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古巴面对21世纪的挑战

　　社会主义古巴面对21世纪的挑战――古巴国会主席阿拉尔孔访谈录

　　萨里姆•拉姆拉尼 魏文编译

　　古巴国会主席里卡多•阿拉尔孔•德盖萨达自1992年以来是古巴政府的第三号人物，次于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和第一副主席安东尼奥•马查多•本图拉。阿拉尔孔是哲学教授和职业外交官，曾任古巴驻联合国大使近12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拉尔孔成为古巴政府的发言人。他接受采访时不回避任何问题，谈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自从退出政治生活以来的作用，解释了劳尔•卡斯特罗在政权的出现。还谈及古巴经济和社会模式的改革以及古巴期待的挑战。此外，阿拉尔孔还谈到移民问题，古巴与奥巴马政府的美国的关系等问题。

　　菲德尔和劳尔•卡斯特罗

　　萨里姆•拉姆拉尼(以下简称拉姆拉尼)：菲德尔•卡斯特罗2006年因健康原因离开了权力。他现在处于什么状况?他平时做什么?

　　里查多•阿拉尔孔(以下简称阿拉尔孔)：据我了解，他的健康状况很好，如果我们注意到他的高龄和不得不接受的手术的话。他的生活很活跃。用许多时间阅读，定期写他的思考文章。出版了几本书。现在他集中研究重要的问题，特别是粮食和农业的问题。他分析有助于解决影响世界的严重的粮食危机的可能的农业生产的不同方式，特别是对更贫穷的地区。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一个特别有兴趣关注各种中心问题的人。他研究所有类型的问题，应当承认为此他很忙。

　　拉姆拉尼：如何解释劳尔•卡斯特罗在权力中的出现?难道是因为他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家庭联系吗?它不是某种形式的朝代继承吗?

　　阿拉尔孔：劳尔•卡斯特罗出现在古巴国家的领导地位与他和古巴革命的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亲属关系没有任何关联。之前，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政时，劳尔•卡斯特罗已经担任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他是当选后担任这一职务的。那么合乎逻辑的是，在权力出现真空时由他取代主席的职位。另一方面，在1975年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尔•卡斯特罗被选为第二书记，因此他现在担任第一书记的职务。

　　拉姆拉尼：但是，难道不是因为他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弟弟的地位而担负那些职务吗?

　　阿拉尔孔：我认为解释是历史的秩序，而不是家庭的。劳尔从1956年反对富尔亨希奥•巴蒂斯塔独裁的斗争初期起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不取决于他是菲德尔的弟弟。1958年他是马埃斯特拉山起义军第二阵线的组织者和负责人。从反对军政府的武装斗争时期起，他历来被认为是革命第二位的领导人，这是因为他个人的功绩和他作为领导人的品质，而不是因为他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家庭关系。

　　另一方面，劳尔是卡斯特罗家族中唯一在古巴担任政治职务的成员。菲德尔•卡斯特罗有几个兄弟姐妹，但是除了劳尔之外，在古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人担任政治职务。菲德尔有一个哥哥叫拉蒙。他在国内曾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他在农业部门工作，这是他的兴趣的主要中心。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孩子不是部长。

　　拉姆拉尼：2008年当选之后，劳尔•卡斯特罗向国会建议关于所有的战略性问题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咨询。议员们接受了这项建议。难道这不是革命的历史的领导人治理国家的一种谨慎的方式吗?在古巴实际上谁做出决定?

　　阿拉尔孔：在我们的国家决定是以几个人共同的方式做出的，甚至是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任时。在革命进程机构化的进程中，劳尔•卡斯特罗非常坚持这一点。现在我们正在准备党的代表会议(注：2012年1月已经召开)，参与是非常广泛的，不仅是所有的党员参与，而且不是党员的公民也参与。

　　政府也是作为一个集体领导的机构发挥职能的。部长委员会每个星期开会。同样，党中央的政治局以及部长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也是每个星期开会，进行讨论和辩论，做出重要的决定。

　　菲德尔•卡斯特罗具有强有力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权威，这不是来自一种职务，一种职能或通过一定时期的选举而得到的一种责任，而是来自于他的历史作用。因此，正如劳尔•卡斯特罗在代表大会上说的，从来就对最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征求他的意见。他不参加上面所说的会议，但是涉及第一位重要的问题时，系统地向他咨询。

　　但是请记住，我们处在一个几乎对所有的问题向所有的人咨询的国家。在古巴存在一种会议很多的现实，这是不可否认的，人们在会上阐述他们的观点，我能肯定的是辩论是很活跃的，存在分歧是现实的。工人、军人、居民，所有的人都参与辩论。合乎逻辑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有发言权和选举权。结果很清楚，他不是对所有的事情发表意见，而是更多集中重大的问题上。

　　拉姆拉尼：可以说他是一位智者。

　　阿拉尔孔：菲德尔如今不占任何正式的位置，但继续是菲德尔•卡斯特罗，革命的历史领导人，他是将我们引向反对巴蒂斯塔胜利的人。自从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继续是抵抗美国的主要设计师。他的意见在逻辑上对于战略性的事情具有一种特殊性。

　　古巴经济模式的改革

　　拉姆拉尼：2011年4月，古巴共产党代表大会决定改革古巴的经济模式。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具体说变化在哪些方面?

