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提醒我注意10月6日参考消息的文章《俄罗斯四次现代化为何都走进死路》(http://www.guancha.cn/CanKaoXiaoXi/2014_10_06_273443.shtml见附录)，并想听听我的看法。这是我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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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的论调在中国早已泛滥30年。其核心论点无非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建设不可能合理，“甚至无法实现第一轮“追赶式”现代化”，只有市场经济，才是现代化的唯一途径。
此文将彼得大帝、斯托雷平、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并列，无视这四个时代的巨大差异，并以概以“失败”评价。可见论者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学者，而是某个政治势力的鼓吹手。之一是政客(俄国家杜马议员)，文章发表在《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上，就是旁证。故不必以学者之论认真看待。
就上述四个时代而言，彼得大帝在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压力下，被动反应，其决策颇类后来满清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那时西方有英国的自由放任主义和德国的李斯特主义之争。维护俄罗斯利益的彼得大帝选择了李斯特主义，把俄罗斯带上了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同时的印度，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走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道路。结果俄罗斯一度成为西方列强之一，而印度连主权都没有。
斯托雷平基于“追赶”，为扶持工农业资本势力，用军警手段剥夺小农(这是当时俄国人口的多数)，导致遍地干柴烈火，为十月革命制造了社会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月革命本质上是斯托雷平制造的。
斯大林政策有些类似于彼得大帝，依靠官僚体系推动工业化。对官僚体系的弊端，30年来论述多多，但当时的俄罗斯可有别的选择?从世界角度看，实施宪政民主、推动市场经济的大国可有成功的经验?把苏联和印度对比，结论一目了然。
至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时代，俄罗斯成了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与美国相比科技、经济尚落后，但从俄罗斯历史上看，这无疑是一个“高峰”“盛世”。苏联的瓦解，经济、科技落后绝非根本原因，一个后起追赶的社会，能走到这一步已经是奇迹了。想想彼得大帝时代处境类似的国家，到上世纪60-70年代，那个的处境能与苏联相比?
在资本主义工商文明中，一个巨大的国家，作为后来的“追赶者”，要实现“现代化”，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观察这三国走过的道路，无论自由放任主义和李斯特主义，均未导致“现代化”的成功。相比之下，国民生存状态最恶劣的，是走自由放任主义的印度。俄罗斯至少曾经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中国则正在成为又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瓦解和中国今天深重的内部危机提示我们，“超级大国”之梦极可能成为噩梦。
回顾18世纪以来中、俄、印的历史，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给这三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三国的“赶超”之梦则遭到了列强的无情阻截。其缘由很简单，在这样的文明中，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以更广大地区的混乱、落后、被剥夺为前提。如果中、俄、印三国也实现了“现代化”，美、欧、日又如何维持其当前奢侈的生活?所以奥巴马公开称中国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是灾难。
由此，中、俄、印这样的大国，在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框架下追逐“现代化”，只能导致灾难，以这样的“现代化”作为国家的方向，进而论证应该实行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不过是其国内资产阶级的说辞，借以谋求对政权的控制，借以剥夺广大国民。仅此而已，岂有它哉!
