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已经持续数月，但至今仍未完全平息。这场危机包含了大国争夺、地缘政治、新旧国际秩序之争等多种复杂成分，堪称新时期大国矛盾激化的典型缩影。正确理解这场危机，必须将其置于国际权力转移加快，以及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矛盾凸显的背景之下。该危机对中国颇有启示意义。
一、国际权力转移加快是乌克兰危机的时代背景
大国间力量发展不平衡是国际政治的绝对规律。荷兰历史学家曾说过：“在发达程度极高的新的文明阶段，处于领先地位的任何国家，当它达到一个临界点或界线时，要超越这一界线向前发展是极其困难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类发展的下一步不得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迈出。”“随着新商品和新生产工艺的知识从一国船舶到另一国，领先国家在某个时间被他国在‘赶超’过程中赶上，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全球化背景下，追逐利润最大化，使西方过剩资本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导致经济力量此消彼长：一方面，美日欧等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出现产业空心化、经济金融化、资产泡沫化趋势。美国尽管仍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军费开支、经济规模、技术仍居领先地位，但GDP占全球经济比重从冷战后30%左右降至20%左右，债务高达l7万亿美元，并失去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地位。欧盟和日本也不同程度存在经济金融化、人口老化、福利开支过大、政府债务居高等“富贵病”。这些迹象往往是大国由盛转衰的征兆。另一方面，部分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境外投资及其技术扩散，“激活”人口、资源等潜在经济要素，本土就业、制造业比重、技术工艺水平均有较大提升，涌现出一批新兴经济体，如“金砖五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薄荷四国”(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和土耳其)、“灵猫六国”(中国、印尼、印度、越南、土耳其与南非)、“新钻十一国”等等。2012年新兴经济体GDP总量几百年来首次超过西方。中国实现“弯道超车”，2001—2011年10年间，GDP总量从世界第9位升至第2位。2012年，中国贸易总额超过美国，成为最大贸易国。2014年4月世行报告称，按平价购买力计算，中国GDP规模将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据预计，2009—2050年，二十国集团发展中国成员GDP年均增长4.6%，比发达成员快l倍多，G20实际GDP将从38.3万亿美元增至l60万亿美元，60%以上增量来自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尼和墨西哥六个新兴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等六国GDP将从2009年的l9.6%升至2050年的50.6%;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将从36%上升至62%。目前，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占4席，2050年将增至6席，届时美国“老大”地位将被中国取代，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留在前八位行列。据伦敦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预计，到2020年，印度和俄罗斯将像中国和巴西一样，加入七国集团的行列，届时只有美国、日本和德国会留在二战以来支配国际秩序的七国集团之中。按照保罗·肯尼迪观点，一国经济总量的世界占比，与其幅员、人口、资源等要素存在一定比例关系。照此推算，目前西方经济总量远大于40%的应得份额，非西方国家经济总量远未达到60%比重，“南升北降”趋势仍将持续。
国际权力转移加快，使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一超多强”格局，日趋向“多极并存”的方向转换。哈斯在《外交事务》撰文称世界进入“无极时代”。卡普兰预言当前处于“无政府状态”;法国学者则声称“世界碎片化”趋势渐强。不管哪种说法，都意味着现在的国际体系进入“旧秩序已经打破，新秩序尚未形成”的转型过渡期。而乌克兰危机正是在这种权力转移加快，新旧秩序交替的背景下出现的。
二、“中间地带”成为大国争夺的关键领域。
一般来说，国际权力的转型期，往往也是大国矛盾的激化期。在历史上，既存霸权国为防止对手崛起而发动的“预防性战争”十分普遍：二干多年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源于斯巴达对“雅典权力的日趋增强以及由此在斯巴达所引发的担心”：1866年德国对奥地利战争，是抓住奥地利军事改革未完成的时机;1904年日俄战争就是日本眼见俄国在远东军事力量日益强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源于英法担心德国崛起过快并侵害其殖民利益。而在当前，中国崛起和俄罗斯复兴，使美国为首的既存霸权国与新兴大国间矛盾面日趋上升，并使国际格局日趋进入动荡不定的“危险期”。——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媒体不断渲染“一战百年悲剧重演”等。
