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
托姆•恩杰哈德介绍：没有必要说对国家安全的头头们来说，爱德华•斯诺登的披露使他们没有任何幸福感，尽管这样，最近一年这些人物、与他们有联系的政治家们及退出这个领域的人发表的评论表达了他们的伤感，这些评论是令人吃惊的：高声责骂。这些人当中的任何人都说斯诺登“是一个叛徒”，--冷战时代的怪癖(荒谬的是美国国务院吊销被困在莫斯科机场“过境区”的斯诺登的护照)--，是“俄罗斯的间谍”。这是最温和的部分。这些人还要求处死斯诺登，将其挂在一棵老橡树上，让他在微风中摆动。这是他们令人毛骨悚然的集体表演，给“根深蒂固”一词赋予一种新的意义。
这是对斯诺登连续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文件交给格林•格林沃尔德(英国记者)、电影制片人劳拉•波伊特拉斯和《华盛顿邮报》记者格尔曼的事件的回答，要求做出解释。这里是我的回答：美国国家安全局建立了一个全球监视制度的目标，同时是乌托邦式的和地狱般的制度(根据读者的观点)，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完全令人惊愕。国家安全局的高级官员们企图梳理所有的媒体、电子邮件和在线网络(人们利用它们互相沟通)，提高监视的能力，跟踪地球上所有居民的踪迹。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到阿富汗耕种土地有手机的农民(更不必说身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美国公民);任何人都不会失去联系，从概念上说不会有例外。明显的事情是国家安全局在就近跟踪你。
不论是否意识到，美国情报机构的官员们想像到一个例外：他们自己。设想处在封闭的范围之外的任何人对于这些官员们正在做什么一无所知。在世界上只有他们不会受到监听和被监视。我怀疑斯诺登的揭露和根深蒂固的反应的冲击部分是由于发现这个制度没有例外，甚至是它的创立者们也不可能置身在外。用流行的话说，斯诺登在公布他的世界设计时，没有让任何事情处于危险;但只不过是这将他变成为国家安全局官员们想像的例外的“世界的叛徒”。而斯诺登设想的事情是他们监视我们，现在我们以某种方式能够监视他们。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斯诺登的行动将这些官员与平民放在一起，他受到最严厉的辱骂;而他们以推断作出回答。
诺姆•乔姆斯基的解释是，如果国家安全局的“安全”不是美国人民的安全，而是那些领导国家安全的人的安全，如果神秘主义不是权力的象征，斯诺登所做的事情就是打破神秘主义的法则，以破坏和凄惨的方式将权力本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不应当对它引起如此血腥和猛烈的反应感到吃惊。乔姆斯基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揭露权力的一些侧面，特别是美国权力的侧面，结果令人吃惊。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这样做，越做越好。
这是谁的安全?华盛顿如何保护自己和公司部门
在交易的世界如何确定对外政策是重要的。在下面的评论中我只是对应当有益地分析这个问题是如何思考的提出一些轨迹，由于一些原因这只限于美国。首先是因为(斯诺登的揭露)对美国的冲击和意义是无比大的。其次这涉及一个不平常的开放社会，从其类型上说可能是唯一的，这就意味着我们非常就近了解它。最后，因为很显然这对美国人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国家的政治决定—确实也影响到其他人，条件是他们的行动可能受这些决定的影响—但是总的原则扩大到其他大国，甚至更远。
存在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标准说法”，这在学术教育界、政府的发言和公共的演说中是常见的。这种说法认为政府的第一个责任是保障安全，从1945年以来美国和它的盟友主要担心的是俄罗斯(前苏联)的威胁。
存在评估这个理论的一些方式。最明显的问题是：在1989年当俄罗斯(前苏联)的威胁消失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回答是：大体上一切和以前一样。
