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21世纪对西方模式来说是极为不幸的一个世纪。"这是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合著新书《第四次革命》的断言。这句话出自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的两位主编之口显得非同寻常，因为该刊是英国自由主义的旗手，一贯坚称西方以外国家只有通过西方妙方才能实现繁荣稳定。它几乎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如今让西方模式显得行不通并让其狂热拥护者有点迷茫的病状也曾在20世纪肆虐。那是人类历史上最爆烈的一个世纪，几乎算不上是“西方文明温和的狂热追捧者”的最好广告，美国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在冷战巅峰时期该书的这类人“把我国文化极为偶然的成就视为人类存在的最终形式和规范”。
“按西方路线发展”过于绝对
尼布尔评论的是一种影响了我们的世界观长达一个世纪的正统派信念：西方单一民族独立国家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将逐渐在全世界推广，工业资本主义造就的志向高远的中产阶级会带来有责任感、有代表性和稳定的政府——简言之，每个社会都注定会像西方那样发展演变。这种目的论将“进步”淡淡定义为按西方路线发展，其批评者长期以来一直觉得它过于绝对。俄国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早在1862年就曾告诫说，世俗的自由主义“是终极宗教，不过他的教会不属于另一个世界而是属于这个世界”。但它有很多假想的主教和教皇通谕：从19世纪梦想《经济学家》周刊所拥护的资本、上排、工作和人员自由流通的西化世界，到路思义宣告一个实行自由贸易的“美国世纪”，还有“现代化理论”——美国冷战斗士试图诱惑殖民地时期之后的世界远离共产主义式的革命而推崇渐进主义的消费资本主义和民主。
潘卡杰·米什拉
1989年共产党政权的垮台进一步鼓舞了温和的狂热追捧者。在弗朗西斯·福山皮具影响力的“历史的终结”论述中，旧的马克思主义目的论得到翻新而非遭到抛弃，对全球化过于乐观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等人则兜售关于世界必然走向普遍繁荣的更不成熟的理论。这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声称，能吃到麦当劳汉堡的人们不会彼此交战，而并非只有他一个人混淆了过时的欧中中心主义和美国的敢作敢为精神，后者起源于美国在2001年9月11日以前从未间断的好运和不受挑战的力量。
9·11恐怖袭击在短期内中断了一个因资本和消费而全球化的世界的颂扬。但对天真心灵的冲击进一步在这些心灵中确立了冷战思维习惯——在思考问题是把世界分为“自由”和“不自由”两种——并加倍增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谬见：自由主义民主如今可以用武力在桀骜不驯的社会中培养起来。(现代化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的受益者必然都会喜欢自由主义民主。)对展开一场新的“长期斗争”来消灭“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祈求唤醒了很多老朽的冷战斗士，他们还念与共产主义作战的意识形态确定性。由于认识到经济力量开始从西方转移走，精神自恋继续存在，而且往往因此而得到深化。毕竟，中国人用尼尔·弗格森的话来说已经“学会资本主义 ”，他们现在“下载西方应用软件”。就在2008年，法里德·扎卡里亚在其备受关注的《后美国世界》一书中宣称，“其余国家的崛起是美国思想和行动的后果”，“世界再走美国的道路”，各国“变得更加开放、更加重视市场和更加民主”。
西方理想化形象受到质疑
最近几个月的一起又一起事件无情地揭示了这种浅显的道理。俄罗斯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实验巩固了一个笃信俄罗斯至高无上的盗贼统治政权。连印度、以色列、斯里兰卡、泰国和土耳其等貌似民主的国家的政治也充斥着独裁专制的领导人、反民主的抵制情绪和右翼极端主义。
尤其是今年夏天的暴行使西方的政治和媒体精英陷入瞠目结舌的困惑和一些纯属绝望的陈词滥调。当这个世界仍能被认为在走美国的道路时，其思想的非凡霸权力量使他们得以逃脱深究。但他们所偏爱的西方形象——他们谋求按照它来改变世界上其余国家的理想化形象——一直受到很多批评者的质疑，这些批评者有左派也有右派的，有东方的也有西方的。
郝尔岑在19世界就已经警告说：“我们对西欧人的一贯忽略会贻害无穷，种族仇恨和流血冲突将由此产生。”郝尔岑对自由主义“西化人士”持怀疑态度，那些人认为，俄罗斯只有锲而不舍地仿效西方制度和意识形态才能进步。
郝尔岑认为支撑了欧洲进步的粗暴野蛮在接下来一个世纪里被证明只是历史上最大规模屠杀的前奏：两场世界大战和导致几千万人遇害的残忍的种族清洗。尽管如此20世纪中期在欧洲帝国废墟上诞生的大批新生单一民族独立国家的统治精英阶层认可了仿效欧洲进步过程的必要性，展开了对西式财富和力量的狂热追求。如今，种族仇恨和流血冲突蹂躏着人们原本指望会受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共同主宰的世界。
此刻需要重新审视尼布尔婉称的“西方的偶然成就”，并深入探究非西方的各种历史。然而，对当前危机的最普遍反应是对西方的“脆弱”感到绝望——以及尖刻地讨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不可或缺的国家”贝拉克·奥巴马本应该做些什么来挽救这些危机。“西方会赢吗?”最新一期《展望》杂志在封面上如是问，所配的亨利·基辛格照片突显了回答这个问题的无望，基辛格参与了从越南到伊拉克历次伤亡惨重的失败行动，但这并未阻止他在感到茫然的人们当中化身为一个冷静务实的圣贤哲人。
