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一书也能算是党史?
八月二十七日，《乌有网刊》网站上登出一篇题为《党史教育，刻不容缓》的文章，文章的，署名为胡懋仁。从文章的字里行间能够看出，这个胡懋仁，应该是一个大学里教授党史教师。然而这个教授党史课教师，简直就是糊涂到家了，居然把金一南所写的《苦难辉煌》一书，看成了是《党史》(中国共产党的党史)。
金一南尽管顶着中国国防大学臧略研究所所长、战略学博士生导师、少将军衔等许多吓人的头衔，但其所掌握的各类知识，特别是逻辑学的知识却很差，所以连撒谎都撒不圆。金一南唯一擅长的，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和哗众取宠与抄袭。金一南能够一夜走红，就在于他赶了个“贬毛、非毛”的时髦且非常善变。
对《苦难辉煌》一书，有学者评价称：“对历史几乎没有什么研究，不过是借助于近现代史或中共党史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金书从头到尾，大量借助、利用了他人发掘、引用的研究资料，包括直接借鉴利用了学界同仁的研究发现和观点、结论，却既不注转引出处，也不做资料说明，更不去鉴别考证，全书连个最偷懒的‘参考文献’都不列。”
其实，金一南所著的《苦难辉煌》一书，还不只是“对历史几乎没有什么研究”及“借助于近现代史或中共党史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而如果用逻辑学来检验分析，那就更能看出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一书中的许多观点和结论，纯属就是顺口胡咧咧了。如该书第四章第二节《战场与战将•上》中的这一结论：
“对这支队伍的战略战术，朱德也作出了极大贡献。天心圩整顿后，他便开始向部队讲授新战术，讲授正规战如何向游击战发展。
朱德对游击战争的认识和实践都很早。辛亥革命后，率部在川、滇、黔同北洋军阀部队打仗时，他就摸索出一些游击战法。一九二五年七月， 他从德国到苏联的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几个月后去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的村庄接受军事训练。受训的有四十多名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革命者，主要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教官大多是苏联人，也有来自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革命者。朱德当队长。教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他回答:‘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的核心出现了。”
既然“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的核心出现了”这个结论做出了，那就只有列举出朱德在“朱毛会师”前运用游击战“十六字诀”指挥过游击战斗的战列。否则，这个结论就是站不住的。于是，金一南就列举了以下的这个战例：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攻打会昌时，朱德奉命指挥二十军第三师进攻会昌东北高地。他首先命令三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他向大家动员说:‘你们都是不怕死的中华健儿。可是， 今天我要求你们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你们要分作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这就是你们的任务。’”
“‘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朱德自己后来只说了这么一句。”
在“朱毛会师”之前，因为已经戎马生涯多年，所以，如果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确为朱德所首创，那就应该不难找出朱德运用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来指挥游击战斗的一次战例。然而金一南所列举的“朱德奉命指挥二十军第三师进攻会昌东北高地”这一战例，却与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
游击战，是以弱敌强的一种作战方式。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游击战的“十六字诀”，高度概括出了游击战中弱势的一方由弱转强的完整过程。而进攻战，历来是以强击弱，强攻弱守。金一南所举的会昌战斗，是一场进攻战。在进攻战中用骚扰的办法来疲惫敌军以减少己方的伤亡，是《三国》时期燕人张翼德都知道的战法。进攻战中用骚扰的办法来疲惫敌军，与游击战中用扰乱的办法来拖垮敌军，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作战方式。在进攻战中骚扰敌军，是为了强者更强。而在游击战中拖垮敌军，是为了由弱转强。金一南把朱德在进攻战中骚扰敌人的做法，当作了是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中的“敌驻我扰”。用进攻战的战列，来作为首创游击战“十六字诀”的证据并且还拉来了侯镜如作垫背，这不仅太过牵强附会，而且更是南辕北辙。特别是金一南所举的进攻会昌的这一战例，还不只是单纯的进攻战，而且更是一场追击战。
