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使美国具备了在全球推行经济帝国主义和军事霸权主义的物质基础。美国实施了一系列全球霸权制度安排：一是通过构建布雷顿森林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和G7等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形成了美国主导下的、以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为准则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美国在其中起领导和协调作用，目的是为美国的全球资本积累服务;二是以美国对核武器垄断、庞大的军事工业和海外驻军为基础，通过北约等军事组织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整合进来的全球军事霸权体系，以保持美国主宰全球的战略力量对比和军事霸权。尤其是“9•11”事件以来，布什政府为满足美国统治精英对垄断石油战略资源、统治世界市场的强烈要求，高举反国际恐怖主义的旗帜，对不驯服的国家动辄进行军事威胁和武力打击，欲构筑一个“现代罗马帝国”。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重创美国经济，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产，它对美国的金融行业、美式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美国的霸权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一、“新帝国主义”霸权的表现形式及其实质
(一)美元霸权
二战后，美国之所以能够长期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军事霸权体系中牢据主导地位，其背后是以强大的美元霸权做支柱的。1944年，在世界货币金融体系中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金汇兑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元成为了国际贸易中主要的储备货币、主要结算和支付手段的国际本位货币。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中，迫于美国的公开威胁和军事压力，沙特阿拉伯同意通过纽约投资银行回收所有自己的石油美元，从而使美国的银行被赋予了循环使用由海湾地区所积累的数额庞大的石油美元的专有权利。因此，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霸权因路径依赖及其相对强势而得以延续。美国凭借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地位和优势，成功地建立起一种灵活的新型全球剥削秩序。其掠夺方式包括：
第一，美国大量印刷几乎无成本的美元纸钞或发行美元电子货币，其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则向美国大量输出物质财富去换取美元纸片，然后又用大量的美元外汇用来购买美国国债，以此来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国际收支赤字融资，包括间接为美国对外战争和美国公司收购外国公司的制高点融资，使美国获得极为丰厚的利润。第二，在这种国际本位货币体制下，美国仅仅通过国际收支逆差，就能够自动地从外国央行借款。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越大，外国政府不得不投资于美国国库券的美元就越多。因此，国际收支逆差已成为美国经济窃取其他国家资源的一种手段。为了特许美国的特权阶层从发展中国家榨取高比例的投资收益，针对美元逆差地区，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华盛顿共识”，要求这些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强迫它们实行财政紧缩政策而不顾当地人民的死活，并阻止本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只能永远充当出口原材料和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的角色。对于美元顺差的国家，美国虚张声势地警告这些国家，若不买或减持美国国债，将会导致美元贬值，从而使其手中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或国债价值缩水，导致本国发生货币危机。总之，通过美元“绑架”他国经济，美国就能让其他国家为美国的负债消费、高科技研发投入和高额的军费开支买单，从而维持美国霸权的延续。第三，当国外拥有的美元资产也就是负债增加时，美国还可以通过美元贬值使国外债权缩水，从而减轻美国债务，向他国转嫁经济危机。
美国遍及全球的政治军事优势造就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而这种特殊地位又反过来推动美国在全球的政治军事优势的进一步加强。通过美元霸权获取他国的巨额财富，把自身的消费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广大民众的巧取豪夺之上，充分显示了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掠夺性、寄生性。
(二)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放弃了在实物生产领域榨取剩余价值的剥削方式，采取“以钱圈钱”的新的资本积累方式，即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世界经济管理机构，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金融自由化政策，为其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构建自由进出各国并确保其套利套汇收益的平台，以便其策划大规模的资产贬值和财富转移，掠夺发展中国家人民创造的民族财富，维护美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永恒统治。
