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于2013年2月22、25日和7月3日发表了三篇为《弯而不折》傅苹鸣冤叫屈的文章，分别是《夜莺在唱歌，因为没有真相》，《真相还是谎言?傅苹回忆录引风波》，和《谁有权回忆文革?》。特别是傅苹本人已经通过“南华早报”放话承认回忆录有误，愿向苏州大学道歉后，"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乔·诺切拉撰文为傅苹辩解：“傅苹的错误——如果你可以称之为错误的话——就是在回忆录中描写了一些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成长经历，在那10年内，中国陷入一片疯狂。当时，身为知识分子或教师就是一种罪，这些人时常会遭到批判和惩罚(有时被杀害);数百万人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青少年成为红卫兵，行为肆无忌惮——这些都是在毛泽东的认可下进行的。”“这里真正的问题不是傅苹的书中是否有错，而是由谁来讲述文革的故事”。显然字里行间有意把傅苹塑造成敢于揭开文革疮疤，讲文革故事的英雄，即使有错也被掩饰成揭露黑暗社会的无心之过错，甚至把傅苹的谎言当传奇故事再讲一遍：“10岁时，她被红卫兵强奸”，其故意误导读者，羞辱中国的用心跃然纸上。
该说“即使是现在，在事情发生近六个月后，仍有些难以理解，为何傅苹的回忆录《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在一些华裔移民的社区引发了这样的愤怒情绪——在这近六个月里，亚马逊(Amazon.com)上充斥着成百上千条抨击傅苹的负面评论”。难以理解的恐怕不是华裔移民一面倒的，成千上万对傅苹的负面评论，难以理解的是"纽约时报"这个民主社会的重要传媒，一而再再而三地刊登偏袒一个编造太多谎言的傅苹，却不愿相信全体华人的历史记忆这个铁一样的事实。
“最近几个月，郝炘试图让美国图书馆协会取消对傅苹在大会发言的邀请。在一封信中，郝炘称傅苹“不诚实，无诚信，不值得信任”。“在我看来，这听上去像极了文革期间那些经常出现的、恶劣的语言暴力”。乔·诺切拉有意无意透露了“纽约时报”因为郝炘批评傅苹不诚实，“她现在已不再被允许为北京分社做报道”。写出这段文字乔·诺切拉似乎很“解气”，很得意，但是这位民主社会的专栏作家就没有想一想，他作为一个专栏作家和"纽约时报"这个世界级传媒一起在与普通读者“发声”极不对等的情况下，其所作所为拥有更“恶劣的语言暴力”。纽约时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行径至少不比文革强到哪里去。
乔·诺切拉德文章中点睛之笔在下边这段论述“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任教的文革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他的中文名字叫马若德——译注)告诉我，对于任何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那都是他们不愿想起的回忆。‘如果文革期间，你是中国的一个青少年，你可能不是被打，就是在打人。不论哪一种，都是不光彩的回忆。’是的，傅苹的书中有错。但是很难理解，这些错误如何让傅苹所面对的那种极端、无情的污蔑变得合理。她真正的罪恶似乎在于，这是一个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触碰的话题，而她令他们感到不安了”。乔·诺切拉德的结论是中国人不是文革的受害者就是施暴者的同案犯，人人都不堪回首，所以没人愿意触碰那段历史，为傅苹背书。除了那个文革专家有很强的个人偏见外，乔·诺切拉德故意混淆或者说没有弄明白傅苹是无心之错和有意编造谎言的区别，但是，中国人心里都很清楚。
现实的中国并不是像哈佛大学那位“文革专家”所说的中国人不愿意触碰文革的话题，近年来在某些势力的挑动下中国人之间又对文革那段历史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痛恨和仇视文革。按理，乔·诺切拉赫及傅苹应该不难找到知音或傅苹的同情者。然而不管"纽约时报"怎样以道德仲裁者和正义的化身诱导读者，再三地发文为傅苹打抱不平，近半年都在不断为傅苹寻找“正义”的呼声，却始终得不到无论是反文革还是拥护文革派的正面回应，仍然面对的是铺天盖地指责傅苹是骗子的声音，这是为什么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不管对文革持有什么样的观点，多么痛恨毛泽东，也不足以让他们违背良心去说谎。