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众多、民族宗教种姓构成复杂的印度堪称滋生民族宗教冲突的“沃土”。仅就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争而言，2007年，印度就发生过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681起，死亡96人，2117人受伤;2008年，发生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656起，其中4起发展成骚乱，死亡123人，2272人受伤。从三甘地之死，到延续数十年的克什米尔动乱，到1980年特里普拉邦大规模民族仇杀，到2008年11月震动世界的孟买特大恐怖袭击案件，到2011年7月13日孟买闹市区的三起连环爆炸案，以及9月7日新德里高等法院爆炸案，再到2012年阿萨姆原住民博多族(Bodo)与孟加拉族穆斯林移民仇杀冲突及其波及南印度，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看到了印度民族、宗教冲突所潜藏的巨大破坏力，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会继续看到。
“集体行动的逻辑”——印度民族宗教冲突加剧的内在机制
印度民族宗教种姓冲突如此经久难治，除了历史渊源之外，西式政体、西式民族理论与政策实难辞其咎。对于苦于民族宗教冲突的印度而言，现行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西式民族理论和政策固然便利了各种力量推举自己的代言人，获得出气口，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国家统一，但更激励了各类政治力量和人物利用民族宗教冲突，使得印度国家民族构成和语言文化统一性难以提高，民族宗教种姓矛盾冲突沦为一些政治力量和人物争取崭露头角的终南捷径。相应地，民族宗教种姓冲突越发成为印度无法治愈的痼疾。
如果其他条件相同，一个组织严密的小集团比一个松散的大集团更容易组织集体行动，从而战胜后者的意志——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大到了一定规模，这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就会驱使人们去寻求较小的身份认同，以求在各类资源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汉族占压倒多数的国家，在日本这样的单一民族国家，同乡、同学之类较小身份认同标记也一向非常流行;在印度这种民族宗教构成复杂的国家，民族、宗教就是更为方便的较小身份认同标记。较小身份认同流行，不等于必定会形成大批僵硬的小集团而令社会四分五裂，也不等于这些小集团之间必然会爆发冲突摩擦而令国无宁日。显而易见，同乡、同学之类身份认同比民族、宗教身份认同弹性要大得多，形成僵硬小集团的概率要低得多，所以，我们很难看到、也很难想象同一民族的不同同乡会、同学会之间发生暴力冲突，但全世界天天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民族、宗教冲突。
在一个社会内部已经形成多个有形无形的民族、宗教集团之后，其他条件相同，不同政治体制对其摩擦的激励是不一样的。在一个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下，有志于在体制内晋升的官员通常不会有兴趣去挑起、激化族群冲突，因为这对他的政绩只有负面作用。由于各个族群难以找到现成的公认领袖人物，而且遭到政府行政部门制约，族群冲突的范围和烈度都会受到制约。相反，在一个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下，有志于在体制内脱颖而出的政客有着强烈的动机去利用或挑起、激化族群冲突，因为要想成为某一族群眼里的代言人，赢得这个族群的“铁票”，从而在竞选中占据有利地位，将这个族群的不利处境归咎于政府或其他族群的“不公”，显示自己为了维护这个族群的利益而不惜阻止、侵害其他族群的利益，显然更能投合众人之所好;而谆谆告诫这个族群要勤奋吃苦耐劳以提高自己，要约束自己尊重他人权利而不惜面对更激烈竞争……这类话语很不中听，常常无异于选举票房毒药。也正由于此时各个族群相对容易找到代言人和领袖人物，族群冲突的范围更容易扩大，烈度更容易加剧。不仅如此，为了保住自己的“江湖地位”，这些政客也有着强烈的动机维持、加剧族群分化，而不是消弭族群分化，促进民族宗教融合，进而从根本上消除民族宗教冲突问题。