美国立即入侵巴拿马(1989年12月)，可能杀害了数千人，建立了一个顺从它的政权。在美国的统治中那是一种常见的实践，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那么常见。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行动第一次不能用所谓“俄罗斯的威胁”来进行辩解。
美国策划了一系列虚假的借口进行侵略，它们经不起起码的分析。媒体热情地介入此事，赞扬推翻巴拿马政府罕见的成果，而不认为那些借口都是荒谬的，这一行动本身严重违反国际法，在所有的地方都受到严厉谴责，在拉丁美洲谴责更多。媒体还无视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一项一致谴责美国军队在入侵(巴拿马)期间的罪行的决议(唯一弃权的是英国)。
一切都是习以为常，一切都被忘记了(这也是常见的事情)。
从萨尔瓦多到俄罗斯的边界
乔治•W•布什政府提出了一项安全政策和一个新的国防预算作为对全球敌人活动的反应。那是完全过去的事情，尽管借口是新的。结果是需要保持几乎像世界其他地方如此庞大的军事机器，采用更先进的尖端技术，但是不是为了反对已经不存在苏联的自卫。现在的托辞是第三世界大国拥有“尖端的技术”日益增多。
守纪律的知识分子明白陷入这种尴尬的处境是不正确的，这样他们保持一种适当的沉默。
美国坚持新的计划，应当保持它的“国防基础工业”。这句话一般是关于高技术工业的婉词，为了研究和开发它需要大量的国家投资，经常是由五角大楼负责的，经济学家们将其称为“自由市场的经济”。
新的计划最有兴趣的安排之一与中东有关。在那里华盛顿应当保持干涉的部队，瞄准一个重要的地区，在那里最大的问题“不可能给克里姆林宫留下门”。与50年的谎言相反，谨慎地承认主要的问题不是俄罗斯人，而是所谓的“激进的民族主义”，这就是独立于美国的控制之外的民族主义。
所有这一切从标准的视角来说有明显的重要意义，但是它突如其来地发生了。紧接着柏林墙的倒台，其他的重大事件在冷战结束时发生。其中之一发生在(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它是美国军事援助(除了以色列和埃及)主要的接受国，国一个特别的级别，谈到人权方面萨尔瓦多是世界最糟糕的标志之一。通常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
萨尔瓦多最高军事机构命令阿特拉卡特旅入侵耶稣大学，杀害了六名一流的美国知识分子，他们都是耶稣教的牧师，包括大学校长伊格纳西奥•埃利亚古里亚，还杀害任何证人，也就是管家和她的女儿。这个旅刚从美国回来，他们在美国陆军的约翰•F•肯尼迪特种战争中心和学校接受了一期先进的反对起义的培训，这个旅在由美国指导的萨尔瓦多国家恐怖主义的运行中杀害了数千人，留下血腥的踪迹，那曾经是在整个地区更广泛的恐怖和拷打运动的一部分。这是常见的事情，但在美国和它的盟国却被无视和虚伪地忘记了;一切都再次是常见的。但是如果我们关注现实的世界，它会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美国提出政策的因素。
另外一个重要事件发生在欧洲。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同意允许德国的统一和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是一个敌视的军事联盟。从新近的历史看，那是最令人吃惊的让步。这涉及一种交换条件。布什总统和他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同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向东部扩大哪怕是一寸，也就是不扩大到东德。但是为了把东德包括进来，北约立即扩大了。
戈尔巴乔夫自然愤怒了，但是当他为此事抗议时，华盛顿向他解释说那只是一个口头上的承诺，一项君子协议，因此没有现实的力量。如果他那么天真，好像认为美国领导人说的是好话，那是他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也是常见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在美国和一般来说在西方被沉默地接受和通过了。后来比尔•克林顿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更加扩大，以至到了俄罗斯的边界。今天世界面对一系列的危机，大部分是那些政策的结果。
号召掠夺穷人
另一个证据的来源是历史文件的解密，它们包含揭露的国家政策的现实动机的突出材料。历史是丰富和复杂的，但是发挥统治作用的问题是少量的。其中一个问题是由美国倡议1945年在墨西哥举行的西半球会议上明确提出的问题; 在那次会议上华盛顿将一份“美洲经济宪章”强加于人，该宪章的设计是为了“一切形式的”的经济保护主义。宪章中有一个不清楚的条款。经济保护主义对美国来说是好的，它的经济明显地依靠强大的国家干预。
