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美国政治结构与外交政策——兼谈美国“战略东移”及其后外交走向

[内容简介]美国早期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在反抗英国压迫中形成的。从华盛顿开国到二战前，美利坚合众国从属于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因此那时的美国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即反欧洲压迫的色彩。两次大战中的大批量、长时间的军事订货在为美国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它制造了一个尾大不掉且反客为主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 尼克松更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这使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那怕是军工——产品脱离了国民劳动，并直接转换成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此后，美国外交的重点不再是为了获取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通过军事手段保持对石油的使用价值的垄断，并强迫国际社会对美元持续和旺盛的需求以使美元坚挺。但瞬间剧增的石油美元的主要部分与军工利润一样并没有回流给美国国民，而是回流到华尔街；这些巨额回报并没有增加美国国家的力量，而是增加了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美国的力量。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没有国家控制的银行，而美国国家财政要依赖华尔街控制的美联储为其注资，以及美国外交的决策权已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等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美国已从早期民族主义国家蜕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已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和独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国家，转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殖民地”现象从南方国家向北方发达国家扩展，是当代帝国主义腐朽性的重要表现。

[美键词]美国、政治结构、外交、半殖民地

[简介]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191）

[发表刊物]《国际关系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2013年第3期

目录

一、美利坚民族国家形成及其异化

二、成为世界霸权后，美利坚民族利益和华尔街利益开始分道扬镳

三、从远东到中东：美国国力因反复透支出现严重“肾虚”

四、“战略东移”还是“重返中东”：美国政治结构中的外交选择

五、中国应对的战略与策略

国家外交政策及其走向不取决于它每隔几年发表的各种白皮书和各类研究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接受的程度。结构决定性质，外交同理。笔者试从这个角度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并对其“战略东移”可能的走向及中国应对政策做出必要的分析。

一、美利坚民族国家形成及其异化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国家需求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美国最早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在反抗英国压迫中形成的。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等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2]从华盛顿开国到二战前，美利坚合众国从属于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因此那时的美国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即反欧洲压迫的色彩，美国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与美利坚民族的利益需求大体一致，尚属民族资本范畴。华盛顿早期强调工业立国。就职的当天，他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这“使一切后继者，一切后来的立法者，获得一次深刻的教训，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3]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4]美国在林肯时期完成了国家统一，终止了美国对英国的政治依附，走上了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二战的爆发为美国跻身世界强国提供了机遇，美国利用这次战争联手苏联，将法国诺曼底做为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将东欧让给苏军解放，由此欧洲为所谓的“铁幕”一分为二，欧洲世界霸权从中心地带被摧毁。随后，美苏并列成为世界霸权大国。二战后期，美苏在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分割世界，最终形成由雅尔塔会议确定的苏联控制东欧和远东陆地部分、美国控制海洋和整个西欧的划分。这个划分是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权基础。

在这“从奴隶到将军”的转变中，美国的军工生产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样美国军工集团也从国家那里得到极大的政策优惠。太平洋战争前夕，罗斯福曾对军火大亨们说，欧洲打仗，我卖军火：“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我将尽我所能，通过尽快地向世界上大约40或50个现在还保持独立的国家运送一切它们有能力支付的货物，以维护它们的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鼓掌）”[5]这里，“维护它们的独立”就是保持欧洲破碎状态的另种表述；换言之，只要欧洲保持破碎，美国军火就有市场。二战后，美苏进入冷战，美苏全球争霸再次刺激并强化了美国军事工业。两次大战中的大批量、长时间的军事订货在为美国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它制造了一个尾大不掉且反客为主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这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艾森豪威尔总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他卸任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6]

注意：艾氏提到美国当时已出现的“大权旁落”即指军火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集中于华尔街[7]的军工财团——哪怕在和平时期——需要的不是面包而是军火，而拉动军火工业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为了巩固其在美国已形成的反客为主的政治地位，这个“军工复合体”从部门利益出发就必须不断制造敌人，以此促使美国外交不断强势升级且不能停止的战争。只要有战争，美国的军工集团就有军火赢利，由此它在美联储乃至美国就有巩固的地位。巨大的利润——庞大的国内枪支销售利润只是它用于保底的基数——增加了军工财团的收入，华尔街财团再拿出其中部分通过美联储反补白宫并由此控制美国财政。如果白宫拿钱不办事，摆在它前面的就是“财政悬崖”——由此可以解释为何美国枪击案频发而禁枪难以立法[8]，以及在二战后美国又提出遏制理论并继续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深层原因。

