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深陷经济危机的欧洲各国激进左翼力量表现活跃，一些激进左翼政党出现了历史性突破。但同时，欧洲激进左翼也表现出力量分散、起伏大的特点，显示出其发展的不确定性。本文拟在简要介绍欧洲主要国家激进左翼政党现状的基础上，着重从政治意识形态分布、社会支持结构以及影响其发展的重要问题的角度，分析欧洲激进左翼政治上不确定性的深层原因。
一、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基本构成
欧洲左翼本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传统的左翼泛指所有寻求对既有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变革的力量，它包括了各国社会民主党以及比之更为激进的各种左翼。过去30年，欧洲左翼的构成出现了两个大的变化，一是社会民主党普遍出现了中间化道路趋向，即在政治战略方面以寻求中间阶级的支持为主要战略目标，在政治意识方面力图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的束缚，在思想意识方面更为接近于自由主义。因而在一些传统左翼力量看来，社会民主党已经越来越失去其“左”的特征。二是一些新的激进主义政党尤其是绿党的崛起，其政治上的主要特征是寻求一种生态主义的替代政治，而并不专注于传统左翼政治事务。本文所说的“激进左翼政党”指那些自认为非社会民主主义或非绿党的政治左翼，或者说在左右政治光谱上站在社会民主党左边的政治力量。这一家族在欧洲总共大约有60个政党[1]。这里主要以欧盟国家中非东欧地区国家的激进左翼政党为分析对象。表1是目前在欧洲有影响的激进左翼政党的一些基本情况。
表1显示了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构成的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这些激进左翼政党的构成复杂，包括了传统的共产党组织、托派组织、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其他一些新激进主义团体，后者主要是随新社会运动发展起来的，包括持生态主义、和平主义、女权主义等观念的激进组织。从党的历史渊源来看，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共产党或由前共产党演变而来，它们大多有较长的历史，除了法国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希腊共产党、英国共产党这些依然保持其称号的共产党外，瑞典左翼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德国左翼党以及丹麦的社会主义人民党也都是一些前共产党的继承者或从中分离出来的，荷兰社会党是一个毛派组织发展而来。第二类是由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左翼力量分化出来的，如法国左翼党和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第三类则是传统左翼力量与随新社会运动发展起来的新的激进团体联合而成，它们大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成立，如芬兰的左翼联盟、丹麦的红绿联盟、冰岛左翼绿色运动、英国的Respect党、葡萄牙左翼集团、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等。
第二，这些政党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不等，且起伏很大。有些政党长期保持稳定的地位，并成为左右政治平衡的关键力量，如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等;但有些政党在现实政治中的影响力则十分有限，如奥地利共产党1959年以来从未在国家议会中获得席位，2008年得票率只有0.8%;有些政党的发展历史则是大起大落，如法国共产党以及曾经的意大利共产党和现在的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危机以来的表现也各不相同。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在金融危机期间迅速崛起，而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却因为党内分裂影响力迅速下降。冰岛左翼绿色运动、葡萄牙左翼集团的起伏也很大，得票率迅速上升又急剧减少。显然，这些政党更容易受环境变化的影响。
二、欧洲激进左翼的意识形态分布
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不同的历史背景及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是造成其政治上的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大致将欧洲激进左翼的政治意识归为三类。