消灭经济保护主义对其他国家来说，与当时拉美国家的立场发生公开冲突，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将这一立场说成是“新民族主义的哲学，它包括为实现更多地分配财富和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而设计的政策”。正如美国的政策分析人士所指出的，“拉丁美洲人相信一个国家的资源的开发首先的受益者应当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
这当然是行不通的。华盛顿的理解是“第一批受益者”应当是美国投资者，拉丁美洲的作用是履行它的服务职能。不论是杜鲁门政府还是艾森豪威尔政府都清楚地表明这一点，不存在质疑美国利益的“过分的工业发展”。这样，巴西可能生产低质量的钢，美国的公司却不为此担心，但是企图与美国的钢铁公司竞争则是“过分的”事情。
类似的不安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期间。应当由美国统治的全球制度受到美国内部文件所说的“民族主义和和革命的政权的”威胁，这是回应支持独立发展的民众的压力。正是这种担心导致美国推翻伊朗政府(1953年)、危地马拉政府(1954年)及其他许多政府。在伊朗的情况下，主要的焦虑集中在伊朗的独立对埃及的冲击，当时埃及存在强烈的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动荡。在危地马拉除了首次实行的民主将权力交给大多数农业民，侵占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种植园所犯下的“罪行”，华盛顿的焦虑是劳动者的不满和在美国支持的邻近独裁政权下民众的动员。 在这两个国家动荡的后果一直延续到今天。从1953年起实际上没有一天美国不在折磨伊朗人民。危地马拉继续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国家之一。直到今天由于准军事运动政府进行屠杀，玛雅人继续逃离高地，危地马拉政府的屠杀曾得到美国罗纳德•里根总统和他的主要合的支持。根据最近一位危地马拉的医生、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在该国的负责人说，“我们正生活在受到严重破坏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中。最近一年对人权保卫者的攻击增加了两倍。显然存在一项军队和私人部门很有组织的战略。它们控制着政府，以便保持现状，强制实施采矿型的经济模式，将印第安社人从它们的土地上赶走，使矿业、开发棕榈油和甘蔗种植园获利。此外对保卫土地和资源的权利的社会运动定罪，许多领导人被关进监狱，此外很多人被暗杀”。
在美国国内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这么多不幸的非常明显的最后原因继续被无视。
在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相当清楚地解释了美国处于进退两难的情况。他们抱怨共产党人享有一种不公平的好处，因为他们能够“直接领导群众”和“做到控制群众运动，这是我们不能模仿的事情。他们相信穷人，而穷人总是想偷富人”。
这就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在某种方式上，美国将它的理论灌输给穷人遇到困难，它的理论称富人应当盗窃穷人。
古巴的榜样
当1959年古巴最终实现独立时，它是一般准则的突出榜样。在几个月的时间内，美国开始准备对古巴岛的军事打击。很快，艾森豪威尔政府秘密决定推翻古巴政府。以后约翰•肯尼迪就任总统以后更加有意关注拉丁美洲; 他建立了以历史学家阿苏尔•施莱辛格为首的研究小组，其使命是提出对拉丁美洲的政策。施莱辛格忙于为新总统做出结论。
如同他自己解释的那样，一个独立的古巴的威胁在于“卡斯特罗具有每个人对他亲手做的事情负责的思想”。不幸的是这是一种指向拉丁美洲所有的居民的思想，认为在拉丁美洲“每个国家土地和财富的其他因素的分配特别有利于无产者阶级，同时穷人、处境不利的人受到古巴革命的榜样的鼓舞，现在正在要求过一种体面的生活的可能性”。华盛顿再次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