然而，在“核恐怖平衡”和经济相互依赖背景下，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间，不太可能爆发类似一战和二战那样的全面战争。但是，其他领域和方式的博弈和斗争不可避免，而且会日趋激烈。这其中，尤其体现为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的，将世界分为“核心国家’’和“断层国家”两类，并认为“不同的世界，不同的规则”。在核心国家内部，美国不需要任何军备控制，因为相互确保摧毁和“威慑战略”在“核心国家”有效。“先发制人的战争不是用来重新安排核心国家安全结构的一个工具，相反，它是‘核心国家’集体寻求将其稳定的安全规则推广到那些基本上无法无天的‘断层国家’的工具。”“我们永远不离开‘断层国家’，我们永远不会‘把我们的孩子带回家’。没有所谓撤出‘断层国家’，只有缩小‘断层国家’。”正是沿袭这一战略思想，美西方为争夺“中间地带”无所有用其极，从利益拉拢到外交孤立，从网络攻击到经济制裁，从颜色革命到国家分裂，直至发动战争。
西方如此看重“中间地带”争夺，主要是因为大国强盛程度，很大程度取决于掌控的中间地带范围大小。从安全上看，外围地带越大，威胁源越远，本国就越安全;从经济上看，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规模和原料产地越大，大国经济规模就越大。因此，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就是“安全边界”同益扩大，即日渐从本土扩大到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相反，大国衰落大都是从丢失势力范围开始。当年英帝国维系有赖于海军(前提)、殖民地(来源)、自由贸易(方式)，当英国丧失了军事优势，继而丧失了殖民地之后，英国自然就走向衰落。前苏联的崩溃同样是从丢掉东欧这一“外围地带”开始的。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早在1946年就曾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就是欧、亚、非三大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这话一点不假。冷战期间，美国遏制苏联的重要手段，就是以“公开外交”及“民主政治”等为掩护，与苏联争夺东欧国家等中间地区，借此削弱苏联的影响力。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回忆道：“事实上这里谈及的是华沙条约国脱离苏联，在古巴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破坏苏联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局势稳定，破坏安哥拉、莫桑比克、南也门、越南、埃塞俄比亚、老挝、柬埔寨、尼加拉瓜及其他追随克里姆林宫路线的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问题。……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可能引起强制性对世界重新进行瓜分，还有可能使美国势力范围全球化并达到确立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目的。”冷战结束后，尤其是当前南北力量发生显著变化的背景下，这种围绕“中间地带”的争夺更加激烈。
而“中间地带”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大多“在路上”，不可避免存在种种薄弱环节，这为西方渗透干涉提供了便利条件。当年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曾曲折坎坷，反复出现动荡与革命(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等)，但当时西方转型的内外环境比当前发展中国家要好：一是其面临的难题差不多依次到来，现代化自然生成过程;二是有这种变革具有内生性和自主性，外力干涉不明显。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变革环境则更为恶劣。它们需要在几十年时期内解决西方花了几百年才能解决的问题。亨廷顿曾说过，“现代性意味稳定，现代化意味动荡。”现代化过程既是高速发展期，也是矛盾多发期。这些国家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政治制度转型、经济发展、阶级矛盾、民族宗教问题等，稍微处理不当，就容易出现群体抗议和社会危机。当这些国家出现问题后，西方大国就像鲨鱼闻到血腥味一样聚拢过来，不断推波助澜，借以实现有利于己的战略目的。苏丹、叙利亚、伊朗、缅甸等国政局动荡，均能发现西方势力插手的身影。
