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原教旨主义当休矣
中国的御用经济学界充斥着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鼓噪下，其政治纲领终于在2013年被塞入了号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的中央文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同义语是“让利润极大化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谁都知道，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本质特征。一个经济体，无论它如何自我标榜，只要具备这个特征，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
在这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一场震动全国的“钱荒”，为这“胜利”抹上了一笔滑稽的油彩。
“明斯基时刻”----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归宿
2009年“四万亿”的后遗症，导致商业银行表内信用高度膨胀，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及“影子银行”迅速扩张，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风险，这迫使当时的央行试图打压风险偏好，以“引导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把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住、发挥好，合理保持货币总量”（2013年6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而央行收紧货币的举动立刻引发了金融圈内的地震。2013年6月20日，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最高达到史无前例的30%，7天回购利率最高达到28%。而这两项利率的长期均值往往不到3%。“四处是借钱声，资金价格一再冲破想象，做了这么多年交易员，如此‘盛况’前所未有，市场几乎失控了。”（《2013年6月份银行大闹钱荒》中国行业研究网 2013年6月26日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30626/113357217.html）
引发这场危机的是商业银行表内表外信用的高度膨胀。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当局一直重视这一隐患。四年过去后的今天，问题是否缓解了？让我们看看央行的统计数据。
图1：金融机构各项贷款
数据显示，金融业表内信用，仿佛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持续呈指数增长。进一步观察这信用增长与经济体量增长间的关系：
图2：各项贷款/GDP
2008年前，各项贷款/GDP还在105%上下波动，而2009年的“4万亿”之后，却呈现出快速单边上扬的态势。到2016年已经升到143.26%。而这个时期，正是当局大讲“低增长”、“新常态”的时期。GDP增速下降，而相应的各项贷款却增速高企，这样的态势根本不可能成为“常态”，其逻辑归宿只能是戛然而止。中国经济竟然走到这一步，其玄机何在？
靠利润极大化机制配置资源，意味着由追逐利润的动机来推动经济机器运转。于是任何投资决策，主要基于对盈利可能性与亏损风险的评估，而其他因素的作用，微不足道。如此运行三十余年，逐利资金高速积累，而为之提供利润的社会消费能力却相对下降。于是资本家挣钱越来越难，越来越多的投资陷入微利甚至亏损的境地。越来越多的企业资金链紧张，不时有企业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为了维持经济机器运转，宏观调控当局不得不一再放松银根（即所谓“量化宽松”），以防出现大面积的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社会动荡。结果导致了整个社会信用膨胀。以至于有人警告“‘明斯基时刻'即将到来”（《“明斯基时刻”即将到来》中国金融智库http://www.zgjrzk.com/news/201708/424106.html）
明斯基将融资方式划分为三类：
1. 对冲性融资--投资产生的现金流足以偿付所欠债务的本息。
2. 投机性融资--投资产生的现金流只能偿还利息，无力还本。（美国国债早就陷入了这一状态）
3. 旁氏融资--投资产生的现金流连利息也不能偿还，维持资金链全靠借新债还旧债。
一旦经济体陷入旁氏融资的境地，银行资金将被迫越放越多，债务人债务越借越多。为了避免倒债，无论银行还是债务人都别无选择。这是个自我强化的正反馈，直到泡沫破灭----“明斯基时刻”就此到来。
如果图2显示的2009 年后的走势持续下去，还本付息的压力越来越大，而GDP产生的利润却越来越不足以支付贷款本息。预示“明斯基时刻”将步步逼近。1929年、2008年的美国就陷入了“明斯基时刻”，1929年的危机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2008年的危机至今未渡过，美国四处穷兵黩武、整个世界烽烟四起就是明证。
事实已经发出了明确警告：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将经济体引向了危局。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根本不存在摆脱危机的途径。
高企的银行信贷本质上是债务，而这巨大的债务远超出现实经济体能偿付的可能性。逻辑上唯一的途径是赖账----将这债务降至现实经济体能承受的规模。金融业管这叫“缩表”----缩小金融业的资产负债表。问题是，资产负债表扩张时，相关债权人与债务人间订立了契约，缩表意味着债权人账面财产净损失。三十余年的利润极大化，使全社会的金融债权高度集中在占全社会人口不到1%的人群中，他们正是因为积累了巨量的逐利资金而得以获取所谓“财产性收入”，从而高居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之上，成为经济生态中的掠食者。他们能容忍这样的损失吗？
一旦勾销这个集团（占社会人口不到1%）的部分债权，就相当于实践了当年马克思的预言：剥夺者被剥夺。别忘了当年朱镕基的感慨：“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呢？这是不正常的”。（《个税制度劫贫济富？朱镕基质疑富豪为何不交税》南方网讯2002-07-02 http://news.southcn.com/hotpersue/200207020751.htm）这个连个人所得税都不肯交的强势集团能容忍剥夺其债权吗？而不剥夺其债权，社会有出路吗？
