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二战的到来，企业家和政府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由于他们占据着许多政府高职，商业领导人能够迫使政府冻结工资物价而让自己的利润飙升。[1]战争一结束，数千座国有大型设施就被当做“战时剩余”廉价转让给了私人，这是公共资产对私有资本的一次慷慨甩卖。从上世纪50年代直到现今，历届继任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都以大笔的政府军费开支、补贴和税收优惠支持私有公司主导的商业系统。
我们现在拥有了一个在资本积累方面卓有成效的商业帝国。它为了实现资本加速积累，向多数人课税，为少数人开脱，并将名义上原属美国全民财产的自然资源大量私有化。
向着富人的福利
在上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延续了被保守主义者称作“渐进社会主义”(creeping socialism)的新政措施，并将价值大约500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000亿美元)的海湾石油储备、国有的合成橡胶厂、公有土地，原子能设施等公用设施低价转让给私人公司，这被后人称为“富人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for therich)。在此期间，联邦政府启动了价值连城的州际高速公路建设计划，这是对国内卡车汽车公司及基建公司一种隐性的补贴，这些公司可以在这数百亿美元的大市场中切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蛋糕。
政府借用公共财力为少数私人牟利的现象可谓司空见惯，直到现在仍是这样。每年政府都以税收优惠、价格支持(针对能源垄断行业)、贷款担保、出口补贴、年终红利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变相增加公司福利。此外还有保险市场融资优惠、开垦与灌溉补贴(针对农业托拉斯)和研发经费担保。总的算来，政府对大公司的倾斜支出总额已由1996年的4480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8150亿美元。[2]
政府转让给大公司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石油、煤炭等资源储备，只是这种倾斜政策的冰山一角。除此之外，它还免予征收许多大企业版权税、利息和罚金。[3]它允许公共资金存储在私营银行而免收利息，这实际上是对相关银行的一种变相补贴。政府本身也是借款者，它以低于市场现价的利率向大公司慷慨地放款，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它允许那些与政府有合同利益关系的企业负债经营，并默许它们有时漫天要价。大公司还可得到政府提供的长期信贷。政府对与之有武器采购合同的企业更是无比慷慨，允许它们延期偿款，并为它们之间的重组合并提供巨额补贴。
政府向大公司赠送了整个广播影视行业(以1989年美元计算价值370亿美元)的运营权，而不是采取惯常的出租或拍卖经营权。每年联邦政府总会因少向大农场主索要2000万英亩公共土地的地价而蒙受数亿美元的损失。这些“大农场主”包括亿万富翁、石油大亨和保险巨头。在过去50年里，至少有1000亿美元的公共补贴被用在了核能开发领域。
美国联邦森林管理局修建了近40万英里的穿林道路，这个数字比刚才提到的州际高速公路建设计划的里程要高出许多倍。这些路虽然对采矿和伐木企业提供了诸多便利，但却可能造成大规模的山体塌方和泥石流，并会污染水道，阻塞河流。2003年，小布什当局又将2000万英亩的公共土地廉价卖给了大型油气公司。这些公司的钻井勘探活动不可避免地会污染当地环境，但政府之前却没有做过任何与此相关的全面评估。[4]
美国国际发展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AID)在过去十年里花费了十多亿美元用于帮助美国公司开拓更加廉价的海外劳工市场。AID甚至炮制了一份黑名单，用来帮助本土企业清除分布在别国的劳工和工会支持者。农业方面，联邦政府每年约120亿美元的农场补助，大都流入了最富有的农企手中，占农业人口8090的底层农户平均每户仅得到1680美元的补贴。[5]每年英国女王及其他王室成员在美国的农业投资，都可以捞到200多万美元丰厚的补贴，其他从中获益的大农场资本家包括洛克菲勒、特纳( Ted Turner)等。[6]2002年，小布什政府提出了一项在未来十年里向农业提供1890亿美元出口补贴的计划。这项补贴针对大部分农产品：小麦、谷物、棉花、水稻、大豆、乳制品，花生和糖料。
