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如何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尼尔•弗格森 汪仲启 译
并非所有人都是企业家。然而，每个人都至少应该有所尝试，去尝试从事经营活动--哪怕只是一次。毕竟，中小企业才是创造就业的关键。在自己租来的沉闷的办公室里，责无旁贷地坐在办公桌前，与少数员工夜以继日地工作，甚至只是为了有所突破，这本身就具有某种特别的经验意义。
作为一名学者，我只是一个业余资本家、投资者。然而，在过去的15年间，我在美国和英国都有过小规模的投资。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了解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东西：在英国投资要比在美国投资更为容易。美国的各种规章制度似乎更多，我不仅仅要为我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员工买健康保险而头疼，而且我还需要为律师服务支付更多的钞票。
这让我有所思考。形形色色的经济学家曾告诉我们，只要政府能够运行更大的赤字和/或联邦印更多的钞票，美国的经济增长就会更快，失业率就会更低。但是，如果困难并不在于这里，而在于其他方面，那么大量财政刺激或货币超发又如何能克服问题呢?
几乎所有发展经济学家都认为，好的政府体制--立法机关、法院和行政部门--很关键。贫穷国家一旦改善其政府体制，经济增长往往也就随之而来。但对富裕国家来说，情况是否同样如此?贫穷国家可以通过改善政府体制从而发展经济，富裕国家如果体制衰败是否将变得贫穷呢?我希望证明情况确实是这样的。
让我们看看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每年的“经商”报告提供的证据。自2006年以来，这份报告就每年发布全球大部分国家的经商数据，其中有数据显示在该国要开始一项营业活动总共需要的天数，从获得施工许可证，到资产注册，到交税，到获得出口或进口许可证，到执行合同。只要某个国家增加开展营业活动的总天数，该国就会依次实施上述7个环节，这是一个衡量某国政府程序快慢的非常简单的标准。
7年来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简化本国政府程序，方便经营方面都是成功的，大部分国家走完上述整个7个环节所需的总天数有所下降，在某些国家，下降幅度是非常明显的。只有大概20个国家政府方面的繁文缛节更为加剧了。排名倒数第六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国，美国开展经营活动的总天数增加了18%，达到433天。在这个标准下，其他几个处于倒数10名以内的国家包括津巴布韦、布隆迪和也门(虽然这几个国家的绝对天数当然还要比美国高很多)。
为什么美国的经营环境更加恶化了呢?原因部分在于其过于复杂的法律。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长达848页的《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2010年7月)》(亦称《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要求管理者制定243条规则，进行67项研究，发布22个定期报告。在复杂性方面不遑多让的法案还有《病人保护和可支付医疗法》，这部法案也正产生数千页的管理规范。你不需要反对加强对金融业的管理，也不需要反对全面医疗保健，但是你肯定会承认，法律制定得如此详尽，以至于都没有人有时间或愿意去读这些法律，这完全是个错误。
这些繁琐而笨拙的管理规范对谁有益呢?答案是：律师，当然还有说客和合规部门。这么复杂的法律可不是小人物的朋友。它是有钱人的朋友，是利益集团的朋友。
曾经我们说我们有法治。而如今，大概要说我们有律师，法律说了算还是律师说了算，这中间当然是不同的。因为，对于律师而言，他总是赚钱的，即便法律再复杂。
很久以来人们就已经认识到，美国的侵权责任法过于昂贵了。而实际上，却鲜有人对此公开反对，并号召进行侵权制度改革。然而，集体诉讼的瘟疫依然不减。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老客户最近收到一封邮件：“截止到2010年8月1日，每购买一张西南航空公司的商务舱机票的客户都能获得一份饮品券，您是否收到这份饮品券并没有使用它呢?如果是的话，我们为您提供一个法律解决方案--每一份尚未兑现的饮品券可兑换一份新的饮料券，您可以使用新的饮料券在西南航空公司的飞机上获得免费的饮品。”
这可不是什么现代查尔斯•狄更斯的想象力的结果。这是来自于集体诉讼案件当中的一份文件，来自于西南航空公司饮品券诉讼案(案卷号：11-cv-8176)，该案由伊利诺伊州北区地方法院法官马修•肯内利处理。按照通告的说明：“本案源自西南航空公司的决定，有效期至2010年8月l号，仅针对截止到该日期购买了西南航空公司商务舱机票并收到饮品券的顾客。在本案中，原告声称，西南航空公司在作出决定时，违反了之前与收到饮品券的老顾客之间的合同，”诸如此类。
同类似案子通常的解决方式一样，西南航空公司决定进行庭外和解。收到这封邮件的顾客将非常窘迫地发现，所谓解决方案“只是给那些提交了有效和及时的诉讼请求的集体诉讼成员更换饮品券”。人们不禁要问，这有多烦恼!