1950年代，印度各邦按语言重组，原孟买邦分割为马拉地人主导的马哈拉施特拉和古吉拉特人主导的古吉拉特两个语言邦，两大民族当时就曾为孟买市的归属而爆发大规模骚乱和流血冲突，其间发生过警察开火击毙105人的惨剧。其实，由于马拉地人拥有历史上马拉地帝国击败莫卧儿帝国、抗击西方殖民者的辉煌历史，拥有强大的现实实力，目前占印度人口7.6%，即使没有这样的流血争夺历史，拥有如此实力的当地主导少数民族也会力图永久把持相关利益，而不是与国内其他民族分享机遇，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和上述流血争夺历史又加剧了这种动机。因此，我们看到，与中国大规模国内移民促进了普通话推广不同(如大陆改革前的湖北十堰和福建三明、改革后的深圳和东莞等移民城市及解放战争后的台湾)，在吸引了其他邦大批劳动力涌入、又是印地语影业中心的印度“梦想之城”孟买，不仅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说马拉地语，当地政客还时常通过或扬言制定一些法律，强制要求出租车、电影等行业从业者说马拉地语。
1966年成立的湿婆神军党更是开宗明义要捍卫“土地之子”(马哈拉施特拉邦本地人)的权利，阻止南印度移民进入该邦和伊斯兰教传播，由此造成了一系列深刻社会矛盾，包括严重暴力事件。在1992、1993年孟买发生的多起骚乱中，湿婆神军党成员就被印度政府指责为组织攻击穆斯林的骨干分子。湿婆神军党创始人、党首巴尔•萨克雷被反对者指责为挑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紧张关系的祸首，在2002年戈德拉惨案和古吉拉特邦骚乱期间以及2008年，巴尔•萨克雷都公开呼吁印度教徒组成敢死队攻击穆斯林，而此人人气鼎盛，被众多支持者颂扬为“印度教徒心中的国王”。2012年11月17日病逝后，孟买全城绝大多数店铺和商业机构都自发关闭，人力车与出租车停运，数百万人上街为其送葬。1995年，巴尔•萨克雷与印度人民党结盟赢得马哈拉施特拉邦政权，成为该邦政府的幕后操纵者而得到“远程控制器”的绰号，至今湿婆神军党在288席的马哈拉施特拉邦议会中仍占有44席，萨克雷病逝后，两名当地女子仅仅因为在facebook主页上发表评论，认为不值得为此而关闭商店，就被警方逮捕，在庭审中被指责为“增加阶层间的仇恨”。
至于当年对挑动阿约提亚争端升级难辞其咎的印度人民党，其初级党员更据称多达1700万，积极党员100万，1996年首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短暂执政，1998年至2004年两度执政，现在仍然是最大在野党，令国大党的执政地位相当脆弱。须知近20年来印度历次大选结果都是无一政党过半数的“悬浮议会”，甚至不得不为寻求一些地方性党派的政治支持而容忍其头面人物的严重腐败行为(如2010年末爆出的2G手机运营牌照案)。
更关键的是，在印度政体下，假如印度人民党这样的大党不时常倡导一些极端宗教要求以聚拢信众，迟早会有新的极端政治力量成长起来取而代之。“胜利属于大神罗摩!……的确，并非所有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世界上所有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这不是一场国大党与印度人民党之间的竞选，……而是一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对抗!噢!印度教徒!多关心你的印度魂吧!”——诸如印度哈努曼党(BajrangDal)著名群众演说家夏斯特里(PrahladShastri)这样的言论，时刻在敲打印度政界人士与政党不敢扬弃极端色彩过于浓重的主张，以免丧失追随者基础，也启发着有心之辈从这个方向入手，以求在政界出头。
世界民族宗教冲突现象分析
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西式民族理论和政策损害民族构成和语言文化统一性，这种情况具有普遍性，并不仅仅局限于印度一国。
我国的台湾地区90%以上居民是汉族，而且本来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普及普通话(国语)，但在推行民主化改革、引进民选制度后，本已解决的语言问题重新成为焦点话题之一，国语和闽南话、客家话等方言之间的关系经常成为政客操弄的题材，由此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撕裂。
