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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经济社会政策得失之鉴

詹小洪 · 2014-09-12 · 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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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2004年,笔者曾到韩国一大学讲学一年,自此开始了对这个东邻国家的研究与写作。考察从卢武铉、李明博到朴槿惠几任总统的施政,笔者认为以下几项韩国经济社会政策之得失能给我国足够的经验教训。

  大企业垄断难于破除

  家族大企业集团在韩国也被称作财阀,它们有的甚至在日据时期就完成了原始积累。经过数十年发展,大企业集团早已成为韩国经济的支柱。三星、现代汽车、SK(鲜京)、LG(乐金)、乐天、浦项制铁、现代重工业、GS、韩进、韩华这十大企业集团的股票市值之和,常年占到韩国股市市值的一半以上。2011年,全韩企业净利润的30%都是由十大企业集团独占,而它们创造的就业率却不及全国总就业率的2%。

  就三星集团的旗舰企业三星电子来说,2011年其销售额高达全国GDP的22%,出口额占全国出口的20%,股票市值占全国股市的25%。三星集团在韩国有“三星帝国”之称,成就3代世袭的韩国首富李健熙被称为“三星皇帝”。从其业务范围及垄断程度看,连中国的很多大型垄断国企都瞠乎其后。

  尽管财阀在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韩国经济发展中出力甚多,但充斥韩国主流媒体的财阀形象并不十分光彩。韩国主流媒体都承认,几乎所有的财阀企业都具有封闭性、垂直性的决策结构特征。它们往往与政商勾结(通过联姻、赞助竞选等方式)、做假账、逃税、不当关联交易、秘密继承遗产、私下取得特许经营权等负面新闻联系在一起。故此,金大中、卢武铉两届左翼政府都曾推出包括重组、股权稀释等一系列强硬的改革财阀计划。

  然而,现代集团职业经理人出身的李明博上台后,实行“亲企业”的政策,废除了前两任总统执政时期一些限制大企业无限扩张的政策,还特赦了被诉逃税的李健熙等多位财阀高层。因此,财阀们有恃无恐,并屡屡入侵中小企业的领地。有统计显示,李明博执政期间,十大集团下属的子公司新增了212家,资产规模扩大了56.9%。有媒体认为,财阀对中小企业的欺压是韩国社会最大的不公正。

  鉴于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日仄,李明博也曾呼吁大企业要与中小企业“共生发展”,但受到来自保守阵营的抵制。韩国影响力最大,也是保守势力代表的《朝鲜日报》曾发表社论,称“要警惕以韩国社会共生发展为借口的诋毁市场经济或纵容民粹主义的行为”。

  朴槿惠上台后倡导“经济民主化”,这实际上是个中性政策,即主张大企业集团要向中小企业及民众让利,但不同意韩国政坛进步派有关清算甚至推毁财阀的政策,也不认同李明博笼络财阀的政策。

  2010~2013年,韩国GDP增速分别为6.3%、3.7%、2.0%和3.0%,总体颓势明显,尤其2013年十大企业集团87家上市子公司税前利润同比下滑约15%,让朴政府难于狠心拿大企业开刀,反而要拜托它们进行早期投资和扩大招聘范围,以激活韩国经济。故从短期看,垄断大企业仍将在韩国呼风唤雨,通过其控制的媒体和民间商会“韩国工业联合会”(FKI)抵制政府打压、合谋瓜分牌照或操纵行业价格。

  低生育老龄化成头号难题

  近几十年来,韩国总和生育率(指平均每名女性在15~49岁育龄期生下的婴儿数)可以说是直线下降。上世纪70年代是4.53个,到2000年是1.47个;2005年降至1.08。须知2005年,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低于1.1的只有韩国和香港(0.95)。韩国称此为“冲破了1.1名人口马其诺防线”的“灾难性事态”。韩国人口学家认为,一个育龄女性必须生育2.08名婴儿,韩国才能维持目前的人口数量。

  与生育率下降相伴随的是人口的老龄化。1970年韩国一年出生婴儿100万名,目前40万名都不到。18岁以下的青少年人口60年代为50%,目前仅为25%。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增长很快:1992年尚为5.2%,目前已经为14%。韩国进入了典型的老年社会。韩国劳动者的平均年龄从1980年的28.8岁增至目前的近40岁。

  韩国各界都深深为低出生率和老龄化担忧,认为比起上世纪60年代人口暴涨,现在的低生育率是更加可怕且复杂的问题。目前,平均每8名劳动人口赡养1名老人,到2025年,这一比率将达3比1。甚至有人担忧将来参军的男丁不够,会发生征集女性从军的事情。

  韩国专家认为,晚婚、回避婚姻、回避生育是生育率降低的主要原因。20~29岁女性的未婚状况,1970年是34.6%,可现在上升至75%以上。2000年,韩国女性初婚的年龄是26.5岁,现在近29岁。专家又将这些现象的出现,归因于韩国的生育环境差、年轻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就业率的提高、国民的婚育观念改变等。

  韩国的人口政策可谓一波三折:1961~1995年是控制人口增长,1996~2003年转为放宽生育,2004年之后则奖励出生。近些年为提高生育率,韩国政府使尽浑身解数:为不孕不育夫妇支援治疗费;从以前的“劝告堕胎”转为“杜绝堕胎”;奖励生育,给生一胎、二胎、三胎、四胎的家庭不同的经济奖励;家有3个子女的父母可延迟退休,子女考大学考公务员加分;产妇90天产前产后休假工资全额由国家负担;上调育儿休职工资;为有工作的父母提供夜间保育服务;将80%以上的幼儿园改为全天制;政府甚至派“托儿帮手”,帮助照顾有新生婴儿的家庭。

  然而,人口多时控制不易,生育率下降后想鼓励多生也难。最近几年,韩国人口总和生育率虽略有回升,达到了1.3,但仍然位列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倒数二三位。

  在上世纪60年代到进入本世纪前,韩国的人口生育理念和我国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我们能够从东邻的人口政策变迁中得到何种启示呢?

