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误解
贫穷不只是少数美国人的经历
在美国,贫富差距并不是一个新话题。1964年1月8日,第三十六任总统约翰逊面对当时美国高达19%的贫困率,在国情咨文报告中提出“向贫困宣战”的口号,并颁布多项政策来缩小国内贫富差距。
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仍然面临严重的贫困与财富不均问题。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系教授丹齐格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最初决定向贫困问题开战时,联邦政府是希望首先通过大力发展经济,并辅以健全社会安全保障网络来减少贫困,“而实际上,过去几十年经济迅猛发展,但贫富差距问题依然存在,而仅靠一些社会福利措施来减少贫困,是远远不够的。”
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将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平问题形容为“我们时代最关键的挑战”,并试图让自己“有所作为”。奥巴马一直呼吁国会通过立法,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减少不同性别之间工资差距,让民众负担得起大学教育。但这些经济结构性问题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每当奥巴马提出这些问题时,总会遭到对手的强烈反对。
去年11月,华盛顿大学社会福利系教授马克·兰克在《纽约时报》发表了“美国贫困成主流”一文,对美国的贫困现状进行了不同以往的解读:首先,大多数美国人都可能经历贫困。研究发现,约40%的美国人在25岁至60岁这一年龄段中至少会有一年时间收入低于官方贫困线,54%的美国人会至少有一年时间陷入贫困或接近贫困(即收入低于贫困线标准的1.5倍),而如果加上使用福利、收入接近贫困和失业等条件,那么80%的美国人都会遇到上述一个或多个问题。其次,在地域分布上,贫困呈现分散性。再次,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其实极其脆弱,且漏洞百出。最后,研究表明,贫困终究是国家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出现失败的结果,大多并非个人原因造成。
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今贫困已成为美国的主流,而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问题不是我们是否会经历贫困,而是何时经历。”
正视影响
贫富差距侵蚀美国社会
奥巴马总统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不再是拿走全部收入的1/3,而是拿走了一半。过去,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资水平大约是普通工人的20倍至30倍,如今已高达273倍。”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因美国中产阶级工资停滞不前、富人财富暴涨的问题进行激烈讨论。他们普遍担忧,消费能力差距使得美国低产及中产阶级无力提高其生活水平,而股市中80%的财富由占美国人口10%的富人掌控。这就意味着,股市的收益仍将流向富人们。总之贫富差距扩大正在“侵蚀正在好转的美国经济”。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谈及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平问题的影响时表示,“不公平很可能是造成美国经济陷入乱局,且无法恢复正常经济秩序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他说,现在的美国人比经济危机前平均要穷得多。不公平问题迅速恶化,不仅大幅拖累民众收入,也连累经济表现。
毫无疑问,贫富差距这一张牌必将成为今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国会两党争相较量的焦点。事实上,这场“战争”已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拉开了序幕。首先,奥巴马总统预计会在今年的国情咨文报告中再次提出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包括把联邦政府最低时薪调高至10美元或以上。
同时,他还将为能够尽快通过去年底已过期的涉及130万人的长期失业金法案而继续向国会施压。这些都是民主党人为中期选举做出的努力。共和党人则提出一系列帮助更多美国人摆脱贫困的倡议,包括附加或恢复社会保障项目的工作要求,提高联邦机构的工作效率,增加培训教育项目,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税费减免优惠等等。
不过有媒体评论认为,上述两党选择的道路可能都会充满“艰难险阻”。民主党人可能会在贫富问题上走得太远,因而疏远中产阶级选民和富裕阶层中的捐赠者。共和党人可能会发现,他们会被贴上和2012年总统候选人罗姆尼一样的标签,当时很多选民认为罗姆尼对美国失业人口漠不关心。
探究原因
不公平政策是罪魁祸首
日前,美国《赫芬顿邮报》在一篇评论员文章中说,“美国社会不公平现象并非自然产生,而是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将资源更多地分配给经济精英或富裕阶层而最终导致了不公平。”具体讲,美国政府在财富分配上采取了不公平的划拨原则,更多财富流向富裕阶层。例如美国政府财政大量补贴那些“大而不倒”的银行,仅华尔街每年约从财政补贴中获得800亿美元,远远高于联邦政府补贴给食品及其他行业的数额。
美国进步中心经济学家亚当·赫什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的确是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罪魁祸首”。他说,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减贫政策仍大多停留在口号上,实际推行起来困难重重,特别是两党之争似乎忽视了中产阶级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是多年来,美国社会流动性在减弱,中产阶级的收入萎缩,美国“橄榄型”社会的优势正在弱化。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贫困问题专家伊莎贝尔·索希尔认为,当人们维持生计越来越难,实现理想越来越难时,就会开始质疑那种所谓“有房、有车,生活安逸,家庭幸福”的“美国梦”。她说,解决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平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为此她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尽快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出台更加合理的所得税减免措施,以及增加就业机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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