第一类为各种共产主义。一些还坚持共产党称号的政党保留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持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和分析方法，在对待金融危机的问题上它们也更为强调它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不过，这类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态度也不尽相同。战后欧洲共产党曾有过两条道路之争，即坚持亲苏立场和坚持走欧洲共产主义自己的道路。这一历史分歧的痕迹依然表现在目前欧洲共产党的强硬派别和温和派别之间。它们之中，有的坚持以灵活、创新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上相对温和，有的坚持正统、甚至教条的马列主义，并带有强烈的革命意识。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属于前者，而希腊共产党、英国共产党以及一些托派组织属于后者。
第二类坚持各种社会主义，尤其是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主体力量走向中间化、为此淡化其传统的社会主义色彩以后，一些激进左翼政党(包括一些作为前共产党力量延续的左翼党)依然坚持社会主义的理念，并突出自己作为社会民主党的“替代力量”。激进左翼所持的社会主义形形色色，但从上述一些有影响力的政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及其政治主张来看，它们实际上更接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时期欧洲社会民主党所持的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在危机的问题上，它们着重于谴责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坚持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框架下推进改善社会中下层地位的改革，强调加强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调控，尤其强调对福利国家的保护。在阶级利益上更为强调对传统工人阶级的保护，和对工会的支持态度。瑞典左翼党、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德国左翼党、法国左翼党、荷兰社会党在基本观念和政治主张上更为接近这类观念。
第三类属于新激进主义，即与新社会运动相关的一些激进主义观念，包括生态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平主义等。传统左翼思想着重于对物质生产领域的干预和调节，其主要社会基础是传统的产业工人。与之不同，伴随新社会运动发展起来的新激进主义则专注于一些非物质领域的事务，其社会基础则是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性别特征明显的群体。过去几十年，新社会运动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欧洲各种政治力量之中，红绿联盟也已成为欧洲的一个普遍政治现象。但在激进左翼看来，作为传统左翼主流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既非“红”、也非“绿”。而它们则是真正的“红绿政党”，即既坚持传统的社会公平目标，也强调保护环境、男女平等、和平主义等新的进步要素，实际上就是将传统左翼思想(社会主义)与新激进主义结合起来。意识形态上的红绿结合目前已成为激进左翼的一个普遍特征，不过从政党组织结构及社会支持结构来看，这一特征在北欧地区国家的激进左翼政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芬兰左翼联盟、冰岛左翼绿色运动、丹麦红绿联盟。
上述意识形态分布显示了激进左翼在政治行动和政治诉求方面的多样性：从激进的“革命”要求到致力于选举政治，从致力于一些高尚远大的目标，到致力于微薄的日常具体政策，乃至专注于地区事务。而且，一些激进左翼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特征明显。如作为曾经的毛派组织，荷兰社会党现在实际上奉行民主社会主义。而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则从早期坚持“大众社会主义”(popular socialism)转向了现在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的结合。不同的意识形态也并存于一些政党之中，一些政党的分化组合往往即是不同意识形态之争的结果。这种现象在一些左翼联合型政党中表现得较为突出。如芬兰的左翼联盟本身主要是两种力量，即亲苏的芬兰共产党和遵行欧洲共产主义路线的人民民主联盟的结合。前者表现出更大的不妥协态度而后者则寻求改良。作为这两种力量妥协的产物，该党称它站在“工人一方、和平和裁减一方、自然一方和人类被压迫的多数一方”[3]。
政治诉求的多样性意味着激进左翼对其发展方向的不同认识，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差异也直接影响到了相关政党对一些基本政治问题的立场差异。
三、欧洲激进左翼的社会支持结构变化
欧洲激进左翼的多样性及其变化也通过其社会支持结构反映出来。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是传统激进左翼的主体力量，其主要支持队伍是传统的产业工人。一直到今天，欧洲大多数激进左翼政党的主要社会基础依然是这些集中在城镇尤其是大城镇的产业工人，特别是养老者、失业者。但在过去的30年，传统产业工人队伍在产业结构的变化中萎缩，其中一部分弱势群体在全球化竞争加剧过程中被边缘化，而他们是一些传统激进左翼的主要社会基础。与此同时，白领阶层队伍尤其是公共部门雇员队伍在扩大，他们中间同样存在着分化现象，大量受过较高教育但收入较低的群体成为激进左翼新的支持对象。此外，在社会观念方面，环境、女权、和平和民主意识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中，尤其是中青年群体中。此外，新自由主义对欧洲政治的渗透和社会民主党日趋中间化导致了传统左右翼政治空间的变化，社会民主党的部分传统支持队伍在流失，而他们成为来自左右两端的激进力量(即激进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争取对象。