美国称霸世界之后，其政治结构便日益失去民族性和独立性。这时美国政治已不由政治家而由军火商操纵了。美国政府许多重要官员，特别是国防部的官员都是军火商的代言人[9]。而对于那些试图停止战争从而使国家摆脱军火商控制的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美国总统（如肯尼迪）不是被暗杀就是被换掉。他们知道，民生工业在和平时期只会有助于美利坚民族的发展而非军工复合体的成长；一旦美利坚民族有了日益壮大的民族工业，就会有自己的财政来源继而有国家可以控制的银行，这样白宫与华尔街的地位就会发生翻转。这是华尔街国际资本财团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而避免这样结局的方式只有不断制造战争。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美国到底是谁的，是美利坚民族的还是军工复合体的。列宁一针见血，他说：“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溶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10]具体说到美国，华尔街国际资本就是这个“银行和工业溶合或混合”力量的象征。如果它可以为美利坚民族国家所掌握，也就是说，如果白宫能够决定华尔街，那它就是民族的力量——比如当年的英国，这样的霸权还是压迫民族的霸权；现在的问题是，今天的美国已与列宁时期大为不同，它已“大权旁落”：是华尔街国际资本决定白宫而非相反。奥巴马二期连任甫始便遇到的“财政悬崖”就是华尔街国际资本敲打和提醒新任美国总统的方式之一。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曾称美国中情局常用暗杀手段对付与美国拉开距离的拉美左翼领导人[11]，何止于此，即使是美国总统，如要想与华尔街国际资本拉开距离，其结果也是朝夕不保。事实表明，今日之“美国”已非华盛顿创建的那个美国：那时，正如李斯特所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12]，而现在它已成了华尔街国际财团而非民族资本的代名词。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的片面增长与当年工业帝国主义英国以战争扩大殖民市场，以殖民市场扩大推动国内生产的结果不同，而与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法国相似。这些由战争开辟的巨额海外收益的相当部分在美国并没有进入除军工之外的其他生产领域，除了一部分中饱军火巨头的私囊外，其余的则经华尔街扣除后由白宫财政进入了国民消费领域，由此刺激了美国服务业以及随后的虚拟经济而非实体经济。2010年美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达70%左右，狭义上的制造业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由1990年代中期的17%强降至目前的12%左右[13]。这使得美国由以往的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生产性社会结构不自觉地滑入一个以消费为主业的寄生性社会结构，并且到目前为止仍“没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把维持庞大的武装力量所需要的工业和财政支持跟社会上其他事业联系起来”[14]。结果与古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相似，大量或真实或虚拟的财富涌入美国的同时，也窒息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美国人的劳动精神。实体经济的衰落削弱了美利坚民族独立的根基：没有实体经济生产，美国政府只能听由华尔街金融财团的摆布，而金融家与吸血虫一样，需要的不是国家，而是供其吸血的附体——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不吸取在朝鲜和越南战败的教训，在国家持续衰落时还要屡败屡战，不断发动扩张战争的深层原因。时至20世纪80年代，凯南已看明白，他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15]

如果说在尼克松之前，华尔街的主要财源是军火工业，需要战争以支撑其赢利。为了战争，他们需要理由：于是他们将凯南提出的目标远超出美国国力的从全球遏制苏联的战略瞬间炒热，而对于同期李普曼从美利坚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主张“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16]的节制国力的观点有意淡化，对于主张从朝鲜或越南撤军的总统或暗杀或缩短任期。这时的美国已成为华尔街盈利的工具。美国乃至接受它资助的外国总统上任后不管推行什么政策，如不能为华尔街获利，就必须走人。

但这对美国还不是最坏的结局，最坏的结局是在尼克松之后。尼克松为美利坚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成功使美国摆脱越战并与中国修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对美利坚民族而言也许是致命的：他宣布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而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于是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那怕是军工——产品，直接变成了脱离了国民劳动且远离本土的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这样，美元的坚挺就要靠国际大宗消费品石油的采购以美元结算来保证。从劳动形态上说，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国民劳动而是国家对外战争。自从古罗马的存在方式建立在对外战争而不是国民劳动后，其统治者依靠的就不是罗马公民而是军阀；华尔街的赢利方式一旦摆脱美国的实体生产和国民劳动，它也就摆脱美利坚国家及其民族性约束。同样的道理，由于美国国民已失去国民劳动的基础，它也就只有听凭华尔街国际资本的摆布了。学者梁亚滨指出石油美元这种不劳而获的寄生本质：“美国凭借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使石油利润全部转换成美元资本，同时使石油美元的流动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以购买美国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方式回流美国，弥补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确立石油的美元标价和结算制度，同时说服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顺差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对世界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美元。”[17]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尼克松连任的第二年（1973年10月）便发生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原因。沙特是第一个同意用石油美元购买美国有价证券——也只能购买有价证券而不能购买股票、不动产或其他有形资产——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简称“欧佩克”）国家。1975年“欧佩克”成员国同意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18]。1977年10月，“欧佩克”宣布石油价格由每桶3.011 美元提高至5.11美元。稍后，又再度提高到11.65 美元，结果使得世界的国际收支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由于世界当时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结算，油价的暴涨使世界各国对美元需求激增，这大大“抵消了美元失去黄金支撑后各国对美元抛售所产生的副作用”[19]。由此美元从黄金本位被推入石油本位时代。美元的基础也从本国产品转移到中东石油——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外交日益向中东集结以及石油价格严重在几十年间迅速偏离其价值的原因。

