软弱。他说：“联军用人道的方式作战，实际上造成了人民比较难凝聚的情况，而不是比较容易团结。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人民筋疲力尽，深受过去的事情震撼；但是伊拉克的情形正好相反，非常快速地战胜敌军部队，表示伊拉克人民并不像日本人和德国人一样被驯服：美国现在要应付没被吓坏、也没被震倒的伊拉克人民。”到2007年1月，布什和顾问仍然相信，可以用一次强力的“急速升高震慑”的方式，也就是彻底清除萨德尔军这个“暗中破坏伊拉克政府的癌症”，控制住伊拉克。根据急速升高策略所做的报告，目标是以“成功扫除巴格达中心”为目标，萨德尔的部队转移到萨德尔市(Sadr City)后，也要“用武力彻底扫清这个什叶派的堡垒”。

    1970年代，政商财团主义圣战兴起时采用的手段，已被法院判决为刻意的种族灭绝，也就是刻意屠杀某一类的人口。伊拉克发生的事情更可怕，不只屠杀整个类别的人口，而是屠杀整个国家；伊拉克正在消失、正在土崩瓦解。就像平常一样，首先消失的是躲在面纱和门户后面的女性，接着是学校里的学童消失，到2006年为止，三分之二的学童留在家里。接着是专业人员消失，医生、教授、企业家、科学家、药剂师、法官、律师开始消失。从美国侵略伊拉克以来，估计已经有300位伊拉克学者遭到行刑队暗杀，包括好几位系主任；成千上万的学者逃走。医生的情况更糟糕，到2007年2月，估计有2000位医生遭到杀害，有l2000位医生逃走。2006年11月，联合国难民总署估计，每天有3000个伊拉克人逃出伊拉克；2007年4月，难民总署指出，有400万伊拉克人，也就是七分之一的伊拉克人被迫离开家园，流离失所，只有几百个难民获准移居美国。

    伊拉克的产业全部崩溃后，唯一欣欣向荣的本土产业是绑架。2006年才过了三个半月，伊拉克就有将近2万人遭到绑架。国际媒体只有在西方人遭到绑架时，才会注意这件事，但是遭到绑架的绝大多数是伊拉克专业人员，他们在上下班途中遭到绑架，他们的家人若不拿出数万美元的赎金，就得到殡仪馆认尸。拷打也是蓬勃发展的产业，人权团体记录了很多案例，都是伊拉克警察向囚犯家属索取几千美元，交换不再拷打囚犯。这是伊拉克本土的灾难资本主义版本。

    布什政府选择伊拉克，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模范国家，本意并非如此。美军占领之初，大家兴高采烈谈论干净的白纸和重新开始。然而，过不了多久，追求干净的梦想就恶化成“把萨德尔市或纳杰夫的伊斯兰主义连根拔起”，把法鲁加和拉马迪(Ramadi)的“激进伊斯兰主义癌症”割除，不能清除的东西就用武力扫平。

    想在别人的国家建立模范社会，后果就是这样。清除行动事先很少经过计划，碰到住在这块土地的人民拒绝放弃过去，干净白纸的美梦才会演变成它的另一一个分身，也就是焦土政策；这时全面创造的美梦变成了全面毁灭的行动。

    伊拉克现在淹没在无法预期的暴力中，正是极为乐观的伊拉克战争策划人员创造的结果；在“为新中东建立模范”这种乍看无害、甚至有点乐观的说法中，已经注定了这种命运。伊拉克解体的根源，是因为有个意识形态需要创造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下新故事。创造不出这么干净的白纸时，支持这种意识形态的人开始用爆破和激升剂量，然后再度激升剂量和爆破的方式，希望创造出应许之地。

失败是成功的新面貌

    我搭飞机离开巴格达时，每一个座位上都坐满了逃离这场暴乱的外国包商。当时是2004年4月，法鲁加和纳杰夫都遭到围攻，光是那一星期里，就有1500位包商员工撤离伊拉克，还有更多人会撤退。同时，我相信，我们看到的是政商财团主义圣战的第一次全面失败。美国除了没有动用核子弹之外，已经用每一种休克武器把伊拉克炸成粉碎，却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制伏这个国家，这场实验显然已经失败。

