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向鼓吹所谓的“新闻自由”，但与此同时，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美国记者站出来批评美国媒体的“伪自由”。例如，曾协助“斯诺登泄露美国机密”、已逃亡巴西的美国记者格林·沃尔德就曾表示对“美国主流媒体十分失望”。
美国记者查尔斯·路维斯(Charles Lewis)在其近期出版的新书《935个谎言：真理的未来和美国道德的衰败》(935 Lies:The Future of Truth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s Moral Integrity)中对美国政治和媒体谎言进行尖刻披露，连日来一直占据美国畅销书各大排行榜前列，引发舆论持续争议。7月28日，备受争议的“美国广播理事会改革方案”对旗下媒体进行了“重新定义”，以“服务美国的外交政策”来限定媒体的定位和自由。对美国“新闻自由”的批评再次引发关注，针对该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外学者。
“新闻自由”无法摆脱商业化媒介体制限制
据了解，路维斯在1977—1989年间为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工作，后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60分钟》工作。丰富的新闻工作背景，使路维斯对美国新闻界有着深入了解。
他在书中列举案例，抨击日益“企业化”的美国媒体。他谈到，在《60分钟》工作时，曾遭遇制作人胁迫，被迫辞职的事。在该节目工作期间，有一期调查性报道批评了美国有政府官员为国外利益集团充当说客并以此获利的事，该报道涉及的当事人包括美国黑石集团董事长，而节目制作人恰为当事人的好友，出于利益考量，制片人希望路维斯在报道时做出“妥协”。然而，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制作人禁播了该片，路维斯愤而辞职。
路维斯表示，这种情况在美国电视界和新闻界屡见不鲜。他认为，在广告收入持续下降的今天，许多媒体无法保证报道的客观公正，但从个人角度讲，他无法违背自己的新闻理想和原则。
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数据，2006年时，美国纸媒、广播和在线新闻行业的广告收入在940亿—950亿美元之间，而到了2012—2013年间这项收入已下滑至630亿—650亿美元之间。2006—2012年间，约有1.7万个报社新闻编辑室的全日制岗位被取消。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杰西·霍尔库姆(Jesse Holcomb)分析称，“由于广告收入下滑，造成了一旦有传统广告进入，媒体老板就要尽最大可能维护广告商的利益。”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媒体的新闻原则会频繁被企业利益绑架。
在路维斯看来，自1968年以来，美国报纸的调查新闻整体处于衰退期，这就是美国媒体因“短视的贪婪和不断加强的企业化”造成的恶果。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张艳秋告诉记者，“毋庸置疑，美国新闻媒介所‘秉持’的‘新闻自由’无法摆脱其商业化媒介体制限制的事实。换言之，其‘新闻自由’是相对的、有限的，甚至可以成为那些缺乏自律的媒体招摇过市的道德幌子。”
张艳秋说，“在美国，媒体机构追逐商业利益与新闻记者追求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是动态存在的现实。商业性媒介机构及其新闻记者终究不能摆脱媒介所有权私有化这一无形之手的控制。因此，在美国这个一直强调‘新闻自由’的国度，出现媒体向烟草公司道歉、批评性栏目停播的案例也就不足为奇了。”
书评家理查德·托费尔(Richard Joefair)近日在美国《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对《935个谎言》一书的评论时称，“人脉广泛、有权有势的个人和企业如果在行为和政策上出现问题，一般不会受到调查。”
多数记者的报道曾让位于利益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访问学者、已任“美国之音”记者十余年的丽莎·斯威夫特(Lisa Swift)向本报记者证实了路维斯的遭遇。她说，“并非所有记者都有这样的勇气。毕竟，目前各大新闻机构每年都在裁员，能保住工作实属不易。美国绝大部分记者的报道都曾被干涉并让位于利益。”
据斯威夫特透露，7月28日，被美国新闻界争议已久的“美国广播理事会改革方案”也已由众议院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该议案如果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经奥巴马签署，将成为法律。据称，该议案的推出是为了加强美国的“对外宣传”，改革方案规定由新设立的国际通讯署取代现有的美国广播理事会。根据改革方案，美国广播理事会下属的“美国之音”将被定义为“以支持美国政府的外交工作为使命”。对此，斯威夫特与多名同事联名表示反对，认为“这一定义将有损‘美国之音’作为新闻机构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新闻自由’是美国一直强调的，但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又是在妨碍‘新闻自由’。在政府日益对媒体严重干涉下，如路维斯这样出书揭露美国政治谎言的事可能会越来越多。”斯威夫特表示，“大家承认美国需要在宣传上‘助力国威’，但宣传不能等同于新闻，美国政府不应绑架民用媒体。此举将伤害‘美国之音’的媒体公信力和影响力。”
张艳秋分析称，“美国的主流新闻媒介虽独立于政府之外，但并非与政府毫无干系。美国的媒介机构总是有着其或鲜明或隐蔽的政治倾向。具有倾向性的媒体所报道的新闻必然也是有所选择和过滤的，其呈现的新闻也必然带有价值及意见偏向，新闻的可信性也就打了折扣。此外，市场竞争使美国商业媒体不得不流放其社会责任，为获得市场，软新闻愈发大行其道，硬新闻则越来越‘软’，其媒介监督及阐释能力不断受到挑战。无可置疑，在美国，‘新闻自由’的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
非营利性新闻机构生存堪忧
美国德纳度咨询集团名誉主席迈克·德纳度(Mike DeNardo)评价《935个谎言》时称，“调查记者都认为，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发现事情的真相，并报道真相，但政府和企业却公开‘不诚实’，这让调查记者面临艰难处境。”
如同逃往巴西丛林、进行独立新闻工作的格林·沃尔德一样，少数坚持新闻理想和新闻原则的记者一般会选择“独善其身”的方式，继续从事新闻写作和报道工作。路维斯离开广播电视行业后，于1989年在华盛顿成立了美国首个独立的非营利性新闻编辑室“公职人员廉洁研究所”。从公众利益出发，该研究所“使用准新闻、准政治学的方式”从事调查性工作，发布长篇报道，出版书籍。另外，路维斯还创办了国际调研记者协会和其他旨在促进和从事非营利性报道的机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引领美国记者反思当前主流新闻机构的局限性，呼吁记者讲真话，而不是生活在谎言中。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新闻评论网“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之一克里斯·摩萨(Chris Mossa)认为，针对政府对新闻界的谎言及新闻界本身受到的来自利益方的“公司欺凌”，路维斯给出的答案是走一条“非营利新闻之路”。但他对此表示质疑，认为路维斯刻意回避了网络媒体的发展在新闻公开公正性报道方面的进步，并且没有考虑到新闻机构没有资金来源倒闭后，报道应如何进行的问题。摩萨说，“关键问题是，谁来为非营利性的新闻调查买单?”
正如斯威夫特所言，路维斯的工作不具有很强的可复制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绝大多数记者的新闻报道可能还会因各种原因被频繁干涉、骚扰，难逃“新闻原则让位于机构利益”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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