正如中央情报局所阐明的那样，“‘卡斯特罗主义’的巨大影响力与古巴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卡斯特罗的阴影在统治着，因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社会经济条件有利于反对领导阶级的当局，鼓励支持激进变革的动荡”;古巴只是提供一种模式。肯尼迪害怕俄罗斯的援助可能将古巴变成一种发展模式的橱窗，给苏联人带来在整个拉丁美洲发挥它的影响的可能性。
美国国务院政治计划委员会警告说，“我们在卡斯特罗身上看到主要的危险……这是他的政权单纯的存在对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左派运动的影响。很简单，事实是卡斯特罗代表着一种对美国的成功的挑战，否认我们在近一个半世纪实施的所有的西半球的政策”，也就是说，从门罗主义的提出(1823)开始，当时美国公布了它统治大陆的意图。
在那个时候，美国最迫切的目标是征服古巴，但是这还不能实现，因为有英国势力的反对。尽管这样，伟大的战略家、门罗主义和“目标宣言”的智慧之父约翰•阿达姆斯对他的同事们说，随着时间古巴“将落到我们的手里”，理由是“政治重心的法则”，如同树上的苹果掉下来一样。总之，美国的势力增强，英国的势力衰落。
1898年阿达姆斯的预言变成现实。伪装成“解放者”的美国入侵古巴。事实上，古巴提前实了现对西班牙的独立，变成了一个“潜在的殖民地”。直到1959年1月古巴一直保持着这种形势，那一年古巴实现了它的独立。从那时起古巴一直成为美国恐怖主义的战争最重要的目标，特别是在肯尼迪政府时期，成为美国经济封锁的目标，而不是俄国人的目标。
在整个那段时期美国的托辞是我们在自卫防备俄国的威胁;那是一个从来没有受到质疑的荒谬的解释。这种荒谬的托辞最简单的证据在俄国人不可想象的任何威胁消失的时候产生了。在自由派的民主党人—包括比尔•克林顿，他在1992年的选举中战胜了右派布什—的率领下，美国对古巴的政策更加强硬了。从所发生的事情来看，这些事件应当影响到讨论美国的对外政策和提出这些政策的因素理论框架的有效性。
民族主义的“病毒”
考虑到亨利•基辛格提出的说法，独立的民族主义是一种能够被传染的“病毒”。基辛苦格指的是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智利。“病毒”就是关于可能成为走向某种类型民主的社会主义议会道路的想法。消除这种威胁的方法在于破坏“病毒”，对那些可能受到感染的人注射疫苗，典型的是通过强制实施建立在暗杀基础上的国家制度。这是在智利做到的事情，但是重要的是承认这个方法在全球实施。
比如，它是在50年代决定反对越南的民族主义和帮助法国征服某个殖民地背后的理由。那时害怕一个独立的越南的民族主义可能是一种传染该地区所有的邻国的“病毒”，包括资源丰富的印度尼西亚。这种偏航甚至可能导致日本—研究亚洲的学者约翰•道尔称为“多米诺效应”—变成一个新的“日本帝国”类型的工业和贸易的中心，这个国家刚企图建立帝国。这同时意味着美国失去了“太平洋战争”，在1950年那是在所有的考虑之外的一种选择。解决办法是清楚的，大部起了作用。越南实际上被破坏，受到包括任何传染的军事独裁政权的包围。
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在回顾时说道，华盛顿应当在1965年结束越南战争，当时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了苏哈托的独裁政权，进行大规模屠杀，中央情报局将其与希特勒下令的屠杀相比。但是这种屠杀被美国和西方以无法控制的热情接受了，特别是因为正如当时报纸高兴地报道的，“可怕的血腥屠杀”消灭了任何传染的威胁，打开了西方开发印度尼西亚丰富资源的大门。邦迪承认，在此之后，在越南的破坏性战争已经不再需要了。
在那个年代同样真实的事情发生在拉丁美洲：一个又一个“病毒”受到残暴的攻击、破坏或削弱，以至到了难以生存的地步。从70年代初，具有长期暴力历史的南美洲受到从未见过的狂怒镇压的迫害。在80年代罗纳德•里根政府时期镇压扩大到中美洲;这是一个不需要记忆的问题。
很多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东。美国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在1967年以今天我们知道的方式建立，当时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一次破坏性的打击，埃及是阿拉伯世俗的民族主义的中心。通过那次行动保护了美国的盟友沙特阿拉伯，在也门的土地上卷入一场与埃及的军事冲突。当然，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激进的原教旨主义最极端的国家，但也是一个花费巨额资金进行传教的国家，目的是将其瓦哈维达-萨拉菲斯塔的理论扩散到边界以外。值得记住的是美国和以前的英国一样，倾向于支持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反对世俗的民族主义，后者的立场一般来说被当成是更接近于一种对独立的威胁和感染。