金本位条件下的美元靠国民劳动产品支持，而石油美元则依靠为控制世界富油区的对外战争胜利来保证，这大大地满足了美国华尔街军工财团的利益——当然也同比地加重了美国国民的负担，同时为华尔街金融资本在军工利润外又增加了新的能源支持。军工保证能源、能源保证金融，金融在军工、能源双滚动中增值，这最终保证华尔街国际资本在美利坚合众国中的主宰地位。美元依赖国际石油交易后，华尔街国际资本就彻底与美利坚民族相分离，并利用手中掌握的世界资源牢牢钳制着美利坚民族并使其成为华尔街牟利的工具。这时的“爱国”就成为美国国民日益听不懂的词汇。

现在看来，今天的华尔街财团就是被曾寄生于欧洲并被欧洲各国驱逐到北美，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在美国坐大，并在尼克松之后彻底转变为寄生于美国体内且尾大不掉的癌变力量。他们关注的并不是军火和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价值，尼克松之后，其外交的重点不再是为了获取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通过军事手段保持对石油的使用价值的垄断并由此强迫国际社会维持对美元持续和旺盛的需求以使美元坚挺。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结算的国家，美国不惜军事手段予以惩罚。就这样，石油美元使美国从一个依靠实体生产的国家彻底异化为一个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国家，这时“美国生产”依靠的不再是劳动而是打仗，“美国制造”不再是民主产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价证券。美国前议员戴维·A·斯托克曼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自标准普尔500指数于2000年3月首次达到目前水平以来，美联储疯狂的印钞机已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了六倍（从5千亿美元增至3.2万亿美元）。然而，在此期间，经济产出年均增幅只有1.7%（这是内战以来最慢的增速）。[20]

这说明，以大量美国国民生命为代价、用战争维持的石油美元虽然使美国财富瞬间剧增，但它的主要部分与军工利润一样并没有回流给美国国民而是回流到华尔街；也并没有增加美国的力量，而是增加了华尔街国际资本的力量。美国国民似乎比中国人更明白这是问题的关键，2011年他们发动街头革命的指向并不是白宫或各州政府而是华尔街。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没有国家控制的银行而美利坚国家财政要依赖华尔街控制的美联储为其注资、美国外交的决策权已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等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美国已从早期民族主义国家蜕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已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和独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国家转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

二、成为世界霸权后，美利坚民族利益和华尔街利益开始分道扬镳

黑格尔说：“哲学也必须在有国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够出现。”[21]黑格尔这里说的“国家”指的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国际资本控制的国家。目前象美国这样半独立的国家已很难执行有哲学高度和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一个民族的自由程度反映着它对客观世界所达到的认识高度，一般说来，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在外交上不会成为头脑清楚的民族。恩格斯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22]而美利坚民族就是这样一个不自由的民族。

二战前的美利坚民族是被欧洲压迫的民族，这一时期尤其是华盛顿、林肯及两位罗斯福总统[23]时的美国外交，站在民族主义立场看真是精采纷呈，可圈可点；二战后美国则转化为压迫民族，其外交的亮点从民族主义视角看则日益惨淡，若从国际资本标榜的“全球化”视角看则大可让一些人“仰望星空”。与英国的称霸经验不同，英国大不列颠民族是以压迫民族的身份称霸世界的，而美利坚民族则是作为被（华尔街国际资本）压迫的民族来称霸世界的；也就是说，当美利坚民族在二战后转化为压迫民族的同时它自身又受到华尔街国际金融财团压迫。这真是既辩证又讽刺：这时横行世界的美国已失去民族独立的性质，其外交成了在“美国”幌子下为华尔街财团牟利的工具——这就可解释二战前美国外交充满战略智慧而在战后挫折连连却又屡败屡战的原因。

二战期间罗斯福很明智地与斯大林联手在打败希特勒目标之下也附加了取代英帝国、解除欧洲世界霸权的目标。达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就是将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选在法国诺曼底而不是丘吉尔坚持的意大利，其目的就是由苏军来解放东欧。东欧解放后，东欧这头“奶牛”就让给斯大林牵走了。失去东欧，欧洲也就从内核圈内被击垮并由此去势。接着美苏再次联手将目标瞄向喂养欧洲的后排“奶牛”即非洲殖民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美苏又趁机把英、法从埃及赶走，美国牵走非洲这头“奶牛”。失去东欧、再失去非洲，欧洲的世界霸权也就寿终正寝。

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将美国推向世界霸权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两位总统任期内对美利坚民族所做的贡献令美国人在什么时候都引以为豪。而这一时期美国外交能够如此挥洒自如并大获成功的原因，还在于这时的美利坚民族还处在被欧洲压迫的地位，它还在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以及被欧洲驱赶到美国的华尔街国际财团对欧洲旧恨未消，因而华尔街与美利坚民族在反欧问题上尚能结成暂时的同盟。希特勒在打倒英帝国的同时也在欧洲扫荡了以犹太人为经营主体的国际财团，这就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尤其是其中的美国送去迫切需要的国际资本。美利坚民族以博大胸怀接纳这些来自欧洲的“破落户”，后者也以其财富和才智帮助美国及其盟国击败法西斯，由此带来的辩证结果便是，在美国取代欧洲后他们也深深地扎根于美国且反客为主，并很快成为美国真正的统治者。

