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于2月24日至3月6日进行了首次出访，目的地包括伦敦、柏林、巴黎和罗马和中东五国。
有趣的是，克里首次出访选择的伦敦、柏林和巴黎都与其家族史有密切关系。而近期另有一桩财经要闻也折射出克里身世背景的“不同凡响”：
2月6日，巴菲特领导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宣布与巴西巨富若尔盖·雷曼(Jorge Paulo Lemann)控股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3G资本”联合收购美国著名的亨氏食品公司，交易规模达280亿美元。
克里是在2月1日就任美国国务卿的，2月6日与克里关系非同一般的亨氏食品公司就被高价出售，时间上的巧合难免让人浮想联翩。
克里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家世背景?克里与包括亨氏食品在内的商业帝国有着怎样的联系?克里的家世背景、人脉关系背后，有着一张怎样的世袭权力关系网?
克里的家世背景、人脉关系背后，有着一张怎样的世袭权力关系网?
东印度公司的后代克里
克里全名约翰·福布斯·克里(John Forbes Kerry)，中间名“Forbes”代表着福布斯家族。“Forbes”就是发布“福布斯富豪榜”的《福布斯》杂志的名称。《福布斯》杂志的创办人博蒂·福布斯(Bertie Charles Forbes)与克里的中间名代表的福布斯家族都出自苏格兰的大贵族福布斯家族，虽属不同分支，但二百多年前是一家。
克里的显赫背景主要来自他母亲的家族。克里母亲的娘家姓名叫做罗丝玛丽·福布斯(Rosemary Isabel Forbes)，她1913年生于巴黎，是福布斯家族和温思罗普家族两大世袭权贵家族的“合作结晶”。克里的外祖父詹姆斯·格兰特·福布斯(James Grant Forbes)，1879年生于中国上海的一个大鸦片贩子家族。克里的外祖母叫做玛格丽特·丁铎尔·温思罗普(Margaret Tyndal Winthrop)，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殖民开拓者及美国早期历史上最大地主之一温思罗普家族。温思罗普家族的开宗之祖约翰·温思罗普于1630年率领一批英格兰人开拓了马萨诸塞殖民地，并担任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1643年“新英格兰联盟”成立时，约翰·温思罗普任首任主席，由此以马萨诸塞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地区才被称为“新英格兰地区”。约翰·温思罗普也被后世称为“被遗忘的美国奠基之父”。 约翰·温思罗普的后代成为美国早期历史上最大的土地贵族之一，其中玛格丽特的祖父罗伯特·温思罗普(Robert Charles Winthrop)曾在19世纪中期担任过美国国会议众议院议长等要职。玛格丽特一家与法国有着密切关系，玛格丽特于1970年逝世于法国布列塔尼的圣布里亚克(Saint-Briacsur-Mer)。而克里在回忆中称，他3岁时随母亲来到1946年的圣布里亚克是人生的第一个记忆。
克里的外祖父詹姆斯·格兰特·福布斯继承了来自鸦片贸易的巨大家族财富，并活跃于中、法两国的政商社交圈，1955年逝世于巴黎。在20世纪30年代，詹姆斯·格兰特·福布斯与一个叫做让·莫内的法国人合伙在欧洲和中东经营煤、钢贸易，而这个让·莫内就是今天欧盟的早期创建者。
詹姆斯·格兰特·福布斯的父亲F.福士(Francis Blackwell Forbes)是19世纪在清代中国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曾连续多年担任当时最大的洋行之一旗昌洋行的董事，并曾任上海公共租界董事。福士在1869年曾沿长江考察，将沿途见闻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要求英国政府出面强迫清政府开放“汉口以上的长江航线”。
旗昌洋行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解体后其对华鸦片贸易的三大继承者之一，另外两家分别是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旗昌洋行的三名最主要创办合伙人是塞缪尔·罗素(Samuel Russell)、小沃伦·德拉诺(Warren Delano, Jr.)和罗拔·福士(Robert Bennet Forbes)。三家人后来成为世交。其中塞缪尔·罗素的弟弟威廉·亨廷顿·罗素(William Huntington Russell)是耶鲁大学著名的组织“骷髅会”的创始人，根据公开资料，克里于1966年在耶鲁大学加入了骷髅会。小沃伦·德拉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外祖父。而罗拔·福士的弟弟约翰·默里·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则是F.福士的父亲。
