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终结的路径
大约半个世纪前，当沃尔特•罗斯托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在社会科学中无可争议地占据主导时，卡尔•德•施韦尼兹（Karlde Schweinitz）却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论点。她认为，19世纪的民主发展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欠发达国家不可能再次复制欧美发达国．家建立自由民主的道路。尽管她并不全然否定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可能性，但她依然认为边缘国家的确很难赶超欧美工业化大国的发展水平。
对传统思想的批评
尽管施韦尼兹的论著严谨、详实，但仍然遭到了学界、媒体和大众的忽视。1964年，以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美经委会派和《不发达的发展》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提出的“依附论”成为批判沃尔特•罗斯托理论的重要力量。而“边缘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存在不可逾越的局限性”早在《哈瓦那第二宣言》（1962年）和切•格瓦拉的东角讲话中就已经提出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为前人所知的真理才最终成为拉美新批判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
出版于1960年并于次年被翻译成西班牙文的《经济成长的阶段》在拉美社会科学界曾风靡一时，尤其受到一些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的追捧。罗斯托的这部著作曾有一个副标题——《非共产主义宣言》，在英文版出版前被有意隐去了。罗斯托的主要观点在于——发展对于所有国家来说，只有一条相同的、线性的、累积性路径。该书有意回避了“资本主义”一词，旨在说明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用于阐释发展规律的只能是一系列技术因素，而非政治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东西”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发展过程，在这里被升华成所有国家必然经历的、非历史的、线性的和正式的路径。罗斯托提出“今天的发达国家都是从不久前的欠发达国家演变而来”的说法是建立在两个错误假设之上的：首先，处在两极的这些国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如果有区别那也是程度上的，就像半个世纪后哈特（Hardt）和内格里（Negri）重复的那样；其次，国际市场不存在影响边缘国家发展的结构性不对称， “依附”和“帝国主义”仅仅是政治范畴的语汇，无法用于科学地解释经济发展问题，发展羁绊只可能是政治产物。罗斯托的保守论断先验地否定了非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存在的任何可能，忽视了帝国主义和依附的现实，这种“一元论”的思想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都是非常有害的。
正统的颠覆
20世纪60年代，受古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拉美民众运动兴起、欧洲阶级斗争高涨、美国民权运动活跃、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勃兴和其后越南战争的影响，欧美社会科学界主流范式的影响日渐衰微。随着帕森斯社会学、现代化理论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先后失宠，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也遭遇冷落。在拉美，进口替代工业模式的枯竭引发了拉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加之受古巴革命的影响，传统理论的危机催生了各派依附理论的短暂繁荣。包括安德烈•冈德•弗兰克、鲁伊•玛乌罗•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Cardoso）、恩佐•法莱图（Enzo Faletto）、安尼波尔•奎加诺（Anibal Quijano）和奥古斯汀•库埃瓦（Agustin cueva）等众多学者的成果在内的依附理论，主要关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特征、各种资本主义成分的社会角色、落后国家参与极不平衡的世界市场及国家集权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中期，智利阿连德政府的社会主义和玻利维亚的胡安•何塞•托雷斯政权及“人民议会”的民主激进实验先后遭遇暴力清洗，秘鲁的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政权被“热月政变”推翻，阿根廷的庇隆主义也经历了血腥复辟。拉美各国的政治危机进一步加速了拉美主流范式的变革。在这一段拉美当代史中，许多依附论理论家与其追随者纷纷遭遇镇压、流放、监禁甚至死亡。
依附论的贡献与局限在拉美已广为人知，因此这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拉美左翼与美国社科界的异类——卡尔•德•施韦尼兹，不约而同地对外围资本主义发展作出的悲观预测已足以说明问题。
拉美中左翼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赌注
当我们探讨外围发展的不可能性时，我们并非否认短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历史足以表明，半个世纪前那些质疑罗斯托及其追随者乐观预测的论断已然成为现实。当拉美一批中左翼政府仍然乐此不疲地盲目宣称——他们对迈向第一世界的资本主义之路充满信心时，有必要澄清一个事实，那就是——这条所谓的资本主义发展之路在很多年前就已经终结了。
