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会”的代表委员来认识国民的劣根性
一年一度的“两会”终于又胜利地结束了。由于“两会”的代表委员们所提出的借用当今流行的网络语言来形容就是“雷人”的议案提案也提完了，因而中国人也就暂时松了一口气。但是由于“两会”不仅每年都要召开一次，而且根据三十多年来的实际情况来看，不管如何换届选举，“两会”的代表委员们也一样还是这同一类的人。所以，中国人的不挨“雷”，也就只能是暂时的。根据目前的社会形势，看来明年还得照样挨“雷”。
三十多年来，尽管“两会”是年年召开，然而今年的“两会”却是更“别具风采”。今年“两会”上的提案和议案以及许多代表委员的发言，除了毛新宇等少数代表委员提出的“反腐倡廉”之类的提案议案还能显示出“两会”的庄严肃穆之外，而更多的诸如将国外的管理人员引入我国的公务员系统、卖淫合法化、信访入刑、给每一个公民都建立一份道德档案、穷人可以有条件将二胎生育指标转给富人等议案和提案以及其他代表委员们的发言等待，竟然是“雷人”不断。
如今的这些全国人大代表，因为其中的绝大多数不是党和政府、军队的各级官员，就是大大小小的企业家。所以这些代表不仅能够在会上虚心假意地代表着人民，而且还更是能够在会下实实在在地管理着人民，因而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也都应该具有相当高的素质。特别是全国政协的那些委员们，由于不是党和政府以及军队的高官与社会上名门望族的后代，就是企业界、文化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等领域里的各路精英。因此这些代表委员尽管不可能绝对，但是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我们这个民族当前的素质。然而这些代表委员们在会议上的议案提案和发言以及在会下的表现，却不仅实在“雷人”，而且还更是实实在在地反映出了这些代表委员自身素质的低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六十二周年之后，在人类社会都已经进入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作为国家级的代表委员的自身素质还能如此的低劣，那就只能证明是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躯体里，还依然潜藏着极深而且还极其顽固的国民劣根性。
国民性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民族的性格。尽管国民性这个词汇和概念不仅是泊来品，而且对中国人的性格最早进行调查、分析、研究的也还是外国人。但是发现了中国人的劣根性并找到了其产生根源的这个问题，却是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的先贤和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在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过程中，鲁迅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不仅发现发现了中国人的劣根性及其产生的根源，而且更是把它揭示了出来并对之展开了猛烈批判的。我们这个民族苦难的历史告诉了我们，就是由于国民劣根性长期存在的这个原因，所以才导致了中华民族屡屡因为遭受外敌的侵略而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因此鲁迅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国民劣根性及其产生根源进行揭露与批判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中华民族。承认中国人劣根性的客观存在，不仅确实很令我们中国人感到尴尬与难堪，而且对这个问题如果认识、理解、处理不当，又足以能够造成一些中国人由于丧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从而导致中华民族再次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但是如果盲目地否认国民劣根性的客观存在，同样也会导致我们由于必然要陷入一种现实的虚妄状态而无法正确地了解、认识现实和无法正确地分析、判断未来，进而同样也会给整个民族带来灾难。历史虚无主义和现实虚妄主义，都必将导致我们中华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近年来，为了抵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所进行的政治入侵和经济入侵，特别是为了抵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所进行文化的入侵，国内出现了一股民族主义的情绪。而随着这股民族主义情绪的漫延，不仅有的人提出了要重新审视国民劣根性的这个问题，而且更有一些人试图要从根本上否认国民劣根性的客观存在。为了能够否认国民劣根性的客观存在，这些人还进而认为国民劣根性的这个问题，原本就是西方殖民者编造出来的屠杀、灭绝中国人的借口。而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的先贤由于中华民族屡遭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欺辱造成了精神崩溃而慌不择路，所以才不仅全盘接受了西方殖民者编造的这个观点，而且还更是在中国进行了广泛地散播。