　　阿拉尔孔：我们古巴人已经注意到我们在国家的社会和经济进程中应当引入重要的变革，目的是为了挽救社会主义，改善和完善社会主义。我们注意到现实的客观因素。古巴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与在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有紧密联系。当然，已不可能是这样了。也必须注意到在国际舞台上出现的全球的因素。另一方面，修正我们的社会经济计划的某些方面是适宜的，无疑它具有那个时代实践的意义，但是不再证明是正确的。过去执行的某些政策能有适时的解释，但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

　　具体说我们追求什么呢?我们试图达到一种更好的经济效率，更合理和有效地使用我们的自然资源，物质的、经济的和金融的资源，这些都是有限的。我们应当注意到与古巴有关的主要的外部因素，这就是美国强加给我们的经济制裁，最近几年没有停止加强封锁。还应注意到积极的现实，比如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生的重要变化。在分析古巴社会的问题之后，对相关问题进了行集体的思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引入变革以便应对这些客观现实，还因为我们相信为了建设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存在一种更好的办事方式。

　　拉姆拉尼：古巴决定减少国家的作用。

　　阿拉尔孔：我们确实决定减少国家在我们的社会中的作用。我们没有放弃社会对它的公民有一种责任的思想。我们继续相信得到医疗、教育、文化、社会保险、社会救助、退休、所有类型的低价和福利是重要的人权。这些部门代表国家的大部分，我们有义务每年保持有某种重要性的预算赤字，我们试图控制和减少赤字，像世界上多数国家那样。但是，在我国的情况下这不是通过破坏国家的基本作用来实现。

　　拉姆拉尼：也就是说?

　　阿拉尔孔：国家不放弃它的作用，不能怀疑取得的社会成果。为了维持得到普遍的免费医疗、教育，保障所有人的社会保险、退休的权利、社会救助的权利，在确定社会的权利的实现时尽可能的高效率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工作以便提供高质量和低成本的服务，这并不意味着降低教师的工资，而是相反，取消没有用的官僚主义的固有的免费。这里说的是对经济的其他部门普遍的前景。

　　拉姆拉尼：当时目标之一是消除官僚主义的障碍，让国家退出非战略性的部门，比如理发馆。

　　阿拉尔孔：劳尔• 卡斯特罗经常回忆起理发馆的事情。马克思在什么时候说过社会主义在于将理发馆集体化呢?他什么时候说过这种活动以及其他许多事情必须由国家管理和控制呢?社会主义的思想历来是基本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结果是清楚的，接受“基本的”这个词可能有一个或多或少广泛的层面。我们相信放弃某些事情是不可能的。但是对其他的事情减少国家的介入是必不可少的，如人们可以自己完成的任务与活动，由他们出资和通过集体的方式完成。这可以使国家大幅度降低成本，保障我们所考虑的基本的人权。为此，必须解放新的生产力，不论在城市或是乡村发挥人的积极性，以便建设古巴式的社会主义，总之，不在于符合一种确定的教条，不在于继续一个照搬先前已经确定的一种模式。

　　拉姆拉尼：因此，是一种纯正的古巴的社会主义。

　　阿拉尔孔：现在拉丁美洲的特点是一些国家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建设本国的社会主义。很久以来，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运动所犯的错误之一是相信存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模式。实际上不必说社会主义，而是说多元的社会主义。没有一种社会主义类似于另外一种社会主义。马里亚特吉说过，社会主义是“英勇的创造”。如果说是创造，应当应当符合现实、动机、文化、形势、结构和目标，都不是同样的，而是不同的。

　　拉姆拉尼：这场经济模式的改革是怎样决定的?

　　阿拉尔孔：我们面临一种试验的形势，它是完全按照古巴的方法发展的，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形势，也就是通过一个经常的广泛的和真正的民众磋商的过程。党提出了一项改革经济制度的计划，在全国进行讨论，不仅是党员之间，而是愿意参加的全体公民之间的讨论。在这些辩论以后，对计划做了深入的修改，也提出了一些条款，取消了另外一些条款。在公民的讨论之后对最初的文件70%以上做了修改，提交给党的代表大会。为了思考和拟定最后的文件，分析在全国大辩论以后提出的建议，成立了几个委员会。最后向国会提交了一个311处修改建议的新文件，获得通过。某些措施已经实施，另外一些正在拟定，有一些还在讨论，不是指内容，而是指实施的方式。

　　我们相信在世界上没有很多政府在提出一项改造经济制度的政策之前，向居民开展咨询的工作。我们不相信那些因为影响许多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制度危机而采取严厉紧缩的措施，减少卫生和教育的预算，提高退休的年龄的政府会要求公民提供关于现在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深刻的变革的意见。

　　所有这一切将来自于新的社会主义，区别于我们现在拥有的社会主义，但是永远是社会主义，无疑那将是更纯正的社会主义。

　　拉姆拉尼：难道这不是回到资本主义吗?

　　阿拉尔孔：我们不认为是这样，尽管在古巴的社会确实将会有更多的市场机制存在，有市场经济特性的因素存在，如果愿意说，有资本主义的因素存在。

　　拉姆拉尼：从2011年11月，古巴人可以买卖他们的住房或他们的汽车。为什么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准则的某种东西在古巴曾被禁止，或至少说受到严格的控制?

　　阿拉尔孔：请让我做一点历史的解释。在60年代，当采取那些措施时，目的是阻止靠资产的积累而复辟资本主义。我们举革命的例子，曾进行过土地改革，但是不久以后再次出现了大庄园。古巴革命不想犯同样的错误。如果说农民由于土地改革拥有一块土地，他决定将土地卖给更富有的庄园主，这就损害土地改革的根据，这有助于资产的积累和重新出现大庄园。

　　至于住房，城市的改革使得所有的古巴人都有一处住房，限制了所有权的集中。您可以在哈瓦那散步，绝对不会遇到任何生活在街头或是住在桥下面的人，这是许多西方的首都存在的现象。可能存在一个饱和的问题，几代人住在同一个屋顶之下，但是没有任何人不受保护。我们不想再次看到房产的囤积居奇者，因此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尽管不是全面的禁止。

　　拉姆拉尼：关于汽车呢?

