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以胜利者的姿态，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所谓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20多年过去了，民主输出的成绩单乏善可陈。2012年，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在答记者问时认为：“民主是否还能繁荣，这还真是一个问题。”最近，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发表《西方民主病在哪儿?》一文，指出“全球范围内的民主进程已近停滞，甚至有倒退的可能”，此番表态在西方媒体中振聋发聩，从而引发热议和争论。现实的背景则是万众瞩目的“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茉莉花革命大步迈进欧洲，不仅乌克兰、土耳其等欧洲边缘国家发生动荡，在英法等老牌“民主”国家也先后发生大规模骚乱。埃及、泰国、乌克兰等地的局势使西方鼓吹的“投票民主”骑虎难下，美国大使在利比亚被“民主化”后的民众杀死……每一次“美好”愿望都遭遇了现实的冰冷反馈，让西式民主的推广连连受挫。
一、违法行贿拉票成为常态
考察西方选举制度的历史和现实，不难发现近六、七十年来，虽然普选权日益扩大，但投票率一直不高。以美国总统选举为例，这么多年平均投票率大约是55%，当选总统一般得到大约50%多一点的选票，奥巴马上次当选得了53%左右的选票。55%的选民投票，当选者只得到50%的选票，这意味着当选者只获得了27%左右选民的支持。也就是说，美国总统就是在这27%左右的选民支持下选出来的。一位英国观察者曾质疑，一个仅仅得到这些选票的政党却拥有政府的全部权力，这一体制的合法性何在?现今，按照选票多少来排定座次的西方民主规则已发展到极致，政党政治完全成了选举政治，由议会形式来支撑的民主也就成了选票民主。各个政党奉行“选票至上”，由此被选票绑架，选票成为政客们“登基坐殿”的敲门砖。为了多拉选票，他们会在每次大选中使尽浑身解数来迎合选民，使违法行贿拉票成为常态。
印度已实行西式民主60多年，号称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然而，这种西式民主制度为什么不能帮助印度经济发展?不能有效地监督官员?不能尽快地减少贫困人口?最近的一篇报道作出了回答：“今年4月7日，印度人民院、即议会下院选举拉开帷幕。选民辛格盼望这一天已经5年了，因为选举意味着这位在首都新德里街头拉黄包车谋生的车夫不仅有望享受一顿大餐，而且还可能获得一笔外快。”从3月5日公布选举日程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已查获用于违法拉票的270万升酒和折合3250万美元的现金。因为在这个近7成人口日均收入不足2美元的国家，这种拉票方式立竿见影。它所反映的正是西式选举制度的本质，也是多少年来西方世界力图掩盖的事实。
近年来，一些国家大选都发生计票争议，有些地方还为此陷入骚乱。其后遗症对社会危害十分严重，甚至使一些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动乱状态，使人民难以摆脱贫困线。
二、代议制度发生结构性失衡
去年，为了不给奥巴马医改法案出资并推迟实施这一法案，众议院内的共和党人不惜让政府关门。美国是唯一没有全民医保的发达国家。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统计，截至2010年美国人中的16.3%(约499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这些人如果去医院接受治疗，将自己支付全部费用，而他们大多是穷人。奥巴马的医改对象就包括这些群体。然而，医改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将由保险公司、雇主等强势利益团体承担，使地方财政负担加重，从而引发26个州告到最高法院，并要求全盘废除医改方案。
由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这场交锋中针尖对麦芒，导致预算案迟迟得不到通过，联邦政府的非核心部门只能重蹈17年前关门的覆辙。这是1977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因国会不给拨款第18次关门。从中可以看到，当前美国政治文化三个结构性特征都出了问题：第一，强调通过司法和立法机构包括两大政党去制约政府，造成由立法部门去解决行政事务而政府运作缺乏连贯性和效率低下的局面;第二，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影响在增加，不仅扭曲了民主的进程，也侵蚀了政府有效运作的能力;第三，立法机构分成了势均力敌的参众两院，每一院又被不同的政党掌控，为在国家层面上按照多数派的意愿行事设置了进一步的障碍。即使美国的车轮已经走到“财政悬崖”边上，两党议员和总统还在打口水战，这种劣质化的政党竞争和三权制衡最后导致的结果，便是形成了“否决政体”的格局。
最近，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指出，美国政府的瘫痪是政党的两极化以及权力的极度分散导致的结果，但也表明了美国政治中一些恒久不变的真理，即备受推崇的制衡制度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否决政体”。在他看来，这个制度就是为了授权给少数人阻止多数人而设计的。同时，这种制衡使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了一个谁都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从而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福山提醒说，不能忽视的是，我们“成立政府也是为了发挥作用和作出决断”。
三、金钱是“游戏民主”的母乳
西方一直宣扬资本主义民主是神圣的、平等的，程序是公正的。实际上，西式民主常常被金钱、财团、媒体和既得利益集团所操纵，并演变成了一种“富人的游戏”和“钱袋的民主”，即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政治献金、拼选举谋略、拼造势作秀。
在美国，谁要想在大选中获胜，他就需要有大量的金钱作为支撑，说这种选举实际是一场金融寡头之间的拼搏一点不假，美国总统也几乎成了富豪们的“专利”。美国最高法院认可，企业有权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有利于它经营的候选人及其政策，同时也可以抵制有损其商业利益的政策和候选人，2010年最高法院又判定企业的选举献金可不设上限。这就为“权钱政治”开了方便之门，选举成了比候选人背后利益集团实力的政治游戏，竞选经费也因此不断创造新的纪录。美国大选1980年花费1.62亿美元;到1988年翻了一番，达到3.24亿美元;2000年又猛增到5.29亿美元;2004年再创新高，达到8.81亿美元;而2008年美国大选又足足花掉了24亿美元;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称，2012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总花费达70亿美元，创选举史之最。美联社曾做过一次数据分析，表明1999年竞选获胜当选的81%的参议员和96%的众议员，他们的花费均超过了竞争对手。这就表明，美国民主是靠资本的“母乳”喂养的，金钱是驾驭竞选的“润滑剂”，而权力已被献金最高的资本集团所掌控。有专家指出，“只要在联邦大选委员会那里查一下筹集资金的账户，就可以在大选之前就知道大选的最终结果”，真是一语中的!历史学家作过统计，从1860年到2008年历次大选中，竞选经费占优的一方几乎都获得了胜利，例如2008年奥巴马和麦凯恩对决时，民主党筹得6.41亿美元，而共和党只筹得3亿美元，结果自然是奥巴马胜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这就是说，谁的资本雄厚，谁当选的几率就高，这已成为一条铁律。