作为福布斯家族的后代，克里享有继承自母亲的福布斯家族基金份额，而这笔财富无疑源自19世纪全球最大的生意之一——对华鸦片贸易。克里可以说是“东印度公司的后代”。
身家32亿美元的克里
当然，福布斯家族的巨大财富不仅仅来自对华鸦片贸易。福布斯家族从鸦片贸易中积累的财富也成为投资其他事业的基础。福布斯家族历史上曾参与多种事业。
例如，克里外祖父的祖父约翰·默里·福布斯于1845年从旗昌洋行抽走资本，投入到美国当时热火朝天的铁路建设事业中，成了横跨美国东西部的著名铁路“密歇根中央铁路”和“芝加哥-伯灵顿昆西铁路”两家公司的董事长，被称为与同时代的杰伊·古尔德和E.H.哈里曼齐名的铁路大亨。
除了铁路之外，福布斯家族还在电信、金融和航运领域中留下了历史性的影响。
克里本人的巨额财富也与食品工业、石油和军工有关系。
尽管克里来自财富世家，但他本人的财富大半与其夫人有关。克里的夫人特蕾莎·亨氏(Teresa Heinz)的前夫H.J.亨氏三世(Henry John Heinz III)是亨氏食品公司创始人亨利·亨氏的曾孙，也是亨氏食品公司主要继承人之一。亨氏三世生前曾为美国国会参议员，不幸于1991年因直升机事故亡故。特蕾莎于1995年改嫁克里。
据美国媒体估计，克里和特蕾莎夫妇二人的身家约为32亿美元，其中亨氏食品公司的股份约价值12亿美元左右。
克里刚刚就任美国国务卿，就发生了巴菲特和巴西富豪雷曼以280亿美元高价收购亨氏食品的新闻，难免使人浮想联翩。有趣的是，特蕾莎是葡萄牙移民，而巴西也是葡语国家。
“波士顿婆罗门”克里
显赫的福布斯家族是新英格兰地区最闪耀的世袭权贵家族群体当中的一个家族。这个世袭权贵群体无论财富、地位还是事业、文化都显得出类拔萃，同时血统又高不可攀，在美国被称为“波士顿婆罗门”。
美国是一个在反对欧洲贵族的战火中建立起来的国家，有着反贵族的平民主义精神，但“波士顿婆罗门”却在美国的社会中成了没有贵族称号的事实上的贵族。“波士顿婆罗门”一词最早出现于1860年的《大西洋月刊》，指新英格兰地区那些自殖民地时代起就有着绵延世系与显赫声望的“WASP”(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裔”、“清教徒”的缩写)家族。
这个群体出过约翰·亚当斯总统和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的Adams家族、通用电气公司的创建者之一Coffin家族、出过柯立芝总统的Coolidge家族、出过罗斯福总统的Delano家族、出过霍姆斯大法官的Holmes家族、肯尼迪家族、创建了摩根财团的Peabody家族。
“波士顿婆罗门”在各个领域涌现过的名人车载斗量，还掌控着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三所大学。“波士顿婆罗门”互相通婚而很少与外人通婚，由此形成了一个近乎封闭的血缘群体——这正是“种姓”的定义。而温思罗普家族与福布斯家族正是“波士顿婆罗门”通婚网的中心。通过来自温思罗普家族的外祖母，克里与小布什在内的四任美国总统有血缘关系。
对于“波士顿婆罗门”来说，从事哪个行业，是不存在“隔行如隔山”限制的，可以在政、商、学界自由游走，克里只是其中之一。
附文：《休克主义》第十五章：政商财团制国家——拆除旋转门，铺好阳关道
我认为这种说法很怪异、很疯狂，说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因为爱钱，我认为这种说法疯狂极了，我认为你应该回学校再教育。
——老布什针对有人指控他儿子侵略伊拉克，是为了替美国企业打开新市场所做的响应
公务员和民间部门不同，公务员有义务对更大的道德效忠，有责任效忠所有人的集体最高利益.而不是效忠少数人的利益，企业有责任对股东效忠，不是对国家效忠。
——美国审计长沃克(David M.walker)，2007年2月
他分不清公益与私利的区别。
——退伍美国空军上校加德纳(Sam Gardiner)批评切尼，2004年2月
2006年期中选举正热、拉姆斯菲尔德宣布辞职前三周，美国总统布什在椭圆形办公室不公开的典礼中，签署了国防授权法。有一项附加条款隐藏在1400页的法条中，当时几乎完全没有人注意到。附加条款授权总统颁布戒严令， “动用包括国民兵在内的军队”，不顾州长的意愿，应付“公共危难”、 “恢复公共秩序”、 “镇压”动乱。公共危难可能是飓风、群众抗议或是“公共健康急难”，可用军队实施隔离检疫并确保疫苗供应。在国防授权法立法之前，总统只有在碰到叛乱时才有权宣布戒严。
民主党参议员莱希(Patrick Leahy)的同事都忙于竞选，他成为唯一提出警告的人，他在列入公开记录的谈话中说： “利用军队执法，违反我们民主制度的基本信念。”他也指出： “改变原先做法的意义极为重大，但是这种改变几乎没有经过研究，只是偷偷溜进国防授权法。无权管辖这些问题的其他委员会没有机会提出意见，更不可能针对这些立法建议举行听证会。”
