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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规范价值体系的发展变化

娜塔莉娅·吉洪诺娃 · 2012-05-29 ·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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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4期 :[俄]娜塔莉娅·吉洪诺娃 著 彭晓宇 译

  苏联解体已经20年了,在政治制度和国家意识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俄罗斯这个世界大国的人民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上又是如何变化的,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娜塔莉娅·吉洪诺娃以多次社会调查的资料为基础,从自由、法律、所有制、父权主义几个方面对最近15年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原文刊登于俄罗斯《社会科学与当代》杂志2011年第4期,现将其译介如下。

  俄罗斯和世界许多国家都在经历着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社会文化现代化这个问题,乍看起来有点奇怪。现在研究俄罗斯人的价值、生活取向和行为特点是否符合现代社会的特征,合时宜吗?我要说,这个问题现在这个时候比几年前那些平静的年代还要紧迫。因为俄罗斯与其他国家正在经历的危机是一个体制性的危机,这个危机标志着现代化时代的结束和全世界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俄罗斯在这个历史阶段吸取的教训有多少可以带进新时代,这个问题比任何时候都迫切。

  目前俄罗斯科学界已经认可,传统的、工业社会前的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模式正在瓦解,尽管俄罗斯是在一个半世纪前从农业国家变成发达工业国家的。但这个模式、包括作为文化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正在变成什么样子,需要单独研究。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俄罗斯的人、社会和国家间关系的特点、这些关系在过去15年中的变化,并结合俄罗斯未来发展评价这些变化。虽然这些规范在实践中可能并不总是得到遵守,但对本研究没有影响,因为我的任务是,理清俄罗斯文化对国家应有的和最好的社会文化类型及其运作原则的认识是如何变化的,新的特点和边界如何产生,旧的又如何获得新内容。

  我再说一次,俄罗斯主导的规范价值体系模式是国家主导型的、但已开始瓦解的前工业社会(更准确的定义是新国家主导型)特有的模式。这个模式的主导规范认为,公共利益,首先是整个社会、人民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和权利。在这个规范体系内国家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工具,而国家像任何个人和社会团体一样,在活动中应该服从这个整体利益。

  在俄罗斯,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该关注各种客体的利益,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执行政策、维护人民和社会的利益。2010年的一项社会调查表明,一半以上的成年居民(76%的人回答了问题,24%的人不同意提供的观点)认为,国家应该一直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个别人的利益。[1]国家有义务和权力代表社会的利益,公民应该对国家保持最大的忠诚,承认国家有权干涉个人生活,即使这会损害公民权利。在各种情况下,同意在国家利益需要时政府可以直接干预司法的人,很多年来一直比不同意的人要多(2010年,同意的占39%,不同意的是34%,27%的人不知道如何处理),而在1998年,这个数字是46%。

  这些观点的普及程度表明,国家拥有无上权力及其利益优先这一思想的合法性在迅速变得模糊。在言论自由方面,这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对在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时限制言论自由的必要性,俄罗斯人平均地分成了三类,尽管在10—12年前承认国家有维护利益的权利的人占据主导。而现在,比例最大的人(36%)不承认国家可以限制出版自由,即使国家的利益被损害。

  由于这个规则体系已经开始瓦解,严格的极权或专制国家行为模式不再存在。在这个模式的温和形式下,人们不仅有权说出自己的观点,即使大多数人反对也坚持自己的看法,甚至通过罢工和游行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限制出版自由的权力也自然在经历着去合法化。同时,对法律(“成文法”)这个社会调节器的需求也在增加。

  对法律需求的增加,不仅表明近些年俄罗斯人对国家影响司法的容忍度降低了,也表明人们开始明白,任何情况下都要遵守法律。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标志社会现代化重要阶段的口号)是实现总统提出的国家现代化任务的关键问题,在人们的意识中其重要性超过了技术革新,超过了实现社会公正原则。

