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企业帝国的崛起
与我们平常被灌输的常识不同，美国的历史实质上总是充斥着频繁的甚至经常是暴力的阶级斗争，而且政府在这场斗争中往往扮演的是一个偏护者的角色，十有八九都是偏袒大公司一方。
蔑视劳工权利，为商业和富人立言
从国父们的开国年代一直延续到整个19世纪，富裕阶层对公共生活的控制都是美国的显著特征。早在1816年杰弗逊就抱怨说：“我国大公司阶层的贵族性，对平民色彩浓厚的法制构成了严重挑战。”在19世纪30年代的“杰克逊民主时代”，也就是所谓的“平民主义时期”，金融贵族们也在国家生活中呼风唤雨。杰克逊总统的关键任命人物均来自富裕的上层，而且他的有关贸易、金融和土地征用等方面的政策主要反映的也是有钱贵族们的利益。[1]
在1827年的“机器和工人阶级”之前的一次讲话中，一位工人曾这样哀叹道：“我们发现自己处处受到压迫和歧视——我们每天起早贪黑，却在为别人创造生活的幸福，我们所得甚少，仅够勉强养家糊口。”1845年，在纽约、巴尔的摩、新奥尔良、圣路易斯及其他一些大城市，占总人口l90的社会名流富甲天下，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人则生活困窘，勉强度日。贫穷与拥挤导致霍乱、伤寒等致命传染病的流行，富商巨贾们闻风而逃，无路可走的贫民只能留在魔窟里静静地等候死亡。陷于绝境的人们开始酗酒和抽大麻，把它们作为打发生命的“良方”。天真无邪的童工们(最小年龄为9岁)要工作14个小时才能换一次班，以致他们经常在冰冷的机器旁睡眼朦胧，此外他们还要忍受营养不良和疾病的煎熬。[2]
在美国工业化过程中显现的诸多矛盾中，土著印第安人的反抗最为引人注目。他们祖先的土地被大面积圈占，他们自己也在遭受灭绝性的种族屠杀。他们表现勇敢，坚忍决绝，但反抗终归是无力的。这一西进过程从17世纪初欧洲移民的到来就已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18世纪和大半个19世纪。[3]
与之相对，大地产商和公司老板则从工人奴隶般的劳动中获利颇丰。奴隶们被用来铺设铁轨和石油管线，收获烟草和棉花，采掘煤炭、盐类和大理石。保险公司为奴隶主们提供奴隶的“人身保险”。黑奴们被释放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获得自由。自1862年《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发表后，60多年来，甚至直到20世纪初，仅在亚拉巴马，就有超过10万穷苦非裔美国人被强迫做工。建筑工地、铁路旁、煤矿下、大农场，处处都有他们的影子。他们会仅仅因为赌博和言语冒犯等轻微错误而被逮捕，他们还必须在通货膨胀的日子里依靠微薄的工资艰难度日。在数不清的鞭打和责骂下，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工作条件下，在食品住房等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多达3万人含恨而亡。这些雇工罪行的始作俑者，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钢铁公司。[4]
在19世纪的美国，因企业的过度压迫而导致的农民反抗和工人罢工，绝不比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少。当局坚定地站在既得利益者一旁，动用警察、民兵和联邦军队来平息骚乱。最高法院则将工会定义为侵犯私有财产和宪法的组织。[5]在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很大一部分时间里，警察及联邦军队袭击罢工者的例子屡见不鲜，他们甚至还杀害了一些工会领导者，并将其中许多积极分子关入监狱。1886年5月，芝加哥广场的警察杀害了至少20名抗议者，同时打伤了约200人。四名工会领导人，尽管他们没有一人当时在场，却被抓捕、审判直至被绞死，原因是在此之前他们曾向政府做过一些呼吁和请求——这被认为是助长了之后的罢工运动。
同年，35名参与罢工的美国糖业工人在路易斯安那被屠杀，凶手是当地富裕阶层雇用的民兵打手。领导罢工的两名工会领袖被拖进监狱处以私刑。1892年，在宾夕法尼亚，当地钢铁公司雇用的持枪私人侦探打死了9名钢铁工人，这次罢工最后被国民警卫队残酷镇压。1894年，美国军队杀害了34名正在罢工抗议普尔曼公司的铁路工人。在之后几年，数十名罢工的煤矿工人被残忍谋杀。[6]
