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被你征服
——第四级病毒vs.人类
✪ 林鹤/ 特约撰稿人
当一个正常的健康人，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正常的健康人自己却难得觉察得到。每天，奔波在车水马龙的缝隙间，你会以为，只要自己够努力，面包和一切就都在不远处痴痴地等待着你，象一条公式那么合情合理，确切无疑。恍惚好象听见新闻里说，乌干达爆发了埃波拉的疫情——病毒杀人惨则惨矣，可是远在那个贫困骚乱的非洲，便和电视剧没有什么区别吧?所以，你没往心里去，还是奔波。
你忘了，地球村越来越小，乌干达其实就在隔壁。姑且不说人的流动吧，世界各地，名目杂沓的实验室多多，每年，他们都会用猴子进行各种活体实验。这些猴子来自于丛林，其中，就有不少携带着病毒。还有合法非法的宠物进口贸易。在美国的芝加哥和华盛顿，曾有奇异的出血热疫情引起恐慌，你知道吗?1985年前后，中国浙江发生了肾综合症春秋季出血热，你听说过吗?小小寰球，能搧起飓风的蝴蝶可多着呢。
1960年代初，有一个“二战婴儿”岁数的美国小伙子，正是新鲜出炉打天下的好年华， 又恰逢经济欣欣向荣的盛世。可叹他不自珍重，跑到非洲去教书;看了黑人闹病，搞得心软，便回美国花费了许多时光，念了个什么公共卫生医学。毕业了，在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CDC，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找了份活儿，然后一猛子又去了非洲，钻进了丛林。喝水的时候先得用碘片消毒，做面包的面粉都发了霉，美国使馆配送给他的军用汤罐头，封装日期是1945年，恨不得比喝汤的人还要年高德昭。丛林中，孤独地在路上(没有路的路上)，没法与外界联络。幸而在当地遇见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匀到手一台破无线电收发机，一路不断地呼叫，寄希望于巧遇另外一个用无线电的传教士，为他向外传话。时在1976年。他去的地方，是扎伊尔的扬布库小镇，附近有一条河流，名叫“埃博拉”。
前两年，达斯汀.霍夫曼演的好莱坞电影《Hot Zone》，演绎的就是这个缺根筋的小伙子的一丁丁点经历。《第四级病毒》是他与妻子合写的自传，记述他们在世界最险恶的僻壤追踪恶疾，比那部电影还要精彩百倍。这个论断有如下的依据：一，这本书曾经高踞若干国家1997 年度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二，我买它已经三年，每年必定重新读了又读;三，但凡有哪个朋友不知深浅，胆敢来我的书架前探头探脑，鼻子底下，一定会被我硬塞上这本书。
本书的封面上写着：“世界卫生组织将病毒分为四级，第四级病毒是对人类危害最严重的病毒。”它们带来致命的疾病，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药可治。照书里的描写，爱滋病实在是小case，埃波拉和拉沙热，这些经典的第四级病毒十日杀人、让你七窍流血，才算技高一筹。1976年，扎伊尔爆发埃波拉出血热，患者死亡率竟近九成，活下来的病人纯属命硬。我想，在这样的时候，宗教感、谦卑感，都应该是最强烈的吧。