此项补贴与农业产量紧密相连。你种的越多，得到的补贴就越丰厚。为了提升产量，农户大面积使用化肥、农药和杀虫剂。他们不再使土地撂荒，并将所有宜耕土地大都用于种植单一作物以获取规模产量。广袤的农田耗费大量的机械做工，此项支出甚巨，所以政府针对中小农户的农机补贴政策较为妥当。但是单一种植的后果是，生物多样性减少了。随着成本上升，大农场开始大规模地兼并小户农家，由此带来城郊和小城镇的人口减少。随着产量不断增加，农产品价格大大下降。农产品价格下降又导致补贴增加，最后花的还是纳税人的钱。[7]
在工业方面，政府对铁路、航运和航空产业，以及钢铁、纺织品和烟草出口商进行巨额直补。1940--1944年间，政府为了支持航空业就注入了33亿美元的资金。[8]政府还向大企业放出大量担保贷款和税收优惠，此举用以鼓励油气开采支援战时经济，政府向大企业收取的费用，相比油气领域的巨额利润简直是九牛一毛。
许多新技术都是在公共开支的刺激下取得的，包括原子能技术、微电子技术、太空高科技、能源开采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生化遗传技术——当这些技术投入使用时，公司稳赚大头，政府分文未取。1962年，在200亿美元纳税人税款的刺激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将全国卫星通信系统的开发技术揽至麾下，一时风光至极。在新政以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制使得企业成本被极大地社会化和分散化，然而利润和盈余却相对私人化，在这样的收入再分配格局下，工薪阶层的收人被公司管理层无情地挤压掉。在公司帝国体制下，普通公民为了一般社会福利要付出双倍价钱：作为纳税人需要向公司间接提供补贴，作为消费者需要购买高价商品和劳务——如果他们购买得起的话。
联邦紧急救援和财政倾斜政策/政府及地方拨款
经常有许多人这样认为：大公司理当接受一些政府补贴，因为它们为社会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的是，大公司往往是资本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它们的净创造就业量与它们的规模相比实不相称。一家微电子公司的创始人曾这样说过：大多数美国人都在小公司内任职，大部分就业岗位都是小公司创造的。[9]然而小公司得到的政府补贴却少得可怜。
数十亿美元纳税人的血汗钱就这样流人了像克莱斯勒和洛克希德之类的大企业，小公司全凭自己的财力打拼天下。当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全美最大的银行之一)濒临倒闭时，它得到了75亿美元的联邦援助。另有80亿美元流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抵消因美国银行在拉美的错误投资而造成的不良贷款。与此同时政府还发起了“拯救墨西哥比索运动”，这既是对华尔街银行大亨们的投资亏损进行冲抵，也是为了挽救比索币值，毕竟北美自由贸易区已经建立，美墨经济的联动性加强，墨西哥的风吹草动都能影响美国经济的正常运行。[10]
1982年，一项解除过多金融业管制的政策在里根总统的推动下得到实施。受此恩惠，国内储蓄与贷款协会可以进行他们认为更有风险的投资，因为这些机会对他们来说利润丰厚，即使失败，责任和债务也可推到政府身上。在80年代的许多时候，储蓄机构和银行大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投资都很不成功。当这些问题暴露后，政府动用了约10000亿美元来间接补偿储蓄者，而在这些人中，90%的人都拥有10万美元以上的存款。政府的钱从哪里来呢?自然还得从纳税人钱包里掏。所以，总的算来，每年纳税人都要为大银行的错误投资多支付320亿美元。[11]
与此类似，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还让大公司分享它们的公共事业开支的蛋糕。1980-2004年问，穷困潦倒、入不敷出的地方政府为了让沃尔玛(美国第一大连锁经营超市企业)在本地开店，每年都要向其支付至少6250万美元的费用。当它的工资较低的职员申请食品券和廉价房租时，政府满口应承，并以这种方式间接给予沃尔玛相当数额的补贴，帮助它削减福利开支，降低劳工成本。而这则是建立在多耗费纳税人数百万美元收入的基础之上。[12]