上述欧洲社会和政治的变化在冲击激进左翼的传统社会基础的同时，也促使其寻求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主要表现为一些激进左翼政党把发展的空间转向新的激进主义力量，这部分力量普遍的受教育程度更高，更为关注生态、男女平等等新的激进主义事务，更为年轻化，女性的比例更大，许多是来自公共部门的白领底层。例如，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的主要社会基础已经是城市和大市镇中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中产阶级，从低等教育的工人阶级中获得的支持相对较少，党员中女性比例大于男性。挪威的社会主义左翼党的主要支持者来自公共部门雇员，其中白领和学生的比率大于蓝领[4]，选民队伍中女性比例大于男性。而作为小型的大众型政党，长期以来荷兰社会党一直面向社会各个阶层。但近年来其支持结构也变得更为年轻化、受教育程度更高、女性比例更大。许多政党虽然依然以传统型的激进左翼支持力量为主，但也在更多地吸收一些受过较高教育、收入和工作不稳定的人群，如学生、艺术家等，如瑞典左翼党、芬兰的左翼联盟等。在德国左翼党和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中，这种变化是以地区性结构的变化体现出来的。德国左翼党的传统基础主要是前东德地区蓝领工人、失业者、工会成员和养老金依靠者，但近年来，西部地区的党员数量和比例都在上升。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传统基础在北部工业地区，尤其是一些前“红色地区”，近年来，这些地区的党员队伍在收缩，而在中南部则有发展，并出现年轻化倾向。另外，由于激进左翼对边缘化群体的更大关注，一些政党在移民中获得更大比例的支持。当然，不同国家和不同政党的趋势不尽相同。例如在丹麦，与以市镇中产阶级为主要基础的社会主义人民党不同，丹麦红绿联盟的社会基础依然是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工会成员。对于那些传统支持力量占主导的激进政党来说，党员及支持队伍的老化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以芬兰左翼联盟为例，该党目前绝大部分党员都在50岁以上，其中70岁以上的占近1/3，50-60岁和60-70岁的又各占1/4，50岁以下的不到20%[5]。一些传统型的激进左翼政党普遍存在这种社会支持结构老化的问题。
激进左翼的支持结构变化影响了这些政党的政治发展方向，因为新的激进主义力量与传统力量之间在价值观和政治诉求方面不尽一致，后者更为关注物质领域的事务，强调保护具体的利益，而前者则更为关注一些非物质领域的事务以及一些更为抽象的价值。
四、影响欧洲激进左翼发展的重要问题
除上述因素外，欧洲激进左翼以下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显示了其政治上的不确定性。
1.对待资本主义的不同态度
激进左翼共同的特点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但它们之间具体的立场差别很大，既有强硬的革命者，也有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寻求改良的改良者，而且，从目前在欧洲有影响的激进左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分布来看，后者占据了主导。从此次危机中激进左翼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出，虽然它们都在谴责资本主义，但有些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尤其是积累机制上来分析其根源，而有些则主要是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恶果的角度来看待危机。从后者出发，一些激进左翼主张重新强化被新自由主义政策削弱的福利体制，保护工人及工会的权利，加强国家的主导作用。这些更为接近于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不过，面对20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左翼阵营也在重新反思自己过去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其中有一种意识明显加强，即不再简单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被驯服了，甚至怀疑它能否被驯服。例如在网络组织“改变欧洲”(Transform! Europe)[6]中，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整个20世纪的改良主义道路提出了质疑，认为危机证明这一道路的不可能[7]。不过，对于许多已经经历转型的激进左翼来说，它们很难退回到从前那种激进的革命立场。对于这种立场分歧，各政党间的态度也不一致。一些政党以求同存异的宽容态度对待相互的立场差异，并呼吁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加强联合，但有些政党却并不包容其他政党。