　　阿拉尔孔：关于汽车问题更复杂，因为这一产品靠国家进口。在历史上古巴从来没有汽车工业。古巴生产一些集体的运输工具，但是从来没有生产小汽车。还存在一个燃料的重要因素，这历来是古巴经济的跟腱。当时必须实施控制和有某些限制。

　　有一些控制措施是古巴提出社会主义思想之前就有的。我经常提到一份1959年2月一份很有兴趣的文件，当时在古巴实施对进口的控制。此前古巴的资产阶级习惯于到银行购买美元，进口一辆汽车或香料或奢侈品。当革命胜利时，一部分与旧政权有联系的精英走上流亡的道路，这些人当中就有古巴国家银行的行长。

　　曼努埃尔•乌鲁蒂亚领导的临时政府当时任命费利佩•帕索博士主持这个机构。帕索曾是1950年卡洛斯•索卡拉斯政府时期成立的中央银行的创始人和第一任行长。他是一位有名望的独立的经济学家，但不是左派。他主持中央银行至1952年3月，这时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发动政变。帕索起草了一份报告交给乌鲁蒂亚总统—那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只是武装部队负责人—报告讲述了古巴的财政状况，透露旧政权的领导人在逃跑以前掠走了银行的储备。

　　帕索是有钱有势的阶级象征性的代表，受到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的尊重，他当时决定控制兑换，停止出售美元，严格控制进口。作为中央银行的行长，他向乌鲁蒂亚报告因为国家存在的金融灾难必须采取这些措施。古巴的经济形势是艰难的，应当承认经济中存在的紧张因素还没有消失。

　　这样，从60年代开始，对产品的进口包括汽车实行严格的控制，因为经济的原因这一直坚持到今天。有威望的经济学家帕索不是激进派或共产党员，他是一个保守派人士。

　　存在两类情况。那些在革命胜利前拥有汽车的人可以随意使用和出售。后来由于国家垄断了进口，小汽车以补贴的价格出售给官员--经常只是实际价值的10%-- 或是功绩突出的个人，出于明显的“反对投机”的原因，他们不能出售汽车。这样限制了汽车的个人所有权，它只用于社会的功能。如果将出售汽车合法化，占有汽车的人可能不是有社会用途的人，或是因为功绩而得到汽车的人，而是支配更多收入的人。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必须阻止对汽车进行投机，因为国家没有足够的资金大量进口汽车，也不能为汽车的运行提供必要的燃料。在这里国家实施某些限制。

　　拉姆拉尼：新的形势如何?

　　阿拉尔孔：现在我们看到不同的前景。如果一个人是他的住房的房主—这种情况占古巴人的85%--他可以出售。为什么?一个家庭缺房或是想得到一套更大的住房，另外的家庭因为孩子长大和结婚，需要一套更简朴的住房。现在就可能进行交换或是出售。也可以捐赠、出借、租赁住房。以前只能进行交换，以及出租一个房间。实际上现在为这类交易提供便利，取消了所有的官僚主义的障碍。

　　拉姆拉尼：那曾是什么障碍?

　　阿拉尔孔：以前需要国家住房协会做出一项行政上的决定。为此，需要市住房办公室的一项协议，然后必须得到省一级的授权，最后得到国家一级的批准。官僚政治是庞大的，因为这涉及行政的决定，成为腐败和贿赂的根源。

　　现在，从2011年12月1日，如果两个人愿意交换他们的住房，只需要携带房产证到公证处去办手续。取消了所有的没有用处的官僚主义的手续。古巴历来有公证处，但是以前是在得到卖方或买方的行政授权以后，公证处最后发挥作用。

　　拉姆拉尼：发生争议怎么办?

　　阿拉尔孔：发生争议时，如果一个人比如要收回对已经完成的一项交易(出售或调换)的某些权利，将由法庭做出决定，法庭有最后的决定权。官员没有发言权和投票权。可见仅在一个部门我们做到大幅度地减少行政的和官僚的功能，取消没有用的手续。这些改革有助于解决与住房有关的一些问题，为买卖的交易提供了便利。

　　关于汽车就更简单，因为很久以来就存在注册。这是克服我们的社会的官僚主义。最大的限制在于个人不能进口汽车，这在过去就存在了。美国的封锁加剧了我国经济的困难，使我们对个人的进口实施严格的控制。

　　同样，一个将移居国外的人现在出国以前可以出售他的住房，或是捐赠给他的家庭至第四代。过去，国家占有被放弃的住房，将其交给另外的家庭。

　　移民问题

　　拉姆拉尼：我们正好谈到移民问题。为什么在古巴还存在对移民的限制?为什么对一个古巴人在他离开国家11个月以后，才认为他是一个失去大部分对永久居民保留的权利的彻底的移民?

　　阿拉尔孔：现在我们在国家最高层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移民问题。今后几个月我们将进行一项激进的和深刻的移民改革，目的是取消这类限制。

　　需要记住这个问题的序言，移民问题曾是最受美国的政策操纵的问题之一。从1959年以来，它总是被用作一件使古巴不稳定的武器，一个对古巴的现实进行勒索的因素。美国国会1966年通过的“古巴调整法”还在生效。该法律规定每个合法或非法、和平或暴力地离开国家的古巴人在一年以后都可以在美国自动地获得永久居留的地位。你会承认这“合法的移民”是一个巨大的激励因素，特别是对非法移民。美国同时将每年能够移居到美国的古巴人数限制在3万人。从逻辑上说美国驻哈瓦那的外交代表机构(利益照管处)根据“古巴调整法”想向所有想移居美国的古巴人发放签证。现在不是这种情况了。

　　拉姆拉尼：您认为美国的目的是什么?

　　阿拉尔孔：目的是支持非法移民，使这种现象工具化，媒体制造一个关于贫穷的古巴人不惜一切代价试图离开国家的运动。世界上古巴是唯一从美国的调整法“受益的”国家。因此，在美国的土地上没有任何一个古巴人处于非法的境地，因为对在那里的所有古巴人都自动地被“调整”其地位。一方面，美国通过法律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的全体移民定罪，另一方面，它又伸开双臂“接纳”古巴人。

　　拉姆拉尼：实行对移民控制的其他理由是什么?