除了行政部门因此获得极大的新权力，另外至少还有一个明显的赢家，就是制药业。遇上任何疾病爆发，药厂可以找来军队，保障药厂和药品供应，实施检疫，这是布什政府长久以来的政策目标。对拉姆斯菲尔德过去担任总裁的吉利德科学公司来说，这是好消息，因为吉利德拥有治疗禽流感药物克流感的专利。新法加上禽流感爆发的恐惧挥之不去，甚至可能帮助克流感在拉姆斯菲尔德离职后的绝佳表现;吉利德公司的股价在五个月里，上涨了24%。
在塑造国防授权法的条文时，产业利益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可能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但是我们得仔细探究。同样的，以更大的尺度来看，在布什团队一头热侵占伊拉克的行动中，哈利伯顿、贝泰、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之类石油公司等包商的利益，扮演什么角色?这种动机问题不可能精确回答，因为局内人以混淆公司利益与国家利益而臭名在外，连他们自己似乎也不能划分两者之间的界线。
前《纽约时报》记者金瑟(Stephen Kinzer)在2006年出版的《推翻》(Overtrow)一书中，设法探讨过去一百年来，美国政客下令与策划外国政变背后的真正动机。他从美国参与的1893年夏威夷政权改变行动开始探讨，一直研究到2003年伊拉克的政权改变，指出其中经常有清楚的三阶段程序。第一，外国政府要求美国公司“缴税，或是遵守劳动法或环境法，有时候这家公司会遭到收归国有，或是必须出售部分土地或资产”，外国政府因而威胁到这家美国跨国公司的获利。第二，美国政客听到这家公司遭到挫折的消息，并将之重新阐释为对美国的攻击： “他们把经济动机变成政治或地缘策略动机，假定任何政权找美国公司的麻烦，或是骚扰美国公司，一定都是反美的、镇压的与独裁的，很可能是希望削弱美国的某些外国势力或利益的工具。第三阶段在政客向大众鼓吹干预的必要时发生，这时事情大致上已经被人说成是善恶之争，是解放受到镇压的穷国、使之摆脱我们认为是独裁政权的机会，因为还有哪种政权会找美国公司的麻烦?”换句话说，美国外交政策大致是集体投射的展现，一小撮自私自利的精英借此把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当作是全世界的意见。
金瑟指出，直接从企业界转任公职的政客身上，这种趋势表现得最明显。例如，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名极有力的国际公司法律师，代表世界上若干最富有的公司，处理他们和外国政府的冲突。替杜勒斯立传的几位像金瑟一样，都断定杜勒斯根本无法区辨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分野。金瑟写道： “杜勒斯有两个终身执迷不悟的特点，一是对抗共产主义，二是保护跨国公司的权利，在他心里，这两件事情混为一体，互相增强。”这点表示他不需要在两者之间做选择：如果危地马拉政府采取行动，伤害联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company)的利益，这实际上就是攻击美国，值得用军事对付。
布什政府里挤满了刚刚从董事会转进公职的总裁，他们推动反恐和保护跨国公司利益两种执迷不悟的妄想时，也同样处在混乱与混淆的情况。但是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差别。杜勒斯认同的公司都是在外国矿业、农业、银行业与石油业中，拥有巨额国际投资的跨国企业。这些公司通常都有一个直接的目标：希望有个稳定、可以获利的经营环境，也就是宽松的投资法令、顺从的工人、不会遭到突然征收。政变与军事干预是达成这种目标的手段，不是目标本身。
设计反恐战争的原型灾难资本家跟前辈不同，他们是另一种红顶商人;对他们来说，战争和其他灾难本身就是目标。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把对洛克希德、哈利伯顿、凯雷集团和吉利德公司有利的事情，跟对美国、甚至对世界有利的事情混为一谈时，就成了一种后果极为危险的投射形式。毫无疑问，有助这些公司获利的事情是灾变，包括战争、流行病、天灾和资源短缺，这就是为什么从布什上任后，这些人的财富都大幅增加。使得上述投射行为变得更加危险的是，布什政府的重要官员保有他们在灾难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利益，而且程度前所未见，甚至在推动战争和灾难应变民营化的新时代当下，仍然继续保有，因此他们可以在协助释出灾难的同时从中获利。
例如，2006年期中选举共和党惨败后，拉姆斯菲尔德辞去国防部长，新闻界报道指出，他要回到民间部门任职。但事实上，他根本不曾离开民间企业。他接受布什提名担任国防部长时，像所有公职官员一样，必须把可能受到他在职所做决策影响的持股卖掉。情形很简单，这表示他必须卖掉一切跟国家安全或国防有关的持股，但是拉姆斯菲尔德碰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他持有极多跟灾难有关产业的股份，以至于他宣称他不可能在限期前出脱所有持股，而且他因为努力保有一切而陷入违反伦理规则的困境。