于是人们看到，这个集团与社会的整体生存，处于正面对立、无法调和的态势。这正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必然归宿。
“新常态”?“新经济”?“新时代”？
面对日益放缓的经济增速，当政治家、经济学家们热衷于鼓吹“新常态”时，另一些人却在展望“新经济”。其实整个人类历史就是“新经济”不断替换传统经济的历史，而所谓“常态”，回头看不过是过眼烟云。
在氏族公社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发明了陶、瓷、铜、铁等非自然材料，而这类新材料的出现，在扩大人类生产力的同时，逐步瓦解了氏族公社----因为生产力的扩大产生了超出维持社会成员生存的所需剩余产品。历史告诉我们，这一社会形态更替经历了上万年的过程，以至于在一两代人之间，根本不可能感受到这种更替。然而比起生物界上百万年、千万年才能感受到的演化，人类社会的这一演化已经快得不可思议了。
更替的结果，人类进入了以农、牧业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类发现了煤炭和石油等新能源，它远超出传统的人力、畜力。新能源的出现使工、商业高速发展，于是工商文明取代了农耕、游牧文明。这一更替，从全球看，经历了数百年的过程，但在某些地区，却在数代人间完成。如在中国，大致从鸦片战争到如今。如此迅速的社会变革，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和无尽的苦难。
工商文明的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而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圣经，在资产阶级眼中，它神圣不可侵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几百年间，依靠远超出人力、畜力的能源，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发展，当机械一步步强化人力后，计算机、网络又开始强化人类的智力，直至大数据、人工智能进入社会生产、生活领域，人们才意识到，又一个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已经迫在眉睫。考诸技术进步的步伐，考诸历史经验，这次变动很可能在数十年间完成。而绝大多数人们还在试图适应所谓“新常态”，还沉浸在眼前的是非得失之中，看不到社会性质巨变的前景，更谈不到未雨绸缪、长远规划了。
在向前展望之前，不妨先向后看，思考一下导致当今困境的货币与利润极大化机制。黑格尔有句名言众所周知：“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它其实说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任何一个事物的产生、发展和存在，必然有其原因。
社会分工的产生，使生产者和消费者逐渐分离。由此产生了生产与消费间如何匹配、对接的问题。一开始是“日中为市”、“以物易物”、“交易而退”。由于生产者甲和乙的产品往往不能相互需要，只有在更大的范围内交换方可实现需求与生产的匹配。于是对“一般等价物”的需求出现了，大家都用自己生产的产品去换得一定量的“一般等价物”，再用此去换得自己所需的产品。在中国最早扮演这“一般等价物”的是贝壳，其影响之深远，与财富有关的汉字多含偏旁“贝”。货币正是由此产生的。在分工日益深化的社会中，成员们为了获取自己所需的财富，都会努力获取这一般等价物，而在交易过程中行成的价格，则成为原始信息，引导社会成员调整生产的品种与数量。
可见货币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推动了生产的社会化。然而在社会成员追逐货币的过程中，必然使一些人手中的货币远超过其消费所需，而另一些则缺乏货币。于是后者需向前者借钱并付息，前者则进入了“以钱生钱”的境界。这就是资本和利润的来源，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来源。当社会演化到这一阶段时，推动经济体运转的，是商人的逐利动机。商人们追逐的已经不再是用一般等价物交换消费品，而是货币本身。于是货币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其目标不再是交易媒介，而是“以钱生钱”。高度集中的货币导致了巨型企业的诞生和生产力的大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不仅仅是量的膨胀，也是质的革命。毋庸讳言，计算机、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
大数据和人工智可在几乎是全球的范围内，为互不相识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建立交换的通道，基于巨量的交易信息，可得出更可信、更稳定、更实时的供需变动信息。于是，货币扮演的历史角色受到了威胁。计算机网络中的某种信息组合正在逐步取代“一般等价物”的某些功能。这样的技术背景，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于是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制造使自己难于生存下去的危机时，同时为新的时代奠定了技术基础。
视野：从技术革命到社会演化
基于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性讨论如火如荼。原因很简单，技术层面的讨论只要“大开脑洞”就成。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轮技术革命势必导致社会性质的变革。
但有一个人是例外，那就是大资本家马云。2001年6月，在由浙商总会和上海市浙江商会联合举办的“2016世界浙商上海论坛暨上海市浙江商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马云说：
“马克思主义讲到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到底哪个好？我认为这个观念我们过去的一百多年来一直觉得市场经济非常之好，我个人看法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数据的获取，我们对一个国家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可能被我们发现。中医的医生在没有发现X光和CT机之前我们是没办法把肚子打开来看一看，所以中医的号脉，望、闻、问、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指挥系统，但是X光和那个出来以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相信数据时代我们对国家和世界的经济、数据明确的掌握，就像世界经济我们将会有一个X光机和CT机，所以30年以后将会有新的理论出来。”（《马云：未来30年计划经济会越来越大》2016年11月20日 第一财经日报）