　　阿拉尔孔：应当记住我们的国家从1959年到1997年是美国组织的长期的恐怖主义运动的受害者。古巴移民有一部分是针对我国的数千次恐怖袭击的责任者，共夺去了3478人的生命，还有另外2099名受害者受到长期的伤害。美国中央情报局前特工、恐怖分子波萨达•卡里莱斯进行了100多次暗杀活动，他对此不停地公开自我炫耀，现仍在美国的保护之下，美国拒绝审判他或是引渡他。他安静地生活在迈阿密。这是西方媒体无视的现实，但对古巴不厌其烦地攻击。

　　拉姆拉尼：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

　　阿拉尔孔：情况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在国外古巴社团按照每年到古巴旅行的从重要性来说是第二位的社团。每年有近50万定居在国外的古巴人访问我们。绝大多数古巴移民与他们出生的祖国保持正常的联系。

　　50年前情况却不是这样。那时多数在国外的古巴人是流亡者，其中一些人曾是公共国库的盗窃者。也有一些是是吉隆滩(猪湾)的侵略者，有的人秘密入境安放炸弹，杀害扫盲运动的青年教师。

　　从那时以来，其他的古巴人移居美国，与历史上的流亡者形象不同。现在是一种经济移民，他们主要的兴趣是与自己出生的国家保持一种和平的联系。他们有家庭、朋友，首先是希望稳定。

　　这一新的现实促使我们对移民政策进行一次重要的改革。应当改变某些规则，取消另一些规则。

　　对其他的限制的解释是，需要保护我们的人力资本。古巴为培养医生、技术人员、教师等国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剥夺这些人类的财富。 1959年50%的古巴医生(3000人)到美国流亡，在那里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从2006年起布什政府采取一项名为“古巴医生计划”的政策，目的是夺走古巴的医生，煽动他们移居美国。现在奥巴马政府仍在实施这项计划。我们有义务保护我们的人力资本。

　　古巴与美国的关系

　　拉姆拉尼：现在我们谈与美国的关系。从古巴的观点为说，奥巴马政府与前任布什政府之间有什么不同?

　　阿拉尔孔：最明显的区别在风格和语言。奥巴马是一个更加狡辩的人，比布什更有文化。这不是我对他大加赞扬，因为不能说几乎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要比乔治•布什更聪明不是很难的事情。如果我们认为与美国前任政府有一种形式上的变化，它不涉及本质问题。美国的目标是破坏古巴革命，颠覆已经建立的秩序，像过去一样统治古巴，目标继续是同样的，但是言辞的攻击性少了一些，强调更温和些。

　　拉姆拉尼：除了风格，还有某种变化吗?

　　阿拉尔孔：主要的区别在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古巴裔社团方面。在竞选总统期间，贝拉克•奥巴马到了迈阿密，承诺取消布什政府采取的对生活在美国的古巴人旅行的严格限制。 2004年至2009年，在美国的古巴人每三年只能到古巴旅行14天，这是最好的情况。为此他们应当在岛上有一名第一代直系亲属的家庭成员，也就是祖父母、父母、兄弟、配偶和子女。比如在岛上只有一个姨母或婶母的古巴人就不能获准旅行，更不能三年旅行一次。向古巴亲属汇款每年限制在1200美元以内。奥巴马履行了他的承诺，取消了这些限制。这对在国外的古巴人是重要的，与在岛上的古巴人保持了亲属的联系。

　　拉姆拉尼：那么，在这点上奥巴马与他的前任有所区别。

　　阿拉尔孔：确实如此。到奥巴马时，总统候选人的习惯是到迈阿密旅行，承诺对卡斯特罗政权采取更强硬和更有力的行动，以便满足控制反对卡斯特罗的事业的大的权贵的利益。相反，奥巴马得到了古巴移民的支持，他十分希望坚持对佛罗里达的大多数古巴人更有利的事情：自由地到古巴旅行。奥巴马看准了，赢得了民主的授权，在迈阿密和佛罗里达赢得了多数古巴人的支持，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拉姆拉尼：难道奥巴马在共和党右派传统的堡垒佛罗里达的胜利不标志着古巴社团的构成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吗?

　　阿拉尔孔：确实有变化，代表佛罗里达绝大多数古巴人的新社团的态度区别于对旧政权留恋的老一代，老一代曾过着艰难的流亡生活。这个极端的阶层拥有美国的公民权，通过投票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而新一代古巴移民大部分还没有美国公民权，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可能投票的古巴人中奥巴马的地位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另一方面，不投票的古巴人也有影响。可以施加一种压力。总之应当被关注。奥巴马当选后，结束了对旅行古巴的限制。

　　拉姆拉尼：对奥巴马的第一任关于古巴的政策您有什么总结?

　　阿拉尔孔：我认为这是一个多数美国公民分享的总结。对这种普遍的感情的特点，更准确的词是“落空”，因为没有达到他的变革理论提出的希望的高度。但我强调是风格的不同，他更高雅些。

　　相反，我应当说奥巴马政府在对违反制裁古巴的框架和与古巴进行贸易交往的外国公司实施的罚款和制裁更加坚实得多。

　　拉姆拉尼：那么，也对外国的企业实施制裁。

　　阿拉尔孔：应当看到经济制裁具有治外法权的性质，也就是说，也对其他国家实施，这违反了禁止实施所有类型的治外法权的国际法。比如，法国的法律不能在西班牙实施，因为法国的法律尊重国际法。但是美国关于制裁古巴的法律却在全世界实施。

　　一些银行被罚款数百万美元，一家银行因为与古巴进行贸易交往和开设古巴企业的美元帐号被美国罚款1亿多美元。

　　拉姆拉尼：一方面，放松了某些限制，另一方面以更加系统的方式惩罚违反封锁(古巴)准则的企业。

　　阿拉尔孔：是的。必须指出，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双边关系没有达到卡特时期存在的水平。接近于克林顿时期存在的双边关系水平。

　　拉姆拉尼：卡特时期的情况如何?