对于捐款的大财团来说，选举过程就是投资过程，而投资是需要回报的，最直接的就是按政治献金多少，把大小官位分配给各大财团。当然，西方政客与资本寡头之间的交易有时需要显得公正，于是便通过一种特殊的利益输出通道来实现，即利益集团影响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制定出偏向利益集团的公共政策，最终谋求各自利益的实现。同时，议会运作机制也是为方便议员报恩设计的，有关法案要进入议会程序，首先要经过议院的常设委员会，而那批人不是经过选举而是根据各政党及其背后大财团的实力推荐的，自然有利于寡头、精英特殊利益偏好的法案会优先得到审议和通过，而有利于人民大众的法案往往会被无限期地推延。
可见，被夸得天花乱坠的美国总统大选，其背后隐藏的却是政治献金和回馈资助人的“政治分赃”和权钱交易。这种“金钱选举”的常态化，无疑消磨着美国民主的理性，从而给政府运作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爱因斯坦曾经在《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中写道：“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样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构的成员是由政党选出的，而这些政党要不是大部分经费是由私人资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他方面受他们影响的，他们实际上就把立法机构和选民隔离开来了。结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能保护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家还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情报和知识的主要来源(报纸、电视广播、教育)。因此，一个公民要得出客观的结论，并且理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那是极其困难的，在大多数场合下，实在也完全不可能。”(《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2页)实践证明，这位大物理学家对“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的揭示是深刻而到位的。
四、民主输出引发社会动荡
扩张和输出，是西式民主对外的存在形式。在传播西式民主的过程中，西方大国发挥了主导作用。1990年3月，布什总统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美国90年代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全球“扶植政治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要把民主趋势扩展到整个非洲大陆。在此基础上，美国政府宣布对非洲国家援助要以他们“实行多党民主”为前提，即无一例外地将援助与民主挂钩，以此要挟非洲国家。比如美国免除了加纳、坦桑尼亚等表示要进行民主化的8个国家共4.19亿美元的债务，而对“违抗”的肯尼亚则让世界银行中断对其贷款和援助。美国为促进民主输出战略的实施，1990—2003年间投入的“民主项目”资金就增长了5倍以上。法国在非洲民主化浪潮中也扮演了独特的角色。1990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在第16届法非首脑会议上，强调民主是普遍的原则，明确宣布法国对非援助要同非洲国家的民主化挂钩，强调其提供援助的多少将取决于受援国民主化和尊重人权的程度。此外，英、德等其他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迫使非洲接受西方的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念。
看看今天的非洲，特别是实行西式民主的突尼斯、埃及等国家，政局动荡不堪，冲突战乱不断，普通民众连最基本的社会稳定和物质生活都无法保证，何谈自由与民主。可以说，“民主化”在这些国家一定程度上成了社会无序的代名词。
如果说美国对中东的民主输出是打着“人道主义干涉”的旗号、以战争的方式开场的，那么在东欧和中亚的民主输出则是以“颜色革命”方式推动的，从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以及中东和北非一些国家相继爆发的“茉莉花革命”来看，背后都有西方势力的推手。然而，这些“颜色革命”所带来的是政权更替和社会动乱。“橙色革命”前的乌克兰经济以5%的速度增长，而“革命”后的2009年经济萎缩了15%。陷入“周期性”政治动荡的乌克兰，党派林立和政治纷争导致每次选举都危机重重，独立20多年竟然有近20位总理轮流当政，总统、总理变化如走马灯,政治清算不断,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停滞。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乌克兰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1990年的69.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1990年的81.1%。今年以来，西方又公开支持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民选总统亚努科维奇被迫逃往俄罗斯，东部多个城市成了血腥的战场。
近年来全球民主衰退的趋势在非西方地区越发明显，许多引进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非但未能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反而造成政党林立、政局动荡和社会分裂的局面，大量紧迫的国计民生问题也往往因政治纷争被搁置一边，多国已被推入“民主陷阱”。所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民主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且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外部强加的输入型民主往往“水土不服”。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指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出现了问题，主要是激进民主化所致。那里的民主要么是由外力促成，如通过西方殖民主义或者其他输出形式，要么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精英不管本地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条件，盲目引进民主制度。不久前，德国历史学家施蒂默尔指出，自冷战结束后，西方就缺少了组织原则和整理房间的动力，美国“政府关门”导致公共生活瘫痪等，表明民主所需的基本共识已然终结;现在西方民主都在枯萎，已成为“过时货”。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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