当今世界，国家间争相以巨额税收优惠和地价优惠来吸引外资或是保持外资在当地的存在。在我国，城市之间为了吸引企业投资竞相采取优惠政策，真正从中得利的就是公司。联邦与地方各级政府为了吸引企业资金，采取了诸如提供低息贷款、税收优惠、地区经营特权(实际上是种政策性垄断)、廉价土地等措施，并自动降低环保要求。这种得不偿失的特殊政策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增加当地就业。然而，增加就业有时是很难量化的。俄勒冈州政府允许一家建筑企业砍掉周围许多史前巨树来修建停车场和公寓，但此项措施创造的就业岗位极其有限。在路易斯安那，政府以平均每人1400万美元的财政补贴来鼓励埃克森公司创造就业岗位。密歇根为建一个磨坊支付给一家企业8100万美元，但却只创造了34个就业机会——相当于创造每个就业机会平均花费230万美元。[13]
总之，在自由市场经济下，从事公共事业的私企无一不得到政府的补贴和支持，这些补贴的额度远远超出其真实的公共花销，到头来肥了企业家，苦了纳税人。
税收——帮助富人实现贪婪的梦想
我们的国家用税收和转移支付、公共支出的方式来调节收入再分配。然而我们实行的却是超额累退税：你的收入越高，你得到的税收减免和优惠也就越多，尤其是购买公共市政债券所得的收入。2001--2005年间，大部分税收减免都给予了富人和少数大企业，包括资本收益税和股息红利税的税率的降低，诸如此类的政策已经耗去联邦财政部约8600亿美元的收入。[14](资本收益是指从股票买卖中的增值部分中获取利润。股息红利是指上市公司向股东提供的年度奖金。)联邦政府从公司投资收益中获取的税收只占税收总额的9.6%，可是联邦对工薪阶层工资的课税却占总额的23.490。年收入6万美元的缴税比率永远比年收入2500万美元的要高。[15]
在过去20年里，全美资产增值性收入(包括股息、红利和房屋租赁)的增长率，比工薪收入高出三倍。富人愈加富裕，同时他们的税负则在不断减轻。内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又译国税局)发表报告称，全国最高收入阶层的缴税额还占不到总收入的5%。大约2500名富翁(资产超过百万美元)一块钱也没有进入国库，而且这个数字还在翻倍。一些商业领导人通过做假账等方式逃避税收，对此IRS看得很清楚，但却查不清楚。每年都有几十个亿万富翁放弃美国国籍，获得巴哈马等国名义居民身份用以逃避课税。据估计，美国的超级富翁每年在国外通过避税措施偷逃的税款达5000亿美元之巨。[16]
与上述趋势相似，公司赚的钱多了，交的税却少了。联邦财政收入中公司税所占比例已从50年代的49%下降到如今的7.4%。为数众多的美国公司，包括大型航运企业，都在百慕大等国登记人账，由此来获取外国公司的待遇(享受许多领域的税收豁免)。此项举措无异于在外国开启一个私人账户来“收发邮件”(因为邮件是免费的)。根据政府审计署和国会审计委员会的一项报告，大公司滥用异地税收豁免，已使美国财政部每年损失850亿美元。[17]2003年，一项意在宣布富人及公司异国私开账户逃避税收的行为为非法的议案，还未交到国会讨论便被共和党政府半道扼杀。[18]
雪佛龙公司(美国第二大石化巨头)在最近30年里通过申请外资出口信贷的方法逃税达数十亿美元。[19]埃克森—美孚公司与沙特政府签订的所有权协议，也被认为是享受政府的税收优惠。然而，其他公司却无法在联邦政府那里得到那么多的好处。媒体资讯大亨默多克( Rupert Murdock)在版权税方面享受政府隐性补贴，这些税收方面的小打小闹丝毫不影响他个人庞大的资产收益。他把他大部分的利润都放在了荷兰的安第列斯群岛，因为在此地不会征收任何收入所得税。除此以外，他还投资18亿美元买下美国新闻网，由此造成表面的账面购销来减少自己的应纳税收入。[20]实际上，是我们纳税人在替默多克的福克斯媒体帝国支付税款。
许多大企业都可以在生产领域、支付薪酬方面减少账面支出，削减一般管理费用和市场交易费用、广告费、商务会议费、律师咨询费及交通成本。他们还能在商务饮食招待花销、投资失误、经营失策的损失和利息支付方面进行账面购销。他们积极地在低税收国家拓展业务，在高税收国家进行账务虚报。他们纵容逃税者把手脚做得尽可能复杂，这使得国家审计署的审计师们头疼无比。他们还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兼并交易和交易成本划人减税序列。最后他们还会向华盛顿的院外活动集团提供资金支持，向国会施压以获取更多好处。
由此造成的结果便是，虽然股票疯涨，股东利润飙升，经济持续繁荣，但却有超过六成的美国企业没有缴纳任何公司所得税。像通用汽车这样知名的大企业(已连续多年成为美国企业龙头老大)今年的利润多达46亿美元，但向财政部和国库缴纳的税额还不到其营业收入的1%。[21]一些公司拿到的减税实惠过多，以至于人们普遍将所得税看成是累退税。在四年时间里，安然(Enron)公司通过多开海外账户的方式一分税款也没交，但却获得了政府3.81亿美元的折扣。政府如此这般的“累退税收”和折扣，在2004年给各大企业带来了126亿美元的额外收入。[22]