  因为我们考察的这段时期相对较短,这样的增长表明社会意识的变革已经相当快了,俄罗斯人中法律意识淡薄的情况逐渐减少。尽管认为是否符合法律不重要、而是否公正很重要的人,仍然很多,但是在2010年这样想的人第一次少于50%,15年来大约减少了1/4。把必须遵守法律与权力机关的代表是否守法联系在一起的人减少了,但认为即使法律条文已经过时或不符合现实情况也要遵守法律文本的人增加了。

  而且,这种变化的发生明确表明,尽管俄罗斯人期待的法律这个社会调解器终于起作用了,但人民现在依然是“协商”模式的追随者,这个模式要求,首先法律规范是所有人必须遵守的,只有这样人们才愿意遵守法律,其次,这些规范经过了获得道德合法化的过程,也就是符合人们对社会公正的认识。

  在过去15年中,认为尽管不同意领导的要求也要服从的人增加了,但还是有2/3以上的人不愿意这样做。这意味着,从农奴时代开始就是俄罗斯人维护自身利益的主要方式——对管理者的指示消极怠工——有着明确的基础:坚持只做自己同意的事情。而且,这种坚持是通用的社会文化规范,因为甚至在雇佣工人的企业家、各级领导中也有持这种看法的人(平均占了2/3)。

  人们在哪里实现最初步的社会化、现在居住何地都不重要了,性别、教育、职业性质、对工作状况的评价、单位领导的风格等也没有意义。即使在部队、执法机关和其他强力部门中,只有一半的人认为,领导的指示要无条件执行,而强力部门的其他人相信,需要执行那些他同意的指示。“带枪的人”这样明显的漠视法律的态度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可想而知。

  但是,在俄罗斯,在只做自己同意做的事的那些“不听话的人”的地盘上,守法、有效的司法体制和能在现有制度形式框架内维护团体利益的现代社会的行为规范和模式的出现,已经有了前提条件。俄罗斯人对积极运用法律这个社会调解器的需求增加,俄罗斯人对自由是完全不受控制和毫无约束的行为的看法,也在发生着变化(100多年前无政府主义这一学说在俄罗斯如此兴盛不是偶然的)。在俄罗斯文化中“自由”这一概念的内容不断变化,尽管这个过程发生得很缓慢,直到现在60%的人还相信,自由是做自己的主人(“自由”相对的是“不自由”、“奴役”),40%的人认为,就是一定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现代社会中特有的认为自由是“做什么的自由”(即在法律规定的权利和自由框架内维护自身利益的可能性)这种观念仍然在与那种认为自由是“意志”和无政府主义认为自由是“不做的自由”(社会、领导、因各种社会角色而衍生的许多责任)等观点展开竞争。

  如果说15年前,甚至10年前,在这两个选择中(“自由是做自己的主人”和“人的自由靠他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来实现”),选择第一个和第二个的人分别为65%和35%,而现在则是60%和40%。

  但是,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自由还首先是“不做的自由”,因此,民主的所有工具性价值都不那么重要了。结果,在俄罗斯人眼中,民主的五个关键标志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53%)、司法独立(43%)、新闻自由(43%)、选举自由(40%)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36%)。2010年,不到20%的人认为,多党制、政治反对派的存在等是民主的重要标志。在此还要提一下,俄罗斯人认为,反对派的任务不是争夺权力,而是在维护社会利益方面监督政府,保证其行为是正确的,帮助政府。

  这种调节人、社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规范体系当然与西方文化不同,在西方文化中,国家不仅关心抽象的“人民幸福”,还要保证社会关系中人民的利益和权利。很遗憾,国家在社会生活中起关键作用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模式,对俄罗斯人来说是最适合的,但与当代的高效市场经济模式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有了这些研究作资料,我们可以说俄罗斯人很喜欢国家和国家所有制占主导的混合经济制度。俄罗斯人认为,所有战略性经济部门和保证健康和国家财富的部门,都应该在国家控制之下。同时,通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后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合法性的基础的那些规范在瓦解,而更多的人支持发展更现代化的俄罗斯经济。而且,认为国家是重要的经济代理人、要求增加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扩大国家所有制,仍然是俄罗斯人与其他西方国家的人民的重要区别。