这些所谓的中左翼政府（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等）无比忠诚于“华盛顿共识”，它们坚信只要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正统建议，它们迟早会成为和欧美一样发达的国家。早在一个世纪前，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就曾被预言拥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光辉未来，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它们不但日益远离发达资本主义的队列，而且似乎被永远定格在不可能成为这样的国家。早在1929年大萧条前，阿根廷就曾被预言前景可观，而“二战”后的巴西通过与美国结盟，也似乎找到了一条通往第一世界的道路。在墨西哥，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仅给墨西哥带来了同美国和加拿大不断拉开的经济差距。
尽管事实胜过一切，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神话及其前提一下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仍旧对拉美“进步”领导人充满致命诱惑，正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维维克•基伯（vivek Chibber）所观察到的——新自由主义最终在拉美“思想战”中取得了意识形态的胜利。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以不同方式呈现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能够不断扩大（包括智利阿连德政府1970－1973年的社会主义探索、60年代末期秘鲁贝委拉斯科革命政权、1971年玻利维亚托雷斯领导的人民议会等）的话，那么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资本主义反攻终将以失败收场。然而今天的结果是，大部分中左翼政府在“民族资产阶级”幽灵的唆使下，重新信仰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神话的延续
在阿根廷，前总统基什内尔在其2⒁3年的就职演说中反复强调，要建立“严肃的资本主义”和能够引领阿根廷不良经济走向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立法会议上，基什内尔宣称——“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建民族资本主义，以实现不断上升的社会流动性。幻倪年，在访问联合国期间，基什内尔及继任者、其妻子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为表明自己对资本主义及民族资本主义的无条件遵从，欣然接受纽约证券交易所敲钟仪式的邀请，并表示——“非常感谢，阿根廷将重新回到它从不应该离开的地方”。事实上，阿根廷从未离开过这个地方。相反，它一直在那里，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从外债累累到欺诈性私有化，再到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放，阿根廷最终成为世界上负债最多、深受国际投机活动掠夺的国家之—。难道基什内尔在发表讲话时，忽视了一个事实——发生在国际金融体系中95％的行为都具有投机性，而华尔街正是其心脏所在。正如左翼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将其定义为寄生的、不负责任的、掠夺市场和国家的“赌场资本主义”，这种对利润狂热的追求在任何人与事面前都不会停止，而只会在所到之处种下危机、破坏与死亡。尽管在美帝国意识形态支柱机构之——华盛顿美洲委员会（Council of the Americas）的庇护下，基什内尔一再表明自己的中左立场且偶有尖利的言行，但他对资本主义在阿根廷的发展可谓坚定不移，在白宫面前的态度也日渐温顺。
此前，基什内尔曾在众多场合，反复强调在阿根廷建立一个“严肃的”、“国家的”和“智慧的”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并试图将一个建立在剥削劳动工资基础上的政权改造成一个平等的、兄弟般的社会。问题是阿根廷的资本主义非但不严肃，相反是一种可笑的、不负责任的、裙带的和跨国的资本主义，其后果无非是为资本家创造丰厚的利润和特权。如何劝说阿根廷10％最富有的人（2003年，他们的收人已是10％最穷人收人的56倍）放弃这样的不平等并建立所谓的严肃资本主义呢？最可能的是，这些资本家只会考虑能够给企业家和投资者带来丰厚利润的资本主义。总统妻子在访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曾直言——基什内尔政府站在资本主义一边。“什么是资本主义？”她自问道， “让柏林墙倒塌的不是美国的强权，而是比共产主义更优越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消费’思想。”然而，她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显然与她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的论断不一致，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整政策首先在于抑制消费，这其实是在削弱资本主义的力量。
没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资本主义？
回到基什内尔的就职演说，在今天这样一个市场、生产、贸易和金融全球化的格局下，倡导民族资本主义有多少现实意义呢？尤其是对于实行无节制的经济开放且作为本地区最开放国家之一的阿根廷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答案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纯属空想。劳尔•兹贝奇（Raul Zibechi）在一篇相当有意思的文章中指出了在拉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实在是不合时宜，正如他援引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所说，“已经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尽管不同于19世纪下半叶和幻世纪初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经典模式，但仍有一些资本主义大国出现了以财团为特征的民族资产阶级。比如在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主要国家，一些大企业尽管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积累模式已快速超出国界，但它们仍在本国拥有受本国法律保护的母公司，当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求助于本国政府，并把在国际市场获得的利润源源不断地输往本国”。阿根廷最后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庇隆，现在的阿根廷已不存在民族资产阶级，而只存在一个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想像财富的买办资产阶级，他们绝没有任何想改变资本主义体系的野心。正如阿明所说，在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还可能出现民族资产阶级，但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的，不论是在更工业化的阿根廷、巴西、埃及、印度等国，还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欠工业化国家。