实际上有人声称，向富人征收重税无益于联邦政府增收，因为富人毕竟是相对少数。事实上，如果富商贵胄们像20年前那样缴纳渐进累进税的话，或是没有任何逃税者的栖身之地，数千亿美元便会哗哗地流进国库，天文数字的联邦债务就会大大减少。而正是大公司们强调的商业利益，使得联邦政府在对其征税时心慈手软，他们肆无忌惮的逃税行为已造成政府每年上千亿美元的税收流失。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
美国共有两种大的征税系统。在第一个系统内，工薪阶层的税款直接从他们的工资账单中扣除，他们没有机会逃税。他们的薪金数据被IRS和他们的雇主们完全掌握，他们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发言权。而在另一个系统内，私营企业、老板、地租食利者、信贷基金所有者和投资者则可选择自行申报，自己监督自己，往往他们的账簿编造得极富想象力。这项对资产收益税的逃避行为，每年估计使财政部少收入290亿美元。[23]
受国会中保守议员压力的影响，IRS进一步加强了对工薪阶层缴税情况的督察(其增收空间并不大)，但却减少了对富人和企业巨头的经济审核。在过去几年里，国会给IRS追加了至少10亿美元用来加强对工薪阶层的审计。2005年，作为对公共批评的回应，IRS开始减少针对富人的不合理税收庇护，仅一项措施就多收入32亿美元。然而，自2001- 2006年，IRS冻结了160万年收入13000美元的低收入者的账户，他们中大多数人平常没有任何造假虚报的记录，他们惨遭劫难的唯一原因是缴税太少。[24]
并不仁慈的税收减免，不公平的税率
人们所缴纳的税按性质可以分为三类。累进收入所得税对富人来说税率相对较高，它所秉信的原则是税收应大部分落在社会财富积累最多、支付能力最强的社会群体身上。在1980年，平均来说，富人应税税率为70%，穷人只有18%。但实际情况并不像上述数字体现的那样。由于所得税是按梯次征收，所以富人只是缴纳他最上面一部分的收入。除此之外，他们还享有不少花样繁多的税收减免。现今，他们的应税税率降了一半还多。
比例收入所得税，也叫平税，它对一切人收同样比率的税而不管他们的支付能力如何。它的支持者声称，这种税对于赋税征收来说十分简便易行，而且条理清晰。摈弃富人交70%而穷人交18%的计税繁琐的累进税，我们只交20%的所得税。在这种税制下，我们对于纳税流程会少一些疑问。不过比例税实际上便宜了富人，而增加了对普通大众的征税额度，影响了其收入再分配及注重公平的功能和宗旨。
那些主张征收累进税的人认为比例税近乎冷酷。例如，如果富人和穷人同样纳税，年入15000美元的人需交3000美元，剩下的12000美元也就是勉强能维持生计，然而年人1000万美元的人交出200万美元后还有800万美元甚至还多(因为政府经常会对纳税大户进行隐性补贴和税收减免)。从低收入者手中每多取走一美元就意味着他们离贫困线更近一步，而对于一个超级富翁来讲，拿走一千美元无关大碍。更重要的是，比例税主要针对的是工资与退休金，而不是难以确切估算的红利、股息、资本盈利、公司利润和巨额遗产继承。
累退税似乎比比例税更不公平，富人与穷人连税率比例都不相同，只是缴纳相同的税额。一个负债的学生与一个腰缠万贯的企业主管为一加仑汽油付同样的税收，但这在学生身上造成的负担无疑要比在那位CEO身上大得多。无论是联邦征税还是地方政府征税，营业税与消费税都是高累退税。(营业税针对公司总营业额进行定量征税，消费税则是对每种特殊商品，像燃油和香烟，进行征税。)倘若收入税全部改为累退税，那么在全国绝大多数州中，占总人口20%的穷人所缴纳的税款要大大高于占总人口1%的富人所缴纳的份额。在华盛顿州，穷人要交17.4%的收入所得税，与之相比，富人只需交3.4%。自1990年以来，政府着力增加营业税和消费税征收，逐步削减所得税收入，这使全国税收更接近于累退性质。[25]
一些保守派人士力促政府以一种全国性的营业税来取代所得税。这将会使大部分税收趋近于累退性质。如果这样，我们需要将大约3006的营业收入和个人收入上缴国库，此举将会把数百万人打入贫困阶层，而且可能使整个宏观经济触礁。更有甚者，一些共和党右翼立法者催促政府征收增值税，这是一种更加隐蔽和复杂的营业税征收办法。它会对商品生产和消费的每一阶段征收价值增加税，然后在整个流程的末端让消费者承担这一切经济负担。