拉姆斯菲尔德卖掉了直接拥有的洛克希德、波音与其他国防包商的股票，把价值5000万美元的股票交付盲目信托，然而投资国防与生物科技股的私人投资公司，却仍然拥有部分或全部所有权。他不愿意认赔、迅速卖掉这些公司，在期限截止时，两次申请延期三个月，在如此高层的政府官员中，这种情形相当罕见。这点表示他担任国防部长整整半年甚至更久后，仍然在为他持有的公司和资产寻找适当的买主。
至于他当过董事长、又拥有克流感专利权的吉利德科学公司股票，拉姆斯菲尔德坚决反对卖掉。有人要求他在商业利益和公职生涯之间择一，他干脆拒绝。流行病是国家安全问题，因此完全属于国防部长的职责范围。虽然利益冲突这么明显，拉姆斯菲尔德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却没有卖掉吉利德的股票，一直持有价值介于800万到3900万美元的吉利德股票。
参议院伦理委员会想用标准的利益冲突规定，要他配合办理时，他公开表现对抗到底的态度。有一次他写信给政府伦理局，抱怨他必须花6万美元的会计师费用，帮忙他处理“极为复杂而且令人困扰”的财产申报表格。对于担任公职期间决心紧抱9500万美元股票的人来说，6万美元的处理费并不会太超过。
拉姆斯菲尔德担任美国最高级安全首长时，坚定拒绝停止靠灾难赚钱，这么做在很多方面明确影响他的工作表现。他担任国防部长第一年的大部分期间，一面要设法卖掉持股，一面必须回避范围极大的重要政策决定。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他必须回避国防部讨论艾滋病的会议。”联邦政府必须决定是否干预好几件轰动一时、涉及顶尖国防包商的并购案与销售案时，拉姆斯菲尔德也必须回避有关的高级谈判，这些案子涉及的厂商包括奇异、汉伟(Honeywell)、诺斯诺普格鲁曼与硅图(Silicon Valley Graphics)等公司。根据官方发言人的说法，他跟上述几家公司确实有财务关系。有位记者询问其中一件案子，拉姆斯菲尔德告诉他说： “到目前为止，我通常都回避这些案子。”
他担任国防部长六年期间，国防部的讨论一转到治疗禽流感的可能，或购买禽流感治疗药品时，他都得离开房间。有一项条款说明他可以用什么方式继续持有这些股票，而根据这项条款，他必须回避“可能直接而且可想而知会影响吉利德公司”的决定。但是他的同事很照顾他的利益，2005年7月，五角大楼购买了价值5800万美元的克流感，几个月后，卫生部宣布，要订购价值高达10亿美元的克流感。
拉姆斯菲尔德坚决反抗的态度的确有价值。如果他在2001年1月上任时就把吉利德股票卖掉，他每股只能卖到7。45美元。但是留着股票，撑过禽流感恐慌、生物恐怖主义的歇斯底里，撑过他任职的美国政府决定巨额投资这家公司，到最后他离开公职时，这支股票每股价值67.6美元，一共上涨了8.07倍(到2007年4月，股价更涨到84美元)。这点表示拉姆斯菲尔德辞去国防部长职位时，的确比他上任时更有钱，就担任公职的亿万富翁来说，这种情形很少见。
如果说拉姆斯菲尔德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吉利德公司，那么切尼同样不愿意完全切断他跟哈利伯顿的关系，跟拉姆斯菲尔德和吉利德关系的例子不同，切尼的情形一直是媒体极为注意的事情。切尼辞去总裁、成为布什的竞选伙伴前，协商出退休方案，得到哈利伯顿的一大堆股票和认股权。经过新闻界几次有点难堪的质问后，他同意卖掉哈利伯顿的部分持股，赚到了高达1850万美元的利润。但是他没有完全出脱持股，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切尼担任副总统后，仍然持有18.9万股的哈利伯顿股票，还有50万股尚未执行的认股权。
切尼仍然抱着这么大量的哈利伯顿股票，表示他担任副总统的期间，每年从持股中收到几百万美元的股息，而且哈利伯顿每年也付给他21.1万美元的延后支付所得，大约等于他担任副总统的薪水。到2009年他卸任而且可以卖出哈利伯顿持股时，从哈利伯顿公司财富的惊人进展，也让他有机会获得极高的利润。伊拉克战争前，这家公司的股价为10美元，三年后涨到41美元，暴涨了四倍多，背后的原因是能源价格飞涨和伊拉克的合约，两件事都直接来自切尼领导美国和伊拉克作战。伊拉克似乎非常符合金瑟的公式。萨达姆对美国的安全并不构成威胁，却对美国能源公司构成威胁，因为他才刚跟俄罗斯石油巨擘签约，而且跟法国的道达尔石油公司(Total)谈判，以致美国和英国石油公司什么东西都得不到;世界第三大的已证实石油蕴藏，就这样从英、美两国的手中溜走。萨达姆下台为埃克森美孚、雪佛龙(chevron)、壳牌，以及英国石油(BP)等石油业巨擘带来机会，这些公司全都为伊拉克的新生意做好了准备;萨达姆下台也为哈利伯顿带来惊人的商机，哈利伯顿已经前进到杜拜，占住地利，准备对所有这些公司销售能源服务。这场战争已经变成哈利伯顿有史以来最能够获利的单一事件。
