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特卖会”在美国，种族歧视依旧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现实问题，而且这种关注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就在我修订这篇文章的时候，包括CNN在内的美国众多媒体，都正在报道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的一个学生组织“校园共和国”(Berkeley College Republicans)举办的一场特殊的烘焙食品特卖会。
这次特卖会的特殊之处在于，在出售的食品单上，故意根据购买者的“种族”或者“性别”列出了特卖食品的价格。具体不同的价格如下：白人2.0美元、亚裔1.5美元、拉丁裔1.0美元、非裔0.75美元，而美国土著0.25美元，同时，所有女性也同为0.25美元。
这样带有明显种族与性别歧视的兜售方式，除了引发校园以及媒体广泛关注外，也引爆了普通民众的广泛争议和抗议。
举办此次活动的负责人承认说，事件本身肯定带有种族主义性质，但这恰恰是问题所在。他认为，“再也没有什么比因为某人的种族或是性别而在大学招生中给予其特殊的优惠政策更带有种族主义性质的了。”换句话说，他认为，如果认定特卖会是种族主义行为，那么，仅仅因为某人的种族与性别而在大学招生时给予其优惠，这岂不更是种族主义行为吗?由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美国民众对于各种种族歧视现象极为敏感，舆论也关注备至。这不仅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也是要在更深的层次上去探究历史，并在理论上作出深度思考，进而试图解决现实中的困境。
在这里，我想选取美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现象——“白人迁移”，探讨一下产生此种现象的原因，进而认识当下种族歧视之根源所在。
“白人迁移”与克里尔高地的变迁从1971年美国公立学校废止种族隔离政策到现在，迄今不过40年，但得到这样的结果，则是经过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与自195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所作出的努力分不开。所谓种族隔离，最开始当然主要是“黑白之争”，即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斗争，其存在的历史久远。在1950年代民权运动兴起之时，来自更多白人群体的反应，不是接受而是拒绝，不是合作而是抗拒。其拒绝和抗拒的方式之一，就是“白人迁移”。
“白人迁移”(white flight)既是一个社会学词汇，也是一个人口统计学上的词汇，阐述的是一个现象：当非裔美国人即黑人迁居到某个白人居住区后，该地区的白人就纷纷迁移而去，形成了一股迁移潮。其实，早在1954年，美国高等法院就判决公立学校实施种族隔离违宪。但那个时候，白人及其家庭都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这样的现实。因此，当黑人孩子进入学校之后，白人家庭纷纷把孩子送往私立学校，以逃避公立学校的“黑”“白”孩子同校。但很快白人就发现，法律还禁止在居住区实施种族隔离。于是，为了避免与黑人同住一个社区，白人开始纷纷迁移离开原有的居住区，史称“白人迁移”或“白人逃亡”。历史并不悠久的克里尔高地(Collier Heights)位于亚特兰大市(Atlanta)的西部。在1950年代之前，这个地方还属于无主之地，非常荒凉。从50年代开始，白人逐步在此建立了自己的居住区，而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主要是因为在城市中的其他地方找不到合适的居住地了。有趣的是，在建设该地区的过程中，克里尔高地的白人应该没有考虑过种族隔离的问题，也想不到有色人种会迁移至此。1953年秋，一家由黑人掌控的、名为“全国发展公司”(National Development Company)在克里尔高地的西部购置了一千英亩尚未开发的土地。很快，该地就谣言四起，白人中流传一种说法——该地将很快会充斥着各色人等。于是，在克里尔高地居住的人们，有人就提出了一项大胆的方案，要以一条小溪为界，把居住区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为黑人居住区，但东部的房屋则“仅出售给白人”。
这一计划得到了时任市长、市政规划委员会乃至“全国发展公司”的支持，但却遭到了多数白人居民的强烈反对。一位白人女性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她说，虽然分为东西两区，但从此“我们周围就开始到处是黑人啦”。这话十分具有代表性。据调查，到1954年2月时，已经有差不多40%的白人居民计划要出售自己的房屋了。
