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从神坛跌落，不过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并未实质性地削弱，究其原因，孕育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经济基本面--美国的实体经济尚未实质性地复苏。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不断下滑，迫使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然而，放弃国家干预没有从根本上提振美国的实体经济，各类管制的放松反而导致实体企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金融投机中。垄断金融资本愈益成为美国的统治力量，并借助美元霸权攫取巨额利润，将投机的风险和损失转嫁给其他持有美元储备的国家。危机爆发后，美国更加依赖美元霸权来弥补其实体经济的不振。
一、美元霸权体系的构成要素
(一)全球生产网络的国际分工格局与“美元币缘圈”的形成
20 世纪7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国本土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滑，美国企业纷纷将制造环节外移，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由垂直一体化转向全球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体现为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制定设计规则的跨国公司把产业链最高端的环节保留在中心，而把其他环节层层推向外围，供应商日益分化为大规模的一级供应商和中小规模的底层供应商。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承接了大量制造业的国际转移，从而快速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在其中承担加工组装的角色，并且用美元从一级供应商那里进口零部件，组装成最终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主要是北美发达经济体)时又以美元结算。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在美元体系中处于产业链的中间环节，而作为消费与金融大国的美国则处于美元体系的高端，环太平洋地区逐渐形成了消费国家--制造国家--资源国家构成的“美元币缘圈”。
(二)石油、军事和金融衍生工具“三位一体”的信用操控机制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美元的发行有美国的黄金储备作为基础。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成为一种纯粹的信用货币，信用的基础是美国的综合国力，但最根本和直接的基础是美国的财政状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除了90年代末互联网泡沫时期有盈余外，其他时期都是赤字，而且赤字占GDP的比例不断提高。
从财政状况的角度看，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信用基础相当脆弱。不仅如此，美国的金融资本还刻意通过资产大置换配合美元贬值来获益。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国的金融资本找到一条最便捷的生财之道：在低成本融资的同时进行对外高收益投资，美国海外净收益的78%正是通过美元贬值和海外资产升值实现的。美国经济研究局的研究报告显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的30年间，美国持有的外国资产平均回报率为6.82%，而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的平均回报率只有3.50%，二者相差3.32%。
美国政府清楚如果没有其他条件支撑，那么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会迅速因美国的巨额赤字和美元贬值而削弱。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于1973年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达成协议，用美元结算全球的石油交易。美元与石油挂钩后，美国便可以通过在产油地区发动局部战争的方式来提升油价，从而增加对美元的需求。例如伊拉克战争之前，一桶石油38美元，战争结束后一桶石油接近150美元，这场战争将全球对美元的需求提升了近4倍。除此之外，美国还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经济风险较高的国家引发金融危机来化解美元信用风险。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就通过引发希腊债务危机来转移注意力。
(三)以新自由主义思潮为特征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
以新自由主义思潮为特征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是美国在全球推行美元霸权的理论工具。美国的垄断金融资本旨在借助这套理论体系削弱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管制，使金融投机的收益私有化，投机风险社会化、全球化。美国政府放松对金融创新的管制以后，债务证券化和信贷违约保险等金融创新极大地刺激了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2007年，美国信贷违约保险(即对抵押贷款的破产给予保险)领域的承保金额达到45万亿美元，比美国整个证券市场的资金量21.9万亿美元高出一倍。在这种保险制度下，金融机构为了更多地分红，竞相购买证券化的抵押贷款产品。金融泡沫破裂后，美国在实体经济不振的情况下，只有采用量化宽松这种超发美元的措施。其他国家难以找到一种超主权的有效权威来约束美元的无节制发行，导致美国金融投机的风险向全球扩散。结果，经济金融化和金融保险化形成了金融系统发展的软约束循环：金融出错--导致危机--政府救助--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软约束。
此外，美国还试图借此理论在其他国家推行私有化和废除国家干预，以利于美国以极低的成本获得优质资产，既为金融资本攫取高额回报提供便利，又为美元信用提供资产基础。在资本主义金融化的趋势下，规模庞大的虚拟金融资产需要购买最能带来长期稳定收益的资产。金融部门认识到这类资产主要是能够产生租金的资产--如按揭抵押的土地和建筑、公共设施、资源矿产。由于这些公共产品基本属于政府管辖领域，所以必须废除国家干预，将这些资产的产权私有化，金融资本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占据其收益。以极低的成本获得的资产还填补了美元信用的资产基础缺口(这一缺口直观地表现为美国的财政赤字)。例如苏联解体和国有产权私有化之后，大量国有资产被美国廉价收购，成为美国资产，解决了里根时代的赤字问题。