我们的古人有一句话：不为良相，宁为良医。言其身系万民安危的责任之重也。另一方面，为良医日久，大概也难免会生发出一些行医之外的感慨，有了良相的沉重。以往读西方人在非洲的游记，或多或少地，常会闻到居高临下的倨傲气味;有时，这味道也会与我自己的成见相契合。那些污泥浊水掩盖下的瘠瘦的黑色身体，是不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被逼问到头上的时候，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是扪心自问，你敢说，自己真就没有种族优越感?你敢说，那些与贫穷孪生着的肮脏与恶臭就不会剥尽了你的善意?这二十年来，约瑟夫•麦克科密克和苏珊•费希尔—霍克的经历，可绝对不是在洁净的无菌实验室里，坐拥无数精良器械，寂寞而宁静地和毒株打交道。这些病毒追猎者直接面对的，是陌生的赤贫国度、简陋之至的破烂诊所。在塞拉利昂研究拉沙热时，他们连一次性医疗手套也用不起，只得用稀释的家用漂白粉溶液来消毒。这样，一副手套就能反复用个10次上下，直到它破掉为止。这个经验，后来被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为建议书，在类似的困窘条件下，能够有效地预防护理人员被感染。被感染的危险实实在在：书里记载的就有医生与患者相继死亡的几端实例;也说起过，时或会有某个村落的诊所，竟至于被病毒灭绝人迹。尽管如此，从本书平实的行文里，我嗅不出一丝一毫的厌倦或是退缩，也没有煽情，没有自我夸耀。他们当然也会为自己是否被传染而紧张恐惧，但是，面对无数辗转挣扎的垂危病患，对病人的切身关注、对疾患的密切研究，是他们无法回避的第一主题。
作为追猎第四级病毒的专家，深知，现有药物对它们是束手无策的。因此，他们无时或忘的头等大事是，如何预先阻止病毒的泛滥传播。在扎伊尔的扬布库地区和苏丹农村等地，病毒专家们一直在对患者的血样进行跟踪分析。1976年的血样中，爱滋病病毒携带者的人口比率不足1%。1985年，在扬布库地区再度进行调查，结果表明，病毒携带者的人口比率仍然保持不变。结论是，在非洲的偏僻乡间，它一直有一个稳定的不足1%的感染比率。另外，在1976年的血样中，分离出了爱滋病病毒的原型菌株。这就排除了爱滋病是在近年内由猿猴传染给人类的臆测。那么，为什么非洲的爱滋病会突然大规模爆发?
也许你还记得，上海曾经被C型肝炎闹翻了天，那年据说是生吃毛蚶惹的祸。美国患C型肝炎的人口比率不到千分之一，巴基斯坦却高达7%，而在卡拉奇附近，一个为拥有诊所而自豪的小镇上，感染比率则是恐怖的60%。没有人敢去揣测，在病毒的传播过程当中，正是现代化的医疗手段在助纣为虐。越是在这些穷困的地方，越是无法负担昂贵的一次性医疗用具，越没有可靠的检测监视仪器，有不少诊所甚至没有条件验血，连输血时的血型配比都险境丛生。于是，注射器反复使用，将普通的伤风感冒的病人，变成了高危病毒的受害者。古风时期，生了病仅凭巫祝做法，病毒的旅行反而没有这样方便。
按说，了解到这一点，注意医院内感染的危险性，严密防范也就是了，病毒的传播就容易遏止了吧?
可惜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统计数字有待解释：同样是在1985年，同样是在扎伊尔，在沿河地带非固定卖淫的“自由女子”中间，爱滋病病毒的感染比率高达40%以上。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进入非洲腹地，引起急剧的社会变动，它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农村的劳动力大量迁徙，涌进城市。在城市的贫民窟里，不同地域的人群之间，相互接触的机会大幅度增加，易受感染人群也就大幅度增加。同时，由于乡下女人在现代化城市中难乎为继的生存困境，传统的家族伦理规范又不再能够约束她们，令许多良家妇女操起了皮肉生意。混乱的性交易关系，加上对其中危机的浑然不觉，提供给病毒最好的传播状态和途径。由城市化带来的生活方式、交通方式以及性行为方式的改变，一起把第四级病毒放出了笼。而且，富人-穷人，男人-女人，地位越低的阶层罹病的几率越高。置身在此事态中，发一点慨叹是人之常情，对漠然凛然、无视贫民生死的官僚机构忿忿然也不稀奇。但是，的思考尚不止此。