　　阿拉尔孔：卡特结束了当时的限制，开始了一个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在哈瓦那和华盛顿开设了利益照管处外交代表机构。不仅古巴人可以没有限制地旅行，而且美国人也如此做。那是美国的旅行者可以自由地到古巴旅行的唯一的时期。今天美国人可以到全世界旅行，到中国，到越南，到朝鲜，但是不能到古巴。

　　就在美国许多阶层如商界、公众舆论以至100多名国会的成员提出相关的要求的时候，奥巴马甚至没有恢复双边关系的这一水平。

　　拉姆拉尼：古巴准备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吗?

　　阿拉尔孔：当然。真正的问题在于确定我们对正常化所理解的内容。如果我们指的是国际法，古巴完全准备它(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只要美国承认我们，在平等的基础上对待我们，从法律方面来说，如同是与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国家的关系一样。国家之间主权的平等是从1648年维斯法利亚大会就有的准则。这就是尊重主权和独立。在这些基础上，古巴自然希望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这是古巴国家历史的目标之一。

　　为此，需要美国接受一个具体的现实。古巴是一个分离的、独立的、自由的不属于别国的实体。我要指出的是，在美洲大陆唯一没与我们没有关系的国家是美国。

　　拉姆拉尼：根据奥巴马政府的说法，与古巴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古巴)缺乏民主和违反人权。

　　阿拉尔孔：这确实是美国政府虚伪的说辞的一部分。如果美国普遍地实施这些标准，它将与许多国家没有关系。

　　它也遭遇一个很严重的精神病学的问题，它不可能与自己有关系。它必须与纽约市断绝关系，在那里警察残暴地镇压和平的示威。它必须结束与加利福尼亚当局的关系，这个当局以前所未有的暴力粗暴地对待示威者，人们称之为“占领者”。这如同是古巴宣布与所有不提供普遍的免费医疗、教育、文化、体育、职业等的国家断绝它的关系。我们不要求美国改变它的制度以便使两国的关系正常化、当然，我们希望所有的美国公民得到普遍的免费的医疗和教育，少数群体不成为种族和社会分裂的受害者。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将这一点作为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因为我们尊重主权的原则。美国不属于古巴，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发表我们的意见，或是将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古巴不能对一个外国的国家颁布行为准则。

　　那么，奥巴马和他的前任们的说辞只不过是一种始于19世纪初的旧的历史趋势的反映，那时托马斯•杰斐逊认为古巴是美洲联盟一个自然的附属国。美国自己感到被授予一种神圣的使命，允许它为其他国家颁布法律。但是我们不接受这项原则，将永远不会接受。

　　阿兰•格罗斯事件

　　拉姆拉尼：我们谈及阿兰•格罗斯事件，根据美国的说法这是一个开辟与古巴对话的障碍。古巴判处阿兰•格罗斯15年监禁的理由是什么?华盛顿称他在古巴是为了帮助哈瓦那的犹太人社区实现进入因特网。

　　阿拉尔孔：这当然不是真实的。古巴的犹太人社区受到我们的尊重，他们谈到了这个问题，坚决拒绝与格罗斯的活动的一切关系。犹太人社区不需要格罗斯的服务，因为他们没有任何问题得到新的技术。另一方面，犹太人社区与古巴政府的关系是很好的，因此从来不会出现在美国的颠覆操纵之中。它与全世界的犹太人社区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犹太人社区，后者向他们提供所有需要的东西，正常地到古巴旅行。所有这一切的实现得到古巴政府的全面合作。因此，华盛顿的断言是没有根据的。

　　拉姆拉尼：它指控什么呢?

　　阿拉尔孔：格罗斯本人抱怨成为美国政策的受害者。他到古巴旅行是为了制定一个由美国提出的内部颠覆的计划，内容是向某些与美国政府有关系的团体散发非常尖端的器材，如移动电话等，他的目的—华盛顿已经公开承认—是改变(古巴的)政权。他的出现怀着颠覆的目的，这在古巴是一宗严重的犯罪，但在美国或是法国也是严重的犯罪。

　　拉姆拉尼：是根据这些事实审判的吗?

　　阿拉尔孔：对他进行审判，他享受到所有可能的保障。他本人承认在一起公正的审判中受益。他的美国律师也承认审判是在良好的条件下进行的。对他拘留的条件允许他与美国在古巴的外交机构保持联系，只要他愿意的话。每次他的妻子要求签证来看望他，我们就发给她。格罗斯也正常地会见到古巴访问的美国人，甚至是宗教的领导人。最后一次是犹太人教士戴维•斯内耶，他写了他访问的条件。他看到格罗斯没有关在一个高度警戒的监狱，不像美国媒体所说的那样，而是在一个军队的医院里，这是由于他的健康问题。这是人道的做法，根据古巴的法律，完全尊重他身体的完整性。

　　“五名”古巴人的问题

　　拉姆拉尼：我们谈五名古巴人的问题。他们中的4人被继续关押，另一人获得有条件的自由。他们从1998年因“目的是从事间谍活动的阴谋”而被关进美国监狱，受到严厉的判决，从15年到无期徒刑。未来的前景是什么?

　　阿拉尔孔：获得有条件的自由的是雷内•贡萨莱斯，他的律师试图说服女法官让他在古巴服3年徒刑。同样，我们试图争取授权他的妻子探访，她已有10 多年没有能够看到他了，因为华盛顿系统地拒绝所有的签证申请。

　　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评估在古巴和美国之间对犯人的家属探访的不同待遇。古巴系统地接受格罗斯的妻子所有的签证申请。华盛顿系统地拒绝雷内•贡萨莱斯的妻子奥尔加•萨拉努埃拉和赫拉尔多•埃尔南德斯的妻子阿德里亚娜•佩雷斯所有的签证申请。

　　同样，雷内•贡萨莱斯将申请回古巴探望他的家人，根据法律，有条件的自由允许这种可能性。也可以在美国的领土之外服刑。

　　对另外4位“犯人”，人身保护权的过程继续有效。对安东尼奥•格雷罗和赫拉尔多•埃尔南德斯来说，三项行政的手续(一项辩护的提案、一项检察院的回答和一项辩护的答辩)几乎已经完成。对拉蒙•拉瓦尼诺和费尔南德斯•贡萨莱斯，我们正等待检察院的答复，也就是美国政府的答复。2013年初将重新进行辩护，回答政府。

　　拉姆拉尼：为什么案件分开研究?

