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姆•乔姆斯基 魏文编译
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指导原则是国家最优先的事情是保障安全。根据“冷战”的战略家乔治•凯南提出被接受的公式，政府是为了保障国内的秩序和正义以及提供共同的防务而建立的。
这似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建议，其本身几乎是明显的，直到我们更近地观察，我们会问：为了谁的安全?是为了一般的居民吗?是为了国家自己的权力吗?是为了统治阶层吗?
我们所指的是这项建议的可信度是很受人轻视的。因为国家权力的安全处在最高点，正如国家面对它的居民的查询做出的努力所表明的那样。
爱德华•斯诺登在接受德国电视台采访时指出，他是在看到国家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莱佩在国会宣誓时公开撒谎，否认存在一个由国家安全局领导的国内监视计划的时候而做出(爆料)决定的。斯诺登解释说，公众有权知道这些计划。政府以公众的名义所做的事情却是反对公众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和切尔西•曼宁及其他勇敢的人可能说过同样的话，他们行动的基础是同样的民主的原则。
(美国)政府的态度是非常不同的：公众没有权利知道，因为这种方式使安全脆弱到严重的程度，官员们这样肯定。
有一些理由让人怀疑这种回答。首先几乎完全是可以预测的：在政府采取一个行动时，它总是以安全为由。因此可以预测的回答信息很少。第二个怀疑的理由是提出的证据的性质。国际关系的专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写道：“在开始时，奥巴马政府以毫不令人吃惊的方式认为国家安全局的监听对于逮捕54名反对美国的恐怖分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所说的是让人明白有充足的理由违反第四修正案。”
但是这是谎言。国家安全局局长基斯•亚历山大将军在国会最终承认只有一个案件可以说是成功的，他所指的是抓获居住在圣迭戈的一个索马里移民和他的三个同伴，他们向在索马里的一个恐怖主义团体寄了8500美元。
公民隐私和自由监督委员会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是政府为了调查国家安全局的计划而成立的机构，因此它广泛地得到分类的材料和接近安全官员。
当然存在一种感觉，当国家权力的安全被暴露的时候，认为安全受到公众觉悟的威胁。
哈佛的经济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很好地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念：美国权力的设计者们应当创造一种被感知但看不见的力量。权力继续是强有力的，当它保持在黑暗之中的时候，在曝光时则开始蒸发。
在美国像其他所有的地方一样，权力的设计者们很明白这种断言。比如，查看过大量解密文件了解国务院的历史的人都不会不注意到它首先关心的国家的权力面对公众时的安全，而不是关心在任何重要的意义上国家的安全。其意图经常是保守秘密成为需要保障国家有权的阶层的安全需要。一个常见和被错误了解的例子是自由贸易的协议，因为它极大地违反自由贸易的原则，在本质上与贸易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与投资者的权利有关系。
这些工具按规定是秘密谈判的，如现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当然还不是完全秘密。对于数百名搞阴谋的企业家和了解详细规则的人来说不是秘密的，他们的影响通过维基解密由少数人向公众公布了。
根据经济学家约塞夫•斯蒂格利茨得出的合理结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代表着大公司的利益，而不是公众的利益，因此谈判的结果有利于普通公民的利益可能性是很小的;对于其他国家普通的公民来说前景更是微弱的。
企业界的安全是政府的政策经常关心的事情，这不会令人吃惊，因为原则上正是这个阶层提出公共政策。
与此相反，存在明显的证据表明国家的居民的安全-这意味着应当理解为国家的安全-并不是国家的政策首要关注的事情。
