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隐藏于美国社会的表面之下
虽然Donald Sterling迅速被主流舆论谴责，调查显示，白人对美国的种族多元化趋势正变得越来越担忧。
和往年一样，四月的细雨灌溉出五月的花海。但是今年的四月更在全美范围内带来了一系列的种族事件。美国最高法院支持了一项旨在阻止密歇根州在大学入学时用新生的种族作为一项入学标准的禁令。快船队的老板Donald Sterling因为自己的一段录音被曝光而卷入了舆论风暴，其内容为他对自己的混血女友说不要再把她和黑人的合影上传到网上，也不要明目张胆和黑人一起去看NBA比赛(此文说得很委婉， 真相请自行百度)。内华达州的一名农场主Cliven Bundy在和联邦政府关于放牧权的争执中一开始得到了参议院Rand Paul 及其他著名保守分子的支持，但他们很快在Buncy在记者发布会上发表了以下言论之后对他避之不及：
“关于那些黑鬼，我要多说两句，它们生下娃娃就遗弃掉，要不它们的小崽子生下来就只会往监狱里跑，我来告诉你们这是因为啥，因为它们没有一生下来就被送去摘棉花(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主要劳动力就是在棉田里被奴役的黑人)。所以我经常在想，他们是继续当奴隶，老老实实地组建个黑鬼家庭去摘棉花好呢，还是在这操蛋政府管辖下当自由黑鬼好?”
对Sterling和Bundy几乎一面倒的谴责声音表明，美国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可以在光天化日下说出种族言论，或者对不管什么种族言论都可以敷衍塞责，最终蒙混过关的国家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那时在文化融合的趋势下，对种族问题的态度的变化就到达了临界点。比如美南浸信会，南方最大的新教教派和文化团体1995年在它的亚特兰大年会上最终对其以往对奴隶制，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态度进行了严肃的道歉。
谷歌的全球书籍词频统计器让我们可以估算一下“prejudice”(偏见)和“racism”(种族歧视)这两个词在所有美国出版的英文图书中出现的频率，可以得出如下的图表。适用范围更广一点的“prejudice”这个词被使用的频率在1900到1970年之间是稳定的，直到1970年这个频率开始下降。根据牛津英文词典，词义更加确切的“racism”直到1902年才被发明出来，被广泛使用要等到六十年代中期，民权法案颁布之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它出现的频率持续上升，而在里根的八十年代开始下降，又在九十年代迅速增长。尤其显著的是，“racism”这个明显带有负面意义的词的使用频率在九十年代初期超过了“prejudice”并在整个九十年代拉大了这个差距。
于是在2008年选出第一个黑人总统之前，对于公开的种族言论表示谴责就已经是一种常态了。虽然对于种族言论的容忍程度在降低这一点是可喜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种族差异，或者种族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存在了。美国高院大法官Sonia Sotomayor在对给予密歇根州的禁令表示强烈反对的同时，对她的同僚纵容这种给持续而明显的种族问题盖盖子的行为表示了这样的谴责：
“种族问题……拒绝接受种族问题仍然存在的残酷现实是令人遗憾的。可以从根本上终止种族歧视的方法唯有先公开，诚恳地讨论种族问题;然后以宪法为基准，审视这延续了几百年的种族歧视问题。”
对民权活动家来说，面对的挑战应该是过去公开的种族歧视可能正转变为像Ta-Nehisi Coates(黑人作家,大西洋月刊的编辑)所说的“隐性歧视”，它的形式是不易察觉的，而且在公众舆论中伪装成没有歧视性称呼和不公开声明自己目的的形式。对于研究者，记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他们要面对的问题是在这种社会风气影响下，公众已经不喜欢公开而坦诚地谈论种族问题，社会科学研究者将这种问题称为“社会倾向偏差化”
最近的研究表明，在白人对这个国家的种族发生改变表示焦虑时，这种社会倾向偏差化便加剧了。在2013年初，公众宗教研究中心设置了一个实验，内容为社会种族组成对人的焦虑程度的影响，首先让受访者在电话中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同意下面这个句子里的内容，如果美国大部分人不是白人， 你会感到困扰。”有13%的白人受访者直接对调查者表示这的确会对他们造成困扰，而把白人群体进一步划分后，对这句话表示赞同比例最低的是50岁以下的年轻白人，占其总数的10%，而比例最高的是18%的共和党人。
接下来我们使用另一种方法，叫做列表实验，旨在让受访者在这个敏感话题上可以不那么直接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我们把受访者分成两个组，提问的问题不是某些特定的问题“是否”对自己造成困扰，而是其中符合这个条件的有“多少”项。其中一组被设为主实验组，给他们提供三个问题;另一组作为对照组，提供同样的三个问题，和接下来的第四个问题“如果美国不再是个白人为主的国家呢?”由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受访者的条件是基本相同的，这两组人得出给自己造成困扰的问题的数目的平均数的差异将完全不受他们个人条件的影响，接下来从统计学上来说，将对照组得到的平均数减去实验组的平均数，最终得到的就是在对照组中对这第四个问题感到困扰的人数，这个结果就是“间接答案”。
这个间接的答案就可以明显显示出社会倾向偏差化在不同的白人人群中发挥的作用,其结果是戏剧性的.在所有美国白人中,对有色人种比例升高感到困扰的人的数字比直接询问得到的答案在总数上高了20%(分别为31%和13%)。在非降临派的基督教徒和美国南方以外的受访者里得到的数字是最低的，但即使在这些人里面，社会倾向偏差化仍然极大地起着作用，比如在非美国南方的人群里得到的直接答案只有13%，而间接答案是其两倍。
在被直接问到这个问题时，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有显著的差别，在共和党人里对一个非白人主导的美国感到担忧的比例占到18%，而民主党是11%。但是这个明显的差异在间接回答这个问题时消失了，在有机会不直接表达对这个问题的担忧时，民主党白人给出的数字从11%上升到了33%，与此同时共和党白人只从18%上升到了30%。
白人降临派基督教徒和南方人这两个有很大重叠的群体在这个测试中给出了最高的数字，并体现出了最强的社会倾向偏差化。当在电话中被问及是否对美国不再是由白人占多数的国家感到担忧时，只有15%的降临派基督教徒表示肯定，但当间接回答这个问题时这个数字迅速攀升了35%(到了50%);而在美国南方人中关于直接和间接回答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之间的差异高达26%，分别是16%的直接答案和42%的间接答案。
Sotomayor大法官对高院提出异议的核心在于，即使在民权法案通过这么多年，美南教会对自己的罪行表示道歉，甚至这个国家选出了一个黑人总统以后，种族差异仍然存在。数据显示美国仍然处在一个临界点上，即使表面上明显的种族歧视几乎被全社会一致谴责，美国的白人仍然在自身人口比例不断下降的趋势下，潜藏着对有色人种的明显的负面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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