在1914年臭名昭著的拉德鲁屠杀中，科罗拉多州国民警卫队向煤矿工人聚居区猛烈开火，打死了40人，包括两名妇女和11名儿童，这些人当时正在跟洛克菲勒家族闹罢工。1919年，面对一场由西雅图发端并向全国蔓延的总罢工，美国司法部在全国70个城市逮捕了10万多名工人。同年在阿肯色州，100多名罢工的采棉农民被军方残忍枪杀，而这些行动的背后都有富人的策划和指使。1915年，在华盛顿，州长常驻埃福雷特的代表下令杀死了11名抗议当局限制言论自由做法的国际工人联合会成员，另有27人受伤。1932年，福特公司的私人警察对集会的失业工人开枪，导致4人死亡，24人受伤。1937年，芝加哥警察局在罢工钢铁工人的和平集会上开枪，10人当场死亡，另有40人受伤。此外，在俄亥俄州，6名罢工工人在哨卡口被打死。[7]
这张无法列完的血腥清单表明，表面的法制与秩序实际上危机四伏，当局依靠镇压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来维持体面的秩序。工业巨头往往把警察和联邦军队作为靠山而无所畏惧。苦于没有可以永久驻守工业区并维持治安的军队规模，以及大亨们的压力，政府后来采取措施逐步建立了有效的执行反暴任务的国民警卫队。[8]
还是同样的联邦政府，在应对非法的奴隶贸易时却行动乏力。针对废奴者的暴力事件屡禁不止，而且那些种族极端分子往往会联合一些政府官员抓住逃亡的奴隶，并将他们遣送回主人那里。无法消除水源和食品污染、无法为居民带来安全保障的联邦政府，却可以动用武力镇压罢工，枪杀工人，灭绝土著印第安人。同样是这个政府，没有对依靠社会救济的穷人施舍过一分钱，却轻易地将2100万英亩的土地和5100万美元的债券近乎无偿地转让给极少数几个铁路大亨。旨在规范和限制垄断和贸易欺诈的法律在实践中近乎被搁置，而限制工人权利的法案却得到顺利的贯彻。
尽管表面强调合理竞争对各方都有利，大多数商人都对这一真正的自由市场理念嗤之以鼻。他们更多的是诉诸非正常的残酷无情的商业手段排挤竞争者。到了19世纪90年代，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依靠种种卑劣手段控制了全美80%的石油份额。与此同时，这些大公司还得到政府像关税补贴、土地担保、政府契约等一系列措施的保护，之后行事更加肆无忌惮。
宪法在公司企业等经济方面没有相关条款。在我们新国家诞生之初的几十年里，公司宪章总是为特定利益集团制订，而且有其实施期限，一般是20-30年。公司不得拥有与其生产经营无关的其他公司的股票。公司财产记录向全社会公开。立法者还规定了资源型企业的收费上限。但是随着富商阶级的迅速崛起，这些利民的限制措施很快便销声匿迹。[9]
通过巧妙地运用法律中的土地征用权，政府从农民手中把土地转移到运河公司和铁路公司手里。对于消费者来说，物美价廉的产品标准被“概不退换主义”取代。工人们在高风险的工作区域作业，雇主却对他们的伤亡逃避责任。在19世纪末期，政府变相地从消费人群及广大贫困工人中掠取了数百万美元，创造了巨大的预算盈余，并将之无偿施与大资本家。[10]通过类似这样的手段，政府将接近一半的美国资产——十亿英亩的公共土地和上百亿美元的资产价值——实现了私有化。
表面慈善的政府对它的朋友或机敏的早来者充满友善……所有的煤矿、油田、铜矿、金矿、铁矿、土地承包及移民权利，都对他们开放，每一种权利都为他们着想——这种慷慨行为至今仍是不可思议的历史奇迹之一。1864年通过的关税法案为国内产业提供了庇护;政府对重工业和制造业提供巨额补贴;新的移民法案允许世界各地的工人以合同形式赴美打工;全国性的银行系统也在此期间逐步得到完善。[11]
但在面对普通大众的需求时，政府却维持了自由放任的传统，对像贫困、失业、工伤保险、滥用童工、资源的过度开采等棘手问题仍旧漠然视之，无所作为。不过，民主斗争仍在继续。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风起云涌并让大家看到了希望。在追求足以养家糊口的工资和体面安全的工作环境时，工会将分散的力量进行重组，并将之集中于反对少数几个工业寡头，这一策略取得了成效。一个重大胜利便是南北内战中奴隶制的废除。在战后重建时期(1867-1877)，过去的联邦各州都置于联邦政府的军事管制下，在南方建立的新的州政府给予了大部分公民完全选举权，不论他们的阶层及收入。集会的权利得到进一步认可，税赋也变得公平了一些，针对穷人的学校纷纷建立，并进行了有限的土地改革。然而，一旦北方工商业资产阶级真正与南方的寡头联合起来，这些利民措施便灰飞烟灭，绝大多数民主成果都被取消——直到下个世纪才真正得到恢复。[12]