特别是那些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理论崇拜的五体投地，认为代表了人类的未来，掌握着人间真理，拥有道德优越感的民主人士更不肖为了迎合“纽约时报”而说谎。反倒是这些道貌岸然的西方学者、作家们习惯了政治正确的行规和自觉维护西方价值体系的潜意识，总是喜欢居高临下，以西方人自持的道德优越感，傲慢到违背人类起码的道德底线的程度，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谎言背书，为说谎而说谎，甚至堂而皇之地把不配合说谎的记者踢出报社。这的确给中国人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一位在中国生活超过10年的独立记者和专栏作家,现供稿于《国际先驱论坛报》和《纽约时报》。在其2月22日“纽约时报”的《夜莺在唱歌，因为没有真相》中说“是傅苹说了实话、但是人们不知道呢?还是‘夜莺’在自吹自擂的故事中唱歌?除非中国开放档案、允许公开讨论，否则我们将不得而知，至少无法确定。即使是中国问题‘专家’也常犯错误，因为无人能获得事实”。是的，在这位“纽约时报” 专栏作家眼里，谁都可能常犯错误，惟独自己不犯偏袒的错误。“除非中国开放档案、允许公开讨论”，否则没有真相。是常驻中国的职业作家，论调却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互联网如此发达的现在有什么人能够限制公开讨论，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还活着，真相恐怕不难找到，难的只是找不到TATALOW想要的“真相”。傲慢的Tatlow就是要用“夜莺在唱歌”挑战全体中国人的感情，这种语言暴力有点太赤裸裸了吧!
TATLOW自己也觉得《夜莺在唱歌，因为没有真相》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几天后在其2月25日“纽约时报”的另一篇“中国来信”栏目《真相还是谎言?傅苹回忆录引风波》文章的最后借用傅苹的嘴表达的观点“在过去几年里，‘随着中国变得更强大，民族主义观点也越来越强烈’，她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分歧进行‘文明对话’显然更难了”。民族主义蒙住了除傅苹以外其他所有华人的双眼，使他们都不肯讲真话?民族主义使得华人无法与TATLOW、傅苹这样的文明人进行“文明对话”，这让众多自认为融入西方文明社会的海外华人情何以堪?
傅苹污蔑抹黑中国的谎言西方传媒毫无保留，甚至添油加醋地大肆传播，不难查出傅萍曾经接受过多少美国传媒的采访, 而傅萍谎言被读者揭露以来，美国传媒不仅不肯面对现实，纠正错误以正视听，反而竭力为傅萍的谎言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甚至把《弯而不折》定调为美丽动听的夜莺歌唱，逼着华人接受，这种语言暴力让人感觉到文革似乎还在继续。
西方传媒爆料棱镜计划表现出来的独立性，公正性和不畏强权的勇气对为人类社会进步有重大意义，但是把这种勇气和特立独行用在对付中国百姓的正义感和历史的记忆上就显得太霸道了。西方社会的双重标准常为世人所诟病，在西方社会内部形成的社会正义氛围正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但是，西方政客、文人对西方以外的社会，潜意识或显意识中存在着强烈的道德、文明优越感和不同的价值观，从而常常背离应有的公平、公正、客观的道德准则去看待处理国际事务。特别在面对快速崛起的中国表现出十分矛盾的心态，既想居高临下、指手划脚，又常常觉得面对高山仰止古老又现代的东方文明而力不从心，自觉不自觉地为维护西方的价值观体系而做出一些违背其本身所倡导精神的事情。为了维护西方的价值观的优越性，他们甚至可以把一个对与错，事实与谎言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判断问题，通过西方式的逻辑思维，由黑的说成灰的，再神不知，鬼不觉地由灰的演绎成白的，然后摆出救世主的架势，以是非对错的天然仲裁者，卫道士的面目讲一番大道理，其间绝无矫揉造作，遮遮掩掩，看上去浑然天成，逼读者就范。
正是由于西方文人的这种自觉维护其价值体系的意识和不懈努力，使得西方在近现代始终占据着人类社会的道德制高点，掌握着世界的话语权。所以即使所有中国人都指出傅苹在说谎，西方传媒认定傅萍这只夜莺在唱美丽动听的歌，经过掌握着世界话语权的西方传媒无限的放大，傅萍的谎言歌声在美国、在全世界除了华人以外的地方就能广泛流传。中国人的声音恐怕只能烂在自己的肚子里，这就是西方占据道德制高点，掌握了话语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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