比如奥巴马总统推动的用无人机在全球进行暗杀的计划，大力开展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的运动，这也是一种制造恐怖的运动。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的司令斯坦利•麦克克里斯托将军直到被撤职之前谈到过“起义者的数学”：因为杀害每个无辜的人会制造10个新的敌人。
这个无辜的人的概念告诉我们最近200年到了什么地步，自从“大宪章”规定了所谓无辜的原则，在某个时候被认为是英美人的权利的基础。
今天“有罪的”这个词被奥巴马认为意味着应当被杀害，无辜者也就是说还没有被赋予这种地位。
布鲁金斯研究所刚出版了《铁兰和雄峰》(指部落的感觉和无人机)一书，受到部落社会人类学研究者的高度赞扬，是阿克巴•艾哈默德，书的副题是“美国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如何变成一场反对伊斯兰部落的全球的战争”。
这场全球的战争向进行镇压的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它们着手打击华盛顿的部落敌人。艾哈默德警告说，这些部落的消亡让社会本身付出高昂的代价，如同现在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索马里、也门所看到的那样。最后让美国人自己付出高昂的代价。
艾哈默德指出，部落的文化是建立在荣誉和复仇的基础上的：在这种部落社会所有的暴力行动都会引起反击;在对部落的人的攻击更猛烈的时候，反击将更残暴和更血腥。
对恐怖的打击可能再次针对发生恐怖的国家。大卫•赫斯廷斯•邓恩在英国《国际事务》杂志上谈到无人机时说，每当无人机更先进的时候，它对恐怖主义团体是一种完美的武器：价格便宜，很容易买到，质量高，在结合这些因素时它就可能变成为21世纪进行恐怖主义打击理想的手段。
参议员阿德莱•蒂文森三世谈到他多年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工作时写道：“网络监控和大数据的收集是对9•11事件连续反应的组成部分，逮捕了少数恐怖分子，却面对几乎是世界性的谴责。在很多地方感受到的是美国正在利用无人机在地面进行一场反对伊斯兰的战争，反对什叶派以及逊尼派的战争，在巴勒斯坦，从波斯湾到中亚通过挂名者进行战争。德国和巴西对我们的干涉不满，通过这些干涉赢得了什么呢?”回答是赢得了日益增多的恐怖威胁以及美国在国际上的孤立。
用无人机进行谋杀的运动是一种机制，美国的政策通过这种机制有意识地使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同样也可以说这是通过特种部队进行谋杀的行动。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在西方的恐怖，这证实英国和美国情报机构的预言。
这些行动对于它们的策划者来说再次成为不那么重要的事情，指导他们的安全观念是完全不同的。甚至立即销毁核武器也从来没有成为国家的当局首先考虑的事情。
对于政府的策划者来说，安全是首要的事情，即国家权力的安全，对于公民来说最重要的是是私人的权力，这一切说明官方的政策应当受到公民投票的保护。
这样说，政府的行动结果是相当合理的，包括集体自杀的合理性。甚至立即销毁核武器对国家的当局的关注来说没有放在主导的地位。
这里引用一个冷战期间的例子：1983年11月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其设想是为了检验俄罗斯的防空，假装从空中和海地进行攻击，甚至发出核警告。
这些行动发生在一个非常紧张的时期。在欧洲部署了潘辛11型战略导弹。当时美国总统里根刚发表了他关于“邪恶国家”的演说，宣布了号称“星球大战”的战略防御措施，被俄国人理解为发动第一次打击的武器，在所有的地方这都被正常地解释为导弹防御。
这些行动引起苏联很大的惊恐，它与美国不同，当时它是很脆弱的，曾多次被入侵。
最近公布的文件表明当时风险比历史学家们所想的更为严重。据德米特里•阿达姆森去年在《战略研究》杂志上的说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演习几乎再次成为对苏联一次预防性核打击的前奏。
那还不是我们知道的唯一的一次。在1983年9月苏联的早期预警系统发现美国的一次导弹袭击已经临近，他们发出了最高级别的警报。苏联的礼仪是用自己的一次核打击作为回应。
苏联的负责官员斯坦尼斯拉夫•佩特罗洛夫的直觉感到一种虚假的警报，决定不向他的上级通报(美国的)警告。由于他没有履行义务，我们才活着来谈论这个事件。
对于里根的策划者们来说，比起他们的前任居民的安全更不是优先的事情。这种不明智继续到现在，甚至将无数几乎是灾难性的事件抛在一边，埃里克•斯洛塞尔令人震惊的新书《指挥和控制：核武器，大马士革的事故和安全的幻想》揭露了这一点。