    现在我却不敢这么肯定。从某一方面来看，这个计划的若干部分造成了灾难，布雷默到伊拉克是要建立企业乌托邦，结果伊拉克变成了可怕的反乌托邦，随便去参加一场企业聚会，都可能遭到私刑处决、活活烧死或砍头。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到2007年5月，据报有超过900位包商人员遭到杀害，“超过12000人在战斗或工作现场受伤”。布雷默花了极多精神吸引的投资人没有出现，汇丰银行没有来，宝洁和通用汽车的合资事业没有成立。新桥策略公司先前吹嘘：“一家沃尔玛可以攻占全国”，现在承认“短期内麦当劳不会来开店”。贝泰的重建合约没有轻松换成长期经营供水与电力系统的合约。到2006年下半年，整个反马歇尔计划核心的民营化重建工程，几乎全都就地放弃，证明已有某些相当剧烈的政策逆转。

    调查伊拉克重建案的美国特别检查总长鲍文(stuart Bowen)指出，在某些直接发给伊拉克公司的合约中，执行状况比较有效率，成本也比较低，也能激励伊拉克经济，因为这种合约让伊拉克人能够就业。实际上，资助伊拉克人重建自己的国家，比雇用笨重的跨国公司有效率，因为跨国公司不了解伊拉克，也不懂伊拉克的语言，还要用日薪900美元的佣兵保护自己，而且合约预算的管理费用高达55％。在巴格达美国大使馆担任医疗顾问的鲍尔索克斯(Jon C. Bowersox)提出了下列激烈的看法：他说，伊拉克重建的问题在于想要从零开始，重建一切。“我们可以深入其中，完成低成本的复原，而不是想在两年内，彻底改变伊拉克的医疗制度。”

    五角大楼出现更激烈的变化。2006年12月，国防部宣布新计划，要提升伊拉克国有工厂的设备和经营，之前布雷默还认为这些工厂是斯大林式的倒退而拒绝供应紧急发电机。现在五角大楼了解，不从约旦和科威特进口水泥和机械零件，可以向日渐衰弱的伊拉克工厂采购，让数以万计的人有工作做，而且可以把营业收入送进工厂四周的小区里。负责伊拉克企业转型的美国国防部副次长布尔克莱(Paul Brinkley)说：“我们更深入研究一些工厂，发现这些工厂跟我们想象的不同，根本不是荒废的苏联时代企业。”但是他没有承认有些同事开始叫他斯大林主义分子。

    美国在伊拉克战场的最高指挥官齐亚瑞里(Peter W．Chiarelli)少将解释说：“我们必须让愤怒的年轻人就业……失业率稍微降低，将会大幅降低持续进行的派系杀戮。”他忍不住又补充说：“经过四年后我们还不了解这一点，真是令人难以相信……对我来说，这是重大问题，跟作战计划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重要。”

    这些转变是否代表灾难资本主义的末日?根本不是。等到美国官员终于了解，自己不需要从零开始重建崭新的新国家，知道提供伊拉克人就业机会比较重要，知道让伊拉克工业分享数十亿美元的重建资金比较重要，用来推动重建的所有资金已经花得一千二净。

    同时，在这种新凯恩斯主义顿悟的过程当中，伊拉克却遭到历来最严重的趁火打劫行动伤害。2006~12月，由贝克领导的民主共和两党伊拉克研究小组发布大家等待已久的报告，呼吁美国“协助伊拉克领袖，改组国家石油工业，建成商业企业”，而且“鼓励国际社会和国际能源公司投资伊拉克石油部门”。

    白宫漠视伊拉克研究小组的大部分建议，却没有忽略这项建议：布什政府立刻行动，协助伊拉克草拟激进的新石油法，容许壳牌和英国石油之类的公司签署30年合约，可以保留在伊拉克获得的石油利润，金额高达数百亿甚至数千亿美元。在伊拉克这种容易开采石油的国家，这是前所未闻的优惠条件，而且对于95％政府税收来自石油的伊拉克，这样做好比判决伊拉克永远沦人贫穷的噩运。这种建议极不受欢迎，连布雷默在占领的第一年里，都不敢这样做。但是现在因为混乱日益严重，这种做法也出现了。石油公司说明为什么这样做有道理，为什么可以把这么高比率的利润汇出伊拉克时，宣称原因是安全受威胁。换句话说，灾难促成了这么激进的法律。