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惯用的掠夺手法是：运用手中雄厚的资本，通过借贷或者投资等手段，首先推高这些国家的经济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利用投资取得当地发展的红利;二是用手中的钱推动当地廉价劳动力步入创造财富的行列，为它们日后掠夺创造条件。财富积累一旦达到预设目标，国际垄断资本就改变经济环境，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下滑，陷入危机，然后以牟取暴利为目的抄底买进价格暴跌的各种资产，或者以控制经济命脉为目标，借机入主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在这些国家捞取永久利益。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东南亚国家开放了它们的资本市场，大量外国资本涌入东南亚市场。资金充裕造成银行随便贷款，各种机构拿着钱炒股票、炒地皮，导致房地产市场价格飞涨，政府也为扩大基础设施而不断投资。随着美元汇率迅速上升，与美元挂钩的东南亚国家出现贸易逆差，出口开始陷入困境，国际债务负担日趋沉重。1997年5月，冲击泰铢的投机潮汹涌澎湃，东南亚联盟国家的中央银行联手干预，暂时使泰铢避免了马上贬值的命运。但在连续几次提高利率后，泰国央行终于坚持不住。1997年7月21日，泰国宣布泰铢与美元脱钩，自由浮动，泰铢立即贬值20%，美元升值20%。亚洲金融危机仅在1997年给投资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7000亿美元，导致东南亚地区资产猛烈贬值、社会经济发展倒退数年。然而，这场危机却大大提升了美元的地位，确立了华尔街的金融主导地位，大幅度增加了美国富人的资产价值。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繁荣和衰退已经变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精心安排、操纵和控制的过程。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是一种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所进行的剥削方式创新，它将人们置于不顾任何社会、生态和政治后果的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制度下生活，是一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掠夺行径。
(三)单边主义和“新炮舰政策”
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谋求全球霸主地位成为美国跨世纪的战略目标。美国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陆续炮制了“现代罗马帝国”、“后现代帝国主义”、“仁慈的全球霸权”、“新帝国主义”等理论，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现世界统治制造舆论声势。1992年，保罗•沃尔福威茨小组的“防御计划指南”报告指出：(1)美国冷战后政治和军事战略的首要目标是防止一个敌对性超级大国的兴起，美国必须维持威慑潜在挑战者的机制，确保没有任何新的超级大国能够对美国在全球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2)美国的另一项主要目标应该是捍卫美国的利益和促进美国的价值观念--民主、自由市场和尊重自由，通过输出民主来抑制地区冲突和不稳定;(3)如有必要，美国应撇开联合国，采取单方面行动。该报告实质是谋求美国从冷战时期与苏联分享的均势霸权平稳过渡到独霸世界的单极霸权，再造“美国治下的和平”。
“9•11”恐怖袭击事件极大地刺激和促使布什政府加快实施“新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步伐。从2002年9月20日开始，美国政府放弃了以往在全球事务中的多边政策，采取了一种帝国姿态，即基于军国主义和帝国价值、带有神权政治弦外之音的所谓的“布什主义”。其标志之一是“单边主义”政策。布什上台后很快就对一系列维持国际秩序的重要规范性框架采取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单边行动：退出京都议定书协议;终止反导条约，加快研制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自行对钢铁进口加收高额关税;拒绝出席联合国“地球峰会”，对增加向贫穷国家援助的建议漠不关心，甚至横加阻挠;在巴以冲突中逆世界潮流而动，对以色列采取“一边倒”政策。“布什主义”标志之二是“先发制人”军事战略。“先发制人”战略实施的主要目标是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邪恶轴心国”和恐怖势力。布什认为，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惟一选择就是动用武力，无论国际社会是否接受，联合国是否授权，在恐怖分子滋事之前就发动先发制人的或预防性的军事打击，并彻底消灭他们。这种“先发制人”战略具有鲜明的暴力性、进攻性和冒险性。
布什政府还倾心于用“新炮舰政策”为“新帝国主义”战略开道。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制造动乱，挑起军备竞赛，制造大国关系紧张，在世界战略要地修建军事基地，图谋控制世界局势。在失控的情况下，则准备不惜用核武器摊牌，进行“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随着美国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美国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军事凯恩斯主义武力剥夺他国石油战略资源，从而达到击溃竞争对手和维持自身霸权地位的目的。近十年来，美国积极抢占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科索沃的石油资源和地缘战略要地，在这些国家扶植亲美傀儡政府上台，使这些国家的石油资源和市场沦为美国全球资本积累的牺牲品。
