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对资本主义的抵抗，首先必须是一种文化的抵抗，一种哲学的抵抗，一种抵抗意识的培养的抵抗
2010年，在卡米拉·巴列霍当选智利大学联合会主席后，她说："我主张大学应该与人民所面临的问题相关联，应该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周志强
当前，全球似乎都在关注两个女人。一个是刚刚上映即夺得北美单厅票房冠军的传记电影《铁娘子》中的撒切尔，一个是领导智利学生抵抗运动的24岁的领袖卡米拉，她入选英国《卫报》“2011年全球十大人物”。
撒切尔曾经与里根联手，成功推销了自由市场经济，并搅动了20年来全球资本主义的新时代。绝大多数国家都在经历或者看到世界的一番动荡之后，倾向于撒切尔主义所倡导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式。
福利国家、强化国家调控的自由市场与资本的跨国流动，令全球在20年间焕发了青春。以中国、巴西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实体，融入全球经济体制之中，更令撒切尔主义笼罩下的世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而就在这几个月里，智利的年轻女大学生卡米拉却领导大学生对撒切尔的这种资本图景进行抵制。他们像是上个世纪初全球革命时代里面的英雄，用激情、身体和石头与代表了资本主义压迫的新政府进行对抗。
街头政治不再是选举广告和摇滚嘶喊，而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抗争。卡米拉的共青团员身份和有效的群众动员措施，似乎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热情。
但是，与此前的一切社会主义革命不同的是，卡米拉运动不是通过反殖民主义，或者说不是通过反帝国主义的形式来号召人们的，而是用平等、公正和全民拥有的口号，来激活人们的自觉意识，让人们“自动愤怒”。从自己的切身生活处境出发来思考我们面临的世界，这正是卡米拉运动最值得重视的方面。
围绕这两个女人的争论，也就变得意味深长。撒切尔所“创造”的资本图景，一度让人们相信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完善的体制，充满活力并解放人类，只要努力，就可以成为这世界的佼佼者；而卡米拉则让人们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完善乃是一部分人的完善，高速公路看似全面拥有，却永远只有少部分人才有资格享用高速路。
显然，最近以来一些动荡起伏的社会运动，都在向人们昭示一个新的命题：世界是否开始进入对资本主义的抵抗时代？
追逐自由市场
1989年柏林墙被拆除的时候，报纸上出现了这样一幅漫画：一群工人和农民手持斧头和镰刀去追砍前面惊恐奔逃的马克思和列宁。贫穷、官僚、腐败、专政和屠杀，这些屎盆子相应都扣在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头上。对于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清算，直接导致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空前认同。
地缘政治理论家布热津斯基在那一年写出了《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并成功预言了苏联的解体。在这个时候，人们好像从来没有这样清楚地看到了未来：历史已经进入了人类的最后阶段，对于资本主义的抵抗和批判，只不过是一场笑话，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不完美，但是，却是人类迄今为止甚至以后最好的体制。
1992年，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大声宣布：马克思主义死了！资本主义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罪恶，历史到此已经不再有革命性的变革，我们成为“最后的人”了！
也就是说，当人们驱逐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时候，人类就进入了平静、完美和自由的时代：政治似乎消失了；任何对于阶级的思考都变得大而无当；选举、宽容、理解、协调与承认，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变成了这样一种东西：只要不去攻击它，它就会给你带来数不尽的好处。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自由市场”可以带来最终的公平和公正。