事情一点都不难，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大可以卖光跟灾难有关的持股，消除他们热衷从制造灾难状况中获利的疑虑。不过话说回来，这样就会错过所属产业的繁荣岁月。有关单位要求他们在私利和公职生涯中选择时，两人都是一再选择利润，迫使政府伦理委员会配合他们的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Roosevelt)强烈反对发战争财的人，他说： “我不希望美国有任何一个人，因为这场世界性惨剧，变成百万富翁。”我们不由得猜想小罗斯福会怎么看待切尼，他在担任副总统期间赚到几百万美元的利润。我们也不知道小罗斯福要怎么看待拉姆斯菲尔德，根据年度财产申报，2004年他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忍不住卖掉部分吉利德股票，轻松赚到500万美元，跟他离职后可领取的收益相比，这不过是尝到一点小小的甜头。在布什政府中，发战争财的人不只是极力要求打进政府里面，他们自己就是政府：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布什担任总统期间，爆发了近代史上一些最卑鄙、最无耻的贪腐丑闻，例如艾布兰莫夫(Jack Abramoff，共和党说客)用高尔夫球假期，贿赂国会议员;外号“公爵” (Duke)的康宁罕(Randy Cunningham，加州共和党众议员)把自己的游艇史特公爵号(Duke—stir)当成“贿赂菜单”的一部分，印在正式的国会信纸上，交给一家国防包商，康宁罕现在正在服八年的徒刑;还有水门大旅馆(Watergate)里有高级妓女参加的宴会;这一切听起来都非常像90年代中期的莫斯科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此外，还有政府与产业界之间快速转动的旋转门。旋转门始终存在，但是大部分政治人物通常都会等到自己服务的政府下台后，才利用自己跟政府之问的关系获利。但是在布什担任总统期间，国土安全市场源源不绝的财富诱惑力太大了，很多政府官员无法抗拒。因此，众多不同政府机构里的千百位官员不愿意等到任期结束，就急速冲向旋转门。根据《纽约时报》记者李普顿(Eric Lipton)的说法，他调查国土安全部这种现象后发现：“老牌的华府说客和监督团体说，现代史上，总统任期结束前，这么高比率的高级官员出走潮，还难得有相同的例子。”李普顿找到94位公务员，都是先在国内安全部门任职，现在已经转进国土安全产业服务。
这种例子太多，无法在书中详细列举，但是有些人特别突出，因为他们是反恐战争的主要策划人。前司法部长和爱国法背后的主要推手艾希克罗夫(John Ashcroft)，现在主持艾希克罗夫集团(Ashcroft Group)，专门帮助国土安全企业争取联邦政府的合约。国土安全部第一任部长李奇(Tom Ridge)现在主持李奇全球公司(Ridge Global)，也担任通信业者朗讯集团(Lucent Industries)的顾问，这家公司是安全产业的重要角色。前纽约市长兼领导9·11攻击因应行动的英雄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下台四个月后，创设了朱利安尼合伙企业(Giuliani Partners)，以危机顾问的身份，推销自己的服务。克林顿和布什担任总统期间的反恐大将克拉克(Richard Clarke)虽然直言不讳，批评现任政府，却担任好港顾问公司(Good Harbor Consulting)董事长，从事国土安全与反恐怖主义业务。伍尔西(James Woolsey)在1995年之前是担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现在则为巴拉丁资本集团(Paladin capital Group)服务，这家私募基金公司投资很多国土安全公司，伍尔西也是国土安全产业主要业者布斯艾伦汉米尔顿公司的副总裁。9.11时担任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长的欧尔鲍，在18个月后离职，创立新桥策略公司(New Bridge Strategies)，这家公司承诺要成为企业、利润丰厚的政府合约以及伊拉克投资机会之间的桥梁。取代他出任署长的布朗(Michael Brown)任职只有两年，就离职创立布朗有限责任公司(Michael D.Brown LLC)，专门从事应付灾难的准备业务。
布朗在卡特琳娜风灾期间，写了一封臭名在外的电子邮件，问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的幕僚： “我现在可以辞职吗?”此事大致上符合这批人的哲学：在能够发包庞大合约的政府机构任职，时间只要长到能够得到显赫的职衔，足以搜集到什么东西会大卖的内部信息，然后辞职，兜售你和以前同事的关系。公职生涯已经次要到变成了顶多只是侦查任务，目的是为将来在灾难资本主义体系中服务预做准备。