2.党内纷争
党内纷争是制约欧洲激进左翼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党内纷争，一些激进左翼政党出现政治上的大起伏，甚至走向衰落。如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一度拥有13万党员和200万选民支持队伍，是影响意大利左右政治平衡的关键性力量，但党内不断的权力之争以及多次的分裂导致其逐渐衰落，以致目前失去在国家议会以及欧洲议会中的所有席位。在导致党内纷争的多种因素中，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带有普遍性。
首先是党内的权力之争和不同价值取向。在一些国家，不同的激进左翼力量通过联合实现了合并，西班牙的左翼联盟、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最初都只是出于选举的需要而结成的松散的选举联盟，后来才正式注册为政党。但这类政党往往更容易受到两个方面的内部纷争的困扰，即权力之争和不同力量间价值取向的不同。以丹麦的左翼联盟为例。该党最初是由亲苏联的芬兰共产党(CPF)和坚持欧洲共产主义道路的人民民主联盟(DLFP)联合组成，合并后，过去的两个政党之间的竞争演化为了党内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竞争。另外，合并后该党将自己界定为“红绿政党”，可两种力量，即以传统的产业工会为基础的工会人士和强调国际性和环境价值的积极分子之间的不同价值倾向常常导致党内的紧张关系。前者更为强调保护具体的利益，如平均工资、社会救济和服务等，其平等意识中带有强烈的阶级意识，而后者更为强调不同取向群体之间的平等和容忍，即更为强调种族、性别之间的平等，也更为关注环境事务。不同价值取向间的竞争导致党不断地分化组合，这种现象在欧洲激进左翼中并不少见。
其次是因参政问题引起的内部分裂。在参政的问题上，一些传统的激进左翼政党依然坚持不参与资产阶级政府，包括社会民主党领导的中左政府。但面对新自由主义对欧洲各国政治议程的渗透，越来越多的政党转变了态度，希望通过参政来扩大激进左翼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同时促进欧洲政治的左转。一些政党通过这种转变改变了形象。可参政往往也会给这些党带来消极影响，这些政党内部对参政的立场也并不一致。参与政府同时也就意味着要背负政府政策失败的后果，尤其是为了参政，激进左翼政党往往要作出妥协，而在一些力量看来，这种妥协是以牺牲党的原则立场为代价的，会导致部分支持力量的流失。法国共产党、芬兰的左翼联盟、冰岛的左翼绿色运动、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等都曾因为参政问题引发党内的严重分歧甚至分裂[8]。因此，面对参政的可能，激进左翼政党常常要作出尴尬的选择，这取决于党尤其是领导层如何平衡党的不同需求。
3.左翼联合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欧洲激进左翼之间加强了联合趋势。一些过去相互竞争的党派开始合作甚至合并，激进左翼政党在欧洲层面的合作也得以加强，除欧洲议会中左翼党团的合作外，“改变欧洲”网络组织、欧洲左翼党也相继出现。通过这些联合，进入新世纪后欧洲激进左翼整体力量有所恢复。此外，面对欧洲政治右倾化倾向，左翼之间有加强联合的需要，一些激进左翼对大左翼联合——即激进左翼与社会民主党的合作——的态度发生改变，如冰岛的绿色左翼运动改变了过去的不合作立场，2009年与社会民主联盟组成了第一个左翼联合政府。然而，激进左翼之间的联合常常受制于相互间的立场分歧，而大左翼的联合更受制于激进左翼与社会民主党的相互不信任。
相互间的竞争、对联合目标以及对其他一些重要事务的理解不同常常影响激进左翼之间的联合进程和效果。以法国为例，2009年以后，一些激进左翼力量以“左翼阵线”选举联盟的形式参与欧盟以及国内的竞选。但作为该联盟两大力量的法共与左翼党之间对联盟的主要竞争目标理解不同。左翼党强调作为左翼替代，左翼阵线主要应该是与其他左翼运动尤其是社会党竞争，而法共则持实用主义立场，既强调要显示自己作为左翼替代的价值，也强调要促进法国政治左转的趋向，因而在总统选举候选人问题上主张第一轮投票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第二轮应该以左翼联合起来赢得多数为目标，实际就是主张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社会党候选人[9]。
法国左翼阵线面临的实际是欧洲激进左翼普遍面临大左翼联合问题。对此欧洲激进左翼大致分为两派，一派坚持传统的立场，拒绝与各国社会民主党合作。葡萄牙共产党、荷兰社会党、希腊共产党等持这种立场。而另一派则支持大左翼联合，至少是不拒绝这种联合。瑞典左翼党、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芬兰的左翼联盟、冰岛的左翼绿色运动、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挪威的社会主义左翼党、法国共产党等都支持或曾参与过这类联合，德国左翼党原则上不拒绝与社会民主党的合作，但有条件即要求后者放弃市场自由化政策。但在一些国家，两个方面的因素限制了这种大联合。一方面，激进左翼和社会民主党在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的政策差异限制了这种联合，其中最突出的是市场化政策、欧盟问题以及和平主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往往背离了激进左翼的一些原则立场。另一方面，激进左翼与社会民主党间的互不信任。这有其长期的历史渊源，尤其是许多激进左翼的共产党背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宁愿选择绿党和其他中间力量而不愿意选择激进左翼作为联合对象。最突出的例子是德国社民党对前民社党和现左翼党的态度。