　　阿拉尔孔：实际上，这个人身保护权的过程只有在审判将结束时才是可能的，这就是赫拉尔多•埃尔南德斯和雷内•贡萨莱斯的案子，先前美国最高法院拒绝研究此案。至于安东尼奥、拉蒙和费尔南多，当法庭在上诉过程之后确定新的判决时审判就结束了。这些决定发生在两个不同的时期，因此案子分开研究。

　　拉姆拉尼：但是决定似乎是政治方面多于法律方面。

　　阿拉尔孔：事情确实如此，这里需要说服奥巴马总统释放他们。我认为，这是他的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可以通过美国的一项简单的行政上的决定进行。这种决定能够在任何时候做出，与审判的进展关系不大。

　　拉姆拉尼：为什么奥巴马必须做出这类决定?

　　阿拉尔孔：很简单，因为他们是无辜的人。我记得他们出现在美国的目的是阻止进行针对古巴的恐怖袭击，打入非政府的部门—这可能是间谍罪的根据—渗入古巴流亡者极右的暴力小团体，这个小团体从事反对古巴的恐怖主义的活动。随着这些团体的行动完全处于逍遥法外的状况，他们的使命是必要的。路易斯•卡里莱斯是中央情报局的前特工，是100多起暗杀活动的策划者，这是他7月12日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承认的，2004年和200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两份报告也认定此事。卡里莱斯仍然自由，从来没有因为他的罪行受到审判。

　　1998年我们曾邀请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两名负责官员，以便向他们提交一份长篇报告，内容是我们的特工人员收集的关于迈阿密的团体的恐怖活动情况。他们向我们承诺抵消这些团体，当他们到迈阿密时没有改造他们的义务，而是逮捕了5名古巴人。

　　这个反对古巴的恐怖主义的现实由于雷内•贡萨莱斯出狱再次完全暴露出来。美国检察院坚决拒绝让雷内•贡萨莱斯在古巴服刑，期间他的自由受到监视。女法官接受了检察院的要求，宣布目前他必须在美国服刑。女法官在书面声明中重新三次提到2001年判决时强加的“特别补充的条件”必须遵守。

　　拉姆拉尼：这个“特别补充的条件”是什么?

　　阿拉尔孔：这个“对受监视的自由的特别补充条件”规定，“禁止被指控者结社或访问人们所共知的特别的地方，或是作为恐怖分子的个人和团体、鼓动暴力的组织的成员以及有组织犯罪的人物经常去那里”。

　　这里说的是清楚地承认美国的当已经确定哪些团体或个人是恐怖分子、鼓动暴力的组织的成员以及有组织犯罪的人物。知道他们是谁和在哪里，但是不做任何事情去抵消他们。同时他们禁止一个美国公民雷内•贡萨莱斯—他出生在美国—访问他们或企图采取行动对付这些团体。

　　拉姆拉尼：这是相当令人吃惊的。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声明。

　　阿拉尔孔：在审判的记录稿中和在检察院及法官最近的声明中可以看到这项声明，当时雷内•贡萨莱斯申请授权在古巴服刑。显然这种条件的目的是保护个人。如果有更好的解释，请告诉我。

　　这意味着知道这些人在哪里的当局经常监视雷内•贡萨莱斯，以便证实没有违反他受监视的自由。如果雷内•贡萨莱斯不幸到这些地方是为了挫败他们的计划，他将立即返回监狱。

　　拉姆拉尼：这种情况似乎是相当超现实主义的。

　　阿拉尔孔：但这是现实，尽管这至少是不常见的。在审判中可以看到这项声明。检察院广泛坚持其立场。在判决的备忘录中看到女法官的判决，政府建议的刑期。甚至检察院犯了严重的错误，亚特兰大的上诉法庭决定颁布对安东尼奥•格雷罗、拉蒙•拉瓦尼诺和费尔南多•贡萨莱斯新的判决。该检察院在提交法庭的判决备忘录中口头坚持认为，对美国政府来说，判处最高刑罚是很重要的，以保障被指控者没有能力重新进行受到判处的活动—也就是说以和平的方式渗入恐怖分子的团体，不使用武器和暴力，以便之后向古巴报告—因此需要强加这种“特别补充的条件”。这个“特别补充的条件”强加给5名古巴人，包括赫拉尔多•埃尔南德斯，他被判处两个无期徒刑加上15年监禁。当他们每个人服刑时—对赫拉尔多将是他的三个人生—必须保持远离这些恐怖团伙，向政府确保这样做，以便他们不会重新参加把他们送进监狱的那些活动。

　　美国检察院强调，赫拉尔多、拉蒙和费尔南多预计将会被驱逐出美国的领土。这些都写在判决的备忘录里。雷内和安东尼奥—两人都是美国公民—不能被驱逐，因此将“特殊补充的条件”强加给他们。雷内在获得被监视的自由以后，必须对此做出回答，安东尼向如果享受这种条件，他也得这样做。

　　换句话说，美国当局承认在迈阿密市存在恐怖的、暴力的和黑社会的团伙。知道他们是谁，住在哪里，但是保障让其逍遥法外。这样禁止一个自由的美国公民做任何事情以便抵消他们。

　　拉姆拉尼：您认为这表明什么?

　　阿拉尔孔：这清清楚楚地表明5名古巴人是无辜的，因为他们在美国所做的事情不是一种罪行。阻止实施一个恐怖行动不是一种罪行。在任何地方反对暴力、犯罪和恐怖主义都不是一种罪行。很遗憾，这种超现实的故事因为媒体的专制而保持下来。如果这种情况不被适当掩盖，可能激起美国公众舆论的巨大愤怒，政府的地位可能不会支撑下去。如果美国的公众舆论了解政府保护恐怖分子，将为反对暴力进行斗争的人关进监狱，他们会说什么呢?