对最后一任战略防空司令部的负责人李•巴特勒的结论难以争论，他认为在核时代至今人类幸存下来是因为能力、运气、绝妙的干涉和猜疑的某种结合，而猜疑占更大的比例。
政府容易接受对生存经常的威胁，要捕促它的言词几乎是过于罕见的。
1995年在前苏联解体很久以后，负责核武器的美国战略司令部发表了一份题为“在后冷战时代说服的重要方面”的研究报告。一个中心的结论是美国应当保持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的权利，甚至是对非核国家。此外，核武器应当永远是可以支配的，因为它对于任何危机或冲突是抛出一个阴影。
因此，原子武器总是要使用的，与使用一支手枪是同样的，当一个袭击者用手枪瞄准而不射击时，如同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多次说过的那样，正是他透露了五角大楼的文件。
美国战略司令部立即建议“策划者们在决定对手评估的事情时不应当过于理性……”所有的一切应当包括目标。“将我们说成是过于理性和冷淡的人，将损害我们……美国可能再次成为非理性和报复的国家，如果它的致命的利益受到攻击时，我们对所有的对手设计的国家形象应当是重要的部分”。
理解到某些因素可能脱离控制，因为它们代表着一种原子打击的经常性威胁，这对我们的战略立场是有益的。
这份文件谈到核不扩散条约规定的做出善意的努力以便从地球上消灭核威胁并不多。引起轰动的是文件采纳了希拉里•贝洛克1998年关于马克西姆提出的格言：“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拥有原子弹，他们没有”。
未来的计划没有做出任何允诺。去年12月国会预算办公室通报美国的核武库在下一个十年将支出3350亿美元。今年1月詹姆斯•马丁估计华盛顿在未来30年将为原子武器库支出1万亿美元。
当然，在核竞赛中美国不是孤立的。如巴特勒所看到的，至今我们逃脱了破坏几乎是一个奇迹。在我们更多考虑未来的时候，我们能够等待持久的神圣的干预可能性更小。
在核武器问题上，至少我们原则上知道如何战胜恐怖的威胁：消灭这些威胁。
但是，另外一个危险对未来的任何关注抛出了它的阴影：环境的灾难。连是否能逃脱都不清楚，尽管我们越推迟(环保)威胁就更严重，这并非是遥远的未来。因此，政府应对这个问题的方式清楚地表明它对居民的安全承诺的程度。
今天美国对能源独立100年大肆吹嘘，称它将会变成下一个世纪的沙特阿拉伯，如果现在的政策继续下去，下个世纪很可能成为人类文明最后的世纪。
人们甚至可以注意到两年前奥巴马总统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库欣石油城发表的演说，将其看成是对物种有说服力的死亡判决。
奥巴马在热烈的掌声中自豪地宣称，现在我的政府期间美国将比过去八年的任何时期生产更多的石油。知道这一点是重要的。在前三年我的政府的目标定为对数百万公顷的地区进行勘探，在23个州寻找石油和天然气。我们正在海岸打开我们的石油资源的75%以上。油气井的数量增加了三倍，达到了空前的数目。我们扩充了新的天然气管道和输油管道，可以围绕地球一圈甚至更多。
掌声还表明政府对安全承诺的某种情况。必须确保工业的利润，这样在本国生产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将继续是能源战略的重要部分，正如总统承诺的那样。
企业界开展了巨大的宣传运动，以便说服公众气候变化如果到来的话并不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这些努力旨在消除公众过分的理性，他们继续担心绝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将来极其可恶的威胁。
不用拐弯抹角说，今天的资本主义的道德计划就是明天最大的债券，它比我们的子孙的前途更有价值。
那么，幸存的前景是什么?不是光明的。但是在几个世纪期间努力实现更多的自由和正义的人的成就留下一份可能重新占有和实施的遗产。应当是这样的，很快，如果我们必须坚持一种有体面的幸存的希望。任何其他的事情都不可能更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动物。(诺姆•乔姆斯基是美国马萨诸塞工学院语言学和哲学教授，最近他出版了新书《权力制度：关于世界上民主的正义和美国帝国新的挑战的对话-与戴维•巴萨米安的会见》本文是乔姆斯基2月28日在圣巴巴拉市核时代和平基金会举办的报告会上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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