神秘主义的价值
还有更多的东西，但是历史非常清楚地表明标准的理论功劳不大。安全在它正常的意义上对提出政策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我们坚持它的正常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评价标准的理论，出现的问题是：“安全”在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安全是为了谁?
一个回答是：安全是为了国家的权力。有许多突出的例子。最近的例子是今年5月份的，美国国意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决议，以便国际刑事法庭调查在叙利亚犯下的战争罪行，但是有一个条件：不要提出有关以色列可能犯下的战争罪行的问题。也不要提出华盛顿犯下的战争罪行，尽管实际上补充后面这个条件是不必要的。
在国际法律的制度中美国例外地自我免疫。事实上存在一项国会的法律授权总统使用武力“拯救”任何被带到海牙司法程序的美国人：在欧洲有时被称为“荷兰的入侵法”。这个例子再次表明保护美国权力的安全的重要性。
但是保护谁的安全?事实上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国家权力的安全而不是居民的安全。正如用很多时间查阅档案的人警告说，少有的是(美国)政府的神秘主义是由一种真正的安全需要所决定的;毫无疑问国家的神秘主义有助于让居民处于黑暗之中。杰出的学者、政府的顾问萨缪尔•亨廷顿清楚地解释过它的理由，他是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认为，“美国权力的建筑师们应当创造一种能够被感知的力量，但是看不见的力量。随着权力保持在黑暗之中它就是强有力的，权力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开始走味了”。
当1981年冷战再次升温时，亨廷顿还说，“你必须出售(一次军事干涉或另一次行动)以便使人相信你是正在打击苏联。这就是美国自从提出杜鲁门主义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这些如此简单的真相很少被承认，但是它们帮助人们理解权力和国家的政策隐蔽的意图，所有的反响表明这种理解可能与现在发生的事情有关。
国家的权力应当受到保护，防备国内的敌人;完全相反，居民没有受到国家权力的保护。表明这一点的一个令人惊奇的例子是行政当局全面监视的计划是对宪法的严厉打击。当局的辩解自然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对政府的所有行动来说这纯粹是常规，这意味着缺少信息。
当国家安全局的监视计划因爱德华•斯诺登的揭露被曝光的时候，高级官员辩解称由于这种监视能够避免了54起恐怖行动。进行调查的结果几乎只是12起恐怖行动。政府一个高级别的调查委员会最后发现实际上只是避免了一起恐怖行动：某人曾向索马里汇去8500美元。这就是严厉攻击宪法的全部结果，当然在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攻击。
英国的态度是有趣的：2007年伦敦政府求助于华盛顿庞大的间谍机构，以便“分析和保存移动电话号码、传真、电子邮件和所有英国公民的IP地址”，这是英国《卫报》报道的。对政府来说，对本国的公民的隐私以及华盛顿要求的相对意义来说这是一种有用的迹象。
另一种担心是私人权力的安全。一个现在的例子是此时正在谈判的重大的贸易协议：跨太平洋协议和跨大西洋协议。这些谈判是秘密的，但是不完全是秘密。对正在设计协议条款细节的数百名律师就不是秘密。不难想象结果会是什么;人们知道的少量透露内容建议接受预期。与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其他类似的协议一样，所涉及的并不是自由贸易协议。事实上甚至不是贸易协议，从根本上说是关于投资者的权利的协议。
神秘主义对保护有关政府的本国家选民-公司阶层-来说，再次表明是极端重要的。
最后一个文明的世纪?