然而，从好几方面来说，跟贪腐与旋转门有关的故事都会留下错误的印象，暗示国家和这个体系之间仍然有清楚的界线，但事实上这条界线很久以前就消失了。布什当政时期的创新，不在于政客多快从一个世界转进另一个世界，而是在于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有权同时政商两栖。珀尔(Richard Perle)和贝克之流的人制定政策、提供最高阶层的建议，像立场超然的专家和政治家一样，对新闻界说话，同时却深深涉入民营化的战争与重建业务。他们彻底体现了政商财团主义的任务，也就是以安全为名，把政治与企业精英彻底合而为一，国家则扮演商业行会的主席，借着合约发包经济，变成商机的最大来源。
过去35年来，无论是智利的圣地亚哥，还是在莫斯科或华府的布什政府，一小撮企业精英和右派政府结合的情形一出现，都会被贬为某种不正当的作为，不论你是黑帮资本主义、寡头政治资本主义，或者如今布什领导的“亲信资本主义”。但是这些现象并非不正当，而是芝加哥学派以民营化、解除管制与打击工会三大坚守原则而发动的圣战所致。
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坚拒在他们跟灾难有关的持股和公职之间做出抉择，是真正的政商财团国家已经降生的第一个征象，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征象。前辈的力量布什政府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就是依赖外界顾问与自由之身的特使来执行重要功能：贝克、布雷默、基辛格、舒尔兹、珀尔、国防政策委员会与解放伊拉克委员会的委员，都是这种人。布什政府做出诸多重大决策时，国会扮演橡皮图章的角色，最高法院的判决被他们当成不过是温和的建议，而上述这些大致上算是义工的顾问，则发挥了绝大的影响力。
这些顾问会有影响力，原因是他们曾经在政府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不是担任过国务卿、大使，就是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所有的顾问都已经离开政府多年，同时在灾难资本主义体系中创立获利丰厚的事业。因为他们被当成包商，不是幕僚，也就与民选或政府任命的政客不同，不用受同样的利益冲突规则约束：其实他们根本不受任何约束。结果就像灾难管理专家雷德莱纳(Irwin Redlener)告诉我的一样，政府与产业之间的旋转门消失，阳关大道出现，让灾难产业可以利用这些著名前政客的名望为掩护，在政府内部设立事务所。
2006年3月，贝克获得任命，担任顾问团体“伊拉克研究委员会” (Iraqstudy Group)共同主席，负责提出未来伊拉克行动新方针的建议，两党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贝克是老派的政客，德高望重，曾经在比较稳定的时代领导过美国。贝克的确是老手，属于美国外交政策没有现在这么鲁莽的时代，不过那是15年前的事情了。贝克现在做什么呢?
贝克像切尼一样，他在老布什总统任期快结束时离开公职，靠着他在政府里的关系赚到大钱，尤其是靠着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期间，在沙特阿拉伯与科威特交到的朋友，赚到特别丰厚的利益。他设在休斯敦的法律事务所贝克博兹公司(Baker Botts)，客户有沙乌地王族、哈利伯顿与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Gasprom，其法律事务所是世界上主要的石油与天然气法律事务所。他也成为凯雷集团的股东，从这家十分神秘的公司赚到大约1.8亿美元。
凯雷靠着销售机器人系统与国防通讯系统，也靠着旗下的USIS公司取得训练伊拉克警察的大合约，从伊拉克战争中赚到庞大利润。总市值560亿美元的凯雷公司旗下，有一家主攻国防事业的私募基金公司，专门从事近年获利极高的事业，那就是搜集(投资)国防包商，推动这些公司上市。凯雷投资长康威(Bill Conway)说： "过去一年半是我们获利最高的时候。”他指的是伊拉克战争最初的18个月。 “我们很赚钱，而且赚得很快。”伊拉克战争显然已经变成灾难，却为凯雷的少数投资人，赚到了创记录的66亿美元利润。
小布什把贝克拉回公职生涯，任命他担任伊拉克债务问题的特使，此时贝克并没有出脱凯雷集团或贝克博兹法律事务所的股权，不顾两家公司在这场战争中拥有直接利益。一开始，好几位评论家指出这些可能的严重冲突，《纽约时报》刊出一篇社论，呼吁贝克辞掉在凯雷集团和贝克博兹法律事务所的职位，保存债务特使职位的公正性。这篇社论指出： “贝克先生在获利丰厚的民间企业关系网络中涉人太深，纠缠不清，使他在任何债务重新安排的方案中，看来都像可能的受益人。”社论断定贝克“放弃靠明显跟伊拉克债务有关系的客户赚钱还不够;贝克先生要公正执行新公职，就必须放弃这两家未上市公司”。
贝克遵照政府高官定下的前例，直接拒绝这样做，布什还支持他的决定，让贝克负责游说世界各国政府，宽免伊拉克极为沉重的外债负担。他担任这种角色将近一年后，我取得一份机密文件，证明他涉及的利益冲突比以前所知道的更严重、更直接。这份文件是65页的业务企划案，是由包括凯雷集团在内的银行团，向伊拉克的主要债权国科威特政府发出，这些公司建议科威特利用他们的高级政治关系，向伊拉克索取因为萨达姆入侵而积欠科威特的270亿美元债务;换句话说，贝克的所作所为，跟他担任特使应该做的事情正好相反，也就是要说服各国政府取消萨达姆时代的债务。