    华盛顿采取行动的时机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华盛顿推动石油法立法时，伊拉克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教派战争造成国家四分五裂，平均每周有1000个伊拉克人遭到杀害。萨达姆刚刚被美国人以邪恶而令人生气的方式处死，同时，布什派出“激增”的军队到伊拉克，根据“比较不受限制”的交战规则作战。对大石油公司来说，这时的伊拉克动荡得太厉害，根本不是从事重大投资的时候，因此伊拉克对新法律没有迫切必要，除非是为了利用混乱时机，逃避公众对伊拉克所面临争议性最大的问题进行讨论。很多民选的伊拉克民意代表说，有关方面正在研拟新法律，他们连听都没有听过，也没有被纳入草拟过程中。石油观察团体平台组织(Platform)研究人员穆迪特(Greg Muttitt)说：“我最近参加伊拉克国会议员的聚会，问他们有多少人看过这项法律。20位国会议员当中，只有一位看过。”穆迪特说，如果法律通过，伊拉克“会蒙受重大损失，因为这时伊拉克没有能力定出有利的交易”。

    伊拉克一些主要工会宣称，“石油业民营化是不能跨越的红线”，工会也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这项法律，说是趁着伊拉克仍然遭受占领、还在努力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时机，抢夺伊拉克的“能源库存”。2 007年2月伊拉克内阁通过的石油法比预期还糟糕：对外国公司可以汇出伊拉克的利润金额，没有定出限制，对于多少家外国投资人可以跟伊拉克企业合作，或是雇用伊拉克人在油田工作，也没有特别规定。最可耻的是，新法排除了伊拉克民选的国会议员，让他们在未来的石油合约上没有任何发言权，并且创设了新的机构：联邦油气委员会。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个委员会要以“国内外石油专家组成的小组”为顾问。换句话说，这个非民选机关在非特定外国人的建议下，对所有和石油有关的事物，拥有最后的决定权，而且拥有全部的权力，可以决定伊拉克是否签署合约。事实上，这项法律等于规定：把伊拉克公众拥有的石油蕴藏，也就是伊拉克主要收入来源，豁免民主控制，改由有钱有势的石油独裁机构管理和经营，这一机构将与残破无效率的伊拉克政府共存。

    说这样抢夺资源无耻之至，一点也不夸张。伊拉克恢复部分安定时，石油利润是资助国家重建唯一的希望。趁着国家四分五裂之际，抢夺这种未来的财富，是灾难资本主义最无耻的行为。

    伊拉克的混乱还有另一个少有人讨论的后果：混乱拖得愈久，外国势力就变得愈民营化，最后形成作战方式和人道灾难处理办法的新模范。

    反马歇尔计划核心的激进民营化意识形态，就在这种地方得到丰厚的报酚。布什政府坚决拒绝在伊拉克战争中增加人力，不管是增加部队人力，还是增加受到政府控制的官员人数，这点对布什政府的另一场战争，也就是把美国政府外包的战争，具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好处。这种圣战虽然不再是布什政府公开宣扬的主题，却仍然是背后的主要动力，而且这场圣战的推动，比布什政府所有比较公开的战斗加总起来还成功多了。

    因为拉姆斯菲尔德把这场战争设计成即时供应的侵略行动，士兵派去伊拉克只是从事核心战斗任务，而且因为他派兵到伊拉克的第一年，就把国防部和荣民事务部的员工裁掉了5万人，民间部门正好填补每一个阶层留下的空缺。实际上，这种结构的意义是：伊拉克陷入混乱之际，更复杂的民营化战争工业开始形成，充实只剩下骨架的军队——不论是在伊拉克从事地面任务的军队，还是在美国本土的华特里德医疗中心(Walter Reed Medical Center)治疗士兵的部门。

    所有需要增加军队规模的解决方案，都遭到拉姆斯菲尔德坚决拒绝，军方只好设法从其他渠道找到更多士兵，投入战斗任务。民间安全公司因此涌入伊拉克，执行过去由士兵负责的任务，包括提供高层官员的保安、基地警卫以及保护其他包商。民间保安公司进驻伊拉克后，为了因应乱局，角色进一步扩大。黑水公司当初获得的伊拉克合约只是为布雷默提供私人保安，但是美军占领伊拉克一年后，黑水公司已经全面走上街头战斗。2004年4月，纳杰夫的萨德尔起义行动中，黑水公司实际上取得了指挥权，指挥负责战斗任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跟曼迪军进行长达一天的战斗，杀害了几十个伊拉克人。