以众生平等的角度来判断，第四级病毒侵入人体是它们的悲哀末路。这话，站在人的立场上听来古怪，像是胳膊肘向外拐，其实确属平常：人死了，寄生宿主没了，于是病毒自己也活不下去了。那些微小的病毒，原不是昨天上苍忽发奇想，为了与人作对，特特地从潘多拉的盒子里挑出它们来的。千百年来，它们一直安静地藏身在黑暗的原始丛林中。在那里，不少种类的动植物都是它们的自然宿主，能够平安无事地携带着第四级病毒好好地活着。如若病毒自己能做选择的话，人类的体内绝非好去处。由于人口过剩，聚居地扩张，人类侵入了它们的领地，干扰了它们栖身的自然环境，它们才被暴露出来，被迫介入了人类的世界。在书末强调指出：在人和病毒之间，人类才是入侵者。
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似乎是日益无往而不胜了，连极地也成了热闹聚会的厅堂。殊不知，在征服的尽头，自然欲与我们同归于尽的反噬，正冷静地潜伏在那里。在南极冰山的封冻层中，科学考察队发现了能够比人体极限高数千倍地抵御辐射的“恶魔细菌”(见《三联生活周刊》124期)。科学家将这种细菌的死孢子放入营养液以后，大量繁殖出了经DNA重组的细菌。新的实验计划是将它植入炭疽杆菌。实验一旦成功，制造出来的怪物一定是无药可解的。如此钻坑觅缝，寻来的恶疾令现有的抗生素类药物直如笑话，也令癌症、爱滋病成了小菜。科学为我们带来的，恐怕绝不仅是福音。愚不可及的《碟中谍2》，好歹还算选了实验室里创造新的杀人病毒来做故事的核;雪莱夫人笔下塑造出了“弗兰肯斯坦”，更是早就预先做着宣示。只不过，听者藐藐，征服者的计划还在不断被推出。
无论什么话，万一说大了，就容易破绽百出。说了半天“人类”，依上文细究下来，我等良民恐怕很容易生出一种类似于吃了挂落儿的愤懑：这些非洲人，谁让他们不讲卫生?谁让他们胡乱砍伐开发?谁让他们乱性?要不是他们，哪会有爱滋病?哪会有埃博拉?保护环境的事情凭什么只让我们关心?他们非洲人算是干什么吃的?
“他们非洲人”仍然是个泛称。非洲开钻石矿的富人绝没有到丛林里去招惹什么奇异病毒。人家无辜着呐，干活吃饭。而非洲的穷人呢，他们无论干什么都不太够吃。我想，你应该也在报上看见过皮包骨头的黑人照片，或许你看见的照片上，恰巧还是戴安娜王妃的慈善旅行，她温柔地怀抱着极度营养不良的黑人幼童。 你也许会为王妃的善良和美丽而感动，还也许会觉得，那个只剩下一层黑皮和一双大到可怕的眼睛的幼童，着实说得上是恶丑。或许，压根儿不如只看见王妃盛装出席范思哲的时装发布会，那样的图片会比较美丽。我们的白领杂志上，一般把这样的美丽报导收在一个题为“高尚生活”的栏目里。
即使是在“他们非洲人”中间，病毒性出血热，也是最贫穷的人的疾病。穷人不可能受到足够的教育和培训，借用近日一些国内媒体称呼农民工的名号，他们，是一些愚昧的“不学无术的人”。有时候，这些底层的“不学无术者” 不得不深入丛林，是为了觅一口吃食;有时候，他们高级了一些，有了机会被雇佣，为了挣一点钱买吃食，去了最险恶的地方干活。在塞拉利昂，拉沙热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最有效地传播病毒的老鼠，正好是穷人弄得到的唯一肉食。为了吃食，他们没有可能想得到环保，没有可能满怀那种与自然和谐与共的伟大理想。穷人的生活状况和卫生条件决定了，他们一定会最先遭受到病毒的侵袭。随即，他们还会被富人视为可恶的始作俑者。一旦疫情爆发，受害者会是整个地区的所有居民。每次病毒来袭，造成的恐慌，都愈发加重了贫富阶级之间的敌意。1974年，巴西爆发双球菌脑膜炎的疫情时，许多有钱人逃往国外，不然就躲在家里，并且解雇了佣人以免传染，因为他们认为这次灾难是低层阶级引起的。于是，穷人即使逃脱了染病，也会遭到失业的威胁。穷困的世界遭到比原先更加激烈的冲击。