这份文件的标题是“协助科威特政府保护与实现对伊拉克索赔的建议”，是在贝克接受任命将近两个月后，才呈交科威特政府。文件中提到贝克11次，并且清楚表明，如果科威特政府跟雇用了负责取消伊拉克债务的人的公司合作，将会得到好处。但是其中也有代价，这份文件指出，为了换取这种服务，科威特政府必须在凯雷集团投资10亿美元。这样做是直截了当在销售影响力：付钱给贝克的公司，得到贝克的保护。我把这份文件拿给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法学教授兼政府伦理规范专家克拉克
(Kathleen Clark)看，她说贝克涉及“典型的利益冲突。贝克在这项交易中代表双方，他理当代表美国的利益，但他也是凯雷集团的资深法律顾问，凯雷希望协助科威特收回伊拉克欠的债务，得到报酬”。克拉克看过这份文件后，认定“凯雷和其他公司利用贝克目前的职位，向科威特争取会伤害美国利益的合约”。
我谈论贝克的文章在《国家》杂志刊出一天后，凯雷集团退出这个银行团，丧失得到10亿美元的希望;几个月后，贝克出脱凯雷集团的持股，辞去法律顾问的职位。但是真正的伤害已经造成：贝克担任特使的表现很糟糕，没有争取到布什保证、而且伊拉克需要的债务豁免。2005与2006年间，伊拉克付出25.9亿美元，赔偿萨达姆开战造成的损失，这些钱大部分赔给科威特，却是应对伊拉克人道危机、重建国家所亟须的财源;而且在美国企业白白浪费援款、一事无成撤走之后，伊拉克更迫切需要这笔资金。贝克的任务是替伊拉克取消90%至95%的债务，结果只是重新安排偿债期限，这些债务仍然等于伊拉克国内生产毛额的99%。
伊拉克政策的其他层面也交给自由之身的特使，让他们的公司从这场战争赚到创记录的利润。前国务卿舒尔兹主持的伊拉克解放委员会，是2002年在布什总统的要求下成立的压力团体，任务是协助政府，在民众心中建立打伊拉克战争有理的印象。舒尔兹的确遵命办事，因为他承担的角色跟布什政府有所区隔，他可以完全不必提出证据或事实，就在民众心中激起歇斯底里的心理，认定萨达姆构成的危险迫在眉睫。2002年9月，他以《立刻行动：危险迫在眼前，萨达姆必须下台》 为题，投书《华盛顿邮报》，指出：“如果院子里有一条响尾蛇，你不会等到蛇发动攻击，就会先采取自卫行动。”舒尔兹并没有向读者揭露他当时是贝泰公司董事、先前担任这家公司总裁很多年。这家公司后来会从舒尔兹渴望摧毁的伊拉克，得到23亿美元的重建工程合约。因此我们事后来看，似乎应该问舒尔兹呼吁世界“立刻行动”时，是以关切国事的元老政治家的身份说话，还是以贝泰公司的代表、或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代表身份说话?
根据非营利监督团体“政府监督计划” (Project on GovemmentOversight)执行理事布莱恩(Danielle Brian)的说法，“你不可能知道政府的界线在哪里结束，洛克希德的势力从哪里开始。”要知道洛克希德的势力在哪里结束，伊拉克解放委员会的权限从哪里开始，更是困难。舒尔兹主持的这个宣扬作战的团体是由杰克逊(Bruce Jacks~)n)担任召集人，他三个月前还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负责策略与规划的副总裁。杰克逊说， “白宫里的人”要求他组织这个团体，但是他召集洛克希德公司的旧同事，组成这个委员会。除了杰克逊之外，洛克希德的代表包括负责太空与战略导弹业务的副总裁库波曼(Charles Kupperman)，以及负责防卫系统的洛克希德董事葛兰姆(Douglas Graham)。虽然这个委员会的组成是出于白宫的明白要求，希望作为战争的宣传机器，却没有一个委员必须离开洛克希德，或是卖掉自己的股票，这点对委员会成员的确是好事，因为洛克希德的股价靠着他们协助发动的战争，跃涨了145%，从2003年3月的41美元，涨到2007年2月的102美元。
此外还有支持皮诺切特发动政变的基辛格，开启这场反革命的人就是他。 《纽约时报》记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在2006年的《一概否认之国》 (State of Denial)书中透露，切尼每个月和基辛格会晤，布什和基辛格则是大约两个月见面一次;切尼告诉伍德沃德： “他变成布什在外交事务方面最常咨询的外界顾问。我跟基辛格谈话的次数，很可能比跟任何人谈话的次数还多。”
但是在所有这些最高级的会晤中，基辛格代表谁?他像贝克和舒尔兹一样，当过国务卿，但是已经离职30年了。从1982年他创设未上市的神秘公司基辛格公司起，他的工作就是代表一大堆客户，据说客户包括可口可乐、永备化学(Union Carbide)、韩特石油(Hunt Oil)等公司在内，也包括赢得金额最大的伊拉克重建合约的工程巨擘福陆公司(Fluor)，甚至包括他在智利秘密行动中的老同伴ITT公司。因此他和切尼会晤时，身份是元老政治家，还是代表石油与工程业客户的高价说客?