在此，值得研究的并不是白宫或华尔街谁可以统治美国，而是谁可以代表美利坚民族的利益。我们看到，这些扎根于美国的国际财团对于美国并没有因在美国“子食汉禄三世”[24]而有回报国家的认识。如果我们看过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并了解其中三个人物即中国人王启明、美国人大卫和华尔街国际销售商安东尼之间关系，以及安东尼在王启明和大卫激烈竞争中牟利的生存方式，就不难认识华尔街反对各国民族主义却不在意民族冲突和国家间战争的原因；也不难认识到今天的华尔街国际资本为什么如此超负荷地奴役美利坚民族，在美国已精疲力竭时还逼着美国起衅战争的原因。对华尔街来说，民族国家将来反正都要消失或被消灭的。

有人会问：这不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消亡”理论一样吗？恰恰相反，马恩强调在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的历史时期，国家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必要工具。恩格斯说：“到目前为止还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至于国家消亡，他说：“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关于国家消亡的形式，恩格斯特别强调：“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25]马克思在国家消亡后最终要实现的是全世界自由劳动者组织即“自由人联合体”，而国际资本最终要实现的却是资本和资本家精英们统治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了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国际资本的剥削和压迫，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6]列宁更是告诉世界工人阶级，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为此列宁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27]。

19世纪初，为了消除政教二元冲突，黑格尔将国家提到“神”的高度，他说：“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28]在二百多年过去的今天，“神”还在地上行进，但它——至少在美国——已不是国家而是国际资本及其华尔街金融组织。华尔街国际资本是靠寄生在国家肌体上吸吮“血液”即金融而生存的，它并不在意国家“躯体”的民族特性——更不在意其所依附的组织是否叫“共济会”或其他名称，因而将来它也不会珍惜反而会在美利坚民族被榨干后抛弃美国继而抛弃美元并转身寄生到其他国家或组织的肌体之中。何新先生揭示，现代共济会不是一个一般的社会组织，而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中枢”[29]。这个“核心中枢”，只不过是全球资本依附的外壳或载体，“这里涉及到的人”，用马克思的话就是“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30]由此推论，共济会不过是全球资本“人格化”的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如果仅仅消除了共济会，那国际资本还会找到其他组织形式继续存在和滋生。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31]，这个“社会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为第一国际成立准备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中，直截了当地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32]由此也就可明白，目前损害人类利益的是私有制及建立其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损害美国民族利益的目前则是国际资本而非民族资本，共济会只不过是国际资本需要借助且可以更换的一种牟利的寄生形式而已。我们研究的目光既要高度凝聚于目前国际资本正在借助的“共济会”等组织形式，又不能忽视其后的本质。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得筌而忘鱼，为了搞清某种组织形式的细节反而忘记了斗争大方向，这样不仅扩大了我们的打击面，而且还会空耗我们许多精力。

在美国步入霸权大国后，美利坚民族的利益和华尔街的利益开始分道扬镳，美国自身开始生长出自我否定的因素。华尔街转而将支持的目光投向“欧洲的复兴”。狡兔三窟，长期游荡在国家之间的资本开始为美国之后的下一个寄生体做准备——当然，欧洲的衰变也让华尔街看到了机会。

三、从远东到中东：美国国力因反复透支出现严重“肾虚”

早在美国崛起之初，欧洲就有了“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的考虑并得到共济会的支持。1891年，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全球最大钻石巨头戴尔比斯集团创始人塞西尔•罗兹支持下，在英国创立的“罗兹会社”，其确立的宗旨为：“将大英帝国统治扩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的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资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统一整个帝国；在帝国议会实行殖地代表制度，将分散的帝国成员统一起来，从而奠定永无战争，符合人类福祉的世界。”[33]

二战后欧洲人深刻反思了内部长期分裂导致其失去世界霸权的原因。感受最深的是丘吉尔。此前，他不理解张伯伦对希特勒德国绥靖政策的深意[34]，欧洲在“兄弟阋墙”的两次大战中倒掉后，已至72岁高龄的丘吉尔决心为英国皇室挽狂澜于既倒。1946年3月他发表 “铁幕演说”，9月，又在苏黎世重提雨果1849年提到的“欧洲合众国”的概念，决心将破碎的欧洲整合为如美国那样统一的国家联合体。此后欧洲各国开始进行内部整合并在英国带动下为恢复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体系而默默准备。苏联学者对丘吉尔的目的洞若观火，B．T．特鲁汉诺夫斯基写道：“丘吉尔的计划是打算恢复英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企图把美国排挤到第二位。丘吉尔认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使美苏发生冲突。因此丘吉尔加紧鼓动美国，在对苏关系方面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35]