　　为什么美国政府可以这样行动?很简单，因为公众舆论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媒体的合谋。如果知道了，5名古巴人很久以前就在古巴了。

　　雷内是2011年10月离开美国监狱的，将那个条件强加给他不是为了保护他，而是为了保护恐怖分子的小团体。

　　奥巴马总统有义务释放5名古巴人，没有任何条件。这也是美国的利益。这件事情每天都在表明美反恐政策的完全虚伪的性质，一方面它企图进行一场全球的反恐斗争，另一方面又在本土保护罪犯，关押企图瓦解罪犯的计划的人。

　　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甚至拨款监视雷内•贡萨莱斯和“保护”他。雷内因为企图阻止反对古巴的恐怖活动服了13年的刑罚，和其他人一样。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没有触犯仅是一份秘密文件的“间谍案”。为此，亚特兰大上诉法庭承认这不是一起间谍案。

　　石油

　　拉姆拉尼：另外一个问题。古巴拥有重要的石油储备，将进行开采。您认为石油是有助于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的关键因素吗?

　　阿拉尔孔：我们对将在古巴的专属经济区的海域进行的勘探有成效抱有很大的希望。所有的分析表明了这一点，包括美国的专家们进行的研究。储备相对说是大的，将对古巴的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相反，我认为导致我们的关系正常化的除了石油，更是历史和地理。华盛顿的领导人应当一下子接受古巴是一个与美国分离的实体，在历史上就不属于美国。因此它应当建立一种在尊重主权和独立的基础上的正常的关系。

　　当然，随着石油开采的扩大，它将改变情况。美国的商界希望与古巴有正常的关系。

　　政治犯

　　拉姆拉尼：2010年古巴在与天主教和西班牙对话以后，决定释放所有被称为政治犯的人。怎么解释他们被关在监狱?

　　阿拉尔孔：您所说的所有这些人都被我们的法庭宣布因与一个外国大国(即美国)联合是有罪的。他们接受华盛顿提供的资助，目的是改变古巴的政权。这严重违反古巴的刑法。我记得全世界的刑法认定这类行动为犯罪。比如在法国坚决禁止一个外国大国为了攻击国家的根本利益的目的而提供资金。这正是美国所做的事情。

　　拉姆拉尼：这里说的是古巴的观点。

　　阿拉尔孔：可以说有一种相对容易的方式来证实我们的视角。查阅一下美国公开的可以得到的官方文件就足够了，在那些文件中承认华盛顿对古巴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是资助古巴国内的反对派。不仅是美国不否认我们的视角，而且在官方的报告和法律中维护这种视角。您还会看到被认定为政治犯的人从来不否认美国向他们提供报酬的事实。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他们被判刑，他们是旨在颠覆已建立的秩序的地下计划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因为舆论罪。

　　拉姆拉尼：为什么被释放呢?

　　阿拉尔孔：天主教和西班牙当局表示，如果关系以互相尊重的对话为基础，可能与古巴当局找到一种解决办法。这里说的是人道主义问题，我们表示古巴懂得表示宽宏大量和慷慨，美国的目的是消灭古巴的独立。如果我们释放的那些人制定的颠覆计划发挥作用，古巴可能不再是一个有主权的和独立的实体了。他们犯了严重的罪行，不应当忘记此事。

　　我信记得这些人中的某些人过去曾因健康的原因被释放，这是与海梅•奥尔特加主教对话之前很久的事情。对话对所有的人有利，我们应当承认西班牙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政府的合作是重要的。

　　与天主教和梵蒂冈的关系

　　拉姆拉尼：为什么应当接近宗教当局?与梵蒂冈的关系处于什么状态?

　　阿拉尔孔：与古巴教会的关系是很好的。天主教徒是古巴社会的组成部分。他们有一个完全占有的空间。对古巴来说最重要的是具有全部多样性的国家的团结。

　　革命开始时与教会的某些部分关系紧张和有不同意见，主要是与教会的国外部分，它们与西班牙教会和那个时代的佛朗哥政权关系很密切，后两者反对古巴的革命进程。教会的国外部分实施了“佩德罗庞行动”，从古巴带走1.4万个孩子，无可补救地将他们与父母分开。

　　现在情况不同了。天主教教会是古巴的和爱国的。主教海梅•奥尔特加发表了一个牧师的演说，要求信徒参加关于更新社会经济模式的讨论，发表他们的意见。

　　至于与梵蒂冈的关系是亲切的，在古巴与梵蒂冈两国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

　　拉姆拉尼：2012年3月第16世教皇对古巴的访问代表着什么?

　　阿拉尔孔：我们认为这次访问很重要，将有助于更加发展与梵蒂冈的关系。我们相信如同1998年教皇胡安•保罗二世的访问一样，这次访问将在古巴社会产生影响，有助于加强国家的团结。

　　2012 年我们将纪念圣母在尼佩湾出现400周年。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活动。在2011年岛上举行了多次宗教游行。这对古巴的天主教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但是不只是这个部门，宗教信仰不那么重要，因为这也国家的一个象征。是古巴国家的价值的组成部分，是国家的凝聚力。很多古巴人不是天主教徒，他们崇拜卡里达圣母。这个周年很重要，我们将在全国开展大规模对圣母的纪念活动，教会当局、民事权力、共产党、工会、信徒、无神论者参加，尽管在国外不了解这个现实。

　　欧盟

　　拉姆拉尼：关于与欧盟的关系。取消从1996年起生效的(欧盟对古巴的)共同立场继续是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的一个必要条件吗?

　　阿拉尔孔：共同立场继续是与布鲁塞尔双边关系的主要障碍。但是，我们和一些没有跟随共同立场建议的欧洲国家保持了很好的关系。限制政治、外交和文化关系的共同立场象征着欧洲的对外政策在民主和人权通常的说辞上与华盛顿结盟。布鲁塞尔接受了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必须强调这是一项反欧洲的政策。

　　拉姆拉尼：这是怎么回事?