2002年11月，布什任命基辛格主持9·11委员会时，基辛格强烈显示出他是对谁效忠。这个职位可能是任何爱国人士从退休状态复出所能担任的最重要角色，但是受害者家属要求基辛格提出他的企业客户名单，指出这些客户和调查之间可能有利益冲突;他拒绝合作，不愿意做出这种代表公信力与透明度的基本姿态。他没有揭露客户名单，而是辞掉这个委员会主席的职位。
基辛格的朋友和事业伙伴珀尔在一年后，将会做出同样的抉择。珀尔在里根总统期间曾经任职国防部，拉姆斯菲尔德请他主持国防政策局。珀尔接任前，国防政策局是无声无息的顾问单位，负责把过去政府的知识传承给现任政府。珀尔把这个单位变成自己的平台，利用自己动人的头衔，在新闻界强力主张对伊拉克先下手再说。他也以其他方式利用国防政策局，根据《纽约客》杂志记者赫什(Seymour Hersh)的调查报道，他以个人的官衔为号召，为自己新创的公司吸引投资。事实上，珀尔是第一批后9·11灾难资本家之一，攻击发生才两个月后，他就设立了创投企业三联伙伴公司(TriremePartners)，专门投资一些开发国土安全与国防相关产品及服务的公司。三联公司在一封招揽业务的信中，夸称公司的政治关系： “经营阶层中的三位成员目前任职美国国防政策局，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顾问。”这三个人是珀尔、他的朋友希尔曼(Gerald Hillman)和基辛格。
波音是珀尔最初的投资者之一，波音是五角大楼的第二大包商，投资了2000万美元，让三联公司得以推展业务。珀尔变成了直言无隐的波音迷，撰写读者投书，支持波音和五角大楼之间引发争议、价值170亿美元的运油机合约。
珀尔虽然把他在国防部的所有关系告诉投资人，他在国防政策局的几位同事却说，他没有告诉他们这家公司的事情。在有关这家公司的听证会上，有一个人说这家公司“在伦理规范的边缘，或是根本不符伦理规范”。最后，所有的冲突问题困住了珀尔，他必须像基辛格一样做出抉择，是继续制定国防政策，还是从反恐战争中获利。2003年3月，就在伊拉克战争刚刚爆发，包商的好运正要开始时，珀尔辞去了国防政策局主席的职位。
最让珀尔生气的是，有人说他之所以赞成用无限度战争总结所有的邪恶，是由于他个人可以从这种主张中获得惊人利益。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布里泽(Wolf Blitzer)质问珀尔，说赫什认为“他设立了可以从战争中获利的公司”。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正确说法，但是珀尔勃然大怒，痛斥普利策新闻奖得主赫什，他告诉布里泽： “最接近恐怖分子的东西就是美国新闻界，坦白说，我不相信一家公司可以从战争中获利;说我的观点跟国防工业投资的潜在报酚隋关，完全是一派胡言。”
这个说法很奇怪，如果你设立创业投资公司，投资从事安全与国防业务的企业，却设法不从战争中获利，一定会让投资人失望。像珀尔这种人所扮演的角色有个更大的问题是，这些人在灰色地带生存，在灾难资本家、公共知识分子和决策官员之间的灰色地带。如果洛克希德或波音经理人像珀尔一样，上福斯电视台，主张改变伊朗的政权，他们明显的自私自利会否定他们所提出的主张。但是大家介绍珀尔时，继续说他是“分析师”、是五角大楼顾问，也可能说他是“新保守派”，但从来没有人说他可能只是能言善道的军火商。
这个华府帮派的成员只要受到置疑，说他们和他们支持的战争之间有经济利益关系时，他们一定都像珀尔一样回答：整个说法既荒谬又愚蠢，有点像是恐怖分子的攻击。包括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舒尔兹、杰克逊在内的新保守派(我认为基辛格也是其中一员)花了非常多的精神，显示自己是蛋头学者或鹰派的务实分子，背后的动力是意识形态和宏伟的理念，而不是像利润这么俗气的东西。例如杰克逊说，洛克希德不赞同他业外的外交政策工作;珀尔说，他跟五角大楼的关系对他的业务造成伤害，因为“这样表示其中有些你不能说、不能做的事情”。珀尔的合伙人希尔曼坚持说，珀尔“不是理财动物，完全没有追求财务利得的意愿”。费斯(Douglas Feith)担任国防政策次长时宣称： “副总统过去跟哈利伯顿的关系，使政府官员不愿意发包合约，不热衷发包合约，即使实际上应该把合约交给哈利伯顿旗下的凯乐布朗鲁特公司。”
即使是在新保守派最坚定的批评者笔下，这些新保守派看起来都像是真正的坚信者，动机完全是决心维持美国和以色列势力的超强地位，这种决心极为强烈，以致他们准备牺牲经济利益，换取“安全”。这种区分既虚假又健忘，追求无限利益的权利一直是新保守派意识形态的核心。9.1l以前，激烈民营化的要求和对社会支出的攻击，助长了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和卡托研究所等智库推动以弗里德曼学说为核心的新保守派运动。
新保守派在反恐战争上，并没有放弃政商财团主义的经济目标，而是找到更有效的新方法来达成这些目标。华盛顿的鹰派当然决心维持美国的世界帝国角色以及以色列在中东的帝国角色。然而，你不可能把这种军事目标和灾难资本主义体系的利益区隔开来，前者要在国外不断茁壮，在国内维持警察国家，后者则依据这种假设，建立了规模数百亿美元的产业。这种政治和获利目标合而为一，表现最清楚的地方是在伊拉克战场上。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