曲折的进步与红色恐怖
进入20世纪，联邦政府的角色依然未变，它仍旧压制公民的民主诉求，并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快资本积累。不过在闻名于世的被誉为“进步时代”的1900 -1916年，情况大为改观。联邦政府通过多项立法保护消费者，并要求诸如伐木、采矿、肉类加工等行业的工人享有工伤保险。可是这些新规制提高了企业成本，事实上只对抗风险能力强的大公司有利。这些安全措施以加大小型企业竞争者的成本为代价，巩固了大公司的垄断地位。[13]
在那个时代，占据总统职位的个人仍对大企业进行妥协。泰迪，罗斯福(TeddyRoosevelt)被称作是反托拉斯的先锋，但他仍对工会组织和改良主义分子持敌视态度，并数次邀请大资本家进入内阁。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与威尔逊(Woodrow Wilson)这两位继任者也没有对大公司进行大的手术。尤其是威尔逊，他是个民主党人，表面反对托拉斯，但在总统竞选期间他却接受了摩根、洛克菲勒等亲共和党财团的政治资金;与共和党人相比，威尔逊跟他们打得更火热。“改良主义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是小企业针对大寡头的胜利，而是一个大公司在政府经济合理化运动中地位进一步加强的过程。”[14]
这一时期之所以被称作“进步时代”( Progressive Era)，是因为那些针对垄断的限制性立法，这些法律虽被大肆宣扬但却成效甚微。宪法修正案第十六条确立了累进制征税原则，修正案第十七条保证参议员直选产生。除此之外，许多州立法规定每天最高工时和给予工人工伤补偿。还有几个州规定了最低工资法案。更有38个州通过了规定雇用工人年龄下限的法令。在某些州，工人还赢得了八小时工作日的权利，以及超时加班应付1.5倍工资的福利。
这些成果体现了工薪阶层的长远需要，而在经历了与既得利益者太多悲壮的血泪斗争后，这些权利的获得更是显得弥足珍贵。即使如此，这些法律的执行也并不是那么顺畅。数百万人每天仍然工作12 -14小时，一周工作6到7天。据联邦政府统计，仍有200万儿童为了维持家庭生计而被迫做工。1914年的工人实际工资(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比1890年甚至还略有下降。1916年，数百万人的工资水平尚不能养家糊口。每年因工伤事故而死亡35000人，另有70万人因工致残。[15]
第一次世界大战推动了政府与企业界的进一步联合。经济界领导人依照政府政策将经济迅速转入战时轨道。战争通过强调德国野蛮种族的威胁，成功地将人们的视线转移到国外从而暂时弭除了国内斗争。我们的公民被劝导为战事作出牺牲。与此同时，联邦军队偷袭和洗劫了全美工会总部并囚禁了众多有激进行为嫌疑的工人。在战争即将结束的1918年，国会通过了社会治安法案，规定如有对政府、国旗和宪法的违逆和亵渎行为，将被处以20年监禁，对工会组织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审判也更加严厉和不近情理。在那一年末，美国司法部长略带自豪地向国会报告称：“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秩序井然。”[16]
在战后1919-1921年的“赤色恐慌”(Red scare)年代，联邦政府继续推行管制，严厉禁止罢工行为并粗暴地对待罢工工人。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逮捕、放逐和政治审判，并对政治激进者进行司法调查。公众被灌输一些有关布尔什维克(俄国共产党)耸人听闻的报道，包括他们如何虐待国内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以及将要入侵美国的传闻。[17]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领导者都将俄国1917年革命视作一场梦魇：那里的工人和农民不仅赶走了沙皇，而且将拥有工厂、土地和自然资源的资本家打入死牢。正如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所言，这场革命对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普通民众来说是一个极坏的负面示范。[18]与英国、法国及其他11个资本主义国家一道，美国也参与了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这次干涉意在颠覆新生的革命政府，战斗十分惨烈但并不成功。这段历史也许大多数美国人都闻所未闻。