4.欧盟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问题日益成为影响欧洲各国政党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尤其是在此次金融危机期间，对欧盟的态度更是成为各国不同政治力量间博弈的一个焦点问题。总体来看，作为欧洲反全球化浪潮的主体力量，欧洲激进左翼态度与各国主流政党形成对照，即普遍持消极态度，欧洲怀疑主义甚至成为一些激进左翼的标志性政治特征。但各国党之间的立场不一，出发点也不同。瑞典左翼党、丹麦的红绿联盟、冰岛的左翼绿色运动、挪威的社会主义左翼党、荷兰社会党、希腊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虽然都属于欧洲怀疑主义派，但其立场和出发点有明显的区别。在一些传统的共产主义力量(如希腊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等)看来，欧盟是现代帝国主义的代表，因而它们主张退出直至瓦解欧盟。但有些政党(法国共产党)只是反对欧盟的进一步一体化，在欧洲政策上它们主张保护工人收入水平和社会权利的政策，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它们主要是反对欧盟的紧缩政策要求。这种观念在欧洲大陆激进左翼中居多。而北欧国家的激进左翼政党反对各国加入欧盟主要是担心欧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倾向会侵蚀北欧的社会福利体制。一些激进左翼政党的态度出现过明显的变化，如奥地利共产党，最初反对加入欧盟，后转为批判性的立场，而这一转变主要是针对奥地利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渲染民族主义而作出的。而丹麦的社会主义人民党也从过去的对《马斯特里赫条约》说“不”到后来说“是”，再到后来支持欧洲宪法，告别其欧洲怀疑立场。也有一些激进左翼政党在欧盟问题上持积极态度，如德国左翼党虽然反对欧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并不反对欧洲的进一步一体化，甚至指责现右翼保守执政党的消极立场。即便是在北欧国家，激进左翼内部不同的力量之间也有分歧，如支持欧盟者中年轻人比老年人居多。
危机以来欧洲社会围绕欧盟问题的分化显示，不同的社会群体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受益不等。激进左翼的立场赢得了一部分弱势群体的支持，但从长远来看，随着欧洲逐步走出危机阴影，这一因素的长期影响力是未定的。而且，在此问题上，激进左翼政党还面临来自极右翼的竞争，因为后者也是以反各国现行的欧洲政策为突出特征的，但却将矛头对准移民政策;相反，激进左翼则更多是以保护移民权利为政策目标。从选举结果来看，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同样在那些社会边缘化力量中赢得很大的支持。
总之，经过20年的努力，欧洲激进左翼力量明显有所恢复，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一些政党保持了良好的势头。但意识形态的多样性、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在一些重要政治问题上的立场差异，使得欧洲激进左翼作为一个整体力量其发展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何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国情来选择政治战略，如何加强欧洲激进左翼间的联合，将是决定欧洲激进左翼未来发展的关键。
【注释】：
[1]参见Birgit Daiber, Cornedia Hildebrandt and Anna Striethorst(ed.), From Revolution to Coalition—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Berlin: Rosa-Luxemburg-Foundation, 2012, p. 7。本书是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布鲁塞尔办公室和社会分析研究所组织编写的有关欧洲左翼政党现状的报告。本文在介绍这些政党的基本情况时主要借用了这些报告。
[2]成立于1920年的英国共产党曾经是有影响的左翼激进组织，但20世纪80年代后，英共几经分化，影响力显著下降，2005年和2010年大选都只获得1000左右的选票。相反，2004年新成立的寻求作为工党替代左翼力量的Respect在一定的范围内却成为工党的主要竞争力量。
[3]Birgit Daiber, Cornedia Hildebrandt and Anna Striethorst(ed.), From Revolution to Coalition-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Berlin: Rosa-Luxemburg-Foundation, 2012, p. 27.