作为世界上的四大古国之一，作为一个拥有比西方所有的民族的历史都要长得多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长期统一国家，却不仅被几个在那些否定国民劣根性客观存在的人看来文化还尙处于野蛮阶段且人口又几乎少得可怜的西方列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而且还更被一个在那些否定国民劣根性客观存在的人看来根本就没有文化的小小日本打得山河破碎。因此，如果按照那些否定国民劣根性客观存在的人所持的中国人的劣根性是西方殖民者编造出来的屠杀、灭绝中国人的借口的这个逻辑，那么编造出了中国人身上存在着劣根性的这个谎言的，还是应该推给满清或是蒙古，那才更具有说服力。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屡屡地挨打，确实造成了一些中国人精神的崩溃。但是精神崩溃了的这些中国人却正是李鸿章、张佩纶和蒋介石等封建官僚、军阀以及一些依附于李鸿章、张佩纶和蒋介石等这些封建官僚、军阀身上的像盛宣怀、温世珍与胡适那样的无耻文人，而并不是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的先贤，也更不是鲁迅笔下所描述的阿Q、闰土、华老栓和祥林嫂等中国社会的底层人民群众。反而正是由于鲁迅等人对国民劣根性以及其产生根源“孔家店”的揭露与批判，才使得千千万万个像阿Q、闰土、华老栓和祥林嫂那样的中国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群众从孔孟之道这个思想枷锁的束缚下挣脱了出来并迸发出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跟着毛泽东走上了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革命道路，从而才赶走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使中国重新站了起来。
针对今天中国所出现的社会道德沦丧、民族精神崩溃、全无民族自尊与自信、笑贫不笑娼、腐败横行、贪官和裸官遍地、崇洋媚外、挟洋自重、丧权辱国、争相卖国等这些问题，特别是针对“两会”代表委员们身上的这种低劣表现，持否定国民劣根性客观存在这种认识的人无不认为这些都是由于改革开放才造成的。而为了证明他们这一结论的正确，这些人往往还会举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同心同德、公而忘私、团结友爱、爱憎分明、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那种主流精神风貌来作为证明。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同心同德、公而忘私、团结友爱、爱憎分明、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风貌确实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主流社会风尚。但是，旧的文化和旧的思想意识，不仅绝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改变而立刻消失得干干净净，而且还会继续影响着某些个人，甚至还会无时无刻地不在侵蚀着整个社会健康的肌体。否则，毛泽东也就不用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还专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了。
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建国之后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形成了一种同心同德、公而忘私、团结友爱、爱憎分明、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那种主流社会风尚，完全是得益于毛主席巨大的个人威望和所掌握的绝对权力以及当时那些经历过长期战争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给当时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而并不是出自于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的自觉而形成的。所以毛主席一逝世，不仅毛主席生前制定的所有制度马上就随着人亡而政息了。而且中国社会的主流也就又迅速地回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那个社会道德沦丧、民族精神崩溃、全无民族自尊与自信、笑贫不笑娼、腐败横行、贪官和裸官遍地、崇洋媚外、挟洋自重、丧权辱国、争相卖国、物欲横流的时代。
改革开放和毛泽东时代对于每一位经历过这两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不过就是外部社会环境发生了改变而已。由于外因都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因此人的改变，只有内心深处的思想意识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不管外部的环境如何改变，起决定作用的终究还是内因。鸡蛋孵出来的终归还要是小鸡，而王八蛋孵出来的也只能还是小王八。改革开放至今不过也就才刚刚三十多年，而三十多年的时间对于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民族所能产生的影响毕竟要有限。因此，今天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严酷的社会现实，主要还是国民劣根性这个内因所决定的，而改革开放不过就是为其提供了一个非常适应的外部环境而已。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证明了国民劣根性的客观存在，而且就连改革开放的本身，应该说也是由于国民劣根性的这个原因而起的。
当年的历史之所以会选择中国共产党，当年的中国人民之所以会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把是因为屡屡挨打才深陷亡国灭种危机的中华民族拯救出来。而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会挨打，不仅有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因为长期被孔孟之道严重束缚而造成了民族性格懦弱的这个原因，而且也更有当时我国的生产力非常落后的这个因素。抗日战争进行得之所以会如此地艰苦卓绝，就是因为中国军人尽管英勇不屈，但是面对拥有飞机、坦克、大炮和“歪把子”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日本侵略者，却只能“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和“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因此毛主席才不仅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自豪地宣告了“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而且更是宁可自己“被打得粉碎”也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而使中国人认识问题的能力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提高，使中国人的国民性能够得到彻底地改变。