    美军开始占领伊拉克时，估计伊拉克有1万名二等兵，已经远远超过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时的人数。三年后，美国政府统计局的报告发现，从世界各地派驻到伊拉克的二等兵高达4.8万人。佣兵是仅次于美军的最大士兵团体，比盟军其他国家派出的士兵还多。财经新闻说，这种情形叫作“巴格达繁荣”：接受过去人人讨厌的民间影子部门，把这个部川完全纳入美国和英国的作战机器中。黑水公司席用积极的华盛顿说客，把“佣兵”这个字眼从公共辩沦的词汇中删除，也把公司变成彻头彻尾的美国品牌。根据黑水公司总裁普林斯(Erik Prince)的说法：“这点可以回溯到我们公司的铭言：我们为国家安全机制服务，就像联邦快递(FedEx)提供的邮政服务一样。”

    战场转移到监狱里后，军方极缺受过训练的侦讯人员和阿拉伯语译员，因此不能从新抓到的囚犯口中得到情报。军方迫切需要更多的侦讯人员和译员，就向国防包商CACI国际公司求助。CACI原来取得的合约中规定，公司在伊拉克的任务是提供军方信息科技服务，但是合约中跟任务有关的文字很模糊，足以把“信息科技”扩大解释到涵盖侦讯。这种弹性是故意的安排：CACI是新一代的包商，专门担任联邦政府的临时代理机构，公司拿到文字宽松、随时可以变化的合约，并维持大量待命的潜在员工，准备从事可能出现的任何任务。CACI的员工不需要通过严格的训练规定，也不需要像政府员工一样通过安全调查。打电话给CACI，就像订购新的办公室用品一样容易；片刻之内，几十个新侦讯人员就可以抵达伊拉克。[2]

    从混乱中得到最大利益的公司是哈利伯顿。哈利伯顿在美国侵略伊拉克前，就取得一项合约，负责扑灭萨达姆军队撤退时造成的油井大火。大火其实没有发生，哈利伯顿的合约就扩大解释涵盖新任务：提供伊拉克全国所需要的燃料。这个任务非常巨大，因此“哈利伯顿买光了科威特所有的油罐车，另外还进口了好几百辆”。哈利伯顿打着让士兵去从事战斗任务的名号，另外接下几十项军方的传统任务，包括军用车辆与无线电的维修。

    随着战争拖延不决，连大家长久以来认为该由军方负责的兵员招募，都迅速变成营利事业。到2006年，信佳集团(Serco)或武器巨擘L3通信公司 (L-3 Communications)旗下的民间征才公司，开始为美军招募新兵。很多负责募兵的民间业者从来没有服役过，但是每召到一名士兵，就会得到奖金，因此有一家公司的发言人吹嘘说：“如果你想吃牛排，你就必须把人送进军队里。”拉姆斯菲尔德当国防部长，也助长了军事训练外包的热潮，库比克防卫应用(Cubic Defense Applications)和黑水之类的民间企业，负责用实战训练和战争游戏训练士兵，把士兵带到民间拥有的训练设施，在模拟的村庄里练习逐屋战斗。

    拉姆斯菲尔德极为沉迷于民营化理念，这已在2001年9月l0日的演讲中首度表明；士兵因为受伤或是罹患创伤后压力症回国时，是由民间医疗公司负责治疗。创伤极为严重的伊拉克战争为这些公司带来了意外横财。其中一家叫作健康网络(Health Net)的公司，在2005年变成《财富》五百大企业排名的第七位，主因是有很多受伤的士兵从伊拉克回国。另一家叫作IAP全球服务(IAP Worldwide Services Inc.)的公司赢得一项合约，接管华特里德军方医院的很多业务。据说这所医学中心的医疗照护质量严重恶化，主因就是民营化造成超过100位技术高明的联邦员工离职。