欧洲历史学家汤因比更是号召欧洲人痛定思痛，用“五十到一百年”的历史，推动欧洲“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终使欧洲得以“恢复原状”[36]。但丘吉尔知道恢复欧洲世界霸权不能用与美国对抗而只能用附和的方式，他因此在铁幕演说中说，“希望最终在英美两国之间实现一种共同的公民身份”[37]，意即我们就是美国的公民，我们是你美国的坚定支持者，我们欧洲在后面跟着你美国干。欧洲人很快为美国捧出一个很不靠谱的“战略家”，他就是被捧为“遏制战略之父”的乔治·凯南。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的凯南通过明码电报（这显然是在有意刺激苏联），向国务院发回长达5 542个英语单词的电报，深入分析苏联内外政策，提出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1947年7月7日，凯南化名“X”在当月出版的《外交》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明确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战略”，此建议被美国政府所采纳。这封电报被认为是导致美苏冷战的先声。随后英国人又为美国推出一个更不靠谱的麦卡锡[38]。凯南的顶层设计在前，麦卡锡咄咄威逼在后，1950年把美国推送到朝鲜，1964年又将美国赶到越南，由此美国元气大挫。20世纪80年代，已入暮年的凯南对自己曾经提出的“遏制”战略后悔不迭，他说：“这种军事化不仅对我们的外交政策，而且对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有严重影响。它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畸型发展。”[39]

1953年正在经历朝鲜战争的美国人发现了问题，他们推选出与罗斯福一样具有民族主义情结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1953～1961年）上台，艾氏认识到美国已有“大权旁落”于“军工复合体”的危险，他果断地终止朝鲜战争并缓和与苏联的冷战。他恢复罗斯福路线：再次联手苏联，利用苏伊士运河危机将英法赶出埃及。失去埃及，欧洲就失去了非洲，自此欧洲霸权彻底从世界范围退出。

不幸的是，进入冷静阶段的美国外交恰遇不懂历史且喜欢冲动的赫鲁晓夫，而美利坚民族又同样是一个情绪化民族。1962年赫鲁晓夫挑起“古巴导弹危机”惹怒美国。美国人被华尔街煽起后便挥师来到越南战场，其结果比朝鲜战争打得时间更长，败得更惨，国力透支得更为严重。

与艾森豪威尔一样，尼克松在任（1969～1974年）内也看出欧洲利用美苏冲突削弱美国的意图。为了恢复美利坚民族的元气——这与华尔街国际资本利益也没有太大的冲突，尼克松与中国握手并果断地从越南撤军。但就为了这一小小的要求，尼克松给华尔街以天大的补偿。在尼克松之前，支撑华尔街金融力量主要是军火集团。尼克松上任后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让美元与石油挂钩。这样美元就增加了另一支柱，这就是世界石油。尼克松看到了石油中潜藏着巨大的交换价值。他说：“美国只是部分地依靠进口石油和战略矿物，而欧洲和日本则绝对地依靠海外来源。我们用的石油有一半是进口的，但是欧洲进口百分之八十五，日本进口百分之百。至于矿物，西欧进口百分之八十，日本进口百分之九十五。进口的小规模中断只会给美国造成不便和烦恼，但却可能在我们的工业化盟国中造成恐慌。因此，它们比我们甚至更有理由对于苏联向“西方所依靠的两个大宝库”推进感到关注。”[40]

一般来说，主权国家的不动产是国家货币价值的承担者，在此之上的劳动产品价值是其货币增值的前提。美国曾主要以军事工业生产提升美元的价值。与世界石油比，美国军工这时毕竟还是国民劳动的产品。现在尼克松将美元直接与世界石油挂钩，美元在军工之外又多了世界石油这个新支柱。这样美国金融集团便有了双轮滚动出的利润：军事胜利既拉动了军工又保证了国际石油以美元结算，美元结算造成美元坚挺；美元坚挺又有助于军事持续胜利并反作用于美元的坚挺地位。但保证这一切的前提就是美国为控制世界富油区而必须进行持续不断而且必须胜利的战争。石油美元使华尔街不再依靠美国的国民生产；而实体经济不振的美国国民和没有独立财源的白宫却离不开华尔街。可怜的美利坚民族与当年罗马人一样——用凯南的话形容——已“变成随军谋生的一大帮子流浪者，就象前几个世纪在欧洲尾随军队蹒跚的那些无业游民那样，指望在衣食相对富足的部队后面捡点儿洋落儿”[41]。现在回头来看，尼克松在挽救美国的同时却又更深地伤害了美国：他使人民离劳动更远，离战场更近；为华尔街国际资本而不是为美利坚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国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美国国民的“生存方式”。理解了尼克松让美元脱离金本位转为石油美元的背景，也就理解了为何尼克松之后美国外交及美苏争夺的重心日益向中东集中。

尼克松为华尔街国际资本完成了美元本位从黄金至石油的置换任务后便因“水门事件”而提前下台。接着，便是尼克松以巨大代价为美利坚民族换来的不到十年的休整期。后来的杰拉尔德·福特（1974～1977年）和吉米·卡特（1977～1981年）两位总统，对苏联基本采取缓和政策。卡特与苏联缓和的同时也与中国建交。但与有意结束越战的肯尼迪不幸遇上一个爱冲动和爱放狠话的赫鲁晓夫并由此造成两国关系迅速交恶的形势相似，这时的美国虽有缓和的愿望，却阴差阳错地遇上更不冷静且话硬手狠的勃列日涅夫。勃氏对美那“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莽撞使卡特对苏缓和政策受到激烈的批评。美国史学家孔华润写道，“勃列日涅夫认为，美国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而遭到削弱，而且由一位优柔寡断和懵懂无知的总统领导着，此时此刻正是苏联加紧谋取优势的大好机会”；卡特执政期间，“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所向披靡。苏联政治局成员们踌躇满志，认为不需要再出台什么新方针了”[42]。当时苏联攻势不知节制，差点将美国赶出印度洋。孔华润说：“这件事想起来都让人后怕。”[43]结果，卡特只干了一届，就为强势的罗纳德·里根（1981～1989年）所代替，里根政府的强势外交政策扭转了美国的颓势。