  学历社会弊端重重

  韩国同为深受儒教伦理影响的东方国家,极为重视国民的教育。韩国对公共教育的投资占GDP的7.2%,在有富国俱乐部之称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30个成员国中位居第二。近二三十年来,韩国的财政预算总支出1/5安排为教育经费。更重要的是,除公共教育投入以外,韩国家庭为子女教育投入的“私教育费”畸高,在2007年占家庭总支出的12%。

  1980年,韩国高中生升入大学率为27.3%,目前已达到85%。2008年瑞士国际经营开发学院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指出,韩国大学教育普及率位居世界第四。不仅如此,韩国的父母只要孩子上进,有出国深造的意愿,就是砸锅卖铁也会送子女去欧美发达国家留学。在美外国留学生中,韩国人数量长期排第一,只是近两年才被中国和印度的留学生数略为超过。

  在韩国社会,重视学历、文凭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无论是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还是各企事业单位招聘员工,履历表中都少不了“最后学历、毕业学校”栏目,有些单位招聘更绝,甚至要应聘者填上“父母学历”。那些高学历者尤其是毕业于 “汉(汉城大学)、高(高丽大学)、延(延世大学)”的学子个个趾高气扬。韩国报纸做过一个针对年轻人关于成功要素的调查,结果显示,男性认为成功最重要的要素是“学历”,女性认为是“外貌”。

  过分追求文凭的学历社会,也给韩国带来了诸多副作用。

  文凭造假层出不穷。当学历造假者被问到为何伪造文凭或者谎报学历时,他们不无委屈地说,在学历就是实力和身份证明的社会,没有过硬的文凭,在社会上实难立足。

  私教育费不堪重负。为了让子女考上好一点的大学,韩国的家长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孩子进入竞争角力场。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课外补习班、学院让中小学生苦不堪言,世界上能够与中国中小学生比辛苦的大概只有韩国了。家长花在孩子身上的课外辅导费(私教育费)就成了昂贵负担,已经构成韩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历届韩国总统都称自己要做“教育总统”,发誓加强公共教育,让韩国家庭的私教育费降下来。但事实是,从金大中到卢武铉,再到李明博时期,韩国家庭私教育费有增无减。

  学历膨胀。随着社会对文凭的渴求,韩国自上世纪90年代起,来了个高校升级大跃进:中专升专科、专科升本科。到现在,一个人口与国土面积都只与我国浙江省相当的国家,竟有200多所四年制大学,出现了典型的“学历膨胀”。

  学历膨胀带来的是大学生就业难。本世纪以来,韩国进入了经济增长但就业增加有限的时代,一般情况下,韩国失业率都在4%上下,但大学生失业率是平均失业率的双倍以上,常保持在9%左右。

  为刺激楼市发愁

  曾几何时,在韩国飙升的房价是难治的顽症。

  2003~2006年,正当卢武铉执政,也是韩国房价上涨最猛时期。“江南区”是首尔市的富人区,也是首尔乃至全国房价最高的市区。这3年里,江南地区公寓价格平均上涨了53%,2006年底,每平方米均价达到7.91万元人民币!韩国流传着“江南不败”的神话,意即在江南投资买楼房只赚不赔。

  那几年韩国房价飙升与房地产投机是分不开的。2006年11月韩国“联合网”披露了一个国会议员的报告,称韩国拥有住房最多的100人拥有的房产达15464套,平均每人150多套。此外,《家庭居住者住房拥有现状》报告披露,韩国拥有3套住房以上的家庭达88万户,其中40%居住在首都圈。

  卢武铉政府面对节节攀升的房价带来的社会动荡,可绝没有掉以轻心,对打击房地产投机势力更不会心慈手软。那几年卢政府先后推出的对策归纳起来有:扩大住宅供给,由政府投资兴建类似于中国经适房的“安乐窝”;对一户两宅及以上的家庭转卖二手房,征收相当于差价一半的重税;对多套住宅拥有者进行税务调查,对搞房地产投机得来的利润课以重税;新住宅要完成80%的工程量才允许卖“楼花”;要求建筑商公开房屋成本;对豪宅除对业主征收财产税外,还征收综合房产税。

  2005年,实行综合房产税的第一年,全韩楼价平均下降了4.2%,首尔核心地段楼价甚至下降了9%左右。从2007年开始,韩国楼市基本平稳或小幅下跌,保持小幅震荡。

  2008年李明博上台后不久,正遇上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韩国房地产市场由热转冷。李明博执政几年,全国房价略微下降,首尔房价降幅更大一些,约达3%~5%。近几年,公寓成交量逐年下降,市场上积压了几十万套商品房,韩国关心的是如何刺激楼市了。与卢武铉打压楼市完全相反,李明博接连推出刺激楼市对策。主要内容有:减缓建设“安乐窝”的步伐,以逐步消化积压的几十万套公寓;对价值9亿韩元以上的豪宅才征收综合房产税,税率也降低;降低二手房转让的所得税率;对低收入者首次购买85平方米以下的住宅免除购置税。

  然而要将房地产市场拱热并不比控制房价来得容易。2013年朴槿惠政府上台伊始,就推出了“4·1刺激房地产对策”,旨在挽救萎靡不振的楼市。但是,朴上台一年半了,韩国房地产始终不见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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