    民营公司角色的急剧扩大，就像伊拉克突然实施新石油法一样，没有被当成政策问题，没有经过公开辩论，拉姆斯菲尔德不必和联邦政府员工工会正式决战，也不必跟高级将领激辩。一切都在匆忙间成为既成事实，正是军方所说的任务偏离。战争拖得越久，变得越像是民营化的战争，很快的，这种情形就变成了新的战争方式。危机是促成繁荣的动力，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统计数字清楚说明了严重的企业任务偏离现象。1991年的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中，每100位士兵，只有1位包商人员。2003年初，美国开始侵占伊拉克时，这个比率已经跳升到每10个士兵，就有1个包商人员。美国占领伊拉克三年后，这个比率升高到3个人当中有1个包商；不到一年后，美国占领伊拉克进入第四年时，每1.4个美军士兵，就有l位包商人员。但是这个数字只包括直接为美国政府服务的包商人员，不包括联盟其他国家或伊拉克政府的员工，也不包括公司设在科威特和约旦、把工作转包给小包商的包商工作人员。

    派驻在伊拉克的英国士兵，数量远不如英国民间安全公司派到伊拉克的工作人员，士兵的数量只有民间工作人员的三分之一。布莱尔首相2007年2月宣布，要从伊拉克撤出1600位士兵，新闻界立刻报道说：“公共部门希望 ‘佣兵’”能够填补士兵留下来的缺口，这些佣兵都是属于直接领取英国政府报酬的公司。同时，美联社估计，在伊拉克的包商人员大约有12万人，数量几乎和美军数目相同。用规模来说，这种民营化战争已经压倒联合国。联合国2006至2007年的维持和平预算为52.5亿美元，只比哈利伯顿在伊拉克索取的合约金额200亿美元的四分之一略多，最新的估计显示，光是佣兵产业，一年的产值就高达40亿美元。

    因此，对伊拉克人和美国纳税人来说，伊拉克重建的确是彻底失败，但对于灾难资本主义体系而言，却绝对不是这样。伊拉克战争的起因之一是9.11攻击，但是这场战争代表的意义不只是新经济在暴力中诞生。这一点是拉姆斯菲尔德“转型”计划中的智慧结晶：因为毁灭和重建的每一个层面都外包办理和民营化，开始投掷炸弹、停止投弹以及恢复投弹时，都会创造经济繁荣，形成毁灭和重建、破坏与创造的封闭获利循环。对于哈利伯顿和凯雷集团之类精明而有远见的公司来说，毁灭和重建是同一家公司不同的部门。[3]

    布什政府采取几种重要却少有人批评的措施，把在伊拉克打造的民营化战争模式制度化，使民营化战争变成外交政策中恒久不变的一环。2006年7月，负责伊拉克重建的总检察长鲍文发表报告，讨论从多家包商的失败惨剧中“学到的教训”，断定问题起源于规划不足，要求创设“由包商人员组成、便于部署的预备队，这种预备队要受过训练，善于在意外作业状况中，快速执行救灾与重建契约”，而且“事先审核由包商组成、拥有特殊领域重建专门技术的多元化团队”。换句话说，就是成立常设的包商大军。布什在2007年的国情咨文演说中支持这个构想，宣布创立全新的平民预备队。他说：“这种预备队的运作很像军方的预备队，可以雇用拥有关键技术的平民，在美国需要他们时，担任海外任务，从而减轻军方的负担。这样也会让全美国不穿制服的人民，有机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决定性的斗争中服务。”

   美国占领伊拉克一年半后，国务院设立了新机构“重建稳定署”  (Office of Reconstruction and Stabilization)。每一天，该署都付钱给民间包商，策划从委内瑞拉到伊朗在内等25个国家的详细重建计划，这些国家可能会因为某种原因，成为美国所主导的毁灭目标。企业和顾问公司根据事前签订的合约，组成团队，做好准备，在灾难爆发时能够立刻采取行动。对布什政府而言，这是自然的演变；布什政府宣布有权发动无限制的先发制人攻击毁灭后，又在先发制人重建方面取得先机：准备重建还没有被摧毁的地方。

    因此到了最后，伊拉克战争的确创造了一种经济模范，这种经济体不是新保守主义分子炫耀的底格里斯河之虎，而是民营化战争与重建的模范；这种模范很快就变成可以出口的项目。在伊拉克战争前，芝加哥学派圣战的边疆都受到地域的限制，俄罗斯、阿根廷、韩国的案例就是这样。如今只要再爆发下一个灾难，就可能为芝加哥学派圣战打开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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