  俄国人对私营经济很宽容,认为私营经济不仅有权存在,在俄罗斯这种国家还应该受到保护。但是,这只是针对守法和有经济效益的中小企业。此外,在俄罗斯文化的内容体系中,国家才是全部财富的“实际的”(最好也是勤奋的)主人,国家在一定条件下把一部分财富交给形式上的所有者“使用”。俄国人经济思维中的主要人物不是“所有者”,而是“主人”(老爷式的主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对私营经济的宽容度提高了,俄罗斯的群众大多还是认为,对国家利益有损害的企业应该国有化,且不给任何赔偿。

  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合法性和对私人所有制发挥超级作用的合法性,是俄罗斯文化对私有制这一制度的特殊看法决定的,俄罗斯文化认为,私有制是所有者不受控制、没有限制地管理相应目标的权利。这是从俄罗斯人认为自由是“不做什么的自由”这种特殊看法而来的。

  但俄罗斯人在这方面的规范性认识发生了很多变化,这反映了他们在接受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规范。同时,俄罗斯还是支持最初就是所有者付出劳动的财产或继承自劳动者的财产有绝对的合法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当财产和作为财产基础的劳动之间的联系很模糊时,俄罗斯人不倾向于尊重其形式上的法律地位。当某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基于传统和道德原因,就会得到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支持,而那些“根据文件”是所有者而没有任何道德合法性的人,则未必如此。

  从在经济全球化中成功发展经济的角度看,俄罗斯文化对所有制的理解和对调节所有制关系的规范的理解中最有问题的一个观点就是俄罗斯对“外人”(外国公司和公民)在俄罗斯境内拥有财产的态度。一部分(虽然是少部分)俄罗斯人不反对外国人在俄罗斯有房子、为本人需要而使用土地、有企业股票,但俄罗斯人不愿意外国人成为农业或工业用地的主人。对外国公司更甚,尽管态度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甚至可以说发生了大转变,但坚决反对把国家的自然资源转给外国人或外国公司。俄罗斯人一直坚持,国家不仅是自然资源的所有者,也是资源型企业的所有者。

  由于俄罗斯人规范意识中经济意识的特点,不能不提到父权主义问题。从这个问题上可以明显看出,俄罗斯文化中的“应有的”社会模式保证着社会的稳定,排斥一切试图植入新制度的尝试,但这个模式已经开始瓦解。目前俄罗斯文化特有的社会、个人和国家相互关系的这个模式没有要求普通社会成员无条件地奉献。它是协商性的,要求如果一方完成自己的义务,那么每一方也都要完成。从俄罗斯的眼光看,最近20年来这个模式的存在原则已经被破坏,他们也不打算遵守了。而且,国家的这种行为不仅是在增加“应有的”和“真正的”之间的差距和国家的去合法化,也导致作为国家主导型社会存在合法性基础的那些规则发生变化。

  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在俄罗斯文化现有的规范模式框架内国家的主要职能不仅是代表大社会的眼前利益和战略利益,还要关注社会成员的起码需要,因此要让国家保持“在经济中的制高点”。要执行这些职能,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公民愿意完成国家要求、公民“听话”是基础。因此,我们这里说的不仅是父权主义的期待,还包括反映了“保护人—客户”关系的那些规则,在这样的规则之下,国家从人民那里得到了实际上无限权力(包括财产权)的合法性的授权,同时还有对其公民状况和整个国家决策负责的责任。如果国家没有完成这些责任,那么公民就会表现出对政权的忽略,甚至是否认其合法性。