又，该文称：“该体系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预算和央行把盈利企业的收入转给亏损企业。它忽略了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限制因素：我们的问题与其说集中在宏观层面，倒不如说在微观层面——企业和公司。国有企业的死板是俄经济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中国近30年的实践证明：当今的危机根源不在微观层面，而在宏观层面：放任资本利润极大化，导致整个国家的资金循环失衡持续扩大，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
附录：
俄罗斯四次现代化为何都走进死路
《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9月29日发表文章，题为《为何俄罗斯的任何现代化都以走进死路告终》，为俄国家杜马议员瓦列里·祖博夫与后工业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
俄罗斯从来没有停止过现代化：就像一个总在治病却不见康复的人。了解俄现代化的特点对今后的改革至关重要。我们无意详细论述，只想强调三个无法忽略的要点。
技术转移无法有机发展
俄罗斯近300年来的四次现代化重大努力有很多不同之处(彼得大帝改革、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加速发展、斯大林的工业化和上世纪60-70年代当代经济的形成)，但有一点是相似的：从外到内的大规模技术转移(生产和社会)。
在彼得大帝改革中，这指的不仅是借鉴工业生产方法，效仿军队和国家机关的组织方式，还有“引进”大量管理人才。在第二次改革中，这指的是大规模进口设备和前所未有的外国资本和人才注入。在斯大林工业化中，这指的是技术流入和生产经验的转移。在第四次改革中，这指的是苏联对汽车、石油天然气、机械制造和元器件等行业一系列进口技术和设备的极度依赖。
几乎所有这些改革都是通过国内资金和国外技术经验来实现的。这是俄罗斯现代化最重要的教训之一：这些改革不仅是“追赶式”的，而且以技术转移为基础，从未转变为有机发展。因此，这种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对欧洲是“安全”的，我们直到20世纪中叶才发现：俄罗斯和苏联的管理体系能让技术适应自己的需要，却无法发展技术。
未能实现高水平工业化
在获得新技术后，俄罗斯首先把它们用在量的增长上，而事实上却总是既无法增量，又无法提质。积累的资源被用来搞开发、实施超级项目和增加产量——从建设圣彼得堡到发展北方，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和石油天然气管道。政府希望靠这些目标来为开支正名，这侧重了一种特殊逻辑。
一方面，增产在不需要根本创新的领域最容易实现。到1986年，尽管行政体系的所有缺点已经暴露无遗，但苏联仍是全球石油、天然气、钢铁、化肥、甜菜、土豆产量最大的国家——高科技领域却毫无建树。
另一方面，提高经济增速的任务总是增加于掌握新技术，甚至连垂死挣扎的苏联经济也渴望“加速”，而不是改革。
俄罗斯-苏联现代化的关键点相同：意识到国家落后的领导人先找到改革的资金来源，引进和掌握外国先进技术，然后致力于尽可能地扩大由初级技术转移产生的经济。当技术过时后，新危机便不可避免地到来。同时，俄经济在每个新周期中都是“单一”的，通过动员有限的几种资源来完成向新发展阶段的过渡：17-18世纪半数出口是木材和大麻纤维，苏联工业化时期面包和黄金占出口的60%，当代俄罗斯70%的出口是燃料能源产品。
因此，没有一次现代化最终实现了达到同时代水平的工业化，它没能让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获得平等地位。
“代理投资体系”方向错误
俄罗斯所有现代化都是在国家决定经济增长目标的条件下进行的。国家也是投资的主要来源——税收被投向所谓的重点行业。由于重点不以效率为前提，长期以来，资金被从相对成功的行业转移到至少不明显有效率的行业。这制造了一种政府积极行动且成果卓著的幻觉——但每一次新转变都导致生产者减少和官僚增长，并产生大量没有意义的资产。
我们将这种投资机制称为“代理投资体系”。如今，它包括预算、国家福利基金、外贸经济银行、国有银行和企业、直投基金和经济特区的直接补贴。该体系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预算和央行把盈利企业的收入转给亏损企业。它忽略了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限制因素：我们的问题与其说集中在宏观层面，倒不如说在微观层面——企业和公司。国有企业的死板是俄经济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小企业数量仍然维持在2009年危机后的水平，中型企业正在减少。我们相信，宏观效率是微观效率的总和。不管规模和方式如何，把奖金投向严重依赖国家投资的部门都是错误的。
须摆脱传统苏俄管理方式
结论如下：
第一，在全球技术更新的环境下(第二次机器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闭关锁国不符合社会的根本利益。它甚至无法实现第一轮“追赶式”现代化，更不用说使国家转向有机增长的现代化模式。
第二，俄罗斯恢复传统的“保增长”任务(从著名的“GDP翻番”到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东部铁路运量增长40%)证明我国精英的苏联式思维仍然根深蒂固。
第三，在下层没有市场力量的情况下试图扩大集中投资是浪费人力物力。“代理投资体系”就像有窟窿的桶，可以拼命填充，但永远也填不满。不明白这一点是我国经济政策的症结所在。
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成功需要摆脱传统的苏俄管理方式，而不是巩固它。这首先需要最大化利用借鉴技术、管理经济和引进发达国家人才的机会。此外，不要害怕经济境速放缓——应当利用这个间歇期进行彻底的结构改革(既然我们已经在2008-2009年错失了这种机会)。
最后，应当格外重视培育易受国家计划推动的下层环境，而不是宏观经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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