与阿根廷不同，在巴西，这种对民族资产阶级发展主义的期望有一定现实依据。巴西和墨西哥是拉美仅有的两个拥有强大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阿根廷的民族资产阶级出现在1870－1930年，他们是同亲英的买办资产阶级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化的大农业主。然而，这一阶级却在1929年资本主义大萧条时期退出了历史舞台。尽管后来庇隆主义者试图鼓励这一阶级萌芽以完成它们的历史使命，但由于这是一个既无统一的事业也没有国家纲领的庞杂的企业主队伍，这些民族资产阶级显示出极端的软弱性，没有任何反对帝国主义和其本国亲信的斗志。1955年，在寡头、教会联盟的煽动下，中产阶级及人民大众对庇隆主义的社会政策及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空前严峻的形势深表不满。应该说这一联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早在1叨5年就同庇隆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发生了对立。现在同庇隆主义的经济政策相比，华盛顿更害怕因政权解体而存在的革命风险。
在巴西，对民族资本主义的迷信促使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在2⒁2年的选举中，不合时宜地同巴西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结成了毫无动员性的联盟，该阶级提倡经济发展、国内市场繁荣、扩大就业和收人的重新分配。然而在卢拉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金融资本取得了巴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利润率，这对于无力改变极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民族资产阶级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人们对巴西的民族资产阶级抱有幻想，但由于其丧失了某些阶级特质，在今天的国家舞台上已不能扮演庄严的角色。
墨西哥和巴西也显然不同，前者是唯一在拉美取得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正如列宁反复强调的外围资本主义革命的独特性——革命动力和革命领导人的不同，在墨西哥，革命动力来源于农民阶层和城市产业工人，但革命的领导力量却是小资产阶级和新兴工业资产阶级，这种自下而上的革命浪潮彻底推翻了旧的统治秩序，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也创造了拉美最坚挺的民族资产阶级。而巴西资产阶级革命具有更多葛兰西所谓的“被动革命”的特征，即试图建立资本主义秩序却缺乏动员民众和推翻旧秩序的革命过程。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滞后，主要是由于战后跨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扼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再看民族资本主义的脆弱性，由于帝国主义和人民革命的双重压力，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拱手将政权交予军政府手中。由此导致了葛兰西所称的“倒退的专制主义”，为强化自身的主导地位，巴西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在二十年间从属于（不仅仅是被代表）军权，并造成了其积累逻辑不可救药的扭曲。军政府的倒台说明了这一战略的局限性。
经济史上的教训
从这些历史教训中得出的经验总结是不会有误的。21世纪初，墨西哥、巴西及阿根廷的历史，一方面印证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加速解体，另一方面也表明，即使出现了长时间的经济增长，也难以使这些国家超越不发达的状态。
墨西哥于1976年结束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其后出现了一段空白期，直到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宣布无力偿付到期外债本息，从而引发了全面的债务危机。墨西哥从此开始了新自由主义时期。1988年至1994年萨利纳斯执政期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和资产阶级面对美国资本，采取了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并消解了墨西哥革命几乎所有的战果，而其后的国家行动党更是进一步深化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国家行动党在2000年大选中的胜利和其激进右翼领导人费利佩•卡尔德龙在2006年大选中的贿选事件，进一步加深了墨西哥在政治和国家结构层面上对华盛顿的言听计从和遭受致命打击的墨西哥民族资产阶级对外国资本的服从。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对民族私营企业的吸收（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加剧了这种不平等竞争），使墨西哥经济几乎所有的战略部门最终陷人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彻底掌控之中，而由拉美最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其辉煌时期建立的物质基础亦不复存在。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巴西。深受其国内市场吸引的跨国公司不断把巴西民族资本主义赶向利润更低的经济部门。大型国有企业被私有化或被拆分出售，各州为吸引外资不惜竞相杀价，为外资提供减免税政策，甚至还放弃了对环境和劳动力的控制权。