　　阿拉尔孔：我们回到共同立场的起因。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赫尔姆斯-伯顿法”增加对古巴的经济制裁。这次投票因为该立法的治外法权的性质造成了与欧盟的对立。一句话，在古巴投资的欧洲公司面临它们的资产被没收的风险。欧盟将此事提到世界贸易组织。结果是美国与欧盟之间达成一项协议，通过了题为“协议的备忘录”的文件。华盛顿接受中止损害欧洲利益的“赫尔姆斯-伯顿法”的第三条，作为交换，布鲁塞尔承诺它的对外政策站在美国一边，支持美国在古巴的战略目标，也就是说，改变古巴政权。这一切可以在当时美国副国务卿斯图阿特•埃森斯塔特与他的欧洲同事起草的备忘录里都可以看到。

　　欧盟宗教般地遵守它在合同中的部分，1996年采取了共同立场，我们认为它是不合时代潮流的、歧视性的、非法的和矛盾的。尽管美国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的政府嘲笑了签署的协议，多次违反协议，这个立场保持下来了。

　　拉姆拉尼：以什么方式?

　　阿拉尔孔：没有任何一届美国政府同意修改“赫尔姆斯--伯顿法”，尽管其第三条被中止。对此这三届美国政府都没有任何书面文件要求国会调整与布鲁塞尔签署的协议的法律，简单地取消治外法权的方面，如中止发给在古巴有利益的欧洲投资者的签证，或是在美国提出立法要求的可能性。

　　从1996年起，美国对欧洲的银行和企业处以数百万美元的罚款，最高的罚款是对一家瑞士银行处罚1亿美元。欧洲没有吭声接受了这些惩罚。尽管有协议的备忘录，欧盟方面一丝不苟地遵守协议，但是华盛顿还是经常地惩罚欧盟，欧盟没有抗议。15年以前，华盛顿出奇地嘲笑布鲁塞尔。

　　为了让古巴与欧盟能有一种正常的关系，布鲁塞尔重申它的主权，承诺它是一个独立的不屈从于华盛顿对哈瓦那的政策的实体，这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些欧洲国家是足够精明的，它们理解这种形势同时是不可持续的和不能接受的，它们决定对古巴采取一种自主的政策。共同政策以其打赌的内容是建立健康的双边关系一个基本的障碍。我们认为拥有一项独立的对古巴的政策是欧盟的利益。看到美国利用欧盟的方式和在不遵守签署的协议时嘲笑欧盟的方式是可耻的。

　　拉丁美洲

　　拉姆拉尼：自从1998年乌戈•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已经变成古巴的一个战略伙伴。对查韦斯总统的严重疾病(癌症的受害者)古巴感受如何?他的健康怎么样?

　　阿拉尔孔：根据我们的情报，查韦斯摆脱了他的严重疾病。癌症是一种严重的疾病，但是靠适当的照顾可以治愈。

　　在新的和解放的拉丁美洲的范围内，我们和委内瑞拉有尽可能良好的关系。我们和其他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有很好的关系，如巴西，或在世界上与俄罗斯、中国、阿尔及利亚或安哥拉等国的关系也很好。如同可以证实的，我们不孤立。

　　由于疾病查韦斯的身体有小的变化。癌症引起头发脱落，体重增加一些磅，幸运的是危险已经过去。

　　巴西的前总统卢拉也有类似的问题，已经脱离危险，我们对此感到高兴。

　　古巴的未来

　　拉姆拉尼：最后一个问题。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之后，古巴的前途是什么?

　　阿拉尔孔：我不善于做出预测。我们认为，菲德尔和劳尔•卡斯特罗具有贡献他们的生命的功绩，以便确保古巴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和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只是进行革命的历史的这一代，不只是他们自己的存在。但是，他们的消失可能造成一个巨大的真空，自然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不要对未来进行推测，为什么我们不看看现在?我们认为古巴将继续前进，发展，完善它的社会制度。我们看看轮换情况。古巴现在的当局，从政府的级别说，中央一级和市一级，古巴共产党—从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的核心--，社会组织-从领导到成员-在所有的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和主要的负责人都是1959年革命胜利以后出生的人。

　　古巴的社会远不是由蒙卡塔的一代(1953年)领导。革命的老战士已被更年轻的干部取代，因为明显的生物的原因。历史的一代一部分仍健在和活跃的事实不是一个问题，而是相反。古巴幸运地能够拥有自己的历史领导人。如果列宁活更长的时间，如果他能活到菲德尔或是劳尔的年纪，如果他能领导苏联而不是由斯大林和接替他的人领导，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这会是消极的吗?我相信正好相反。如果那一代能够活下来，世界将会不同。这正好是古巴革命的特点，古巴能够在几十年里拥有她的历史领导人。

　　菲德尔和劳尔•卡斯特罗不是以垂直的方式领导古巴，如一些人所想的那样。不可能想像年轻干部的晋升的推动到什么程度，现在年轻干部已经担负所有组别的权力的重要岗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瓦那省(国家最重要的省)党的书记是一位不到50岁的黑人女性。这正好可以说明今天的古巴情况。我说过决定是以集体的方式做出的，而不是由老战士的会议决定，而是相反。我们的多数领导干部由于他们的年龄在25至 55岁之间，可能是历史的一代的子女或是孙子。这将保障在菲德尔和劳尔•卡斯特罗和历史的一代之后，古巴将继续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和有主权的国家，拥有革新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将不会回到过去，因为这是拉丁美洲大陆的历史的趋势。(为巴黎大学索尔波内—巴黎 IV研究伊比利亚和拉丁美洲的博士，该大学的客座教授和记者，古巴与美国关系的专家)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73期，摘译自委内瑞拉国家通讯社网站2012年4月13、14、15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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