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路不容“左”右干扰
俄国作家克雷洛夫写的寓言故事《天鹅、大虾和梭鱼》中说，三者拉一辆车，天鹅伸着脖子向云里钻，大虾弓着腰向后靠，梭鱼一心往水里跳，虽然他们都很起劲，但是方向不准，路线不对，这辆车就在原地分毫不动。
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之路并不平坦，自始至今就是在排除了“左”右干扰之后取得进步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处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下。党在统一战线中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放弃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农民，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甘心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导致在1926年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和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和汪精卫发动7.15事变时我党遭受了巨大牺牲，六万多党员只剩下了一万多。
1927年7月至1928年5月，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对组织和军事完全放权”的“左”倾盲动错误也导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瞿秋白之后，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他制定的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
1931～1934年，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备，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特别肃反扩大化伤害了大批忠贞党员和中高级党政军干部，更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长江局书记，王明在武汉和延安的毛泽东对抗，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张把抗日领导权交给蒋介石，严重影响了江南新四军的发展，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直到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彻底宣判了曾统治党4年且影响党达1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死刑。
解放战争时期土改运动中，不少地方还犯过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破坏中小工商业、对地主乱打乱杀”的“左”倾错误，幸而被中央及时发现并纠正，使土改运动在新老解放区获得了巨大胜利。
1957～1976年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我们党又犯过反右扩大化和极“左”错误，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文革后，我们又及时纠正了坚持“两个凡是”等“左倾”错误，旗帜鲜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但是，种种“左”右倾向错误还是不时地影响着我们的建设事业。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中对此有非常深刻的阐述。“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是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政治上要求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将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极权、专制甚至是法西斯主义，抹煞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巨大成就，主张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样板和指导理论，实行 “多元化”、“多党制”。理论上抨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认同所谓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权、民主理论，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扬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大陆不如台湾，中国不如外国。经济上要求取消以公有制为主体，主张实行私有化。思想上要求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作用，否定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主张全盘西化。
时间真快呀，伟人离开我们十五年了，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也许出乎老人家的预料，打着防“左”的旗号，右的干扰越来越大，改革开放在某些方面成为了右的专用语言，甚至连左(没有引号)都被打击，被污名化，甚至被扣上反对改革的帽子。我们对于“左”的东西比较熟悉了，吃的亏比较多，防“左”有术，但对于右，吃的亏较少，以往主要是警惕为主，今后是否要多加防范一点呢?让我们再从伟人那里找点智慧吧。
还是南巡讲话，邓小平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对于警惕右的干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同志看得很远，他认为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努力奋斗，并告诫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不幸而言中啊。
其实，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我们继续坚持同对我们友好的西方国家交往，继续坚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必须在思想政治领域把上述的斗争进行到底。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
同卷中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中也有过深刻阐述。“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不仅文艺界，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有的党员就是不讲党性，坚持搞派性。对这种人，决不能扩散他们的影响，更不能让他们当领导。现在有的人，自以为是英雄。没受到批评时还没有什么，批评了一下，欢迎他的人反而更多了。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一定要认真扭转。当然，这种现象有它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是十年动乱的后遗症，同时也是由于外来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对各种人的情况需要作具体分析。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有这些现象，而在于我们对待这些现象处置无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中，邓小平讲的更明了：“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前几年，我们不是对那几个搞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处理了吗?难道因此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
越是家国危难时，越是想念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带领我们取得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时，给我们留下了他人所没有的精神财富。
今天，中国向何处去，改革开放如何度过深水区，我们已无石头可摸，但是，伟人在南巡讲话时已经给我们考虑到了，老人家是这样说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现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我在89年5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
当前，最紧要的是坚决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胡锦涛总书记去年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多次提到我们要“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应该是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动力和目的。在这条康庄大道上，有了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我们一定能够排除“左”和右的干扰，统一思想，满怀信心，稳中求进，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扎实工作，科学发展，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2012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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