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需要来一场“阿拉伯之春”运动吗?这是我给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 福山打电话时脑海里闪现的一个问题。福山是《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的，正在撰写两卷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我从他最近写的文章中看出，他的研究引导他针对美国当今的政治秩序提出了—个非常激进的问题，即美国是否从一个民主政体变成了一个“否决政体”—— 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一个谁也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
“否决政体”阻碍决策
福山说：“现在存在权威危机，而我们却没有用这些术语思考这一问题的准备。美国人思考政府问题时，想的是要制约政府，限制其权力范围。”这可追溯到我们的建国政治文化。法治、权力的定期民主轮替以及保护人权等制度的建立是为盛气凌人、权力过度集中的政府制造障碍。福山指出：“可是我们忘了，成立政府也是为了发挥作用和作出决断。”
这在联邦政府层面上正在丧失。像我们这样嵌入诸多制衡机制的制度应有——实际上也需要——两党在重大问题上保持最低限度的合作，尽管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分歧。不幸的是，冷战结束以来，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正在导致我们整个体制陷于瘫痪。
首先，我们增加了制衡，使决策更加困难——比如参议员阻拦提案表决权现在被用来阻碍行政部门的任命，或参议院阻扰议事规则，任何重大法案要获得通过，必须得到60票而非51票的多数支持。我们的政治分歧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民主党前参议员拉斯·范戈尔德曾经对我说，按照当前两极分化的速度，两党人士不久就会要求消费品反映他们的政治立场，“我们将会有共和党牌牙膏和民主党牌牙膏”。而且，联邦政府的大规模扩张、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扩大导致特殊利益集团游说者人数及其影响和阻碍决策的能力大增。
利益集团导致僵局
的确，今日之美国越来越像政治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其1 98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国家兴衰探源》中所描绘的社会。他警告说，如果一个国家积聚了太多高度关注的特殊利益游说集团——它们比关心整个国家利益的广大民众拥有更大固有优势——它们就会像多足章鱼一样，让政治制度失去活力。
福山说，换个说法，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队伍比以往更庞大、更易动员、更富有，而执行多数人意志的机制却更乏力。这样一来的后果是要么立法瘫痪，要么就是小题大做，胡乱达成妥协方案，不求最优，这些方案往往是在面对危机不勤勉而为达成的。这就是我们的否决政体。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新书《该开始思考了：衰落时期的美国》的埃德·卢斯指出，如果你相信美国的经济成功在于有一个不挡路的政府这样一个幻想，那么僵局和否决政体很适合你。但是如果你对美国历史有充分了解——所以你知道政府通过维护法治、颁布激励冒险和防止鲁莽的规章、让劳动者接受教育、建设基础设施和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等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否决政体就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它破坏了我们成功的秘诀：一种平衡的公私伙伴关系。
体制需要彻底改革
福山认为：“要摆脱我们当前的瘫痪状态，我们不仅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而且需要改革体制规则。”这包括取消参议员阻扰表决权和阻扰例行立法的规则，由人数少得多的议员超级委员会起草预算案——就像负责处理关闭军事基地问题的议员，并“由非党派机构，比如国会预算局，投入大量的技术专家”，他们不受利益集团的压力，然后提交国会，进行一次不可修订、成败在此一举的投票表决。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那绝对不会实现。”可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不管谁当选。”只要我们是一个否决政体而非民主政体，我们就不可能是伟大国家。我们畸形的政治体制——国会变成了一个合法贿赂的论坛——实际上导致我们裹足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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