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 8世纪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史，我们会发现大国关系往往都摆脱不了这样两个命运：第一，三支及三支以上力量构成的多极国际体系，最后都会宿命式地回到两极结盟对决的状态;第二，在霸权支配的国际体系中，守成的霸权国家与新兴争霸国家之间，最后都陷入围绕霸权争夺而发生的霸权战争之中。这是西方国际关系史的历史宿命，也使得整部西方国际关系史都跳不出这个历史怪圈，几乎就是一部结盟对决与霸权战争的历史。这种周而复始的现象既给西方内部的国家及其人民留下痛苦的回忆，且由于西方国家之间的竞争从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的扩张，连带地也给非西方世界国家及其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
建立在这一地方性国际政治经验基础上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其鲜明的文明特色和实践特色，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出现局限性的原因所在。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对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来说，也概奠能外。客观地讲，西方政治实践并非不珍惜和平，西方的政治理论也并非不探究和平，但其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思考的历史资源，过多地来源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及西方近代以来频繁的内部战争的经验，因此反而成为其走出历史怪圈的包袱。比较来说，在分裂的西方所形成的国际政治思想与大一统的中国所形成的政治思想之间，两者对和平的方式和方法均迥然有别。前者面对的是无数势均力敌的政治单位，彼此之间的分化、组合、对抗是国家生存面临的常态，“灭国如摘瓜”(雷海宗描述中国春秋战国政治语)被视为自然，没有战争就是最大的和平;但在后者的地区政治范围内，只有中外关系而没有国际关系，由于几乎始终存在一个规模庞大、赓续不绝、自成一体的文明国家，体系内不成比例的力量对比状态使得这一地区最强大的国家能够在更仁义的高度致力于实现共生基础上的和平。力量制衡下的寄生逻辑与大一统政治下的共生逻辑，成为西欧国际政治思想与东亚国际政治思想出现分流的重要起点，也是我们认识东西方两种国际关系体系的重要切入点。
建立在地方政治经验上的西方尤其是英美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有两派一直长盛不衰，在我们超越西方思维认识未来世界的时候，对此两派若不能做必要的学术清理，必定成为我们理论构建和升级的负担。这两派理论一是均势学说，二是民主和平论学说。第一派理论要处理的是国家间力量消长的管理问题，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内流行的权力转移理论、现实主义理论、离岸平衡学说、霸权稳定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等，大致都可以视为均势学说的派生，万变不离其宗。近代以来的欧洲大陆国际关系深受均势逻辑的支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绝对地支配欧洲，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绝对地超然于欧洲政治之外。在迅速变化的力量格局中，任何大国都没有独立的回旋余地，要么合纵，要么连横。倘若不以联盟的方式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在生死攸关的结构体系中则随时面临被瓜分或吞并的危险，结盟对决因而成为解决国际政治僵局的最终选项。欧洲历史上的几大多极体系最终都回归到两极对抗的状态，历史学家在解析欧洲历史上几次大的力量交替时，大多在周期性霸权战争的叙事结构下展开。对于欧洲这段国际关系，熟悉中国春秋战国历史的学者很容易去理解，所谓“春秋无义战”;但对熟悉大一统政治历史的学者来说，多少会觉得欧洲国际关系较之中国的国际关系，差异如此之大。二战后的欧洲正在试图以大一统取代均势，但其能否走出“魔咒”，我们仍然要拭目以待。
第二派理论更多的是一种国内政治理论，但其有推广到世界各地的政治野心。它先验地将世界划分为正义与邪恶、正统与异端、民主与专制、文明与野蛮，并认为前者对后者承担着天定的救赎和解放使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商业和平论、殖民主义、价值同盟、民主同盟等理论，大致可以视为民主学说在国际关系中的变体。在当代，第二派理论的兴起更多地与美国成为全球帝国有很大的关系，它构成了美国霸权的意识形态内核。这种刻板的二元对立思维从观念上引导、助长甚至强化两极对抗的可能，世界历史最终被刻画为正义与邪恶、正统与异端、民主与专制、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对决。只要回顾一下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所使用的外交词语，哪怕是浏览一下好莱坞冷战题材的电影，或者了解一下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不难理解这种多少带有神学色彩的意识结构在当代世界所存在的广泛影响。二元对立思维是多元文明的敌人。在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政治思维中，既存在对立统一的可能性，同时也存在对称统一的可能性;真假、正反、善恶是一种相互转化、共生共存的关系，并不存在对立终决的唯一可能。
上述历史怪圈以及建立在该历史经验上的理论，如同一道阴影，挥之不去地罩在深受其影响的当代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和战略家的脑中，并使他们每在国际关系产生变革和转折的时刻，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未来走向的无限的历史联想油然而生。在上述思维和理论框架中，当代国际关系正在显示与历史惊人的类似之处，这些类似之处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一个日趋明朗的多极化的世界正在产生分裂，出现许多不明朗、不确定的迹象，力量的分化组合似乎在向霸权国家竭力巩固自己的联盟而新兴国家努力组建自己的联盟方向发展，其结果很可能回到历史上结盟对抗的两极状态。第二，霸权的衰退趋势与新兴国家的崛起趋势似乎都势不可当，两者之间的进退拉锯很可能发展到争霸战争的历史宿命中。
近年来，一些学说和思潮，诸如大国政治的悲剧、新冷战、新两极体系、民主和平论、权力转移论等学说，正在强化着这种历史怪圈思维;其一旦居于支配地位，自然会将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引向对抗的两极状态，将国际关系引向冲突的老路。美国军事重返亚太的举措，为太平洋蒙上了不太平的阴影;西太平洋边的国家所享受到的由中国和平发展带来的30年红利，正有被美国军事重返亚太而吞噬的危险。那么在一个多极形态日趋明朗的世界中，难道国际关系的历史走向只有西方国际关系历史所揭示的一种可能吗?如果存在另一种发展可能，那么其发展形态和可能性在哪里?怎么避免多极世界演变或者力量转移过程中的风险?一个多极世界赖以稳定的规范和规则是什么?中国的外交道路在这一关键的转折关口，又能够或者已经扮演着什么角色?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存在各种可能和答案，我们不妨跳出固有理论的局限，从共生命题出发对此进行尝试性回答。(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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