现在回想起来，勃列日涅夫的对美政策确实打到美国的“七寸”即石油控制权上，也正因此造成了美国对苏联有史以来最直接也是最强烈的反弹，以至美国为击垮苏联而放弃与苏联建立的战后雅尔塔体系的欧洲部分。美国转而扶持和联手欧洲对付苏联。事情的切入口就是“波兰事件”。与1956年的波匈事件中美国不介入的政策不同，1980年的波兰事件中美国真正插手波兰，利用天主教的力量，整体性地拉动东欧国家的反苏情绪，最终促成苏联的逐渐“改革”和最终解体。勃氏反美不知轻重，硬将美国打出由美苏共同支撑的欧洲雅尔塔体系，至使苏联继而美国因独木难支而坍塌。有鉴于此，2011年6月2日，美国防长盖茨在赴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的专机上，称“美国不想遏制中国发展”，并提醒中国“不要学习苏联”。[44]前半句话的有效性盖茨本人无法保证，但后半句意在提醒中国外交不要重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那样不给对手退缩留有余地的失误。

苏联解体后，欧洲和美国的日子特别好过。它不仅控制着中东石油，同时苏联解体也向美国和欧洲流失出相当的战略资源和大量浮财。东欧再次成为欧洲的“奶牛”，为欧洲的复兴提供“原始积累”，苏联让出的战略资产和财富也养肥了美国。老布什开启海湾战争与苏联解体前后相随，这两件事为美国军工、能源及建立其上的金融集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利益，由此造成了从老布什（1989～1993年）至克林顿（1993～2001年）的十年黄金时期，此间美国似乎成了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参照系。到了21世纪初，苏联解体给西方带来的红利因普京上台和欧元出现而大幅缩水，美国危机随之加速扩大。小布什开启的阿富汗战争与欧元的出台也前后相随，这时的美国已感到了美元的危机。因为中东出现了以欧元结算石油交易的苗头，2000年伊拉克宣布在“石油换食品”计划中改用欧元结算[45]，这在勃列日涅夫之后再次触动了美国的“七寸”，由此引发小布什利用“九一一”事件，挥师阿富汗继而发动伊拉克战争。

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放在国内产品而是放在海外石油，这等于将美国的安全基点从本土移置中东，这样，华尔街国际财团就将超负荷的国防任务强加于美利坚民族并使之自越南战争后再次透支了它的国力。2007～2009年间，美国国防支出占美国联邦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而同期军费支出却占国防支出96%左右[46]，国防支出基本没有“浪费”，都用于军费了。其间的关系是，国家财政依赖华尔街金融，华尔街金融依赖军工和能源的扩张；军工能源扩张又必须以对外战争拉动，战争胜利再返哺财政。战争成了国家财政增长的“推土机”，而成本越来越高的战争又进一步透支了国家财政。如此恶性循环，至使美国发生了迄今尚不见尽头的危机，而危机又恰恰以战争的失败或难以为继为先导。美利坚民族有自己的货币即美元，却没有独立支撑美元的民族产业，也没有独立的国家银行。其造成的恶果是：美利坚民族因反复透支导致“肾虚”，它只能按华尔街的旨意超负荷干重活以从华尔街国际资本那里乞讨点财政补贴。

现在治愈美国“肾虚”重病的有效“药方”是“迈开腿、管住嘴”，即对内加强民族产业，对外少搞侵略扩张。最近美国总统说要再工业化也即此意。美利坚民族若有自己的民族产业，就会有自己国家控制的银行和国家独立的财政来源，如此就可摆脱华尔街国际资本的控制，但这是华尔街不允许的。正因此，华尔街国际资本势力不仅反对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也反对美国的民族主义。前阵华尔街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说：“在民族主义主导的舆论氛围中，美中两国不可能合作。”[47]这话正确的解读是：在民族主义主导的舆论氛围中，美中两国人民不可能与华尔街合作。华尔街国际资本若遇上以美利坚民族的利益为优先的总统，轻则就会立即将他推向“财政悬崖”；若再不悬崖勒马，其下场不会比林肯、麦金莱、肯尼迪等更好[48]。

现在经常有人批评美国，其实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一样也是一个勤劳勇敢有智慧的民族，他们已认识到目下的美国已不是美利坚民族的而是华尔街国际资本的牟利工具。白宫已不能代表而最多只能兼顾美利坚民族的利益：它在主权形式上是独立的，但其核心部门比如金融、财政、外交等却被代表国际资本的华尔街势力所操纵。从外部说，美利坚民族已经变为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被（华尔街国际资本）压迫民族；从内部说，与美国初期不同，这时美利坚民族已与华尔街国际资本的利益尖锐对立且不可调和了，目前美国人民的抗议声浪日益向华尔街国际资本集中。