  对父权主义的期待普遍化是当大多数居民因结构性局限而无法改变自身状况时的反应,1990年时的规则是人们大都应该自己承担起保障自身的责任。20世纪90年代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当时国家放弃了对公民的责任,宣布“挽救落水者是落水者自己的事”。尽管如此,并且国内政治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但旧规则还是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复苏,对国家是否关心公民的怀疑仍然存在。当生活经验让人们相信,在现有的社会关系体系下大多数人不能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个人努力,而是关系网和运气时,人们的怀疑就加深了。在年龄为30—40岁最活跃的劳动人口或一直工作、亲身见证了什么能决定在当前俄罗斯占据优越的社会地位的人,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完全是规范性的、没有被现实所改变过的老年人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本质性的差别,这显著地表明,随着对父权主义期待的普遍化,情况不仅“不符合规则”,也“不符合现实”。很说明问题的是,相信不需要国家的物质帮助也可以养活自己和家人的人,年龄段是在25岁以下。在26—30岁之间的人中,认为没有国家的物质帮助自己和家人很难生活的,基本是各占一半,而在30岁以上的人中,对这两个观点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倾斜(14%或更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人意识中对大社会还是小社会利益优先的看法发生变化也不就不奇怪了。在2000年,87%的俄罗斯人在做重要决定时,说他们要遵循个人(家人和自己的)利益,而只有13%的人声称,在这种情况下要从国家利益和自己的生产集体的利益出发。在期望国家形势变化、政权更替的影响下,情况向国家和集体利益优先的方向倾斜,到2010年,大多数人又把家庭利益(60%)或个人利益(20%)放在最前面,只有20%的人说会在重要时刻服从国家利益(4%)和集体利益(16%)。而在从事国家和地方自治机关管理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说会服从国家利益,只有6%的人会服从集体利益,而在领预算工资的人中,分别是1%和15%。在工业和能源领域中,分别是3%和18%,在金融领域是4%和18%。这是不是在明确承认,建立在为国家/强国“服务”思想基础上的原有规范模式已经彻底失败?这种模式在俄罗斯人规范价值体系中的合法性变得模糊,表明相应的行为规范从对实现这一模式至关重要的群体——国家公务员的意识中彻底消失已是既成事实。

  因此,20世纪90年代国家实际上不仅“离开”了经济生活,也“离开”了社会生活,主要后果就是俄罗斯文化中社会、个人和国家相互关系特有的规范模式在人民眼中去合法化了。实际上,如果国家没有完成基本的责任,为什么要给它那么多权力呢?最近10年,国家能考虑到社会预期,这有助于扩大对国家的授权,为社会服务。但是首先,这个权力不像从前那样无可争议和神圣了。其次,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规范模式特有的许多具体规则,在最近15年开始弱化。第三,这些年国家维护公众利益的权力的合法化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功利性的、实用性的想法,不是文化规范的特点了。

  从上面所说的,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决定俄罗斯国家发展基本原则的规范和内容的社会文化现代化过程还没有结束。证据就是,俄罗斯人对自然资源的态度,明确区分“自己的”和“外人的”,在一定条件下限制外人获得财产,对私有制和私营经济权的看法的特点,道德伦理合法化的重要性,法律上维护私有制的相对不重要性。然而,所有这些特点,是在社会文化转型时期进行现代化转变的国家都有的。

  第二个结论是关于俄罗斯文化的特点及其规范价值的特点的,就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及其在经济中的特殊地位表明,国家主导及权力与财产的结合依然存在。国家有限制私人所有者的权力,甚至有剥夺其财产的权力,国家作为主要所有者和经济发展主体的地位、国家与居民的保护人—客户关系,这些就是表现。

  第三个结论是,尽管这些规则的主导地位依然不变,涉及普通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在过去15年中有了显著变化,国家在这方面的无限权力的合法性开始变得模糊。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因素起了作用。第一,上面说过的,政府的行为起了作用,政府不知道在什么样的坐标下应该怎么做(一部分官员现在也不知道)才能维护其合法性。其次,在新形势下实现社会化的几代人,比50岁以上的人更多地否定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关系模式。第三个因素是最近20年停滞的、但是在苏联时期就有了一定规模的人口聚集到大城市的过程,现在这些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也增加了。这些都与传统的俄罗斯规范体系很难相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体系。