追击战，就是在击败敌人之后，对退却、溃逃敌人的追击。是为扩大战果，以求彻底歼灭溃逃之敌的决定性战斗形式。因此追歼退却、溃败的敌人，那就应该全力以赴、猛冲猛打、穷追不舍。就像金一南所说的那样，“军人生来为战胜”。特别是朱德不仅是军人，而且还更是有着多年军旅生涯并曾经担任过军队高级职务的军人，因此那就更应该追求大获全胜。难道朱德不懂得对退却、逃窜之敌，要全力以赴、猛打猛追、穷追不舍、以求全歼吗。可是在“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时，朱德却没有全力以赴。其不仅只是“命令三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而且还更是“我要求你们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你们要分作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游击战“十六字诀”中的“敌驻我扰”和“敌退我追”，到了朱德这里，怎么就被“合成”为“敌退我扰”了。对退却中的敌人不求追赶上去以求全歼从而扩大战果，而只是“同敌人打心理战。你们要分作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古往今来，哪支军队，哪个军人打过这样的追击战。哪支退却中的军队，还能大吃大喝，倒头大睡而还只是遭到对手的骚扰。难道朱德和钱大钧是一伙的不成，二人在上演一起“捉放曹”。从金一南这段绘声绘色地描述看，金一南笔下朱德所指挥的这场战斗，哪里是什么“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而纯粹就是“开枪，为他送行!”如此的描写，是朱德不会打仗，还是金一南不懂逻辑。朱德这个我军不可替代的总司令，就这样被金一南这个不懂逻辑的傻瓜，糟蹋成了纯粹就是一个战场上的白痴。
而后，为了充分证明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确为朱德所首创，金一南又拉出了侯镜如来为其背书。五十多年后，侯镜如回忆这一段战斗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黑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追，敌驻我扰’。”
侯镜如不仅是黄埔军校的第一期毕业生，而且还更是曾经被保送到国民党陆军大学的将官班受训并在国民党的军中担任过军长、兵团司令和警备司令等高级职务。作为一名资深的军人，难道侯镜如还分不清什么是“敌退我追”和“敌退我进”。不知道金一南的这段描述，是侯镜如顺口胡咧咧，还是金一南顺口胡咧咧。
由于游击战是一种以弱敌强的作战形式，因此游击战，就只能是打了就跑这样在运动中歼敌。而为了证明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为朱德首创，金一南又不得不列举出一个战例。但是由于金一南也明确地说朱德“奉命指挥二十军第三师进攻会昌东北高地”的战斗是一场进攻战，与游击战打了就跑这样运动中歼敌根本就贴不上边。于是金一南就只能又杜撰出“他首先命令三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这一运动作战的情节了。如果说在进攻会昌东北高地的战斗中，朱德采用骚扰的办法来疲惫敌军，还有可能。但是在追击退却之敌的过程中不去全力以赴歼灭敌人，而只是同敌人打心理战，骚扰敌人，那只能是傻瓜所为。因为不管是打仗，还是打架。追击只能是胜者追击败者，强者追击弱者。而原本力量就强的强者追击弱者，与游击战“十六字诀”中所包含的那个由强转弱和由弱变强的转化，能一样吗。因此，不说金一南的逻辑分析与推理的能力怎样，就连撒个谎，他都撒不圆。
“推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足以堪称是指导游击战争致胜法宝的“十六字诀”，只能是经过多次的游击战斗，才能归纳、总结出来。游击战、运动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人民政权的建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起家法宝。没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敌进我退，往哪里退?游击战争“十六字诀”这一作战理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它必须要同开创革命根据地和建立人民政权的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战胜敌人。“敌进我退”，只能是往根据地的内部退，而决不能是往敌人的家里退。由于敌强我弱，因此敌人来犯时，首先是要保护自己，然后在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下，才能完成“敌驻我扰”和“敌疲我打”这一由弱变强的转化过程，最后实现“敌退我追”，从而大量的歼灭敌人。这就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完整的内线作战理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依靠游击战、运动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人民政权的建立，这才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从胜利走向胜利而一路走到今天。而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建立人民政权，则离不开发动群众。因此早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毛主席率部攻占茶陵后总结战斗经验时，就为部队规定了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大任务”。而到“古田会议”召开时，毛主席更是把这“三大任务”，规范为“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工农革命政权。”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历史上所进行过的那些游击战斗，不胜枚举。身为我军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的战略教研部副主任兼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的金一南，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和战史，应该是了如指掌。难道金一南就连朱德运用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指挥过游击战斗的一个实例，也列举不出来吗。在追击退却之敌的过程中只同敌人打心理战，要搅得退却之敌吃不下，睡不着。这决不可能是朱德在指挥打仗，而只能是像金一南这样的傻瓜的想象。