而在以经济开放程度高而自居的阿根廷，在卡洛斯•梅内姆当政期间，贱卖和出让了大量的民族资本，可谓野蛮资本主义不幸的十年。此外，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千方百计地保住了对石油财富的国家控制权，阿根廷却将国家石油公司（YPF）私有化。如果说墨西哥至今还保留了对电力联邦委员会的公共控制权，阿根廷却将其国家电力公司一分为二，以十分低廉的价格私有化了。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天然气、电话、航空、自来水和无数靠阿根廷人的储蓄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中。伴随着各种恶习流弊史无前例地滋生，阿根廷的民族资本被转移到外国资本手中。有的被外国国有企业吞并，如西班牙雷普索尔石油公司（Repsol）对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YPF）的接管，有的则是被外国国有企业收购，如阿根廷第二大石油公司（私有资本）被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收购，这些足以反驳新自由主义对国有企业无效率的粗暴诋毁。阿根廷经济的对外开放，如今看来十分荒诞，因为阿根廷的国有企业在其发展的最好时期曾是国家发展的支柱，懦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从不敢担当重要的社会和经济角色，而如今的政府已无意恢复他们的民族资本主义。
总之，以上举例足以说明拉美民族资本主义不可逆转的衰弱和瓦解，正如维维克•基伯（vivek Chibber）对边缘国家的判断。拉美三大经济体的历史印证了拉美民族资本主义的衰退和瓦解，其他国家也不大可能发生逆历史潮流的现象。各种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不过是为推行白宫制定的计划，对拉美国有企业进行安乐死，进而转人美国大财团的囊中。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在巴西和墨西哥这两个民族资产阶级最强大的国家，它们的积累过程曾使它们接近发达资本主义的水平。在1940－1976年间，墨西哥经历了一段经济高速发展期，而其却并没有看到发展的清澈天空，而是迎来了1982年巨大的经济危机。在金融资本、跨国公司和白宫的压力下，墨西哥资本主义出现了倒退性和反动性的解体。因此，历史足以说明即使有36年的高速发展作支撑，外围资本主义还是无法跨越从不发达到发达的鸿沟。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巴西军政府“经济奇迹”时期。而在上世纪妁年代初的阿根廷，尤其是在1998－2的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2001年12月的大规模动乱标志着危机的顶点）爆发前的四年间，阿根廷经历了类似中国经济的、持续47个月之久的高速增长期，然而各种困扰巴西和墨西哥的不发达慢性病同样也拖累着阿根廷，贫穷、社会排斥、失业、高文盲率、低平均生产率、严重的区域不平衡、国家干预经济的微弱、技术落后、外部脆弱性、民主制度的薄弱以及对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各种经济依赖等。
总之，这三个国家都有经济增长的历史，尽管不是持续增长，但增长速度都令人难忘。然而在这些国家中，却没有一个国家摆脱掉了不发达的状态，它们今天所呈现出的特征仍然是不发达。在当代经济史上，只有一个例外——韩国，它是20世纪唯一一个超越了发展的不发达边界的国家。和拉美国家不同，韩国是为数不多的、从未采纳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华盛顿共识的“金玉良言”的国家之一，正因为如此，它才在历史驶离20世纪中叶之前搭乘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列车。而其他迟到的国家仍然期望回到从前的冲动是注定要遭到无情的失败的。
对社会主义的反思
对经济史的简要回顾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谁要谈论发展，就不得不谈到社会主义；如果不愿谈及社会主义，也就无权谈论经济发展。今天，那些在半个世纪前曾经对资本主义抱有美好愿景的国家依旧欠发达、贫困和依附。政府与公众不得不承认，正如施韦尼兹所说，资本主义是一条已完结的道路，要想发展必须另辟蹊径。乌戈•查韦斯总统的讲话很好地总结了已被无数研究证实的真理——“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找不到解决拉丁美洲问题的办法”。因此，构建21世纪社会主义的提议不应被忽视。在经济领域，它意味着在克服计划专制与市场无度的同时，通过民众的智慧，创造一种受民众控制的崭新经济过程，以期灵活、迅速地应对日渐改变当代资本主义面貌的创新浪潮。这是一种既能实现企业和生产单位活力与自治，又能有效协调各项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能促进各种社会产权和谐共存的社会主义，无论是股份制公司、国有企业还是同私人资本的联合，劳动者、消费者和国家官员均可以多种方式结合进各种受人民掌控的产权关系中。将公共财产和国家财产混为一谈是苏联留给我们最为严肃的历史教训之一。21世纪社会主义的最大挑战之一在于，找到不同于以往的经济调控手段与方式。正如罗莎•卢森堡在她那个时代所言，未来是社会主义的，尤其是对那些受新自由主义迫害的幸存者来说，如果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就只有目睹资本主义的野蛮。
我们处在一个批判的时代，正如西蒙•罗德里格斯（Simon Rodriguez）所说， “要么创造，要么犯错”。没有可以效仿的模式，经验除了启发别无它用。能够养活13亿人口的中国在农业生产方面一定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曾经是美国的目标、从战争废墟中复苏的越南也值得我们学习。古巴在医疗和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值得所有欠发达国家高度重视。但是作为我们寻求发展的必要条件，21世纪社会主义不可能是模仿的产物。卡斯特罗反复强调， “如果复制，我们就会犯错”。而另一位拉美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里亚特吉（Jose Carlos Mariategui）也曾指出，“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是复制的结果，而只能是我们的人民英勇的创造”。只有建设21世纪的社会主义，我们才能走出不发达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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