此外还有地产税和遗产税，这两种税都是累进的。(地产税指死者的房产在租赁和买卖前需交的一种特别税收;遗产税是继承人在继承上辈房产时应纳的税。)可是在2006年，法院豁免了个人资产200万美元以上的地产税和夫妻两人资产3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税。这两种税的反对者，比如我们的小布什总统，强调说普通农户将会由于这项“死亡之税”丧失自己的农场。可是它们是把双刃剑，虽然对低收入房产者暂时不利，但却可以加大对富人的征税力度，加强税收的调节功能，缩小贫富差距。[26]如果地产税被永久废除，这将意味着数十亿美元的富人应征税款转而由工薪阶层承担。
2004年，共和党主导的国会通过了为期十年的对公司减税1360亿美元的法案。2006年，在白宫和富商巨贾家庭们(像沃顿家族——沃尔玛的所有者)的极力推动下，国会又通过了一项总额69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法案——减税对象绝大部分针对全国最富的纳税人。同年，小布什当局将157名审计富人收支账户特别是征收遗产和地产税的IRS工作人员解职。这些审计者控告说，这种行为只是政府捍卫那些在总统选举中力挺小布什的企业大亨的一种举措，在这里，金钱、政治与权力挂上了钩。而在政府的纵容下，那些超富群体愈加肆无忌惮，据国会一项相关报告称，他们的偷漏税行为已造成国家至少700亿美元的税收损失。[27]
国会通过的这些税改政策被政府称作是向处于三明治中间状态的中产阶级注入的一针强心剂，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它们最终还是肥了那些高收入人群。比如就拿小布什2006年推动的减税措施来说，计划累计削减的财政税收在未来八年将达到24000亿美元，而这当中一半的减免份额都落到了最富的1%者手中。GOP的领导人辩解说，减免大公司、大企业和投资者的税收可以极大地刺激经济增长，由此创造出数百万就业岗位，增加政府税收。事实上，支持这一说法的论据和数字都很模糊。减税措施的受益者还是富裕人群，就业人数和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并未有多少增长，从历史上看，不仅在供给学派主导的里根当政时的经济政策下是这样，在20年后的小布什当政期间仍是如此。[28]
赤字财政与联邦国债
当联邦政府的花费大于收入时，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财政赤字状况。为了减少年度赤字，政府往往会从国内富人、金融机构及外国投资者手中大量举债，这些债务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联邦总债务。
声称自己是最负责的财政领导人的共和党保守派，往往是最能制造赤字的主。1981-1988年间，里根主政下的美国国债由9080亿美元飙升到27000亿美元。在随后四年里，老布什政府又将债务扩大到45000亿美元。克林顿执政期间(1993-2000)减缓了债务增长速度，甚至还在最后三个财年里实现了财政盈余，其中在2000-2001财年，政府预算盈余达到了创纪录的2360亿美元。在当时的情形下，联邦总债务有近十年没有大幅增长。但这一趋势却被小布什政府彻底扭转，它加大反恐投人和国防支出并开展了大幅减税运动，使得财政赤字又破了里根当局的纪录。2006年，联邦总债务升至86000亿美元，与小布什刚上任时相比增加了近一半。在当下政府的赤字运转状态下，预计到小布什卸任的2009年初，联邦总债务将会升至10万亿美元。[29]
1993年，联邦政府每年偿还国债本息共计2100亿美元，到2006年，此项支出已爬升至4300亿美元。此项支出的实质是普通大众向富有的债权人还债。下列几项因素可以解释国债产生及偿还的来龙去脉：
首先，数百亿美元的税收减免主要惠及那些富有的个人和公司。这项减税代表着最大的借款人(政府)失去的收入。政府本身就在向给予自己贷款的大亨们减免税收，这是一项政治交易。
其次，这里有一个和平时期军费支出的赤字效应，以及战争期间的追加拨款效应。2006年，小布什政府每月用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事费用就达100亿美元，更不必说它那庞大的常规军事预算在2006财年也攀升到了4200亿美元。
再次，逐年增加的财政赤字加快了总债务积累速度。当总债务增加时，相应的应付利息也在增加。与之相符的是，每年的偿债支出都会相应增加，因为除了偿付利息还有规模庞大的本金。1990年，80%的联邦借债所得款项又被拿去还债。据联邦预算局统计，联邦的净债务支出在单项支出列表中的数额，仅次于国防支出。
最后，债务越多，右翼的保守派在削减公共项目时便越有借口，这些公共项目包括公共设施服务、社区改造、环境保护等。