存在着如此硬伤的《苦难辉煌》一书能够受到如此的好评并且还能被改编成历史文献片，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不认真，不求甚解。特别是《苦难辉煌》一书和历史文献片的以及那些为其叫好的读者与观众，都是如此。不认真，不求甚解，是导致我们中国人产生国民劣根性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不认真，不求甚解，导致了我们既不能正确地面对当前严峻的现实，又不敢回顾过去惨痛的历史。早在一九二五年，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就这样写到：“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我们中国人不认真、不求甚解的这种国民性，是源于我们传统文化中，没有逻辑学的内容。而缺少逻辑学的知识，这才导致了金一南无论是书里，还是讲座中的自相矛盾，颠三倒四，语无伦次。也正是如此，所以不管是《苦难辉煌》，还是《走向辉煌》及《浴血荣光》，都留下了不少逻辑混乱这样的硬伤。如金一南在其根据《走向辉煌》一书而改编的《走向辉煌》系列讲座的《土地革命与红军将领》这一讲中，金一南先是说毛泽东纵横捭阖、战略部势，大的宏观能力非常强。而战术层面的动作，让毛泽东同志规划太勉为其难了。然而就在同一讲中，在讲到游击战“十六字诀”为朱德首创时，金一南又说“朱德同志提出‘十六字诀’，因为一种作战理论的提出，需要胜利来奠基。没有胜利的证明，你这种理论是站不住的。毛泽东同志用丰富的军事实践，证明了‘十六字诀’。••••••，••••••。就是朱德最先认识，最先提出，毛泽东用胜利来加以证明。”
军事实践，也就是战术层面的东西，也就是一次次的具体战斗，也就是一次次的胜利。金一南一会说毛泽东在战术层面上“勉为其难”，也就是不会指挥具体的战斗。一会又说毛泽东有着丰富的军事实践，也就是指挥过很多的具体战斗并取得了胜利。尤其还更是用胜利，证明了朱德最先认识、最先提出的‘十六字诀’这一作战理论的正确。这真是像“卖屁股逛窑子，来回折腾”那样，饸饹话，来回说。如此自相矛盾，这是哪家的混蛋逻辑。在战术层面“勉为其难”的毛泽东，又是怎样取得了丰富的军事实践?而提出了游击战“十六字诀”这一作战理论的朱德，却为什么不能在他所提出的这一作战理论指导下，取得一点游击战斗的军事实践，以证明自己提出的“十六字诀”这一游击作战理论的正确。以至于让为其大唱赞歌的金一南如此为难，不得不驴唇对不上猪嘴地列举出会昌战斗这样一场追击战加攻坚战，来冒名顶替。
也是在这一讲(《走向辉煌》一书中的《威震华夏的红军战将•上》那一章)中，金一南又采用了他那一贯的“拉大旗作虎皮”手法，拉出了聂荣臻元帅来为他站台：聂荣臻元帅在一九八六年写的纪念朱德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中，讲了这样一段话，“朱德同志通过实践，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打法，然后上升到理论，提出了有名的‘十六字诀’，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
正如聂荣臻元帅所讲的那样，理论是通过实践上升而来的。然而遗憾的是，认为朱德通过实践而上升到理论于是提出了“十六字诀”的聂帅却也和金一南一样，列举不出朱德在“朱毛会师”前指挥过一次游击战斗的实践。因此游击战“十六字诀”是朱德提出的这一认定，全凭他的红嘴白牙。没有丰富的游击作战的实践，朱德拿什么上升到的理论。而这一次因为有聂荣臻元帅为其撑腰，于是金一南干脆连张冠李戴的战例也不列举了。而是和聂荣臻元帅一样，就凭红嘴白牙，硬是认定游击战的“十六字诀”，就是朱德首创的。
众所周知，毛主席开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从一九二七年十月引兵到井岗，到一九二八年四月率兵从井冈山根据地出发到湖南去支援“湘南起义”。七个月的时间，毛主席率领部队就是通过游击战、伏击战、运动战等，不仅有效地守住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且还更是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毛主席率部攻占了井冈山下的茶陵并在茶陵成立了第一个工农兵政府。此后，毛主席又率领部队先后占据了井冈山周边的永新、莲花、遂川、酃县和宁冈五县。到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而就在毛主席率领着“秋收起义”的余部通过游击战、运动战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朱德却带领着“南昌起义”余部，还隐藏在国民党第十六军范石生的军营中呢。既有游击战术“十六字诀”这个以弱胜强的致胜法宝，更有麾下八百余人的能征善战铁军，朱德不去为劳动人民打天下，藏起来干嘛呢。
从就职单位和所从事的工作上看，金一南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因此在抄袭、剽窃成风的年代，金一南通过抄袭、剽窃的手法来为自己出名获利，也算不得什么。在把《苦难辉煌》一书改头换面为《走向辉煌》出版时，在写到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为朱德首创时，金一南就直接抄袭了赵于平在《炎黄春秋》杂志二○○九年第七期上发表的《朱德：不可替代的总司令》一文中的有关内容。
这部不仅存在着大量的抄袭，而且在逻辑上更是狗屁不通的《苦难辉煌》一书，居然能够被一个在大学里教授党史课的教师认为是《党史》，可见这个教师愚蠢到了何等的程度。一个在大学里教授党史课的教师都愚蠢到了这种程度，可见我们这个社会又该愚蠢到何等的程度。正是因为我们太过愚蠢，因此才被“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样一句话，就给引领到了今天的这个样子。
从大量抄袭、特别是逻辑上狗屁不通来看，金一南不过就是个江湖上骗子，学术界的混子。只是他那略带公鸭嗓的磁性很强的声音，也的确俘获了不少中老年妇女的“芳心”。而《苦难辉煌》一书能够一夜走红，却是因为它赶上了“贬毛、非毛”的这个时髦。
自从“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之后，为了证明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拔高周恩来和朱德而贬低、特别是在人格上贬低毛主席，就成为了时尚。因为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里，最早与毛主席共事的，那就是朱德和周恩来了。于是用拔高朱德和周恩来的办法来贬低毛主席，就成了“贬毛、非毛”哪些人的首选。而就是由于通过拔高朱德而贬低、特别是在人格上贬低毛主席，《苦难辉煌》一书和它的金一南，这才一夜走红。而贬低了毛主席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能是真的《党史》吗?
