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激进左翼的相对活跃虽然影响了社会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倾向，但实际的政治作为却有限。
激进左翼在政治上的表现并不像人们所想象得那样大
近年来，在金融危机持续和蔓延的欧洲，激进左翼十分活跃。但欧洲激进左翼本身构成复杂，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虽然激进左翼在谴责资本主义的弊端、尤其是声讨新自由主义政策方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在纲领政策方面却并没有提供一种能够被主流社会所认可的替代性纲领，因而它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乏善可陈。
这里所谓的激进左翼指在欧洲左右翼政治光谱上所有站在社会民主党左边的左翼力量。欧洲左翼本是一个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概念。传统的左翼泛指所有寻求对既有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变革的力量，它包括了各国社会民主党以及比之更为激进的各种左翼。过去三十年，由于社会民主党在选举战略方面的中间化道路，以及在施政纲领方面更多表现出对市场的妥协，一些激进左翼认为社会民主党已经越来越失去了左翼的特点。不过，社会民主党的中间化导致激进左翼的空间有所扩大，在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支持队伍中，一部分更为保守的力量由于对社会民主党的变化方向不满转而支持一些更带有传统左翼色彩的激进左翼力量。这种现象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表现得更为突出。社会民主党也因此面临了更大的挑战。不过，总体来看，激进左翼在政治上的表现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或者说如一些左翼媒体所渲染得那样大。
激进左翼构成复杂，在意识形态方面复杂多变
这些站在社会民主党左边的激进左翼构成复杂，包括了一些传统的共产党组织、托派组织、坚持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左翼政党以及其他一些激进左翼，如生态主义政党。它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也很大。大致可以将欧洲激进左翼的观念意识归为三类。
第一类是信仰传统的马列主义。这类左翼坚持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和分析方法，在对待此次危机的问题上他们也更为强调它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可在政治态度上，这类激进左翼本身也有很大差异，既有以灵活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上相对温和的政党，也有许多持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并带有强烈革命意识的组织，如托派和毛派。
第二类坚持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主体力量走向中间化、为此淡化其传统的社会主义色彩以后，一些激进左翼政党(包括一些作为前共产党力量延续的左翼党)依然坚持社会主义的理念，并突出自己作为社会民主党的“替代力量”的意义。但从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其政治主张来看，它们实际上更接近于战后一个时期欧洲社会民主党所持的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在危机的问题上，它们着重于谴责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坚持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框架下推进改善社会中下层地位的改革，强调加强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调控，尤其强调对福利国家的保护。
第三类属于新激进主义，即与新社会运动相关的一些激进主义观念，包括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和平主义等。传统左翼思想着重于对物质生产领域的干预和调节，其主要社会基础是传统的产业工人。与之不同，伴随新社会运动发展起来的新激进主义则专注于一些非物质领域的事务，其社会基础则是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性别特征明显的群体。过去几十年，新社会运动因素已经渗透到了各种力量之中，包括社会民主党乃至一些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在左翼阵营中，红绿因素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但一些激进左翼认为，作为传统左翼主流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既非“红”、也非“绿”。而它们则是真正的“红绿政党”，即既坚持传统的社会公平目标，也强调保护环境、女权等新的要素。持这类观念的政党在北欧地区国家中更为突出。
意识形态方面的复杂构成显示了激进左翼在政治行动和政治诉求方面的多样性：从激进的“革命”要求到致力于选举政治，从致力于一些高尚远大的目标，到致力于微薄的日常具体政策，乃至专注于地区事务。而且，不同激进左翼在观念意识方面也并非固定不变的。实际上，进入新世纪以来，围绕着变化的方向，左翼激进组织内部一直存在分歧。金融危机引发了社会舆论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性质以及社会阶级问题的新的关注。对于欧洲激进左翼来说，这既是机会，但也是引发分歧的问题之源。
不同激进左翼之间难以在政治战略和政策方面协调一致
从党员构成及其选民结构来看，欧洲激进左翼构成相近，但力量分散，除非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否则政治上难有作为。但由于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方面的分歧，激进左翼之间的联盟十分艰难。危机爆发以来，欧洲激进左翼加强联合的呼声渐长，一些国家的激进左翼之间建立了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但很不稳定。除了意识形态的差别外，在一些重要事务上的立场分歧是影响激进左翼组织政治联盟的主要因素。如在对待政府的问题上，不同激进左翼之间的立场差别明显。
一些试图作为社会民主党“替代力量”的激进左翼改变了其传统的极端色彩，开始把政治战略的重心放在选举活动上，也不反对与其他左翼、尤其是作为主流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形成联盟参与政府。一些国家的左翼党也参与了由所在国家社会民主党主导的左翼联合政府，有些虽不参与政府，但愿意有条件支持左翼联合政府。可对于一些极端左翼力量来说，它们反对参与任何形式“资产阶级政府”，在它们看来，所谓的左翼政府与右翼政府没有区别。即使是那些参与政府的激进左翼，往往也会因为与社会民主党在一些政策问题上的分歧转而对参政持消极态度，甚至怀疑参与政府的价值。另外，在此次危机所涉及到的重要问题上，不同国家的激进左翼力量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激进左翼之间的立场差异也非常大，这也直接影响了各国左翼联合的进程。
在应对危机的问题上，激进左翼未能提供一种替代性的纲领
激进左翼的特点在于对既有制度和政府政策的批判，但却不能提供建设性的可替代性纲领，这是导致其政治上难有作为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此次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恶果。所以危机爆发后左右翼的主流政党都受到更大冲击。在此背景下，激进左翼在社会舆论中有了更大的声音，尤其是当危机蔓延和持续、各国政府(不论来自左翼还是右翼)应对危机政策乏力之时，一些激进左翼显得十分活跃。但综观激进左翼的言论及表现，批判有余而建设性不足的特点显露无遗。
欧洲激进左翼在声讨新自由主义及其政策、指责各国政府应对危机政策乏力等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但具体到实际的政策主张方面，它们都未能提供一种建设性的可替代方案。在既有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框架下，好斗的极端左翼的革命主张显然缺乏社会基础。而在传统的福利国家陷入危机、政府的有效性受到怀疑的历史条件下，一些激进左翼单方面地强调捍卫福利国家和回归凯恩斯主义政策的主张也难以为社会大众普遍认可。所以，欧洲激进左翼的相对活跃虽然影响了社会情绪，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倾向，但实际的政治作为却有限。
总之，欧洲激进左翼构成复杂，它们彼此之间在意识形态以及在一些重要政治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很大，以及缺乏可替代性的建设性纲领，这些都妨碍了它作为一支整体性力量发挥作用。
(为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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