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后一任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写的《苏联解体亲历记》，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马特洛克从1961年开始就在美国外交界活动，一直从事对苏联的外交工作。自1986年底到1991年10月，他担任美国驻苏大使，亲眼目睹了苏联解体的全过程。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准确而详尽地记载下来，尽力提供一些内幕消息，这无疑对我们研究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政局剧变、制度演变以至苏共遭禁、苏联解体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悲剧的原因和教训，是有极大的资料价值的。
但是，令我们对这本书感兴趣的，不仅是它记载了丰富而可信的材料，而且还有他作为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苏联解体过程提出的某些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从反面深深地教育了我们。其中之一，就是他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重要性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地位的看法。不能不承认，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看法，远比我们队伍中熟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在分析现实问题时往往忘却了阶级斗争基本观点的人，要深刻得多。
马特洛克当然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他在书中撰有一个小标题，叫做“阶级斗争与历史的垃圾箱”，这表明了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厌恶。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为了反对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学者还能够客观地观察阶级斗争现象、提出阶级斗争理论的话，那么，在资产阶级统治已经稳固，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产阶级学者的任务就只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永恒性”进行辩护了，他们必然公开抛弃以至攻击他们的前辈所肯定的阶级斗争理论，因为承认阶级的存在，承认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来说是可怕的噩梦，这会启发、动员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进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马特洛克是懂得这一点的。
然而马特洛克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他反对阶级斗争理论，而在于他把是否坚持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判断苏联是否改变政治方向的标志。他提出，考验戈尔巴乔夫的，最重要的莫过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了。他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一书中说：“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没有它，冷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就随之消失。”[①]他进一步指出：“我注意到了逐渐修正或废除这一理论的种种迹象。在这一理论真正由官方抛弃之前，表明我们之间好转的任何变化都可能是虚幻的，最多也是暂时的，只要共产党坚持阶级斗争不放，就很难想象共产党会轻易放弃政权上的垄断地位，或者容忍党内派别羽翼丰满。因此改变苏联国内政策的风险很大。”[②]正因为这样，他密切注视着苏共内部有关阶级斗争理论的争论，哪怕是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信息也不放过。而且他通过外交活动，含蓄地表示，“继续坚持阶级斗争理论会使两国之间的关系改善变得步履艰难。”[③]他公开支持像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这样主张抛弃阶级斗争理论的人，明确表示，“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阶级斗争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④]所以，当戈尔巴乔夫1988年12月在联大发表讲话，宣布把全人类共同利益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后，马特洛克放心了，因为他完全确认，戈尔巴乔夫已“明确无误地抛弃了阶级斗争观念”。[⑤]
我们不能不佩服马特洛克的政治敏感性，他的确抓住了一个要害问题：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就从根本上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必然导致向资本主义演变。他准确地把握了阶级斗争理论在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他一看到戈尔巴乔夫抛弃了阶级斗争观念，就预感到苏联很快就会变成另外一种社会，即美国也可以认可的社会，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事实已经证明，马特洛克的这一预感的理论逻辑是对的。
我们知道，正是阶级斗争理论才使得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很久以前，人类已经幻想过消灭一切剥削的大同世界。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详细描绘过建立在合乎人的理性的、真正进步原则基础上的未来社会。然而正如列宁指出的：“在全世界千百万被剥削者联合起来进行彻底的、坚决的、全面的斗争，以争取按照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发展方向来改变这个社会以前，这样的愿望只是愿望而已。只是当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把改变现状的渴望同一定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愿望才变成了千百万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离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是空话或者幼稚的幻想。”[⑥]可见，不通过阶级斗争，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切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是从抛弃阶级斗争理论，侈谈什么超阶级的、全人类共同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民主、自由、人权等等开始的。
正是阶级斗争的存在，决定了共产党组织的存在并发挥领导作用的必要性。任何政党都是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的集中代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争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政党相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无产阶级组织政党是为了“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⑦]列宁有过一句名言：“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⑧]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之所以还需要有共产党的组织，还需要有共产党的领导，是因为国际国内依旧存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谁胜谁负”的斗争仍未最终解决，粉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实现的。一旦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消失了，世界实现了大同，作为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的共产党也将随之消亡，但这是未来的事。在目前客观上存在阶级斗争的条件下，抛弃阶级斗争观念必然导致解散党组织、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政治论断，用马特洛克的话来说，就是必然导致“共产党放弃政权上的垄断地位”。这也是他希望看到的、而且在苏联已成为事实的逻辑结论。
正是阶级斗争的存在，决定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产阶级私有制，必然遭到资产阶级殊死的反抗，只有用铁的手腕，打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所以，马克思指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并把这一点作为他对阶级斗争理论加上的新内容之一。[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而是在另一种环境下、采取另一种形式继续着，只要阶级没有彻底消灭，阶级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曾经预见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⑩]他们会“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力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在这种条件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仍是十分必要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11]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从理论上讲，否认阶级斗争必然顺理成章地得出抛弃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什么“全民民主”的结论。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捍卫，在当今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技术上、军事上占优势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就很容易遭到颠覆，难以继续存在。