由于历史经历差异等原因，乌克兰东西部民众之间向来存在隔阂。2010年1月17日乌克兰大选之后，为了挑动乌克兰东西部民众的对立情绪，维持自己最基本的支持者，以便在未来的议会保持话语权，在任总统尤先科落败之后就决定向二战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乌克兰起义军领导人、纳粹走狗斯捷潘•班杰拉追授“乌克兰英雄”称号。此人系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头目，二战前便因组织恐怖行动入狱。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后被释，随即聚集起一支约4万人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力量，试图依附德国取得乌克兰独立，同时无情屠杀反对者。德军入侵苏联后，以斯捷潘•班杰拉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充当纳粹仆从攻击苏军，但不久后斯捷潘•班杰拉就被纳粹主子软禁，后来又被送到集中营。由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组成的党卫军加西利亚师则继续为纳粹效力，并参与了1944年镇压华沙起义。根据波兰方面的说法，二战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乌克兰起义军在波兰东部地区屠杀了10万波兰人。1959年10月15日，斯捷潘•班杰拉在慕尼黑寓所外被苏联克格勃处决。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者，为这样一个失败的纳粹走狗“正名”，不仅严重损害自身尊严，引爆国内地区和民族争端，而且本质上属于向整个国际社会挑衅二战成果，也严重损害与作为受害者的波兰等邻国关系。为此，2010年2月4日，众多波兰人在华沙、克拉科夫、格旦斯克的乌克兰驻波使领馆前举行示威，抗议尤先科的这一决定，时任波兰总统卡钦斯基也指责尤先科此举是“短期政治利益战胜了历史真相”。
中国大陆和苏联尽管没有实行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但由于引进实施了西式民族理论和政策，并在某些方面大幅度“发扬光大”，其结果是强大的苏联在地方民族主义浪潮中分崩离析，300年来统一的俄罗斯∕苏联国家惨遭解体;中国大陆民族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大大恶化，国家统一性提高的进程遭到人为阻碍，甚至一度发生了局部严重倒退。这一点在新疆等地少数民族汉语教育等问题上表现得相当突出，结果严重妨碍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当地众多少数民族青少年因缺乏汉语能力而无法进入现代产业部门获取就业机会，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低下，并给全国埋下了动荡的隐患。好在我国决策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新疆等地已经开始拨乱反正，重新大力推进双语教育。在2011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三章“2011年的工作”第(五)节“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中明确提出，要“支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做好‘双语’教学工作”。
在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西式民族理论和政策下，某些堂而皇之提出的主张已经堪称十足笑柄。2012年12月上旬，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政委员拉杜斯(BenoitLaDouce)提出设立一项地方法规，要求所有在公园的狗既要理解英语指令，也理解法语指令。拉杜斯说，蒙特利尔“狗儿公园很混乱，交流不畅是冲突主要原因”，如果是“双语”狗儿，社会将“更和谐”。
民族、语言和宗教缺乏统一性提高印度政治性风险
民族构成、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严重缺乏统一性不仅提高了商业成本，更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大大提高了印度在长期内的政治性风险。与单一民族聚居或单一民族占压倒多数聚居相比，多民族混居相互摩擦和激化的几率天然较高，不仅语言不同容易造成误解，宗教和风俗不同可能产生摩擦，而且单一民族聚居情况下个体之间的摩擦此时也容易上升到群体冲突、乃至民族冲突的层次，甚至可能进而转为对分疆裂土的诉求。特别是阿萨姆邦等东北少数民族聚居区，人种、语言、文化传统、政治发展历史均与印度本土大相径庭，对当代印度缺乏敬畏、信服和爱戴，毗邻众多外国，战略地位脆弱，原住民不满自己丧失政治经济主导地位，要依赖鸠占鹊巢的外来移民善心和施舍过活，更是民族独立和分离运动的天然温床。由于近年来印度人口中印度教徒所占比重下降而穆斯林占比上升，也加大了印度爆发民族、宗教冲突的风险。