加强党史教育，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是目前我们是否有一部真正符合历史事实的《党史》，是否有真正符合历史事实的《党史》教材。胡懋仁老师，你的党史课是如何教授的。譬如“大跃进”这段期间的党史，你是如何讲的呢?是否还是这么讲：“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部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中央犯了错误，的确是要集体负责。然而重要的是，要看这个犯了错误的集体中都有哪些人。当年就是因为有人用自污的这种方式，才把毛主席也拉入了犯了错误的中央集体中。从而使人们普遍相信是因为“毛泽东头脑发热”，中国这才犯下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而这“二十年的左倾错误”，就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时代是“犯了二十年左倾错误”时代，因此中国这才走上了与之相反的改革开放道路。
当年，为了给改革开放开路，中国掀起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狂潮。随之，党史、军史、国史被篡改，毛主席被否定。因此毛泽东时代的红色文化，也更是遭到了彻底的抛弃。从二○一九年八月一日起，为了给建国七十周年献礼，全国个城市的电影院，开始上映红色电影《古田军号》。然而令人尴尬的是，据著名的罗援少将在昆仑策网发布的《<古田军号>观后的“另类”思考》一文中所述：“这部有三千六百多个镜头、有八千多名官兵参与、历时八个多月的后期制作而完成的红色经典，只有百分之零点二的排片，有点院线无档期，有的影院只有一个人观影。这位观众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他看着空荡荡的影院，不禁流出悲愤的眼泪，哀叹‘先烈真不值得为这些人牺牲!’”随后，这位老共产党员又发出了这样的呼喊：“社会教育把人们教唆到如此排斥红色文化----中国还有救吗?”
正是因为红色文化被排斥，所以胡懋仁老师这才接连发布了《红色教育，刻不容缓》，《党史教育，刻不容缓》等厉声呼吁。而对于红色文化被排斥的原因，罗援少将认为是我们的教育出现了问题，因为“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不是教育问题，还有待于历史的总结。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育肯定是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主要的还不是教育的方式和理念出现了问题，而是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出现了问题。
在毛泽东的时代，大灾之年仍然要为国家做无私奉献的大寨人，是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改革开放后，二十年不仅不向国家交售一粒粮，反而还要吃国家返销粮的极度自私自利的小岗人，成了全社会顶礼膜拜的典范;在毛泽东的时代，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是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改革开放后，教育的目的是要造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这样的教育，能不出问题。这样的社会，能不出问题。
一心为公的大寨，是一心为人民的毛主席晚年亲自竖立起来的典型。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失误，罗援少将语)”的毛主席亲自竖立起来的典型，当然也就因为跟着犯有严重“错误”而被否定了。既然大寨人的大公无私是“错误”的，那么小岗人的极度自私自利，当然也就是“正确”的了。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究竟是应该弘扬大公无私，还是应该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红色文化遭到排斥，黄色文化必然泛滥。大公无私的行为被否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必然盛行。真话不许或不敢说，那就只能说假话。
红色文化被排斥，黄色文化泛滥。大公无私的行为被否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盛行。真话不许或不敢说而只能说假话，这对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是非常危险的。然而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在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仍然是改革先锋的时代，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继续大力弘扬的时代，如何进行红色教育?在党史依然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党史教育。这真是，一个对《党史》一知半解的糊涂虫，也敢呼吁《党史教育，刻不容缓》。《苦难辉煌》一书也能算是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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