20年代的美国“爵士时代”(Jazz Age)，是美国经济的又一黄金发展期。股票投机风起云涌，人们挤破了头想跨入富裕行列，并幻想着一夜成名的迷梦。但是，大多数民众都还是要面对生活必需品缺乏的现实。1928年，国会议员拉瓜迪亚(Fiorello LaGuardia)在“参观—了纽约贫民区后向国会发表感言：“我承认我事前并没有做最坏的心理准备，可是眼前那些人的窘困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以至于现在我也开始怀疑我们国家富裕的真实性。”[19]
1929年股票市场的崩溃，标志着延续五年的大萧条拉开了帷幕，同时也导致生产能力急剧萎缩。生产的下降远比不上消费者需求的剧跌。雇员们手头拮据数月没有工资，买不起本厂制造的消费品。随着存货不断积压，企业主必须大幅裁员以降低成本。这只会加剧民众购买力的下降，进而导致更多的商品积压，这种积压反过来又导致更多的失业。这是一个梦魇般的恶性循环：更多的企业破产倒闭，更多的银行被扫地出门，更多的投资无处落实，最终结果就是整个市场全面崩溃。在大危机的五年里，1500多万工人失业，数百万人的全部积蓄毁于一旦。然而更糟的是，当时还没有覆盖全国的失业保险和救济金计划。
那些在大危机中侥幸保住饭碗的工人，面对的是愈加具有压迫性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工资被无情地削减、工时被无缘无故地加长。而且雇主越来越倾向于雇用开价低但肯卖力的劳工，这使他们之间的竞争变得愈加激烈。除此以外，雇工必须忍受言语的讽刺挖苦和对他们言论自由的严苛限制，他们在工厂里除了一些专业技术指导外从不多说一句话。他们经常对工资单上的单方面扣减保持缄默，因为多说一句话就会被炒鱿鱼。此外，他们还经常遭到企业雇用的暴徒和打手的威胁和打击，并会遇到公司人员以寻找厂房被偷物品为由上门搜家。[20]
新政——艰难的时代与难产的改革
1932年，民主党参议员布莱克(Hugo Black)评论说：“劳工价值现已被严重低估，资本剩余已成为普遍现象。这是现在危机如此深重的重要原因……你不能让雇工面黄肌瘦地在工厂里做工同时又仰仗他们去购买产品。”[21]甚至银行家范德利普(Frank Vanderlip)也承认：“我们的资本被无情地闲置，而我们的雇工却连基本生活品都难以满足。”[22]但是与之相反，绝大多数富豪都将危机归因于危机的实际受害者。他们中的代表福特( Henry Ford)说：“如果你问这场危机的起因，我要说是由于我们的大多数工人没有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如果人们真心去做工作，岗位还是有很多的。”说完此话没过几周，福特就裁掉了75000名工人。[23]
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人忍受饥渴与绝望，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生活对他们来说已经全无希望。随之而来的是漫及全国的罢工浪潮。1936 -1940年间，新建立的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组织了数百万工人的罢工，要求企业提升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且成效显著。不过在争取权利的过程中，许多罢工者都被列人黑名单，被逮捕审讯甚至被残酷杀害。另有一些工人被警察、士兵和公司雇用的打手打伤。[24]虽然成就斐然，但是代价高昂。罗斯福总统头两个任期的政策被称作新政，这是一个被大多数人认为对美国社会变革最大的时代。实际上，新政的首要目的是恢复商业和工业运转，而不是积极推进社会改革。联邦经济恢复总署最先建立，这一机构的代表多由企业界领导组成，旨在限制全国工业产品的生产总量并设置最低价格——由此带来的益处更多都落到了大公司而不是中小工商业者手里。[25]在后来刺激经济重建和工业生产的过程中，财政部单给大公司的拨款就超过了150亿美元。