二、被国际金融危机和伊拉克战争重挫的美国霸权
(一)国际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神话破灭
2007年8月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市场危机引发了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风暴。美国次贷危机的实质是以信贷膨胀和金融投机作为掠夺、诈骗手段的一种新剥削掠夺结构的崩溃，它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灭，美国软硬实力的重挫。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和网络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和病态膨胀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为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和掠夺提供了最重要的杠杆或平台;新自由主义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及其全球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三驾马车”的拉动下，国际金融资本急剧增长并成为经济乃至政治的主宰。1970年开始的金融化进程在1990年开始加速，海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快速增长，信贷膨胀和金融投机逐步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进行掠夺、诈骗和盗窃的新的剥削手段。在强迫各国接受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同时，美国金融寡头们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推出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并通过高杠杆，相互间或者对广大中小投资者进行诈骗，将全球股市、基金债券市场变成同实体经济完全不相关的大赌场。但事实上，美国的各种所谓“金融创新产品”或金融衍生品，大都由美国政府债务、公司债务以及普通消费者的消费抵押债务等等包装而成;同时，要高杠杆运作，购买这些金融衍生品，又需要举债新的债务。正是在这种“举债”购买由各类债券包装成的金融衍生品的恶性循环中，美国经济中由金融衍生品有毒资产所形成的虚假财富如脱缰之马急剧膨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同美国操纵下的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金融衍生产品毒化、泡沫化，以及金融监管缺失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房地开发商为了将过剩生产的房子卖出去赢利，抵押贷款公司贷款给那些几乎没有收入的人们买房资金，而根本不在乎借款人是否能够偿还贷款，甚至出现“零文件”、“零首付”的放贷条件。同时，华尔街银行(包括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从抵押贷款公司购入抵押贷款后，又将其包装成“有担保的债务权证”(CDO)，再出售给全球各类投资者，转移风险。而号称美国金融市场看门人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信用评级机构，则违背职业道德，相互勾结，将大批“有毒债券”贴上“优质”、“3A”标记，进入债券市场去坑蒙、诈骗全球投资者。由于次级抵押贷款过度发放以及过度衍生化，随着美国宏观经济形势急剧变化，大批借贷人无力偿还贷款，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相继宣告破产，大量资产价值急剧缩水。2007年8月，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市场危机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在危机中，美国利用美元贬值导致国外债权的缩水，使全球资产的价值缩水了数万亿美元，减轻了美国自身的债务，实现了对全球经济体的转嫁危机，从而把世界经济推入衰退的深渊之中。 国际金融危机把美国金融机构与企业精英的贪婪和欺诈劣迹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种妄图通过“概念化的资本流动”来“圈钱”、暴露人类最歇斯底里的贪婪欲望的华尔街经济模式，象白蚁一样蛀蚀着资本主义大厦的支柱，根本不足以支撑美国全球霸权到永续。美国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祸害全球，导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恶化，挪威发生死伤惨重的枪击爆炸案，英国爆发几十年未见的大规模街头骚乱，“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全美和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但遭创最重的还是美国：一是本已“空心化”的美国实体经济再遭重创;二是美国在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意识形态政策工具新自由主义神话遭到破产;三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寄生性、腐朽性暴露无遗，在全球投资者中信誉丧失殆尽，改革当代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呼声不断，美元霸权和美国霸主地位均遭受沉重打击。
(二)伊拉克战争退败显示美国霸权颓势