然而，尽管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是由于旧的文化对人的影响依然还存在，人的劣根性也依然还没有彻底根除，特别是由于人们对什么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认识又不尽相同，所以毛主席一去世，中国也就立即就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和毛泽东时代的“闭关自守”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大地反差，就是在毛主席看来，只有拥有强大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只有民族的强盛，只有彻底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才能表示已经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然而在某人看来，只有乘坐上日本的新干线列车和吃上注水猪肉与地沟油等，才能代表世界先进水平。所以，我国之所以能够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进行得如此顺利，完全是由于某人身上的“笑贫不笑娼”和“记吃不记打”等极其顽固的劣根性以及在我国社会长期存在“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样现象所致。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尽管中华民族屡遭帝国主义的欺凌，但是中国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群众的精神却不仅从来就没有崩溃过，而且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中国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群众更是从来也没有屈服过。可是当那些目不识丁的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群众为了挽救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亡国灭种危机而掀起了轰轰烈烈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的时候，“才高八斗”的儒家读书人和权倾朝野的封建官僚却与入侵的帝国主义签订了《东南互保条约》。因此，只有从《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三回中所描写的那个见洋人的制台到“东南互保”时的李鸿章和盛宣怀再到“九一八”的蒋介石；从胡适的“外国的月亮要比中国的圆”到汪精卫的“中日亲善”再到“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从《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到《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再到加入WTO。证明了精神崩溃的，只有那些儒家读书人和封建官僚、军阀以及各路的精英，精神才正正地崩溃了。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和今天残酷的现实，清晰地映照出了许多中国人，尤其是清晰地映照出了当年的那些儒家读书人和封建官僚、军阀与如今的这些代表委员等各路精英身上的劣根性。特别是当今某些中国人的表现，更足可以令当年的那些儒家读书人和封建官僚及封建军阀自愧不如。不管怎样，当年的李鸿章、蒋介石等人匍匐在侵略者的脚前，还有力不如人、技不如人而打不过人家等这样一个精神崩溃的借口。而如今的某些中国人却是在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在北力抗苏联、在南严惩印度、在朝鲜和越南教训美国和手握“两弹一星”并凭借“三个世界理论”纵横驰骋全世界的基础上，不仅精神主动地崩溃了，而且还更是一头就钻进了美国的裤裆底下。
国民劣根性的产生，就是由于受长期的小农业经济生产的影响和腐朽没落的儒家学说的毒害才造成的。然而对于这一说法，不仅那些否认国民劣根性客观存在的人，而且就连许多承认国民劣根性客观存在的人也不认同。这些人的理由就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乏像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等那样的民族英雄，特别是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华民族更是英雄辈出。因此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所承受的那些苦难和今天所面对的残酷现实，完全是社会制度所导致而并不是由于受长期的小农业经济生产的影响和腐朽没落的儒家学说的毒害而产生了国民劣根性才造成的。
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民族，因此不用说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就是在两千多年之前尚处于奴隶社会末期的战国时期，我国也产生过“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举世皆醉而我独醒”的屈原。但是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那些匆匆过客比起来，英雄豪杰毕竟还是寥若星辰。所以，少数人的高尚掩盖不了多数人的无耻。一个民族中的少数个体的素质再高，也难以提升整个民族的素质，更代替不了整个民族的素质。