为了借钱，政府开始增发财政部债券。这些债券比较有信誉，风险也较低。可是谁能得到这上千亿美元债券的利息呢?当然是具有足够支付能力的富有的个人、公司和银行了。那么谁来支付这些利息和本金呢?政府自己又无法赚钱，只有从普通纳税人那里多征税，所以算来算去还是绝大多数普通公民的负担。支付联邦债务的行为，也构成了社会收入再分配的一部分。正如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指出的那样：“那些所谓的国家财富，只有国债那部分能与普通人的腰包直接挂钩，税收只是上层人控制国家财富的一种手段罢了。”[30]
债务最后服务的还是上层经营者们的利益。与其让过剩资本扩大再生产造成产品滞销和积压，不如投资财政部债券，既安全收益又高，可谓是一举两得。
一些不为人知的赤字
除了联邦预算表中列出的之外，赤字还有隐性的一部分。政府会运用一些巧妙的花招在正常预算外借得额外现款。一些由政府出资建立的名义上的私人公司以自己的名字借进资金，再转给政府。比如，对农业项目提供贷款的是农场信贷管理公司——一个预算之外的名义上的私人银行，而不是大家所认为的农业部(因为农业部名下的贷款须计入预算草案)。国会也立法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预算外金融投资公司，用以借进资金来支付政府债券利息和股东红利，而不是通过财政部之手。诸此种种都不计入联邦总收入，而且此举还甚为纳税人拥护。
另外一种隐性赤字可以从贸易角度加以阐释。既然我们消费的超过了我们所生产的，那么我国的进口和国外借款，肯定会比出口和国外投资多。因此，美国的债务相对外国债权人来说肯定就是在增加。但是，这些利息支出最后还得由我们自己这些纳税人来付。
社会保险也是遮掩赤字的一大领域。社会保险税(一种累退税)在里根总统任期内飙升，现今已有超过1500亿美元的盈余。1991年，38%的纳税人(尤其是低收人群体)缴纳的社会保险金，比上缴的收入所得税还多。许多美国人都乐意以这种提前支出的方式来为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做打算。从账面上看，在2006年，我们缴纳的社会保险金累计已超过18000亿美元。但这些资金大部分被挪用于偿还联邦借债和债务利息，以及支付政府部门人员的薪金、公司补贴等，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险领域的收支平衡。
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忽视了减少天文数字联邦债务的最恰当的补救办法：(1)大幅削减公司及个人所得税，给予其税收优惠和庇护，(2)削减对那些在扩大就业方面收效甚微、更多的只是肥了自己的大公司的补贴力度，(3)重新引入累进收入税计划，预计会带来上千亿美元的新收人，(4)减少日益膨胀的军费开支，将资源多用于生产领域及社会服务行业。
总之，针对每个企业来说，政府以公共支出和大众成本为代价为之提供属于私人盈利的商业机遇。政府在像补贴、税收减免、赤字消费和愈加不平等的税收制度中，加速了私人资本的积累。从农场主到银行家，从汽车生产商到导弹制造厂商，他们从政府支出中获取的福利，从来都与我们获得的福利不是一个数量级。也难怪我们时常会惊异地看到，许多资本家拼命鼓吹那些表面看会损害其利益的政府政策，殊不知他们之间潜藏着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他们一起迷惑住了我们大众的视线，这一情形并非现在才有，而是有史以来一直如此。
注释：
[1] Richard Boyer and Herbert Morais, Labors Untold Story (United Electrical, Radio and MachineWorkers, 1972), 331-332, 339,
[2] Most examples of“welfare”for the corporate rich herein are from: Mark Zepezauer, Take the Rich off Welfare, new edition (South End Press, 2004); Adam Werbach,“The Wholesale Giveaway of Our Natural Resources，”In These Times, 22 December 2003; Arianna Huffington, Pigs at the Trough: How Corporate Greed and Political Corruption Are Undermining America (Three Rivers Press, 2004); and David Boilier, Silent Theft: The Private Plunder of Our Common Wealth (Routledge, 2003).