直接通过军事入侵推翻一个国家原有政权，再扶植一个依赖于自己的傀儡政权上台，从而达到控制这个国家的目的，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习惯做法。但是，布什政府推行的穷兵黩武的“新帝国主义”全球进攻政策，不但没能实现预定的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反而使美国深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泥淖，并招致伊斯兰世界反美浪潮高涨，国际恐怖主义战争愈加升级，成为消耗美国软硬实力的“黑洞”。
首先，美国人的政治目标是希望通过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扶植一个亲美的傀儡政权，但美国人付出了4000多条生命、耗费军费7630亿美元的的沉重代价之后，伊拉克仍深陷分立和战乱。复兴党军事力量四散后，形成了游击抵抗的基础，抵抗的范围和有效性在不断增加，而原本在这一地区不成气候的“基地”组织也一度猖獗。其次，美国人的经济目标则是通过发动伊拉克战争，控制中东的石油，并把伊拉克变成中东民主政治的样板。但7年多过去了，美国人未能如愿。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国内不断爆发反美武装袭击、教派冲突，虐囚丑闻的连续曝光也让“自由”成为谎言。美国的追随者逐渐变成反对者，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全球政治影响力和威信。第三，伊拉克战场上的退败态势，不仅使伊朗和北朝鲜这两个“轴心”国越来越强硬，而且世界其他地区敢于向美国霸权挑战的国家或组织越来越多，中国、印度等地区新兴大国崛起的势头也越来越明显。
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和国际金融危机的猛烈袭击，宣告美国推行的“新帝国主义”全球进攻战略和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双料破产，它标志着美国全球霸权帝国主义由恶性膨胀开始走向衰落。
三、美国霸权的发展态势及其对中国的遏制
(一)美国霸权在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中走向衰落
“霸权延续论”者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并没有削弱美国的硬实力，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在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美国还会处于超级大国的绝对优势地位。西方左翼学者克里斯•哈曼、罗伯特•吉尔平、斯特兰奇、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戴维•哈维等则认为，美国推行“新帝国主义”全球进攻战略，正是妄图以武力征服来达到经济上维持美元霸权和政治上确保全球霸主地位的目的。冷战结束后，支撑美国“一超独大”的军事机器、美元霸权、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三足”均受重创，也就预示着美国全球霸权帝国主义的大厦摇摇欲坠。随着帝国主义历史的终结，建立更加公正、合理、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由服务于产业资本向主宰产业资本的异化必然导致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到一个新的尖锐高度，加剧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紊乱，引发资本主义日益频繁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纷纷采取了包括金融稳定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各种产业促进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反危机措施，在短期内避免了更多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在稳定各国金融市场和全球金融体系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实体经济下滑趋势也有望得到遏制。但是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的缺陷和负面影响同样是不容忽视的：(1)金融救助和稳定政策难于有效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防范风险的能力，西方国家尚未有效处置巨额“有毒”的金融衍生品及其他“有毒”的金融资产，各国政府救市并没有拿出有效解决金融监管问题的实质性方案;(2)扩张性货币政策难以拉动经济复苏却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抬头;(3)扩张性财政政策作用有限且易导致巨额财政赤字。总之，凯恩斯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回归，改变的只是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或治理形式，并没有丝毫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各国政府救市没有能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具体矛盾，也就无法消除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源。