有人会问，难道美国华尔街会牺牲美国？这并不奇怪。如前所述，共济会的目的就是要在资本权杖下实现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统一。他们也曾参与并支持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冲突，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民族国家而是为了最终让民族国家屈服于国际资本并由此消灭之——目前欧洲希腊、塞浦路斯等欧洲小国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只不过是这场历史大剧的序曲。2013年4月22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如果欧元区真有诚意克服旷日持久的欧债危机并重新赢得市场投资者的信任和信心，各成员国就必须为在欧盟宪法框架内向欧盟机构让渡部分相关领域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主权做好准备。”默克尔强调，欧盟各国不应只是在面对危机时才寻求团结，压力缓解时便各行其是。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最高机构需要在某些领域被赋予强有力的最终话语权，否则欧洲一体化建设将缺乏根基。[49]2002年8月11日，《美国年鉴》发表记者威廉·香农写的题为《毁灭美国计划大揭秘》文章直称：“彼尔德伯格正在追求一个后自然主义时代，那时将没有国家存在，而只有不同的地区，全世界共同拥有一种价值观。也就是说，我们将拥有全球经济、单一世界政府（这一政府是选择而不选举出来的）和共同的信仰。为了确保实现这几个目标，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致力于更先进的技术方法，很少考虑大众的想法。”[50]国家主权对目前的国际资本而言，只是它通向统治全球目标道路上必须利用同时又必须不断离弃的台阶。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华尔街不会在意美国，在将美利坚民族榨干之前，它会准备好新的国家附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融财团借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杰出贡献携带巨资大批重返欧洲——也可能还有一部分来中国“探路”。

2001年的“911事件”打击的对象是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而不是白宫，2011年美国人发动的是“占领华尔街”而不是“占领白宫”的运动。以往的人民运动都直接以政府为对象，今天第三世界和美国人民却直接以华尔街国际资本为对象。与早期的工人砸机器行为不一样，而与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些相似，这两大事件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较早觉悟的人群。这说明，第三世界人民和美利坚民族正在觉醒：不管这种觉醒是自为的还是自发的，他们都意识到了世界问题的要害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不是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民而是国际资本垄断集团。值得注意的是，自“占领”运动后，美国出现了更具破坏性且愈演愈烈的“枪击案件”[51]和正在一些州涌动着的从联邦中分离出去的情绪[52]：前者如果枪口一转就意味着社会革命，革命的对象不会是白宫而一定是华尔街；后者则意味着美国的分裂，美国人民需要的不是依附于华尔街的而是代表其民族利益的独立自主的国家。造成美国危机的原因是国际资本垄断集团对美利坚民族的超负荷压迫，若无非常手段化解，美国的前景是非常不妙的。

四、“战略东移”还是“重返中东”：美国政治结构中的外交选择

2010年1月12日，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夏威夷发表题为《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原则与重点》的演讲，向世界正式宣布了美国外交“重返亚洲”的转向[53]，2010年3月26日发生的“天安舰”事件为美国“战略东移”的启动提供契机。

但是，希拉里的“战略东移”政策并不表明美国外交转向符合美利坚民族利益的战略收缩，恰恰相反，它是一项单纯为华尔街国际资本牟利的外交选择。这时的美国已不同于尼克松时期，它已更深地陷在“半殖民地”泥泞中不能自拔，因而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只要戴上“华尔街”视镜，那些不符合美利坚民族利益却还要大力推行的外交政策——比如希拉里作出的“战略东移”选择——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19世纪中叶，英国打败中国和印度致使中印巨额财富流向并拯救陷入危机的欧洲并由此造成所谓欧洲的“维多利亚时代”，20世纪末，苏联解体美国和欧洲再次释放浮财造成了西方世界的狂欢盛宴。21世纪初西方世界再次陷入危机，美国的目标再次瞄向已很有“小康”气象的中国。

2008年起，美国出现次贷危机的本质是其在中东由军事失败而导致的政治失控及随之出现的伊朗、俄罗斯做出的减少美元结算石油的结果。美国经济问题不是生产而是金融即美元问题。货币总要有物质支撑，对美元来说，因为美国自己已失去实体生产及相应的民族工业能力，如果失去中东从而失去石油支撑，它就得另寻一笔类似苏联解体而释放出的巨量浮财以垫底。以美国白宫官僚买办们以往的经验，这笔浮财只可能来自中国——19世纪中叶清王朝和印度帝国被欧洲列强击垮后释放出的浮财曾挽救了欧洲的政治危机并在欧洲造成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era，1837～1901年）。由此便有了希拉里“战略东移”的政策。但希拉里也面临着巨大风险，由于中东失控，历史留给美元的时间非常有限，华尔街留给她兑现承诺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如果在短期内不能——当然最好以“茉莉花”手段——搞垮中国，那“战略东移”就只能是希拉里的一场短暂的春梦。