中华民族不仅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盛产汉奸的民族，而且还更是一个惯于在民族的上层自发地大量产生汉奸的民族。像今天的这些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不维护人民的利益、不议中华民族之政也就罢了，但是最起码不能连中华民族的利益也不维护，更不应该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会堂里去议着像“就美国就是救中国”这样的他国之政吧？所以尽管今天大会堂里的这些代表和委员的生理长相让然感到好像确是中国人无疑，但是如果看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的所作所为，相信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认为他们还是中国人。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实行民主政治制度且拥有《宪法》的国家，《宪法》不仅规定了我国的政治制度，而且同时也更规定了公民的民主权力，公民的民主权力中就包括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被选举权决定了每一位公民都可以被选举为能够真正代表人民意愿的人大代表；选举权决定了每一位公民都有选举能够真正代表自己意愿的人为人大代表的权力。然而就是由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不珍惜、不重视，甚至是放弃了《宪法》所规定的每一位公民都拥有的民主政治权力的行为，所以使得今天的大会堂里才多是这样素质的代表和委员。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自己对民主权力的不珍惜、不重视，甚至是主动地放弃，于是才使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宪法》不仅形同于虚设，而且还反倒成了改革教推行伪民主的最好的牌坊。
国民劣根性的主要表现，就是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群众对身外之事、尤其是国之大事的麻木，就是大多数孔孟传人的愚昧和生就的媚骨，就是绝大多数官吏的自私与贪婪。而共同表现，就是长期在暴力与极端权力的威慑之下而产生的奴性与懦性。
在今天的大多数劳动人民群众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麻木，主要就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自己命运之间关系的不理解。尽管鲁迅所生活的那个中国人在围观日本人砍杀中国人时的冷漠以对和热烈欢呼的时代早已成为了过去，然而对改革教掀起的最猖獗的一轮瓜分国有企业的狂潮，今天的大多数劳动人民群众也同样是报之冷漠。今年人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明确宣布的“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的我国二十八个主要产业中尚未彻底沦入私人资本或外资之手的“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这七个领域，是我国工业和科学研究发展的基础与高端，是中华民族最后的也是真正的国之命脉。上述领域，不用说落入外国人之手，就是落入到我国的民间资本之手，我国也一定国将不国。但是就在中华民族发生了如此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天大之事的时候，可是只要走出“”就会发现，不仅劳动人民群众占绝大多数的十三亿多人口的中国现实社会平静如水，而且就连号称拥有四亿多网民的中国互联网络这个虚拟世界，竟然也同样是死水一潭。一个对“徐静蕾的侄子和韩寒的狗”的关注远远地胜过了对国家民族生死大事的关注，一个关注“徐静蕾的侄子和韩寒的狗”的人远远地超过了关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大事的人的民族，如果说不存在着一定的劣根性，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许多中国人之所以会麻木，尤其是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个人命运之间关系这个问题上之所以会如此麻木，完全“得益于”孔老夫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谆谆教导。在被列为儒家经典《四书》之首的《论语》这部书里，就多处记载了孔老夫子和他的弟子所强调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和“君子思不出其位”等。经过两千多年来一直处于社会上位的儒家传人的反复渲染，凡中国人就无不想要成为一个正人君子。而要成为一个正人君子，就不能违背儒家的政治伦理，当然也就更不能去关注与自己的利益或与自己家庭的利益没有直接关联的问题了。
鲁迅等人所归纳、总结并揭示出来的国民劣根性，绝不仅仅只存在于阿Q、闰土、华老栓和祥林嫂等那些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人的身上。国民的劣根性，不仅在我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的身上都普遍存在着，而且越是在身处中国社会上层的那些人的身上，劣根性往往还表现得更加地突出与强烈；鲁迅所“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更绝不单单是指阿Q、闰土、华老栓和祥林嫂等那些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人，而且同时也包括那些已经依附于权力之上或者正在拼命想要攀附上权力的孔孟传人，也更包括那些总是幻想着能够当上“奴隶总管”的洋奴买办和汉奸。而特别让鲁迅“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就是那些孔孟传人了，这些人自己因为劣根性的这个原因做鬼也就罢了，可偏偏还要拼命地否认国民劣根性的客观存在，想以此来麻痹中国人而便于他们为虎作伥。