但吊诡的是，这些白人准备售房屋时，却发现房屋很难被卖出去——买方不肯支付卖方所要求的市场价格或者他们在买房时曾支付的价格。因为房屋的准买主几乎也都是白人，而这些白人购房者在意识到这个地方正在经历种族变化时，又怎么会去按原价购买呢?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在克里尔高地，没有白人家庭愿意跟黑人家庭居住在同一社区，他们宁愿历经艰难，也愿到一处只有白人的居住区去。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时候，黑人经纪人出现了，他们答应为白人出售房屋卖出好价钱。就这样，为了减少恐慌，同时也为了利益最大化，绝大部分的白人不得不团结起来，共同成为了这些黑人经纪人的合作伙伴。当然，这样的合作关系是短命的，是完全基于利益之上的。因此，尽管很多白人抗议，甚至高举“不要将房屋出售给黑人”、“黑人不得进驻”等标语，但最终的结果是，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克里尔高地已经全部被黑人所拥有。换句话说，所有的白人家庭全部逃亡而去。
看待“他者”的三种方式
众多的学术著作已经对“白人迁移”事件做过广泛而深入的分析，包括社会因素的影响，人们对于种族隔离的偏好，房地产市场受到种族偏见威胁后的波动等。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其《一种实践的理论》中谈到过看待“他者”(othering)的三种方式，即“公认的”(standard)、“入侵的”(aggressive)、“好战的”(militant)。我以为，此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白人迁移过程中的一些细节。
所谓“公认”，就是在建构他者时构建了自身的身份(identity)。这里的他者，可以指少数族裔，或者社会地位低下以及没有基本权利的人们，比如：妇女、儿童、非裔或残疾人等。在克里尔高地，白人家庭直到黑人公司前来购置土地时，才意识到种族身份的问题。而在此之前，他们并没有真正地与不同于自己种族的人们打过交道，于是在面对这些不同于自己的黑人时，他们无法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随之而来的就是紧张不安、担忧恐惧。对他们来说，黑人就是“公认的”他者。
而且，面对陌生人，白人也强化了自身的认同感，因为他们并不想被黑人剥夺其原来所拥有的权力。因此，一个黑人经纪人的出现，足以在一些白人家庭中造成恐慌和流言蜚语的传播。这就是“入侵的”他者：他们划分着人们的身份，至少从房屋问题上开始了竞争。于是，白人既视他者为对手，也把自己摆在了一个高人一等的位置上。因为土地和房屋是有限的，白人也开始积极主动地在自己的居住区进行竞争。
竞争，自然会把他者带入到“好战的”阶段。在克里尔高地，因为没有外面的白人愿意购买其房产，当地的白人就把黑人视为敌人，也是破坏了一个良好的白人社区的敌人。因为担心黑人家庭的介入会带来完全不同的传统以及社会规范，仇恨便在白人家庭中滋生，因此也诱发了双方的激烈斗争。许多白人家庭为了避免这种复杂的种族问题，采取了一走了之的办法——“白人迁移”由此产生。
由此可见，白人迁移所以存在，其实是源于对于未知他者的恐惧。在克里尔高地的白人看来，相比起与黑人做邻居，与同为白种人的其他社区的人们打交道要便捷和容易得多。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白人迁移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如果用伯格的理论，或许能够看得更清楚些。
从外在到客体再到内在
我们来了解一下美国社会学家伯格(Peter Berger)所用的一个内涵丰富、阶段分明的长词——“外在化-客体化-内在化”(externalization-objectivization internalization)。我个人以为，把布迪厄和伯格两人的理论结合起来观察，或许能够把白人迁移以及种族歧视等现象理解得既通俗又深刻。
社会规范(socialnorms)建立在外在化的基础之上。在伯格看来，社会就是人的产物，基于外在化的现象之上，反过来，它又以人的生物构造为基础。换句话说，人创造了社会，而社会又再造了人类文化与社会规范。所有人学习社会规范都是通过家庭教育、媒体与学校教育等。