还有太多的例子可以列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应当在小学就指出这些事情。
换句话说，有很多证据表明保护本国公民的国家权力和保护集中的经济权力是推动提出政策的力量。当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有许多有趣的事情，某些是相当新的说明这些承诺处于矛盾之中。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想法激烈反对标准清楚的理论。
另一个问题是，对居民的安全能说什么呢?很容易表明这件事情是政治策划者们并不关注的。我们举两个最近的突出例子：全球的升温和核武器库。毫无疑问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意识到这两个问题对人民安全的严重威胁。回头看国家的政策，我们看到其承诺是使这两个威胁日益增加，政府优先关心的不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私人集中的经济层面是确定国家的政策。
我们认为地球在升温。今天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是对“能源独立100年”的狂热，我们将变成“下一个100年的沙特阿拉伯”，如果坚持现在的政策，也许那将是最后一个文明的100年。
气候变化问题清楚地表明政府对安全关注的性质，确实不是关注公民的安全。同时还表明在这些日子里英国-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估计不道德。我们的子孙的命运绝对不能与当前经济的最大利益的迫切性相比。
当我们就近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宣传时，这些结论就更强有力。如今在美国由最强大的能源部门的企业和交易界相当公开组织庞大的公关运动，企图说服公众地球的升温是不现实的，或是与人类的活动没有关系。这个运动正在产生某种影响。关于气候变化美国是世界上警觉较少的国家之一，数字表明清楚的分层：最直接卷入金钱利益的共和党的支持者和公司的掌权者走得更远，他们的标准低于世界的平均数。
批评性的主要出版物《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最近一期发表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有趣文章，将这场运动归因于“公正和平衡”新闻准则。根据这个准则，如果一家媒体发表一篇反映97%的科学家的结论的报道，也应当发表一篇阐明卷入能源交易的公司的观点的报道。
当然，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并不涉及“公正和平衡”的问题。这样，如果一家日报发表报道揭露普京总统对克里米亚的做法，不会因此有义务发表一篇报道指出虽然那确实受到谴责的行动，但俄罗斯能够那么做，因为一个多世纪以前美国曾对古巴东南部一片重要的土地包括它最重要的港口做了同样的事情，拒绝古巴自从独立以来就一直提出的归还领土的要求。还有其他许多类似的事情。“公正和平衡”的准则只有在集中的相对权力卷入时才起作用。
在核武器库的问题上，历史同样是有趣和令人恐怖的。事实清楚地表明从最初居民的安全就不被注意，现在继续是这样。现在我们不能操心这个令人震惊的问题，但是对掌握核武器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最后一位负责人李•布特的抱怨疑问不多。按照他的说法，直到现在我们在核时代我们幸存下来是由于“能力、运气和神圣的天意的结合;我怀疑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后者”。缺少其他的事情，我们能够继续拥有“神的帮助”，以此制定政策的负责人在追求他们的政治目标时是在拿所有活的物种进行轮盘赌。
我们肯定意识到现在我们面对人类历史上最不幸的决定。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但是其中两个的意义难以忍受：环境的破坏和核战争。在历史上我们第一次面对破坏有体面的生存的物质基础的危险，这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仅是因为这个理由，必须远远扫清意识形态的乌云，以诚实和现实主义应对如何做出政治决定的问题，为了在不太晚以前改变决定我们能够做些什么的问题。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69期，摘译自2014年7月7日西班牙《起义报》，魏文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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