西方国家对穷国的经济和医疗援助倒是有的，虽然不免时或断档。这些慈善的人们呐，没有了他们，那些穷黑人还不都得死光光?却不知，非洲大陆富饶的资源为什么没能带给黑人温饱而已的生活?照我的糊涂想头，他们光是卖卖钻石也够吃个肚儿歪了——在北京的柜台里，一只才上克拉的钻戒得花上个十万呢。如果不是发达国家上百年持之以恒地“开发”非洲，如果不是富裕与贫穷之间日益急剧的分化，如果没有新的价值观教育着所有人开垦无边的欲壑，如果没有酷烈的资源争夺与枯竭，那样的话，只在丛林里敲敲战鼓吃些木薯，这些黑人也好好地活了上千年，未见得不会再这样活个上千年，即使有按期来临的干旱。所谓“人类”，并不是一个均质的群体，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人们之间的差异，比起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而言，今后可能会日见其微了，天涯若比邻嘛。CDC每年的预算经费大约是一亿两千万美元，比塞拉利昂全国的年度财政预算还多。在书中不无讥讽地说，美国人民向CDC这样的机构提供基金的数目，往往与某种特殊疾病在美国人口中引起的惊恐程度成正比。疫病出现的地方离美国本土越近，国会就越有可能拨款调查。拉沙热在非洲成了司空见惯的平常事，但是如前所述，在塞拉利昂的乡村诊所里，连一次性医疗手套也是奢侈品。每年，在尼日利亚，少则几百、多则上万的人死于黄热病，而早在20世纪40年代，预防黄热病的疫苗已经可以得到有效的应用了，谁让有的人用不起?另外，有时候政局突变，医学专家不得不撤离动荡地带，原订的防疫计划也不得不付诸东流。所以，指出，病毒性疾病的问题，不能只在医药和科学的范围内来考虑。
即便是在西方国家本土，第四级病毒的传播，在许多时候也不仅是医学问题，政治因素经常插上一手。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美国政府对爱滋病的态度。早先，西方主流社会的人们以一种鸵鸟态度，乐于将爱滋病定义为“同性恋瘟疫”。由于里根当局更多考虑的是选民的接受程度，是这件事对他们竞选民调的影响，因此，他们拒绝承认爱滋病有可能通过异性恋传播，拒绝承认它有可能是主流生活状态也无法逃避的疾患，拒绝承认爱滋病危机的真正范围。因此，华盛顿方面在医学界发出告诫之后，迟了一年才开始转变卫生政策。这一年里的美国，无端增多了多少爱滋病病人，谁也不知道。并不是只有非洲的穷黑人才会有冤无处诉啊。
“千万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对自然、对底层的征敛搜求，历来都是金字塔的尖顶得以成型的必备前提。然而，非均质状态，并不能保证只有穷人才是病毒的目标，保证富裕人群一定能逃得出病毒的罗网。第四级病毒是一个报复，不仅是自然界对人类不断征服它的报复，也是贫穷世界对富裕社会的报复，尽管它们的报复似乎都是无心插柳。
忽然回忆起以前的某一天，闲来读读报纸角落里的文章，看到一则奇文吓了我一跳：
话说史前曾经有一种巨鳄。考古学家把它们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时候，一度非常困惑于它们的灭绝。因为，照它们的化石所显示的体量和凶猛度来看，它们是没有天敌的(那会儿又没有人类去灭绝野生动物)。渐挖渐多，忽而有一天，新出土的化石给了他们一个令人人毛骨悚然的答案：他们发现，这种巨鳄是同类相食的。因为这样的习性，它们只得不停地在筛选中变得“更高更快更强”于是更凶猛。但是，地心引力终归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存在。那些筛选出来的“最优”们，终于超出了骨骼的承受极限，訇然倒地。
我希望，这只是一个传奇，而不是寓言。
《第四级病毒》，[美]约瑟夫•麦克科密克、苏珊•费希尔—霍克著，汪培基等译，长春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本文原刊《视界》杂志，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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