与此同时，在存在跨境民族的情况下，一个跨境民族在某一聚居国内遭遇的冲突会在另一聚居国的本民族同胞中激起共鸣和骚动，这本来是正常情感所致，假如这个跨境民族在未爆发冲突的聚居国中为数甚微，该跨境民族完全没有可能将这个聚居国拖进对本国不利的邻国冲突之中，但假如这个跨境民族在未爆发冲突的聚居国中为数甚多，其政治影响力就有可能将这个聚居国拖进对本国不利的邻国冲突，从而虚耗国力。这一点，我们从印度卷入斯里兰卡民族冲突遭受重大损失中已经可见一斑，连时任总理拉吉夫•甘地也死于非命。
更有甚者，在本国民族构成、语言文字统一性低下的情况下，印度政府仍然对邻国、特别是对综合国力远远超过自己的大邻国不断操弄民族矛盾武器，进一步大大提高了引火烧身的风险。
目前，西方大国对印度并未如同对中国、俄罗斯、前南斯拉夫等国那样操弄“民族自决”之类武器，关键在于中国国势蒸蒸日上，已被西方某些势力视为对其霸权地位的最大挑战，印度综合国力则远逊于中国，即使其能够顺利持续发展，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在西方霸权可控范围之内，因此，西方需要“以印制华”。倘若中国发生大动乱而衰落、分裂，或是印度国力增长令西方感觉其有超过可控范围之虞，西方列强就会毫不犹豫操弄印度国内民族、宗教矛盾，力促印度分裂。
印度国内政区划分的深远隐患
由于民族构成、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严重缺乏统一性，加之西式政体和民族理论的影响，印度独立后的国内政区划分指导思想深陷误区，给国家统一埋下了深远的隐患。本来，一国要想长久保持统一，其国内行政区划分应充分考虑区域制衡原则，即任何一个一级行政区(省、州、邦)企图分离叛乱时，中央政府都能从毗邻地区方便地扼住其咽喉而实施镇压;任何一个一级行政区分离后都会在经济上蒙受重创，难以独存。正如制定法律的基本思路不能是假设人人都是自律的圣人，而必须着眼于使其不能、不敢作恶;一个大国行政区划设置也必须着眼于使任何一个地区都不能、不敢寻求分裂。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家，也是拥有独一无二数千年统一传统的大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文化传统和人口优势之外，关键就在于这方面的制度探索与建设，并与文化传统和人口优势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经过上千年思想和实践探索演变，中国各省省界划分相当充分地体现了区域制衡之道，典型如汉中划归陕西而非四川。无论是地理、气候，还是人文风物，汉中都更接近四川盆地，而与关中平原差异较大，似乎更应该划入四川省。然而，蜀道艰险，雄才大略的魏武帝曹操统军平定汉中张鲁，亲身领略了褒斜谷道的艰险之后，几次评价道：“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③李白更长叹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如果将汉中和四川盆地划入同一省份，一旦四川当权者与北方的中央政权分离而割据或对抗，就可以轻易堵塞蜀道，阻击来自北方的军队。自从秦国将巴蜀纳为郡县以来，除蜀汉政权与中原政权分庭抗礼逐鹿天下之外，四川盆地曾多次发生企图裂土分疆的叛乱，先后建立过成汉、前蜀、后蜀等游离于中原王朝之外的割据政权，动辄延续数十年。将汉中划入陕西省之后，一旦四川再度发生叛乱，中央政府平叛军队由于已经掌握了汉中，进军成都平原平叛就会轻易许多。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用杨洪评价：“汉中，益州咽喉，若无汉中，是无蜀也。”同时，这样的格局又会有效地威慑、遏制掌握四川地方政权者潜在的叛乱割据意图。正因为如此，自从汉中划入陕西省后，再未发生过四川地方政府主动挑起叛乱的事情，更不用说形成割据四川数十年的割据政权了。同样，襄阳划归湖北而非方言习俗更相近的河南;徐州划归江苏而非方言风俗更相似的山东;明朝时的南直隶在清朝拆分为江苏、安徽两省，且安徽省界距离江苏省会南京不远;……都是基于类似的考虑。
不仅如此，普遍运用区域制衡原则划分国内政区并长期有效实施，还有利于潜移默化地培育国民高于地方的国家认同，国民内心潜意识首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然后才是湖北人、湖南人、江苏人、黑龙江人……，自己有权利也能够在中国国土之内四海为家，形成维护国家统一的强大心理基础。