自从独立战争以来，白人在美国享有着各种特权。他们把自己视为是社会规范似乎在情理之中。而这种仅供他们所享用的特权，又通过白人居住区和白人学校等“外在的”形式而制度化。白人，或者任何人，都并非天生地带有种族歧视的眼光。种族歧视都是学来的，是人们从人所再造的外在的文化中学到的，进而成为了社会规范。比如，很多历史教科书都夸大了黑人的犯罪事实，从而极易给人们留下黑人威胁论的意识。而我们都知道，过去的历史都是白人书写的，而黑人或者其他族裔所书写的历史，要么被掩埋了而不为人所知，要么被指与历史不符，要么被指并不重要。正是由于缺乏对黑人与其他族裔的理解，才使白人对他们的认知从竞争走向入侵的地步。在克里尔高地，很多白人家庭仅仅因为大家是白人而随波逐流。他们也因此而团结起来，并且全部认为黑人是危险的因素。
当然，社会规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二战的结束，弱势群体开始为人权而斗争。黑人意识到，正义迟早会到来，一个富有多种族的社区和平共处是可能的。但这种改变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社会规范由文化的主导因素确认其合法性。在一个缺乏多元文化的社会中，社会规范自然就是由大权在握的人来确认谁是危险因素。伯格认为，种族歧视之所以被客体化，即被当做是社会规范，完全是因为权力者将之合法化了。在克里尔高地，人们对从未有过接触的黑人的偏见和成见，通过抗议活动中的标语口号等得到了强化。而这种仇恨信息则被视为是正常的，得到了白人社区的广泛支持，而他们同时控制着媒体与学校教育。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白人看来，种族歧视合法化地变成了社会规范的一部分。反过来看，当民权运动兴起时，虽然黑人相信公正的世界一定会到来，但他们在面对白人的抵抗时，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他们是不同的。而这种差异性似乎意味着：与白人相比，他们低人一等，所以白人才会拒绝与他们同住一个社区。而这样的客体化，在现实“缩小”了种族差距的同时，似乎也“拉大”了其间的差异。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社会规范被个人合法化并内在化。
内在化总是会使人们接受那些有问题的社会规范，以及对他者的偏见，甚至会一度把这种偏见、成见与歧视视为是真实的。克里尔高地的白人应该是“真心”地以为，与黑人同住一个社区，那一定是很危险的，而正是这种“真心”的偏见，促使他们不畏艰难地搬离了自己的家乡。
在这里，从外在化到客体化再到内在化，我们从克里尔高地看到了一个完满的例子。白人相信黑人是危险的，这是当时的社会规范;当黑人到来的时候，似乎证明了社会规范的正确——他们的到来，是要入侵自己的家园，为此，白人要反抗;当他们无法抵挡的时候，白人选择了迁移，而这种迁移又将黑人是危险的这一虚假的信息内在化了，同时也把种族隔离选择为社会规范。
值得深思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几乎听不到来自黑人及其团体的声音，由此，要想看到或者创造一个好的黑人形象，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同样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当黑人搬迁到克里尔高地后，面对白人迁移这一残酷的种族歧视的现实，他们可能也会把种族歧视内在化，并且去接受这一现实。
多元文化的社会：所有人都无路可逃毫无疑问，发生在克里尔高地的白人迁移，完全来自白人对于未知的“他者们”(others)的担忧或者说是恐惧(fears)之心，而这种担忧或恐惧则是建立在社会对于未知的他者可能带来威胁这一刻板的成见之上。
由上述分析可见，人们对于不同种族的认识，带有历史与社会的浓重色彩。而具有悲剧意味的是，这总是会被当成一种象征，进而会产生并非必然应该产生的担忧或者恐惧。而这种担忧或恐惧又体现在方方面面以及各种群体之中。比如，白人群体面对黑人时，何以会缺乏安全感?仅仅就因为人们“想象着”黑人总是会带来威胁，所以他们就必然会带来危险?或者其中一个或者几个曾经带来过危险，那整个种族都会带去危险?这样的逻辑推理是多么的荒谬!
从某种程度上讲，白人迁移可以看做是在黑人面前的落荒而逃。然而，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和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交融的国家，在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无论是哪个族裔，大家需要的是面对，是对话，是交融，而不是迁移和逃离。
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度，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所有人都无路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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