如果你有一个多余的杯子，那么当你需要一把梳子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你的杯子去换这把梳子，但是，条件是，拥有梳子的人，必须恰好需要杯子。所以，如果你需要梳子，那么你就要去懂得，拥有梳子的人会需要什么。如果恰好不需要你的杯子，你就必须想法生活或者换得别人需要的东西。
物品换成货币，最终换来你想要的东西。这就是自由市场的全部核心。于是，“自由市场”就养成了这样一种生活：只有通过满足别人的欲望，你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
换言之，只有满足了别人的欲望，你的欲望才能满足。所以，相信自由市场经济的人们的政治学，其全部的动机就是：只有鼓励首先利他的社会体制才是最好的社会体制。
于是，所有资本主义的雄心壮志，都跟这样的一个近乎完美的市场神话有关：市场会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价格、产量和流通的方式，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建立在“利他”基础之上的经济道德。
于是，失败和贫穷，也就不是外部的原因，而是你有没有能力把握市场规律、有没有能力创造市场需求也就不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只能是一个经济问题。
但是，有趣的是，这个自由市场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物物交换的情形。人们不是通过满足他人的欲望而获利，而是通过控制资本流通的方式，来控制人们的欲望。
垄断让人们只能接受高出成本许多倍的价格来购买必需品；标准化生产让人们丧失想象另一种生活需要的能力。市场上贩卖的不仅仅是“NEED”（需要），更多地是“WANT”（想要）。当手机在进行一场又一场“革命”的时候，科技并没有进一步发展，被不断更新的只不过是“WANT”而不是“NEED”。
一旦自由市场离开了原始的物物交换的方式，追求货币而不是追求满足他人的要求就立刻成为市场的全部动机。自由市场并不是为了公平地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而建立的；它是为了自己独享某些利益而建立的。
就像一部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一个村子里面发现了价值不菲的矿产，人们并不是坐下来平均分配，各家各户独立生产。恰恰相反，第一个挖到矿物的人赚到的钱，不是用来支付自己的生活费用，而是用来购买武装，并占领和保卫每一个矿口。一场场打斗之后，村子趋于平静。人们逐渐建立这样一种观念：好好去为拥有矿产的劳动，就能得到相应的报偿，从而也就辗转享用了矿物带来的利益。
原来良好的秩序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一部分人占领了所有的资源，一部分要想活下去就只能选择接受这个现实。
那么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呢？卡米拉就出现了。
奥巴马支持卡米拉吗？
有趣的是，卡米拉对资本主义的抵抗，其最大的支持者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奥巴马。
报道说，卡米拉在智利领导的这场运动，乃是争取公平利益的运动。也就是反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框架的斗争。在皮诺切特军政府时代，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被这个军人领袖奉为上宾，自由经济开始在智利推行。市场经济化的运作使得智利的大学数量大增，学生人数从1984年的18万人增长到了现在的超过百万人。
但是，大学的私有化让学费也在疯狂增长。根据统计，智利人均GDP是15000美元，而当地大学一年的平均学费为6000美元，占到人均GDP的41%。智利学校辍学生中有52%的人是因为无力承担高额学费导致的，而即便是很多通过贷款完成学业的人，毕业后10年甚至更久还在偿还学生贷款。
在这样的前提下，卡米拉领导了学生的抵抗运动。她向智利人民呼吁：“是时候来改变一下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了！对于权力和金钱，应该有一个更加公平的重新分配。现在的模式是只让一小部分人暴富，而把绝大多数人排除在外。”
有趣的是，几天之前，奥巴马也在演讲中大讲公平，大讲消除贫富分化：“在那些推动我们的经济走向成功的人当中，越来越少的人能从这种成功中获益。站在峰顶的富人变得越来越富，而太多的家庭却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债务。”
这种相似，是不是只是偶然呢？百分之五十的财富掌握在百分之一的人手中；自从进入能源时代以来，只有百分之五的人享用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能源；在奥巴马的政府部门里面，百分之八十的人拥有超过百万的财富，而300万人却因为失业而不再能继续偿还房贷款；接近半数的美国年轻人认同社会主义……