二、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对美元霸权的维护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千方百计地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主要表现在：(1)深化全球化生产链条，强化“美元币缘圈”。面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美国没有简单地通过保护主义重新建立以本地为中心的经济，而是通过支持本国跨国公司进一步深化全球化生产链条来克服危机。全球化生产链条的深化将使环太平洋地区的各个国家更深地嵌入“美元币缘圈”。(2)引发希腊债务危机，化解美元信誉风险。华尔街利用对CDS(信用违约掉期，也即赌某个国家在债务到期后出现支付能力不足的保险)衍生品的垄断优势，炒作希腊的CDS指数，同时再配合评价公司下调希腊债券的信用等级，使希腊迅速遭遇信用崩溃和资本撤出。高盛曾在2001年为希腊量身定做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使希腊成功进入欧元区。高盛除了拿到希腊支付的3亿欧元佣金外，还控制着希腊这笔巨额债务。此后高盛又向市场大量购买这一交易的CDS，并在市场上摧毁希腊的支付信誉，从而使希腊的CDS保险大幅上涨，再将手头的CDS抛出牟利。(3)继续鼓吹新自由主义，寻找新的廉价资产来源。面对资本主义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美国需要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周期性地创造贬值资产，以极低的价格购买这些贬值后的资本资产，并再次将其投入赢利性的资本循环中。此轮危机也不例外，美国继续向一些发展中国家灌输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试图购买其足够的廉价资产，以解决美国目前规模庞大的赤字问题。
2012年新年伊始，美国官方和主流媒体又在宣扬经济加速复苏的消息，美国政府支出网也调低了美国联邦政府赤字规模以及美国国债占美国GDP的比重。然而，美国的政治生态决定了美国无法落实“开源节流”。一方面，从地方到联邦的选举政治要求美国政客们必须“讨好”选民，因而不能大幅普遍增税和缩减福利开支，美国政府只能继续大量举债。另一方面，由于两党竞选经费大都来自大金融机构，所以美国政府不仅很难采取实质措施监管金融投机行为，而且还要继续斥巨资解决因金融投机导致的“有毒资产”问题。“有毒资产”往往涉及高杠杆金融投机的欺诈骗局，是表面上仍有价值而实际上将会变成坏账的资产，不同于正常经营中出现的银行不良资产。2011年美国财政部货币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华尔街大银行所持有的金融衍生品数量比2008年危机高峰时增长了41%。美国银行业持有金融衍生品的集中程度也不断上升，高盛、摩根大通、美洲、花旗四大银行持有的金融衍生品比重，已从2009年的80%上升到2011年的95.9%。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未来救助银行的总金额可能高达23.7万亿美元。
华尔街的投行业也意识到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仍将依靠超发货币和增发国债来维持局面，所以高盛和摩根大通等投行在给客户的资产配置建议中反复强调，应当减持美国国债，把美国资产置换为新兴市场的高收益资产。这必然导致美国资金大量涌向新兴市场，推动美元继续走软。
三、我国的对策
面对新自由主义和美元霸权的扩张，我国应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同时可以考虑创建自主生产网络，为储备多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基础。一方面，我国90年代以来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使外贸依存度提高，美元储备激增。另一方面，由于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部门中所占比重较高(2005 年达到58%，金融危机后虽有小幅下降，但仍然保持在50%以上)，所以由中国人民银行购买外资企业创造的外汇盈余所产生的储备属于非汇出利润，代表着外资企业对国内资产的要求权。因此，尽管我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是考虑到中国人民银行需要使储备资产尽可能与购买这些资产的国内债务相匹配，实际上我国在如何使用储备上是受一定限制的。
由于我国美元储备大量增加是由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决定的，因而实行储备多元化的过程亦即国际分工格局调整的过程。创建自主生产网络是弱化美元币缘圈锁定效应、形成人民币币缘圈的基础。自主生产网络基于国内市场需求发育而成，由本国企业掌握核心环节，在本国获得品牌、销售终端渠道以及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然后进入区域或全球市场的价值链分工生产体系。尽快培育领导型企业以及与之配套的高端供应商是创建自主生产网络的当务之急。对于成长中的中国企业而言，通过企业内部积累一点一滴地成长，虽然具有稳健性的优势，但发展速度慢。因此，基于市场成长性的兼并收购活动是塑造领导企业的主要途径。创建自主生产网络需要持续而且量大面广的投资，使行业间协调发展并取得规模效应，这远非一般的私人投资可以承担，因此创建自主生产网络的主体是国有企业。
四、结语
新自由主义是美国在全球推行美元霸权的理论工具，是为以华尔街为中心的垄断金融资本攫取全球财富提供合法化理由的思潮，是资本主义晚期金融资本扩张的产物。如果国际垄断金融资本将金融资本扩张的逻辑植入各个国家，把实体经济基础蚕食殆尽，那么全球社会经济就会陷入更大的危机。西方学界已经认识到金融资本的这种巧取豪夺注定是不可持续的，从而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但是，只要垄断金融资本依然统治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这些国家实体经济的活力依然无法恢复，那么滋生新自由主义的温床就不会消失。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爆发后，垄断金融资本及其代理人更需要在新自由主义的掩护下维护美元霸权，从而继续在低成本融资的同时进行对外高收益投资。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27期，摘自2012年第11期《高校理论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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