正是阶级斗争的存在，决定了我们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两种社会制度，是根本对立的，两者之间是一种取代关系。因此，自从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国家以来，帝国主义始终把消灭社会主义当作根本的战略任务，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十四国对苏维埃俄罗斯的武装干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德国对苏联的倾巢侵犯，战后美国的侵朝、侵越战争，就是很好的证明。当军事方法不能达到这一目的时，帝国主义就采用“和平演变”的方法，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正是他们“和平演变”战略的得手。方法是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但消灭社会主义这一目的是不变的。当然，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考虑，帝国主义需要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接触、打交道、发展关系，但是正如一位美国外交官表白的，“全面的接触、发展关系”是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产生影响”，“促进各种思想向社会主义国家自由流通”，“能更多地把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带进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导致他们更多地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一句话，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交道时也必须有“两手”：一方面要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消灭社会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必须抵制和粉碎他们的“和平演变”战略，在原则问题上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而要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壮大社会主义经济，赢得对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以便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看不到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不能清醒地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帝国主义的两手，势必堕入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陷阱，在外交上必然奉行投降主义政策。马特洛克从维护垄断资产阶级根本的、战略性的利益出发，把阶级斗争观念看作是改善美苏关系的最大障碍，认为抛弃阶级斗争理论才能使两国关系的好转成为实质性的、持久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即他所谓的“冷战”)失去依据，这样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自己却绝不会放弃阶级斗争，只是变换方式而已。
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内容。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纷繁又不断更换的现象，似乎混沌一片，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人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扑朔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彻底贯彻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和伟大动力，因而阶级斗争理论是了解和把握阶级社会展的一把钥匙，所以，“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12]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在谈到社会问题时，始终不能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列宁曾经强调指出：“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只要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列宁的这一论断就不会过时，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或者像马特洛克所判断的那样，就是另一个样子的“马克思主义”，而这种“马克思主义”是垄断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的。
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因此，否认或者掩盖阶级斗争，这是政治上最恶劣的伪善行为。如果说在十月革命以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还不敢完全否认阶级斗争，但总是希望限制阶级斗争，歪曲并缩小它的概念，磨钝它的锋芒的话，那么，在今天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竞争并存的时代，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家则公开鼓吹“趋同论”，完全抹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并以此来影响、引导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界、舆论界。马特洛克就是一个典型，然而正如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忘记阶级斗争就是倒向资本、倒向资产阶级，反对劳动者。戈尔巴乔夫之流就是这样，他们通过否认阶级斗争的伪善说教，引导社会主义的苏联倒向资产阶级。在国际问题上，他打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旗号，否认不同阶级、不同国家的利益的差别，否认不同阶级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来对待和处理诸如环境污染、核武器等等全人类共同问题的，结果，所谓“高于一切”的全人类利益就取代了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了，界限没有了。然而趋同的第三条道路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帝国主义并没有也决不会放弃把社会主义“和平地”演变为资本主义这一战略目标。在帝国主义处心积虑要消灭社会主义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却把“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指导思想，这只能是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难怪马特洛克要对戈尔巴乔夫提出这一口号感到无比高兴了
在国内政策上，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方针，反对阶级分析方法，否定阶级斗争的存在。由此出发，他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是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是“政治垄断”，要求实行各个政党自由竞争的多党制;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无法无天”、“专横跋扈”，要求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自由选举”;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妨碍人们对所有制的选择，是“经济垄断”，要求实行私有化;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是“精神垄断”，导致人与文化的异化，要求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如此等等。一句话，就是要求抛弃社会主义制度，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搬过来。这一切都是在抽象的“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下进行的，但是超阶级的“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是没有的，连戈尔巴乔夫自己也承认，他是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为圭臬的，他主张的一切，不过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回声”。很明显，否认阶级斗争，并不等于阶级斗争不存在了，而只是意味着理论上赞成资产阶级的口号，实践上恢复资本主义制度。正是按照这一思路去改革，戈尔巴乔夫一步一步把苏联从社会主义社会改造成为马特洛克所认可的那种“别样的社会”了。
从这里应该引出一个教训：必须正确估计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形势。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13]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犯过夸大阶级斗争的错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大规模阶级斗争过去以后，仍把阶级矛盾当作社会主要矛盾，在工作中仍“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致酿成“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惨痛的。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我们党拨乱反正，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全党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后，又出现了一种完全否定阶级斗争的错误倾向，仿佛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复存在，阶级分析已经过时，因而在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攻势而前，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猖狂进攻面前，甚至在发生政治动乱、反革命暴乱时，也看不清问题的本质，不敢开展坚决的斗争，听之任之，有的人还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支持动乱的一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用铁的事实说明，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不仅存在，而且在某种条件下还会激化，忘记了这一点，是会导致亡党亡国的。
马特洛克不愧为一名很好的反面教员。尽管他不赞成阶级斗争理论，但他有关阶级斗争理论的意义的论断却值得我们深思。这一论断不仅在理论上是符合逻辑的，而且已为苏联演变的历史所证实。
[①]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第162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②]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第164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③]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第167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④]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第169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⑤]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第17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⑥] 《列宁选集》，第1卷，第6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⑧] 《列宁选集》，第1卷，第5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⑩] 《列宁选集》，第3卷，第6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 《列宁选集》，第4卷，第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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