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在于，律师当然是代表原告的。西南航空公司最初打算，处理这个案子可能的“费用、成本及开支高达700万美元”，而巧妙的法律专家只花“300万美元的费用，另加费用不超过3万美元”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自1980年以来编制了一个“经济自由度指数”，指数的一个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律制度和产权的质量。鉴于上面所描述的情况，对于近期美国这方面的表现有所下降也就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了。2000年，美国法律得分为9.23，满分10分。而最近(2010年)的得分只有7.12分。
要使用这些数据当然必须非常小心，但是弗雷泽指数并不仅仅是唯一一个说明美国法治已经今非昔比的证据。世界司法项目使用一个完全独立的方法来评估各国的法律制度。在它最新的一份报告中，美国在97个国家中“法律在何种程度上限制了政府的权力”一项排名第17位，消除腐败方面排名第18位，监管执法排名19，获得民事司法和维持安全秩序排名第22位，基本权利排名第25，刑事司法有效性排名26。这份报告显示，在所有前英联邦国家中，美国的排名落后于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加拿大、中国香港和英国，当然，比博茨瓦纳要好一点。
美国体制优势的下降已经不是秘密。然而，这就像那些奇怪的“未知的已知”事件--大家对此都心知肚明，但似乎大家又从未明说，这是有据可查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故意忽略了。每年，世界经济论坛都会公布其全球竞争力指数。自2004年世界经济论坛引入目前的统计方法以来，美国的得分已经下降了6%。同期，中国的得分提高了12%。全球竞争力指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为评估各国的制度优势设计了22项不同的测评方法，这些测评以世界经济论坛总裁观点调查为基础。调查的典型问题有“你如何描述你们国家由投资者和董事会进行的公司治理?”，“在你们国家，由于腐败造成的公司、个人或集团挪用公共资金的现象有多普遍?”令人吃惊的是，美国这方面的进展是多么的糟糕。
在所有22项测评中，美国仅有一项处于全球前20位(投资者保护的力度)。其中有7项，美国甚至没有进入前50。比如，在“有组织犯罪(黑手党敲诈、勒索)”增加商业成本方面，世界经济论坛给美国的排位是87名。所有测评项目中，中国香港的表现都好于美国。
同时，美国已经看到了其全球治理指标的明显恶化。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治理指标产生以来，在“话语权和责任机制”、“政府效率”、“管理水平”，特别是“控制腐败”等方面，美国的得分都有所下降。人们可能会说，美国正在转向拉丁化，这是忽视事实，因为同期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得分在不断提高。
那么这里面到底是什么过程在起作用?或许这是西方古典政治理论起死回生的胜利。毕竟，几乎所有古典政治哲学家都认为，共和政体同衰败和无法避免的腐败联系在一起。这是罗马时代的论调。民主总是容易走向寡头政治或专制暴政。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的普遍信念。已故的曼瑟尔•奥尔森创造了一个循环模式的现代版本，奥尔森认为，所有的政治体制，经过一段时间，都会被特殊利益集团所绑架。他证明说，二战后西德和日本之所以获得优势，就在于战争扫清了日德两国1945年以前的寻租精英。这也就是英国赢得了战争却失去了和平的原因所在。
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美国体制优势的下降，一些有智慧的人已经开始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去年，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对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男性毕业生进行了大范围调研。在调研问题当中，波特问毕业生，相比于其他国家，美国在哪些方面“落后”了?前三名的滞后指标包括：政治体制的有效性、K-12教育系统和繁琐的税法。管理排第六，法律体制的效率排第八。
世界经济论坛最近的总裁观点调查中，关于“美国做生意最困难的因素”一问的回答，“政府官僚机构效率低下”排在首位，紧随其后的是税率和税则。
当然，所有这一切不应该被解释为美国即将衰落和下降的又一预言。在诸多不利因素当中也有一些积极因素。根据联合国最新的预测，美国65岁以上人口到本世纪末才仅够达到25%。而日本已经超过了这个里程碑;德国也将很快达到这个比例。到本世纪中叶，这两个国家都将有近1/3的人口达到或超过65岁。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液压水力压裂法，页岩气和致密油方面的革命性突破正使美国从能源依赖状态走向能源独立。这将带来深远的影响，不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将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原油生产国，而且由于化石能源丰产所带来的用电成本的降低也已经引起了美国东南部和其他地区制造业的复兴。
在一个运作正常的联邦制度下，体制的退化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美国的四大“增长走廊”--北美大平原、墨西哥湾沿岸、山间西地区和东南部--的崛起，不仅仅因为那里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更重要的是当地州政府都创造了非常好的商业发展环境。在得克萨斯和北达科他等州，同样已经有令人鼓舞的伟大复兴迹象。
“在美国，你有权愚蠢--如果你希望自己愚蠢的话。”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2月份在柏林向一群学生做即兴发言时如是说。这个权利不是开国元勋们感到他们必须被供若神明。而是这个权利一直存在，就在这里，而且美国领导人经常愿意行使这项权利。
是的，我们美国人确实有权利保持愚蠢，只要我们自己愿意这么做。我们可以继续假装我们的经济问题可以通过更多的财政刺激或量化宽松政策加以解决。又或者，我们能正视经济增长的体制性障碍，正如我在这里所描述的那样。
确实，并不是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谈这些问题(美国体制力量下降的问题)。但是，这只是因为很多经济学家本身并不从事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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