反观印度，本来已经从英国殖民者手里继承了一套尽量考虑到了区域制衡之道的国内政区划界方案，独立后却因为国内政治斗争而彻底牺牲了上述区域制衡之道。客观说来，英国人给南亚次大陆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政治统一，为了保证自己这份最大殖民地资产江山稳固，经验丰富、老辣的英国殖民者在划分印度各省和土邦边界时不能不尽量考虑制衡之道，典型如当时的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决策1905年分割孟加拉省(目的是分化印度教群众和穆斯林群众联手抗英斗争，尽管后来在印度人民抗争的压力下取消了这个决定);这些做法固然出自英国殖民者自身利益，但客观上有利于印度国家统一，倘若独立后的印度联邦在确定内部各邦设置与边界划分时能尽量继承这份遗产，践行区域制衡原则，必定有助于巩固印度的长期统一。
然而，还在英国统治时期的1920年，国大党就将“按语言原则划省”作为一项重要目标写入自己的纲领。尽管印度联邦独立初期曾经力图保持英治时期的国内政区划分，但国内政治运动和动乱不久就改变了这一切，今天的印度国内一级政区基本上是按照语言原则划分的，使用同一语言的居民区划入同一个邦。即使不考虑这一原则对国内跨地区贸易发展和劳动力流动的阻碍，这样的国内一级政区划分在平时就不利于潜移默化地培育国民高于地方的国家认同，国民内心潜意识首先认为自己是泰米尔纳德人、西孟加拉人、旁遮普人、马哈拉施特拉人，古吉拉特人，然后才是印度人;在国家有事时，更给地方分离主义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这样的局面，在平时也会激励政客们的分离主义动机。统一了300年的俄罗斯——苏联，在1991年“八一九”事变后土崩瓦解，其民族区域自治体制实难辞其咎;在导致中亚分离和外高加索地区兵连祸结方面，苏联民族区域自治体制的影响尤为显著。将克里米亚划入乌克兰，更是与区域制衡原则完全背道而驰的十足昏招。
与此同时，印度某些邦体量太大，实际上具备了独立建国的条件，如北方邦人口接近2亿，进一步加剧了上述潜在问题。
印度独立至今尚未出现分疆裂土的大动乱，但不等于这个国家以后就不会出现严重的政治动荡，更不等于它的行政体制经受得起政治大动乱的考验而有效维护国家统一。曾经与美国并列全球超级大国的苏联有着300年的统一历史，最终却一夕解体，就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实际上，早在1980年代，南印度四邦建立“德拉维达联邦”、旁遮普独立建立“卡利斯坦国”之类分离主义主张就曾在印度政界登堂入室。虽然英迪拉•甘地毅然出动枪杆子镇压了锡克人，再赔上自己的生命，平息了这一轮分离主义浪潮，但一批地方政党仍在这一轮风潮中脱颖而出，国大党多年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
对印度而言，令人悲哀的是，即使印度统治集团内部眼光远大且满怀国家责任感的精英们认识到了上述风险，民族构成、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严重缺乏统一性的现实也使得他们无法实施治本之道，因为在这种环境下，按语言原则划分政区天然比贯彻地区制衡原则更能有效动员群众开展政治斗争和竞争选票。当初，印度按语言划分邦界是从安得拉邦打开突破口的，此先例一开，印度政府就再也无法遏制按语言原则划分邦界的压力，相关暴力冲突和争端此起彼伏：1949年，老国大党人波提•斯利马穆卢在马德拉斯泰卢固语地区掀起要求建立泰卢固语安得拉邦运动。1952年，斯利马穆卢绝食58天后饿死，在泰卢固语地区引发大规模骚乱，尼赫鲁在斯利马穆卢死后第四天被迫宣布设立泰卢固语的安得拉邦。1956年1月，由于孟买邦内操马拉地语的马哈拉施特拉居民不满与古吉拉特语地区继续在一个邦内，孟买市爆发骚乱，骚乱民众与前来镇压的军警发生流血冲突，80人被打死，450人受伤，但骚乱仍未平息。3月，政府被迫让步，决定将孟买邦分割为古吉拉特、马哈拉施特拉两个语言邦，随后又在马哈拉施特拉居民压力下决定将原计划作为中央直辖区、5年后再定归属的孟买市划为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结果又在古吉拉特邦引起骚乱。而且，即便如此，争夺孟买市的“赢家”马哈拉施特拉邦与迈索尔之间也仍然为列尔高姆县归属你争我夺。
在上述事件中，斯利马穆卢之辈未尝不是怀着一种自认为“崇高”的目标，表现出了炽热的献身精神，问题是这类做法恰恰暴露出他们潜意识中地区认同高于印度国家认同。而且，经过这样的政治斗争，印度政治精英中不会再有多少人愿意触动这个问题而押上自己的政治命运，对印度国家统一的上述隐患也就会一直保持下去。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19期，摘自2013年第10期《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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