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干预和调节措施在降低危机破坏程度和缩短危机时间的同时，也降低了危机对于各种矛盾的强制平衡作用，即使能够暂时实现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的稳定和复苏，也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加频繁、更加猛烈的爆发。当前美国的国际收支存在巨大的结构性逆差，不断扩大的公共债务规模极易导致主权债务危机，并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动荡，使得西方国家陷入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相互拖累的恶性循环。总之，建立在金融泡沫基础上的美利坚帝国大厦，实质就是一座海市蜃楼而已。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还引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危机。美国的工人阶级大众在过去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都因文化民族主义、信仰观念以及对多种社会运动的反对等原因，选择违背自己物质利益的政治立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形成了类似政府--金融联合体的联盟关系。但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工人阶级明确地意识到金融寡头正在发动掠夺财富的金融战争，表面上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实际上已被极少数超级富豪操纵。正是由于经济自由主义的肆虐，导致次贷膨胀与危机爆发。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四大投资银行关门了事，它们出售的“有毒”资产的收益作为利润已进入金融寡头的口袋。对它们造成的损失，美国政府却动用巨额纳税人资金去拯救危机肇始者--金融机构与大型企业，而另一方面却不断削减直接关乎大众福利的卫生、教育、住房等社会服务支出。这极大地刺痛、激怒了“主权在民”的大众，在民众看来，金钱力量已深深操纵和扭曲了政治过程与政策制定。愤怒的抗议者们爆发了反对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统治、尤其是反对主宰着美国经济的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明确要求从根本上改变金钱操纵政治的虚假民主模式，使美国长期对全世界大肆鼓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岌岌可危。
(二)美国为减缓其霸权颓势对中国进行遏制
美国决不会坐视金融危机侵蚀其国际地位，这就迫使美国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来挽救其全球霸权，必要时可以通过削弱新崛起的大国的实力来维持其霸权，特别是把政策重点放在遏制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崛起上。
首先，继续通过金融手段向世界各国转嫁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和代价。政府救市使美国积累了庞大的国家债务，美国将继续制造资产泡沫以源源不断地吸收全世界财富，或者利用美元霸权滥发货币向全世界转嫁危机。正因为如此，美国金融财团再次推高股市和金融衍生品泡沫，促使全球资金出于谋利诱惑和避险恐慌流向美国。近日美国国会两党对提高债务上限达成一致，美国信用评级必然降低，将导致美元继续贬值，对人民币、日元、欧元构成更大的压力。2009年，国外持有美国的资产总额，不包括金融衍生产品，已经达到当年美国名义GDP的1.25倍。美元贬值将使储备财富减值，购买力严重缩水，这是一场真实的财富掠夺。
其次，美国加强了对自然资源、知识产权和别国经济命脉的垄断性控制，甚至为挽救危机而推行军事凯恩斯主义。战争不仅意味着军事工业的巨大利润，以及战后重建过程中垄断资本所获得的巨额订单，还意味着巨大的金融资本流入发达国家，维持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因此，美国不惜穷兵黩武来夺取全球石油战略资源，以达到击溃欧盟、日本、中国等竞争对手国和维持自身霸权地位的目的。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如果主张对外扩张的右翼强硬派赢得下届大选，倘若债务泡沫破裂引发新一轮金融和经济危机，美国迫于巨大债务压力可能难于反复投入巨资救市，企业破产和失业猛增都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局面，从而为美国军工、金融垄断财团支持的右翼势力主张对外扩张提供借口，世界各国人民可能面临丧失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的危险。
第三，美国继续利用新自由主义政策误导各国经济金融改革，策划隐蔽的金融战争以打击别国的经济和货币政策，从而达到掠夺他国财富、维护美元霸权的目的。2009年，美元面临大幅度贬值的风险加剧时，美国金融垄断财团有意加速引爆迪拜、希腊等国债务泡沫危机，促使避险恐慌导致美元大幅度反弹以缓解美元危机。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披露，在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前夜，美国华尔街重要金融机构曾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利用所谓的“金融快速反应部队”——金融机构与对冲基金组织，针对中国发动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美国策划对中国金融战的重点是通过理论和政策误导，诱使中国实行刺激泡沫经济的宏观货币政策，同时迫使中国向西方银行开放投资和金融市场，通过炒作股市、楼市暴涨暴跌，攫取投机暴利，然后趁泡沫破裂之机控制中国的银行和战略行业。
最后，美国政府采取制造地区局势紧张的手段，来破坏其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阻止地区强国崛起对美国霸权构成的威胁。为了遏制中国，美国加快了重返亚太的布局。美国正在积极怂恿菲律宾、越南和日本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要求问题上与中国发生争执，甚至爆发军事冲突，企图以“借刀杀人”的方法来牵制中国，延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00期，摘自2012年第3期《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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