“天安舰”事件前后，希拉里青睐的“茉莉花革命”在北非势如破竹，可在东亚却碰上中国这块“硬骨头”。美国在东海举行了一连串军演，希拉里也焦急且一厢情愿地翘盼中国“一枝‘茉莉’出墙来”。几年下来，结果却让她气急败坏：除过了一阵嘴瘾——其话语很有些失态[54]——外，希拉里一无所获。中国挺了过来了，可美元却撑不住了，随之而来的是希拉里下台。希拉里下台意味着她极力推行的“战略东移”没有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规定的任务。不达标，自然就要走人，这样的结局在美国历届政府中还不是最坏的。

了解了上述美国政治结构，也就清楚了美国“战略东移”的本质从而可以预判美国今后外交走向。目前美国还没有完全放弃“战略东移”外交[55]，因为华尔街财阀们还指望中国发生他们希望的政治变化。但中共十八大后，他们也感到中国的发展离他们希望的前景日显南辕北辙；其间中国显示出的政治稳定性更让他们沮丧。前国家安全顾问琼斯在美国某智库发表讲话称“转向亚太”是奥巴马最后悔的用词，甚至传出今年奥巴马将叫停“转向亚太”战略[56]；也有人认为奥巴马第二任外交将实行“战略再平衡”政策。什么叫“再平衡”，说白了就是不让支撑美元的支柱失衡。如果近期来自中国的（苏联式）“浮财”无望，美国只能经过若干次摇摆后重返中东。最近美国跟塔利班的接触以及美国国会军事干预叙利亚的呼声日高的现象。透露出美国外交再次向中东偏斜的征兆。美国所谓“反恐”的目的只能是石油，至于谁执政并不重要。事实上，白宫目前咄咄逼人的表态解决不了美元疲软问题。在中国和中东之间，如果中国不出现苏联式的内乱，美国若不重返中东，那华尔街又能让它去哪儿呢？与小布什时期中东政策不同的只能是，今后美国的中东的政策将会回归尼克松和老布什时期的多边均势并通过均势控制中东各国的策略：谁当政就跟谁接触，条件就是石油交易必须用美元结算。

《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57]。那么，美国的求福天命何在呢？在节制。与身体保养同理，国力来自节制而非透支。目前摆在美国“战略再平衡”前面的有两种道路，一条是民族主义的道路，另一条是为华尔街国际资本利益服务的“官僚买办”的道路。按前一条路，美国战略应当继续东移，退回到关岛以东，再用发展民族工业的方式“强身健体”，这样美国国力就可以休生养息、得到恢复并会再次以新的姿态步入世界。目前看这对美国而言是最不可能的选择。剩下的就只能是为华尔街国际资本服务的“官僚买办”道路，这条路的指向十分明确，那是就重返中东。没有石油，美元大厦就会坍塌，这对目前的华尔街，甚至美国相当一部分买办阶级以至美国人的感情，都是不能接受的。

五、中国应对的战略与策略

由此是否说明中国的压力减轻或中国在应对美国“战略东移”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呢？决不能这样认为。这只能说明国际资本（而非美利坚民族）对中国的攻击有了难度而并不意味它放弃中国目标。它还在等待并积极促成中国国内出现苏联末期那种乱象。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013年4月20日报道，一个白宫顾问团在一份秘密报告中警告奥巴马总统，美国情报部门把太多精力投入到了军事行动和无人机攻击方面，报道建议美国应把情报注意力重新转移到中国这样的传统威胁上。[58] 

那么，中国能否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呢？那要看条件。比较苏联解体和中国这些年成功的经验分析，中国挫败国际反华势力图谋的最关键因素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对中国共产党的绝对忠诚，党的领导在中国集中表现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以此党的意志才能贯彻，“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得到确保。这是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从残酷的中国革命历程中总结出来的治国经验和思想遗产。坚持这条经验，我们就能在当前的国际斗争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就能在激烈的大国博弈中取得胜利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穿整个21世纪。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正确的政策制定取决于科学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仍然是分析当前国际力量对比的科学方法。了解美国的政治结构，就掌握了对美国进行阶级分析的基础。由此可知，中国和平发展的阻力并不是“占领华尔街”的美国人民，也不是美利坚民族，而是华尔街国际金融垄断财团。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面临的是共同的敌人，美利坚民族的利益需求与中华民族的利益需要在当下也有相当程度的吻合。这样看来，中国外交的对手并不是整个美国，而是占美国人数很少一部分的华尔街国际财团中的反华势力及其背叛美利坚民族和人民利益的美国少数官僚买办势力。什么是策略？策略就是将朋友搞得多多的，将敌人搞得少少的。对手少了，我们的朋友和同盟军就壮大了：我们的朋友不仅包括第三和第二世界，而且还包括第一世界国家中的被国际资本压迫的人民和民族。如果我们不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把华尔街国际资本与美利坚民族特别是与美国人民混为一谈，那我们就弄不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不清楚敌人在哪里，我们的战略力量就不能进行合理的配置，我们的对外政策就容易出现过“左”或过右的失误。如果我们能够将美国人民、继而将美利坚民族与代表当代世界最腐朽势力的一小撮华尔街金融财团区分开来，将中国人民的目标与美国人民的目标结合起来，就可以同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一道，推进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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