  在这个情况下,俄罗斯规范价值体系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方式就是关键问题了。规范是与过去10年剧烈变化的人们的价值、追求和定位不可分割的。从价值的角度看,保证了国家主导型和后国家主导型社会群体长期稳定生存的国家文化,肯定属于集体主义的价值。但是,俄罗斯人自己在群体中是鲜明的个人主义者,表现在其心理特征、自由对其的巨大作用、在无政府主义精神下对自由的理解以及许多其他方面。

  正因如此,俄罗斯历史性地需要文化规范的“高压”,这些规范让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为此必然首先确立良好关系、精神和谐和良心的价值而不是成功的价值。这个高压,几个世纪以来抑制着俄罗斯人的个人主义离心力,不仅保留着原有的社会文化模式,还保证了社会中共同生存的环境,不至于导致“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缺乏有效的法律体系的情况下危险性很大)。现在由于上世纪90年代苏联时期许多文化规范的传动机制被破坏,这些规范与在新市场环境下保证更大机动性的选择标准之间出现矛盾,这个高压已经消失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关系到个人成功、损害集体主义文化价值的那些价值在近些年发展得最快。

  而那些后现代的价值没有得到普及,内心和谐、与身边人的和睦关系等价值在最近15年不受欢迎了。尽管有趣的工作依然是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终极目标,但是艰苦的劳动不再被看作是大多数人成功的原因,而成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自我实现很难长期作为大多数人的重要价值观。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社会中可实现价值的增长未必会带来什么正面效果。

  经验主义的资料表明,俄罗斯的这种文化模式特点在最近15年的社会文化现代化道路上是大大加强了。一部分规范和价值被取代,另一些改变了内容。

  承认经济中的市场原则本身就与这个规范体系是相容的,不会加快社会文化的现代化。社会文化现代化是在后国家主导型社会中实现的,受社会现代化(首先是城市化)的影响,要求更多的时间。传统规范和价值瓦解,是从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是自由行为和独立决定命运的主体开始的,这是现代社会特有的情况,是多极化和城市生活提供了更大自由度的结果。然后人意识到保护自己利益(首先是不受国家的损害,而不是受周围人的损害)的机制是必要的,接着明白了由于缺少制度而缺少保护利益的机制。下一步就是,人认识到必须司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借助群体性运动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样,离认识到言论自由和其他民主自由的必要性就不远了。

  俄罗斯的社会文化现代化符合这一变革趋势,在大多数人看来,要求司法独立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紧迫的,但是人民刚刚意识到这个要求与民主社会制度之间的联系。近些年后现代的价值观(自我实现的机会的重要性、为了稳定发展愿意做出物质上的牺牲)不像物质成功、个人成就那样受欢迎了。同时不能忘记的是,俄罗斯人很少愿意遵守生产纪律和技术性纪律,在人们的意识中劳动努力与物质成功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人民之间缺乏团结,等等。

  在全世界发展的背景下,这意味着俄罗斯的大多数人没有准备好在第三产业、第四产业、甚至在工业中的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俄罗斯人的规范和价值更符合工业发展阶段。但是,这对预测国内形势发展是很重要的,在可预见的将来,俄罗斯人不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使用西方国家工业社会时期特有的、让人联想到民主社会制度的那些工具(罢工、工会、游行等)。这不仅因为外部的制度限制,也是因为俄罗斯人的规范和价值特点。就是说,在政府丧失合法性的情况下,人民对既有游戏规则的反抗可能会采取不对称的形式,如全国性活动,这个风险更大了。这也会减少俄罗斯在国际竞争中的机会。

  注释

  [1]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全国进行的调查“俄罗斯社会准备好实现现代化了吗”(2010年),涵盖全国18岁以上不同性别、年龄、居住地和居民点的人口。本文也使用了以下的调查资料:“社会转型时期俄罗斯人的群体意识:现实还是神话”(1995年)、“新俄罗斯的公民:自我定位和希望社会是什么样的”(1998年和2007年)、“俄罗斯人的生活和观念中的财产”(2005年)。

  [彭晓宇:中共中央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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