罗伯特·卡根9月初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阐述了一种大胆的新保守派观点：美国被迫使用“硬实力”来对付自由主义现代事物的敌人，比如20世纪的日本和德国以及如今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卡根没有说明美国应当对俄罗斯展示哪种硬实力——对德国的火力轰炸，对日本的核武器攻击，对越南的凝固汽油弹轰炸——也没有说明他在伊拉克倡导的震慑行动是否堪称更好的模板。
这种坚信西方能够塑造全球事件并永远自我庆幸的顽固分子连在1989年都不曾放弃一种陈旧的臆断：20世纪的主要特点就是自由主义民主与独裁专制思想、比如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争斗。他们执迷于一场基本属于西方内部的争端，从而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的最重要事件是非殖民化以及新生的单一民族独立国家在亚洲和非洲各地出现。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自由主义民主在他们的殖民地子民看来带有活脱脱的帝国主义色彩。
亚非国家开始现代化跋涉
正如郝尔岑所担忧的，模仿显而易见成就斐然的西方模式的诱惑总是比排斥它的愿望更强。亚洲和非洲古老而世故的社会在西欧弹丸小国的主宰下满腹怨言，在这些社会的许多人看来，人类显然可以通过新的欧洲组织形式、比如单一民族独立国家和工业化经济体集结起前所未有的集体力量。
亚洲和非洲的新生单一民族独立国家已经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艰难跋涉，毫不顾及民族和宗教多样性和自古以来的生活方式。在西式学府受过教育的亚洲和非洲人对他们遵循传统的统治阶层失去希望，一如他们反感欧洲对其社会的主宰。他们谋求在一个由强大的单一民族独立国家组成的世界上拥有真正的力量和主权——单凭这一点似乎就能保证他们和他们的人民在白人的世界里有公平机会获得实力、平等和尊严。在这个追求过程中，中国的毛泽东和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凯未尔·阿塔蒂尔克，以及伊朗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都仿效了西方的群众动员和国家建设模式。
彼时，欧洲和美国对“世界经济和人民”的主宰——按照剑桥历史学家克里斯拖弗·贝利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中的说法——将相当大一部分人变成了“资源与尊严争夺战的长远输家”。尽管如此，亚洲和非洲早期民族主义偶像都明确目标都是“赶超”西方，而他们都倾向于社会主义和政教分离(阿塔蒂尔克、尼赫鲁、纳赛尔、恩克鲁玛、毛泽东和苏加诺)。近来的非西方国家执政阶级依靠麦肯锡而不是马克思帮助确定其社会经济未来，但他们都没敢改变其执政合法地位的基础，那就是致力于现代化，带领国家向西方靠拢并达到欧美生活水准。结果，抛弃保护性社会主义而采纳全球性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进后辈再次选错时机。
在21世纪，通过西方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实现普世进步的古老魔咒已经确定无疑地化为碎片。假如一个起火的世界让我们震惊和慌乱，那是因为我们——无论东方和南方还是西方和北方——一直怀着自负与幻觉：认为亚洲和非洲社会将随着经济增长加速而像欧洲一样变得更加世俗、理性;认为随着社会主义消亡和被埋葬，自由市场将保障经济快速增长和全世界繁荣。总被这些颠倒的黑格尔主义幻想掩盖的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西方“进步”的动态和特点没有也不会在非西方得到复制或恰当的排列组合。
西方配方仍不断造成苦难
使欧洲在19世纪得以成功的条件——人口数量不多且成分单一，能够将多余人口作为士兵、商人和传教士送往国外——在面积大、人口多的亚洲和非洲国家不存在。此外，正如巴希尔·戴维森在《黑人的重负：非洲与单一民族独立国家之祸》一书中所说，帝国主义使他们没有了资源去追求西式经济发展，它还将破坏性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强加给千百年来形成了自身切实可行的政治单位和社会结构的国家。
即使在今天草率地向全世界输出时，西方的成功配方仍不断造成很多看不见的苦难。适合19世纪拥有无穷无尽资源的国家里那些殖民主义者的东西并不能确保给予印度、中国和现代世界的其他迟来者一个稳定的未来，他们只会在追求宝贵商品和资源的过程中让自己的领土被殖民而使自己的本土人民背井离乡。
结果是无休止的叛乱和平叛、战争与残杀、失业和找不到工作的青年日益被极端主义组织吸引、无尽的悲苦促使数以千计陷入绝望的亚洲人和非洲人冒险前往他们眼里的现代化中心。
西方理论家在冷战期间荒谬地美化“民主的”西方的崛起。反对共产主义的长期斗争需要制造很多合宜的假象。因此，千百年来的内战、帝国掠夺、残酷剥削和种族大屠杀被隐瞒，得以公开的描述则证明西方人缔造了现代世界并以其自由主义民主制成为其他所有人都应当赶上的优越民族。詹姆斯·鲍德温在冷战期间的1963年告诫说：“所有西方国家都被戳穿了谎言——他们的所谓人道主义的谎言，这意味着他们的历时毫无道义依据，西方毫无道义权威。”尽管如此，美国黑人很容易悟出的骗术在冷战结束后继续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尊重。
对“达沃斯人”来说，历史必须“均衡”，他们关于西方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相互“靠拢”的欢腾预测不能容忍太多的现实，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掩盖西方自身“进步”的巨大代价毁掉了对当今世界上大规模暴力活动扩散现象做出解释的可能性，更谈不上设法予以遏制。回避、隐瞒和谎言逐渐导致积累了关于西方和非西方的大量欺骗性认识——赫尔岑正确地担忧这种无知会很有害。丛这种遭到蒙蔽的历时中得出的具有误导性的天真想法和推断如今引导着西方政治家的演说、研究机构的报告和报纸评论文章，同时为无数相互吹捧的专栏作家、电视节目名嘴和恐怖主义问题专家提供了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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