[3] Edmund Andrews and Simon Romero,“Royalties Owed to U.S. Treasury,”New York Times, 10 February 2006.
[4] San Francisco Chronicle,5 August 2003.
[5] Christopher n Cook, Diet for a Dead Planet (New Press, 2004), 225.
[6] Devinder Sharma,“Farm Subsidies: The Report Card,”ZNet Commentary, 27 November 2005; Cook,Diet for n Dead Planet, 226.
[7] Carolyn Lochhead,“Farm Bill Kills Farming,”San Francisco Chronicle, 20 May 2002.
[8] Frank Kofsky, Harry s Truman and the War Scare of 1948 (St. Martin's Press, 1994).
[9] Lloyd Chapman quoted in Associated Press report, 11 July 2003.
[10] “$62 Billion Bank Bailout in Mexico Incites Outrage as Critics Saylt Helps the Rich,”NewYork Times,31 July 1998.
[11] Stephen Pizzo et a1.，Inside Job: The Looting of Amertcas Savings and Loans (HarperCollins, 1991).
[12] George Raine,“Wal-Marts Cost Stat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3 August 2004.
[13] Greg LeRoy, The Great Amerrcan Jobs Scam (Berrett-Koehler, 2005).
[14]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7 November 2005.
[15] David Cay Johnston, Perfectly Legal: The Cavert Campaign to Rig Our Tax System to Benefit the SuperRich-and Cheat Everyone Else (Portfolio, 2003), 13ff.; Just Taxes (newsletter of Citizens for Tax Justice,and Institute on Tax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July 2004; and New York Times, 13 March 2005.
[16] Johnston, Perfectly Legal, 196-208 and 221-275; Ken Silverstein,“Trillion-Dollar Hideaway,”MotherJones, December 2000; New York Times, 20 June 2002.
[17] CTJ Update, Citizens for Tax Justice, March 2002; Challenges Remain in Combating Abusive TaxShelters, GA0-04-104T, 21 0ctober 2003; and Tax Shelters: Services Provided by External Auditors,GA0-05-171, I February 2005.
[18]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25 April 2003.
[19]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3 September 2002.
[20] New York Times, 9 July1996.
[21] Wall Street Journal, 4 August 1999 and 6 April 2004; New York Times, 8 May 2005.
[22] Just Taxes, September 2004; and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21 February 2002.
[23] David Cay Johnston, " How Rich Get Richer: All the Rest Pay Mor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0 April 2005; and Johnston, Perfectly Legal, 162-168, 296-299.
[24] Washington Post, 12 April 2004; New York Times, 11 January 2006.
[25] Who Pays?A Distributional Analysis of the Tax Systems in All 50 States, 2nd ed., Institute on Taxation and Econonuc Policy, January 2003; CTI Update, March 2003.
[26]J ohnston,Perfectly Legal, 73-93.
[27] Washington Post, 12 0ctober 2004; New York Times, 12 May, 23 July, and l August 2006.
[28] David Sylvester, " Revisiting ' Reaganomics, ' " San Jose Mercury News, 20 July 2003.
[29] New York Times, 13 January2006.
[30]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Penguin Books, 1976), 919.
本文节选自迈克尔·帕伦蒂的《少数人的民主》一书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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