联邦的住房开支主要补贴了建筑企业和依靠房贷保险的银行家——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从中获益甚少。与此类似，新政农业方面的措施，包括价格支持和生产限制，也是对大企业更为有利。那些佃农则因联邦刚出台的土地出租法案而惨遭驱逐。[26]
消费的急剧衰退和产品的大量积压，导致市场价格大幅下降，其中农产品价格下跌最快。为了保证价格，新政以补贴的形式要求农民减少1000万英亩的棉田、麦田和畜牧农场。产品过分富余与遍地饿殍的强烈反差，使人们禁不住怀疑起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端：“为什么食物非要被丢弃才能拯救市场?为什么不散发给穷人?”[27]全国范围的疾呼，促使白宫成立了联邦济贫署，该署的职责是买入全国富余的农产品以救济那些庞大的失业人群。
面对大范围的慌乱与不安，联邦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救济计划来赈济贫民。可是当新政的便民举动触及私人企业的核心利益时，商业阶级对政府善行的支持就变成了敌视。在诋毁罗斯福这位资本主义制度拯救者的同时，出乎他们所料，他们的敌视反而间接提升了罗斯福在人民心目中的改革者形象。
新政在人民心中的美好形象与新政实际效果的反差，是罗斯福时代的一大特点。比如，在此期间建立的一大批民间资源保护队(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CCC)，只为1500万失业者中的300万人安排了工作。在它达到峰值时，联邦就业指导署也只安排了900万人，而且工作大多属于临时性的，工资仅够填饱肚子。在数百万仅够养家糊口的工薪者中，只有50万人在联邦最低工资法案的保护之列。1935年通过的《社会保险法》也仅仅覆盖了全国一半的工薪人口，而且所提供的补助还不包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也仅仅覆盖了某些特定职业。决策权与政策制定权都在政府手中，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制订这些改革覆盖的范围和标准。[28]
尽管这些联邦政府项目对于穷乏者来说远远不足，它们还是极大地冲淡了弥漫全社会的怒气和愤懑。但是，一旦政治不安的硝烟全然散去，联邦救济开支就被无情地砍掉了，最终大多数穷人还是被抛进了已被失业人群充斥的就业市场。[29]罗斯福当局的税收政策事实上还是延续了其前任胡佛政府的所为：对于富人无比慷慨，对于穷人却苛求有加。在防务开支空前膨胀的二战期间，税收的主要负担落在了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肩上，然而他们远不应作为意在调节收入分配的个人所得税的征税对象。[30]
所有这一切并不否认，面对全国范围的民权运动的高涨和极端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的威胁，罗斯福总统的确大大推动了民主进程，这其中包括迟到的《社会保险法案》，一些环保和公共工程项目，一个遍及全国的农村电气化方案，以及将失业率由250降到19%。两极分化的收人分配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主要因为工会组织日渐强大);工业生产规范条例增多;针对公司利润和高收入人群收入及遗产所得的累进税的征收。在《社会保险法案》下，工人不仅可以拿到全额退休金，还可拿到全额工伤保险和幸存者保险(针对死去工人的孩子)。
在新政措施下，全国的许多公路都被翻整一新，此外，众多工程项目像新学校、公园、球场、飞机场等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居民就业保障公司共修建了52000英亩的露营场所、13000个人行便道，整修了约4000座具有历史意义的著名地标和纪念碑。它在城市水道放置了数百万尾鱼苗，并为减少猎杀动物、保护水资源、防止土壤污染作出了贡献。除此之外，新政还建造了成百上千的医院、邮局、桥梁、水坝及法院大楼。数万名失业的作家，演员、音乐家和画家，由此重获新生。
在罗斯福时代之前，工会组织总是被法院强横无理的判决所干扰，随之而来的还有巨额罚款和残酷镇压。新政通过了一系列法案，诸如《瓦格纳法案》(WagnerAct)和《诺里斯—拉瓜迪亚法案》(Norris-LaGuardia Act)，以强化工会存在的合法性，使工人能够团结起来集体与公司谈判要价。管理层控制的公司工会被取消，最低工资和每周四十小时工时的制度得到确立。1935年国会通过的《全国工会组织法案》允许成立全国性的工会监察组织，它拥有诸如惩罚侵犯工人权利的雇主等广泛的权力。此项立法大大促进了工会组织在美国的发展壮大。[31]