张作霖统治下的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其麾下的东北军中有一支号为直鲁联军的旁系军队。这支军队的首领，就是被张作霖委任为山东军务督办兼山东省长而后来又被人称为是“三不知将军”的不仅流氓成性，而且还更根本就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的“狗肉将军”张宗昌。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不仅有像施从滨等这样的百战名将聚集其麾下甘为鹰犬，而且还更有许多文人名士也纷纷前来投靠并愿效犬马之劳，心甘情愿地供其驱使。在这些人中，不仅有满清光绪二十九年的状元王寿彭就应张宗昌之邀担任了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兼山东大学校长，湖南名士杨度成为了张宗昌的总参议。而且就连那个今天还仍然有人公开声称要向其主张回归的康有为，也曾受张宗昌的邀请来到山东，想依仗军阀的枪杆子来扬名立万。
论国学的修养，不仅当今的中国无人能及，而且就是上下五千年，也很少有人能出康有为其右。一九二四年，盘踞洛阳的军阀吴佩孚五十大寿时，康有为献上了他亲自为吴佩孚撰写的这样一副寿联：“牧野鹰扬，百世功名方半度；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见誉满中华的康有为将自己誉为是代天伐罪的周武王，吴佩孚大喜过望，当即就厚赏了康有为大洋五千元这样一笔堪称是古今中外价格最高的润笔费。
我国那些孔孟传人，就是由于因长期的历史演变而早已形成了一副惯于依附于权力、甚至是依附于暴力而缺少独立人格的媚骨，所以自孔孟以降，大多数中国文人所留下的，也就只剩下无耻了。而在这些无耻的文人当中，最登峰造极的，那就非号称是我国近现代的另一位国学大师章太炎莫属了。
与康有为同时代的章太炎不仅国学修养不在康有为之下，而且早年更是以一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从而既使章太炎本人声震华夏，也更使他和孙中山等人所在的革命党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所领导的保皇党在关于革命还是改良的论战中获胜，因而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矢志推翻没清王朝的士气。可是到了晚年，章太炎却不仅与上海滩的小流氓杜月笙打得火热，而且还用自己渊博的国学功底，亲自为杜月笙家族修订了族谱。青年时致力于推翻满清皇帝，而到了晚年由于没有了可供依附的皇上，所以也就只好去依附无良的流氓。连身为国学大师的康有为和章太炎都能如此，那么其他的孔孟传人长了一副惯于依附于权力、甚至是依附于暴力而缺少独立人格的媚骨，也就毫不奇怪了。
就在善良的中国人以为长久以来的文人无良、官黑吏脏的这种现象早已成为了历史的时候，哪知在毛主席逝世才仅仅三十几年之后，比这更为不堪的一幕却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又开始上演了。如今不仅读孔孟之书的传统文人又恢复了他们的无耻，而且还更涌现出了一个比他们还更加无耻的主流经济学家这一群体。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涌现并坐大起来的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就是在“笑贫不笑娼”的这一劣根性驱使下，不仅将无耻发挥到了极致，而且还更是纷纷投靠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因为在他们看来，反正注定了要卖身投靠，反正注定了要当婊子，那就应该找最有钱的，还管他主子或嫖客是哪国人干什么。今天的中国，不仅孔孟传人和主流经济学家是这样的一种表现，而各级人大代表甚至包括全国人大代表、各级政协委员甚至包括全国政协委员、各级政府官员甚至包括中央政府官员中的一些人的所作所为也不比他们好到哪去。在这部分人中，不仅有许多的贪官，而且更有许多的裸官，甚至更有许多人早就取得了外国、特别是取得了与我国敌对的那些国家的国籍。所以，这样一些人掌握着中国的权力，“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当然也就毫不奇怪了；由这样的一些人来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由这样的一些人来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中华民族的命运，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来，也就不难想象了。
尽管国民劣根性的这个话题不仅令每一位中国人都会为之而感到十分地沉重，而且还更会为之而感到万分地难堪。但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却绝不是靠主观的否认就能回避的，也更不是靠主观的否认就能解决的。面对屈辱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和残酷的当代现实以及导致其产生的根源，否认国民劣根性客观存在这种行为的本身，反映出来的就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劣根性。劣根性当然绝不会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人类世界的其他民族也一定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劣根性。奸诈、无赖、狡猾、无义、凶残、野蛮，就是日本这个民族的劣根性。然而也正是由于中日两个民族的劣根性截然不同，所以，上千年来总是日本人上门到我们中国来打打杀杀，而我们中国人却从来没有上门给日本人来一次犁庭扫穴。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使中华民族不仅在历史上曾经，而且就是在当代的现实中也正在为之付出着巨大的代价，为之承受着巨大的苦难与屈辱。所以，只要是具有真正的民族自尊心，只要是具有真正的民族自信心，只要是真正地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子孙着想，那就只有从今天起就彻底地铲除国民劣根性。铲除地国民劣根性，首先就要正确地认识国民劣根性。正确地认识国民劣根性，那就只有首先找出孔孟之道这个导致国民劣根性产生的真正的深层次原因。所以，要彻底地铲除国民劣根性，那就只有彻底地改造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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