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合作的形式
这里，将详细研究四种重要的继续合作的组织结构，左翼力量在这些组织结构中共同合作并使其政策协调一致。
1.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晤：2010年，传统共产主义政党的第11次重要会晤将在印度喀拉拉邦举行。这一会晤首先由希腊共产党发起并组织，得到了菲律宾共产党、俄罗斯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因此，我希望在欧洲大陆也建立这种合作方式。
2.与圣保罗论坛的拉美政党交换意见：欧洲左翼政党以极大热情和同情关注着中南美洲的发展。参与圣保罗论坛咨询的政党数量不断攀升。关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讨论在许多左翼政党党员中产生巨大反响。
3.新欧洲左翼论坛：这一论坛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即使在东欧转型阶段结束之后也仍然是左翼政党（包括14个国家的16个政党）开展讨论的重要论坛。在那里，也讨论意识形态的问题。
4.欧洲左翼党：成立于2004年。根据其自身定位，它更多的是欧洲左翼政党的上层组织。欧洲左翼党旨在成为积极影响欧洲政策的政治力量。该党成员一致认为，只有与工会和社会运动一道，才能实现摆脱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改变。欧洲左翼党目前拥有来自17个国家的包括成员党和观察员身份在内的30个政党。欧洲左翼党还公开表明，其成员不仅仅限于欧洲层面，而且要体现泛欧洲原则。
对欧盟的批评
欧洲左翼政党在对欧盟的分析、评价问题上存在分歧，针对具体政治行动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本文将探究几个重要的批评焦点，以了解欧洲左翼党成员党的相应态度。
1.新自由主义取向/非社会联盟
自20世纪7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提出（面对新自由主义）“别无选择”的公式以来，欧洲实行了一种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社会福利国家的捍卫者从此处于防御状态。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欧洲内部市场及其关于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四个基本自由原则最终成为大银行和大企业追求最高利润的竞技场——其代价是损害社会福利目标，妨碍提供新的、面向所有人群的就业岗位，甚至是必要的就业岗位。
正是在目前全球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时刻，这种导向的错误显现得愈加明显。欧盟至今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甚至没有否定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模式，尽管这一模式已经明显失败了。在《里斯本条约》、《里斯本战略》、《欧洲中央银行章程》和《经济增长条约》中，都看不到真正符合社会福利和生态原则的转轨内容。
德国左翼党和大多数欧洲左翼党的成员党都认为，我们需要在欧洲层面上解决问题，制定克服危机的基本原则，包括在欧洲层面和国家层面的调节干预。
2.军事化
对于欧洲左翼来说，2001年由各成员国国家首脑或政府首脑批准通过的《欧洲安全战略》是不能接受的：欧洲的安全要在国外进行保卫；经济利益就是安全利益；在冲突中，欧盟必须有能力实施强硬的军事干预。为此，需要改善军备，而且不经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可以动用军队。正如北约一样，欧盟也确定了自己的战略基本原则，以便能够实施军事干预——在它出于自身利益认为正确的地方。与此相反，通过和平的、非军事手段解决冲突的战略原则退出了舞台。成立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和为实施攻坚作战任务组建的“战斗群”都使得这一原则显而易见。这就提出建设军事能力的具体目标，其范围和费用远远超出了非军事的、防御的冲突解决战略。遭到德国左翼党和欧盟内几乎所有国家左翼政党反对的《里斯本条约》甚至还强化了更多地使用军事手段解决冲突的方针，使各国可以进一步加强军备，甚至还为此成立了相应的欧盟机构（欧洲防卫机构，《欧盟条约》第3条第42款），强化了不仅仅在欧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军事干预解决国内冲突和国家间冲突的逻辑。在科索沃战争10年之后，出现这一发展趋势是令人沉痛的。
3.缺乏民主
欧盟是超国家的国家联盟，虽然还远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也还不是一个联邦，但已经不只是一个邦联了。在欧盟迄今为止的5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在欧洲层面也包括在各国内部共同制定政治决策的结果是，成员国在个别政治领域内逐步赋予欧盟主权国家的地位。随着欧盟的多次扩张、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国际框架条件的改变，欧盟的职权范围也随之扩大，影响力日益提升。如上所述，欧洲不同地区民族国家的大约60%的立法文件是要经过欧盟批准的。
正是对于这种情况而言，在欧洲层面进行决策的方式、方法是不恰当的。制度上的民主匮乏首先表现为立法和行政之间分权制度的缺失。民族国家议会交给欧盟的全部权力（主权让渡）不是由欧洲议会等机构来行使，而是主要由部长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来行使的，欧洲议会依然没有提议新法案的权力。人民直接参与重要决策（全民公决）的情形同样也不存在。
关于欧洲左翼政党的情况
在欧洲左翼政党中，只有塞浦路斯的劳动人民进步党是执政党。其他政党目前都再次处于反对派的地位，甚至没有进入国家议会。在欧盟之外，目前还有摩尔多瓦、挪威和爱尔兰的左翼政党是执政党，并且大多是和社民党联合执政。总体而言，可以确定：左翼政党（也包括社民党）在欧洲处于防御地位。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政党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解放的社会战略要点，未能充满信心地面对目前复杂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面对全球化的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及其挑战。
左翼政党的具体政治斗争——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还是欧盟层面的——其结果经常是阻止不良的发展趋势。但左翼力量在过去几年里未能对欧洲一体化施加实质性影响。它们能够提出公众可以听到的、完全为公众所接受的批评意见，能够针对目前影响劳动人民和社会弱势群体福祉的发展趋势组织抗议活动。但是它们几乎提不出有特色的、具体的并且令多数人信服的解决问题的建议。出现这种情况的责任部分在于这些政党自身，同时也是在民主德国、捷克、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现实社会主义失败的背景下和潜在的反共产主义背景下出现的排斥和社会侮辱造成的。个中原因纷繁复杂，各国情况各不相同，需要区别对待。如果要找出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以及欧洲媒体、学术界强加给这一历史进程的意义。媒体通过舆论的广泛传播，使社会上大多数人对历史的总结无情地消失了。计划经济的低效、没有自由和极权结构——这些词汇决定性地影响了很多人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观。几乎不存在其他的观点。
而且，中东欧左翼政党还必须与非常活跃的反共产主义倾向作斗争。
目前正在发挥作用的、某种程度上是重新组成的、面临着社会挑战和全球挑战的欧洲左翼政党从东欧剧变中得出了各种不同的结论，各个政党的具体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
它们的共同特点首先是都失去了地盘。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都处于“寻找自我”的阶段，被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排挤到边缘。在此期间变得异常强大的带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资本主义逐渐被所有其他政党接受为政治指导思想。
在第二个阶段，其中的几个政党——大多是长期以来就存在多元社会氛围的那些国家的政党，或者是依然拥有历史上赢得的传统选民的共产党——能够逐渐稳固其地位。其他的政党迄今只能继续与长期危机作斗争。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在于政党应如何分析历史性的失败，如何批判性地对待自己的历史以及针对今天的社会问题提出建设性解决方案的建议。
尽管如此，左翼力量在欧洲多数国家仍拥有稳固的位置，并成功做到了令人信服地代表社会上受歧视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左翼政党所坚持的反法西斯主义和致力于反对排外的立场对于它能够植根于民众当中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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