[4]相反，挪威工党的选民支持队伍以蓝领工人为主。
[5]Birgit Daiber, Cornedia Hildebrandt and Anna Striethorst(ed.), From Revolution to Coalition-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Berlin: Rosa-Luxemburg-Foundation, 2012, p. 32.
[6]“改变欧洲”是成立于2001年的欧洲激进左翼力量的一个论坛性的网络组织，它致力于促进激进左翼的思想和政治对话，寻求以社会的、女权主义的、生态的、民主的以及和平的价值观来改变欧洲。
[7]CMS Stockholm, The Impossibilities of Reformism, Europe: Democracy at Stake (Transform! European Journal for Alternative Thinking and Political Dialogue, 10/2012).
[8]法国共产党于1997年-2002年参加了若斯潘领导的政府，但党内一直有力量对其价值表示怀疑。2009年大选后，冰岛的绿色运动与社会民主联盟组成联合政府，但联合政府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与该党原有的立场发生矛盾，包括欧盟问题、与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的关系以及在危机中引起巨大争议的“冰储协定”(Icesave Agreement)问题。而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多次分裂，包括意大利共产党人党(PdCI)、共产主义工人党先后从该党脱离，皆因该党两次参与普罗迪领导的中左政府(1996年-1998年，2006年-2008年)引发。尤其是第二次参政期间，因为投票支持意大利驻阿富汗军队的财政预算案和支持意大利派兵黎巴嫩，该党遭到欧洲左翼党的批评，党内一些团体分离，2008年大选失去议会席位又直接引发了2009年多数派的分裂。
[9]法国总统选举分两轮，第一轮赢得半数以上选票的候选人直接当选，如果没有一个候选人过半，第一轮得票居多的前两位进入第二轮投票。按照目前的法国政党结构，除特殊情形(如2002年大选极右翼的勒庞得票率超过了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进入第二轮)外，一般进入第二轮竞选的是社会党和右翼保守政党候选人。
参考文献：
[1]张契尼、潘琪昌编：《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
[2]王学东、张文红主编：《中国共产党和欧洲左翼政党的发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3]Birgit Daiber, Cornedia Hildebrandt and Anna Striethorst(ed.), From Revolution to Coalition-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Berlin: Rosa-Luxemburg-Foundation, 2012.
[4]Europe: Democracy at Stake(Transform! European Journal for Alternative Thinking and Political Dialogue, 10/2012).
[5]Gerassimos Moschona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Dilemmas of the Radical Left: Some Preliminary Thoughts, Europe-No Future(Transform! European Journal for Alternative thinking and political dialogue, 09/2011).
[6]Transform! Newsletter, 01-14, 2012.
[7]Die Linke., Newsletter,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2, 2013.
[8]Vera Glassner, Government and Trade Union Responses to the Economic Crisis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Working paper, 2009, 09, 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 http://www.etui.org/Publications2/Working-Papers/Government-and-tradeunion-responses-to-the-economic-crisis-in-the-financial-sector.
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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