然而，新政时代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还是实惠太少。他们希望能有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系统、一个不再口惠而实不至的就业计划、一个全民性的医疗系统。对于废止种族歧视、获取公平的就业机会、废除私刑和赋予黑人选举权，新政也无所作为。在《社会保险法案》之下，保姆行业与农场工人阶层不在优惠之列，而这两种工作却是非裔美国人的传统职业。所以大部分黑人都无法享受到公正的社会保险待遇。此外，非裔美国人接受政府财政补贴的份额远小于他们在美国所占的人口比例，而他们的工资也往往在联邦法定最低工资之下。[32]在美国1941年12月卷入二战后，国内工业企业设施利用率提高了一倍。以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考量，1940年是880亿美元，四年后迅速蹿升到1350亿美元。得利最多的依然是那些工业巨头和军火商。一部分民用产业受到挤压。接近870万失业者要么入伍从军，要么加入如火如荼的工业生产，但这还是人手不够，最后妇女也被动员起来进入工厂做工。也只有在战争期间，美利坚合众国才真正地减少了失业。总体来说，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全方位干预，并不是那些爱管闲事的华府精英们一拍脑瓜后的决策，它是美国公司制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一般来讲，地方政府处理小的劳工冲突不得力，随后发展为大规模的阶层反抗——最后只能由联邦政府出面处理。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政府必须提供那些维持商业竞争必需的补贴、服务和庇护。所以，商业经济本身需要一个商业帝国来支撑。尽管大众赢得了正式的普选权，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强力机构还是掌握在富有阶层手中。然而，工人阶层并非就软弱无力，他们能够利用罢工抗议和抵制等方式干扰那些贵胄们资本积累的美梦。这种反抗使得掌权阶层不得不作出一定让步。这些胜利并不表明他们已毕其功于一役，但却为工薪阶层挣得众多重要的民主权利。
就像我们的历史表明的那样，那些左倾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一总是为寻求机会均等和民主进步而战。他们否定私刑的合法性，推动禁止童工法案的通过。他们力促取消选举的财产限制和选票税。他们支持反垄断法令的执行，主张给予妇女选举权，给予工人自愿建立工会的合法权利，废除种族歧视，加大失业保险普惠力度，加强环保，增加联邦退休金的发放和对贫困家庭的补贴，允许不同意见的自由表达，推动和平运动进程，并坚持政教分离。
在几乎每一项他们所争取的权利中，富豪与财阀们都是极力反对并横加阻挠(也有极少时例外)。他们主张实行累退税和加大对大公司的补贴，而对于“寻衅滋事”的工会组织他们则要求严惩不贷。我们将会看到，在现实社会中，事情总会是这样。
注释：
[1]Andrew Lipscomb (ed.)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G.P Putnam's, 1897), vol. ls,112; and Edward Pessen, Riches, Class and Power Before the Civil War (D.C. Heath, 1973), 278, 304.
[2J John Spargo, The Bitter Cry of the Children (Quadrangle, 1968, originally 1906); Edward Pessen, The Many Faceted Jacksonian Era (Greenwood Press, 1977), 7-31; Otto L.Bettmann, The Good Old Days-They Were Terrible (Random House, 1974), 152-153.