简单地说，并不是奥巴马认同社会主义的左翼政治，而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最终变成了政治危机。马里兰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加尔·阿尔佩罗维茨发表了题为《美国的劳动者业主们，联合起来！》的文章，宣称目前约有1.3亿美国人分享了合作社企业和信用社的所有权。1300多万美国人已经成为1.1万多个员工持股公司的劳动者业主，比属于私营企业的工会成员总和还多600万。在上世纪末受美国冶金工业衰落影响深重的克利夫兰市，目前正在兴起由合作社企业组成的集团公司。企业变为全民拥有，似乎已经成了2012年开年的新命题。
换言之，如果连奥巴马都在使用左翼政治的语汇的时候，卡米拉运动的意义也就浮出水面了：与此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不同，这一次全球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反思，不再被捆绑上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抗争沙皇封建王朝等诸多意义，而是一次对资本主义的“纯粹的抵抗”。
抵抗处在消失的途中吗？
事实上，无论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旺盛期，对于资本主义的抵抗从来就没有消失过。问题是，种种“抵抗”要么是左派们吓人的口号，要么就是淹没在油盐酱醋茶的琐碎生活中。真正有效力和历史性的抵抗，却已经不能发生了。
在一次电视辩论活动中，我的“对手”就用一首广告歌曲MTV《多好啊》(小柯词曲，羽泉、谭维维、小娟演唱)来证明现代人应该更多地享受自由和自然，而不应该过度地投入加班加点的工作：几个家庭的人员，坐车到郊外野餐、假日里面给孩子买气球、夫妻两个相拥打车回家；阳光、森林、田野和天伦之乐，构成了这个MTV浪漫温馨的情调。
显然，这首歌曲鼓吹了一种崇尚自然、回归朴实的理念。在高压的生活中，这种理念非常符合现代人们的欲求：摆脱琐碎无聊、机械忙碌的职业性工作。这种反现代性的意图，常常可以产生巨大的诱惑力：仿佛只要回归自然，就可以真的彻底解放自己。
也就是说，MTV《多好啊》表达的理念里面隐含了这样一种内涵：之所以我们的生活不快乐，并不是现实生活的经济或者政治压力的结果，而是我们忘记了人应该崇尚简朴自然的生活的原因。所以，这部MTV看似很浪漫，却具有了强烈的教化功能：通过“多好啊”的感叹，试图教会人们理解什么才是正确的生活。
但是，问题也恰好在这里显现。一旦将这个MTV置放到中国社会面临的社会危机的总体性图景中的时候，其内部的含义就发生了逆转。
在MTV中，出现了三个小人物：出租车司机、卖气球的人以及卡车司机。炎炎烈日下罩着卡通外套的商贩，在MTV的美丽幻景中，只不过是美好生活的点缀，只不过是天然维护有权利发出“多好啊”的感叹的生活的人们的“大自然”。
换句话说，在曼妙的大自然的风景之间，在人们享受夏季里森林的凉风的时候，出租汽车司机、卖气球的人、公共汽车司机以及没有出现在画面中却可以想象到的野餐草坪上的打扫卫生的人、整理草坪的人、公路上那些铺路、修路的人……这些底层的大众变成了充满浪漫情调中的“自然物”的同时，也就变成了丧失了生命意义的简单符号。
也就是说，浪漫的“多好啊”里面隐含了多少的“不好”，才能塑造一个阶层的人们的“多好”，而这些“不好”总是不被意识到，我们也就总是被“多好”的场景所征服。显然，底层的生命总是隐藏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景观画面中，变成我们“看却看不见”的东西。
这正是抵抗意识匮乏的典型症候：通过公众都认可的口香糖思想和意义的传播，将社会生活表达为普世性的图景，通过形象的控制和情感的操纵，让受众把摆脱实际生活的生活作为理想的和观念的生活，而把实际的生活当作庸俗无聊的折磨来逃避。
简单地说，进入20世纪末以来，贫富分化、严重的分配不公，从来就没有在人们的抵抗意识中发生过，而只是在人们的生活意识与文化口号中反复出现。这就像是卡米拉所领导这次革命或者华尔街上面散播的愤怒一样，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抗争，却并不为了人类的“欲望”而抗争。
在这里，NEED在打击WANT，市侩主义仍旧在打击理想主义。人们并不是因为仍有乌托邦主义的政治召唤，而是因为同感自身利益的丧失而进行抵抗。二者恰恰是资本主义抵抗政治的一种形态。
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当前对资本主义的抵抗，首先必须是一种文化的抵抗，一种哲学的抵抗，一种抵抗意识的培养的抵抗。
换言之，卡米拉仅仅为了解放他们自己而进行斗争，却并不是为了人类的全部解放而抵制资本主义泛滥的运动。但不可忽视的是，骚动和凌乱之后，这一场抵抗运动或许是一个小小的时代插曲，亦有可能是一个大时代的开端。
（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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