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1999年西方发动科索沃战争是借口当地出现种族清洗(作为对比，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时，西方则漠然视之);2003年伊拉克战争是借口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西方制裁伊朗是借口伊核计划涉嫌制造核武;2011苏丹被一分为二，是借口达尔富尔出现危机;2011年英法发动利比亚战争，是借口政府镇压反叛者。此前，叙利亚、缅甸、委内瑞拉等国政局动荡，以及2009年伊朗总统大选争端等，都不难发现西方势力插手的身影。它们就像半夜出来活动的盗贼那样，每个房间的门都要试着推一下，只要能推开，就闯进去劫掠一番。由此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大国争夺的牺牲品。而且，越是处在大国势力范围分界线的国家，越容易成为争夺对象。这种在分界线地区的焦点争夺，看似只是争夺某一“据点”，实则关系到战线向哪边推进的战略态势问题。乌克兰恰恰就是这种“中间地带国家”。
三、乌克兰是大国争夺的最新牺牲品
1991年苏东阵营解体后，西方为侵占前苏联的“势力范围”，并以“民主自由”为价值观纽带，通过北约东扩与欧盟东扩等方式，将东欧和部分前苏联版图纳为西方的外围地带。而乌克兰更是西方争夺重点。乌克兰是欧洲惟一地处独联体、西亚和中东欧三大集团接合部的国家，被称为“欧洲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在欧亚大陆具有特殊战略地位。因而是西方地缘扩张必争之地。尤其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国力日渐复兴，美欧更急于在前苏联地区扩大势力版图，寻找遏制俄罗斯复苏的合作伙伴，而乌克兰最符合西方的条件。“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能成为一个帝国，而有了乌克兰，俄罗斯就自然会成为一个帝国。”
为了使乌克兰在价值观进而在政治态度上更加亲西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 乌克兰输出和巩固“民主”方面下足了功夫。1996年，美国在减少对俄援助同时，维持了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援助，使乌克兰取代俄罗斯，成为继以色列、埃及之后的美国第三大受援国。2004年乌克兰总统大选期问，美国与欧盟看中尤考科，向其竞选联盟提供了5800万美元，并最终通过“橙色革命”扶其上台。美智库学者坦承：“这些人本来没能力也没打算进行革命。革命完全是西方人为组织和资助的。如果向这种计划投入大笔金钱，同时向某些人物提供反对派领袖的角色，
这种方式通常会奏效。”2014年乌克兰政坛剧变同样是美国、欧盟、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外部代理人共同策划的。它们为推翻亚努科维奇政府，甚至雇佣狙击手射杀20多名抗议者，然后嫁祸现政府。美欧等西方势力支持所谓的亲欧派，并不是真心要为乌克兰带来“民主自由”，更不是为了改善乌克兰人民生活，而是要将乌克兰变成围堵俄罗斯势力扩张的前沿哨所。事实也证明，2004年“橙色革命”之后，以及2014年亚努科维奇政府倒台后产生的新政权，都明显将“向西看”作为对外政策优先目标。然而，对俄罗斯来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将失去抵御北约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莫斯科军区将成为边疆军区。被逼到墙角的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奋起反击，针锋相对，由此使乌克兰危机不断升温。而外部大国争夺的最终结果，就是使克里米亚半岛还以“公投独立”方式被并入俄罗斯。从经济上看，持续政局动荡导致乌克兰外汇储备接近衰竭，国际信用评级持续下降，经济濒临破产。同时，大国争夺还导致乌克兰社会撕裂，东部居民离心倾向加剧，由此产生的流血冲突至今仍未平息。
总体看，乌克兰地处欧洲与俄罗斯分界线的特殊地缘位置，加之自身孱弱，由此决定了该国不可能采取“一边倒”政策，而只能左右逢源，充当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沟通桥梁，否则乌克兰将继续被外部大国撕裂，面临更加深重的灾难。
小结
中国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近些年，随着中国崛起步伐加快，美国等西方国家战略焦虑感加剧，在“中间地带”对我围堵力度加大。近些年，西方在苏丹、利比亚、缅甸、泰国等国的幕后插手，使中国的海外利益和战略空间不断遭受压缩。对西方这种“地缘蚕食”对抗方式，我们既缺乏足够的地缘政治观念，也受束缚于“不干涉内政”的传统原则，结果我们屡屡吃亏。在这方面，俄罗斯这次应对乌克兰“颜色革命”的独特做法，为中国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中国和平崛起并不等于一味回避矛盾，息事宁人。世界的本质是矛盾的，正视矛盾、克服矛盾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因此，面对西方势力频频的小动作，中国不妨学会“合理冲撞”，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唯有如此，中国外部环境才能更加优化，中国和平崛起才真正有可能。
原载《中国国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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