[9] Dale Van Every, Disinherited: The Lost Birthright of the American Indian (Avon Library, 1967); and David Stannard,American Holocaust: The Conquest of the New World (Oxford, 1993).
[4) USA Today, series on slavery and reparations, February 2002: http://www,usatoday.com/money/general/2002/02/21/slave-insurance-policies. htm; and Douglas Blackmon,¡°From Alabama's Past, Capitalism and Racism in a Cruel Partnerslup,"Wall StreetIournaL 16 July 2001.
[5]Richard Boyer and Herbert Morais, Labor's Untold Story (United Electrical, Radio and Machine Workers, 1971), 216-221.A comprehensive study is Philip Foner, 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s. 1-6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7,1955,1964,1965,1980,1981).
[6]Boyer and Morais,Labors Untold Story, passim.
[7]For these and other examples of corporate state violence, see Sidney Lens, Radicalism in America (Thomas Y Crowell, 1969); Daniel Fusfeld, The Rise and Repression of Radicat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1877-1918 (Charles H,Kerr, 1985); Foner, 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Boyer and Morius, Labors Untold Story
[8]William Preston Jr.,Aliens and Dissente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24; see also Matthew Josephson, The Robber Barons (Harcourt, Brace, 1934), 365.
[9]Richard Grossman and Frank:I:Adams, Taking Care of Business: Citizenship and the Charter of Incorporation (Charter Ink., 1993); and Why Do Corporations Have More Rights Than Youl publication of Democracy Unlimited (Arcata, CA), n.d.
[10]Josephson, The Robber Barons, 395.
[11] Josephson, Ihe Robber Barons,52.
[12]James s.Allen, Reconstruction: The Battle for Democracy, 1865-1876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7);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 (Harper&Row, 1988).
[13] Gabriel Kolko, rl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Quadrangle, 1967), chapters l and 2.
[14] Kolko, I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281-284; also Frank Harris Btighton, Woodrow Wilson and Co. (Fox Printing House, 1916).
[15]Boyer and Morais,Labors Untold Story, 180-184 and passim,
[16]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8), 212 and passim.
[17] Robert Murray, Red Scare (McGraw-Hill, 1955), 95-98; Christopher May,ln the Name of Wa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8]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Russia: 1917-1920,”in David Horowitz(ed.),Containment and Revolution (Beacon Press, 1967), 38.
[19] Howard Zinn,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Harper&Row, 1980), 376; see also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study ated in Boyer and Morais, Labors Untold Story, 237.
120] Charles Eckert,“Shirley Temple and the House of RockefellerJ”in Donald Lazare(ed.),American Media and Mass Cul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174.
[21] Rhonda Levine, Class Struggle and the New Deal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8), 70.
[22] Boyer and Morais, Labors Untold Story, 249.
[23] Quoted in Zinn,A Peoples History, 378.
[24]Irving Bernstein, Turbulent Years,A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orker 1933-1941 (Houghton Mifflin,
1970); and Boyer and Morais, Labork Untold Story passim.
[25] Barton Bernstein,”The New Deal,”in Barton Bernstein(ed.)，Toward a New Past (Pantheon, 1963),
269; Levine, Class Struggle and the New Deal, chapters l and 4.
[26] 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Cloward, Regulating the Poor (Pantheon, 1971), 76; also Bernstein, "The New Deal,”269-270.
[27]Christopher D. Cook, Diet for a Dead Planet (New Press, 2004), 101.
[28]Piven and Cloward, Regulating the Poor, chapters 2 and 3;Paul Conkin,Ihe New Deal (Crowell, 1967).
[29] Piven and Cloward,Regulating the Poor, 46.
[30] Gabriel Kolko,Wealth and Power in America (Praeger, 1962), 31; and Conkin, The New Deal, 67.
[31] Michael Goldfield,“Worker Insurgency, Radical Organization, and New Deal Labor Legisla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3, December 1989, 1258; also Art Preis, Labor's Giant Step (Pioneer,1964); Roger Keera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uto Workers' Union (L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81).
[32)Ira Katznelson, When Aflirmative Action WasHrhite (Norton, 2005); and Bernstein,“The New Deal,”278-279.
本文节选自《少数人的民主》第五章《企业帝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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