2017年5月，在贵阳数博会上马云再谈计划经济：
“未来的三十年会把很多今天看来很可能的事情变成了不可能，会把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去年我提了一个观点，我说由于大数据时代的出现，我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将进行重新定义，我们在过去的五六十年，大家认为市场经济要比计划经济好很多。但我个人觉得，未来三十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将会被重新定义。我这个观点在国内得到了很多的经济学家一致批判，大家觉得我是胡说八道。这里我自己先告诉大家，我指的计划经济不是那时候苏联的计划经济，也不是中国刚开始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异是，市场经济有一只无形的手，我想问大家，如果这只无形的手你愿意摸到，你愿意做计划吗？在大数据时代，特别是万物互联的时代，人类获得数据的能力远远超过大家想象，人类取得对数据进行重新处理以及处理的速度的能力也远远超过大家，不管是AI也好，MI也好，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将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我想说明的一个问题，由于大数据让市场变得更加聪明。由于大数据，让计划和预判成为了可能。”（《马云又谈计划经济了，但这次谈的有些不一样》2017年05月30日第一财经网）
注意，马云的判断基于“数据的获取”。当年批判计划经济时，一个重要的论据是：经济活动广泛分布于社会各角落，计划部门不可能获取及时而真实数据。而今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从技术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马云强调：他讲的计划经济“不是那时候苏联的计划经济，也不是中国刚开始的计划经济。”他的逻辑是：掌握了大数据就能“摸到”那只“无形的手”，就能“让计划和预判成为了可能”，就能“让市场变得更加聪明”。
至于由谁来掌握大数据，马云避而不谈。其实看看现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大家心知肚明。质而言之，马云心目中的计划经济，就是用大数据武装起来的市场经济，这数据和计划、预判能力当然是掌握在马云们的手中。这不是笔者的无端揣度。由柳传志、马云、冯仑、郭广昌、史玉柱、沈国军、钱颖一、蔡洪滨、邵晓锋等顶尖资本家和著名学者等共同发起创办了一个“湖畔大学”，马云任首任校长。他称：湖畔大学要有四为——“为市场立心、为商人立命、为改革开放继绝学，为新经济开太平。”（《湖畔大学第三届开学典礼马云：湖畔要有“四为”》2017-03-2712:35，搜狐http://it.sohu.com/20170327/n484977849.shtml）
图3：湖畔大学成立仪式上，首任八位校董
http://www.tmtpost.com/219025.html
统计数据和逻辑分析早已确证，由利润极大化机制配置社会资源，必然导致货币集中于极少数成功的资本家手中，必然使社会资金循环陷入困境。这正是导致计划经济思想的现实根源。如果基于大数据的计划、预判能力掌握在马云们手中，只能使资本家中极少数成功者更高效地聚敛货币，而大多数中小资本家只能渐次破产，沦入打工者的队伍。从全社会看，逐利资金会更加高速积累，而为之祭献利润的消费资金会更快萎缩，社会矛盾会加速激化。
有趣的是，马云的言论引起了中央党校反共教授蔡霞的反应，虽然她声称：“我不是针对马云这个人发言”。她的结论是：“计划经济必然实行极权专制，计划经济体制的本质是极权统治体制。”（《蔡霞：极权控制是计划经济的本质》2017-07-15搜狐http://www.sohu.com/a/157346825_481566）回避经济分析，靠挥舞政治帽子吓人，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惯用伎俩。
蔡霞是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法学硕士，1985年起从事政党政治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政党意识形态、执政党建设。这个法学、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家”，也敢对经济领域的问题下判断，可见主流学界不堪到了何种地步。《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而蔡霞称“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人的权利和自由。”（同上）谁都知道，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是私有制。如果蔡霞是个自由撰稿人，她可以爱说什么说什么。而作为共产党中央党校的教授，如此反对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其政治操守与政治论理何在？当然蔡霞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但请离开共产党，更不要赖在中央党校教授的职位上。不妨去看看马云们是否会豢养你。
计划经济：从1.0版到2.0版
如此絶决地反对计划经济的不只是蔡霞。2015年11月5日第六届财新峰会上，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剑阁称：有些人“用虚无缥渺的、遥不可及的、过时的、陈旧的政治口号和概念”，“煽动一些不健康、不理性的社会情绪来阻碍或者反对改革”。“更有甚者，有人甚至要把中国拉回到计划经济”。（《李剑阁：否定市场化改革是对党的路线方针的最恶意曲解》2015年11月05日财新网http://topics.caixin.com/2015-11-05/100870749.html）在李剑阁看来，共产党的建党宗旨是“虚无缥渺的、遥不可及的、过时的、陈旧的”，却不敢正面进行坦诚、开放的学术争论。而是指望于“邓小平曾多次果断、严厉地制止了将意识形态的争论引进经济领域。”（同上）说白了就是指望实行学术领域的资产阶级专政，以堵悠悠之口。
在人类历史上，相对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个新生事物，它必然弱小、粗糙，必然犯下这样那样的错误。它遭到挫折甚至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数千年私有制的继承者，它自身也有数百年的发展史，已经相当成熟。
自马克思以来150年的历史，就是一个貌似强大但老朽体制和以一个弱小而新生体制间的斗争。人类能否走出危机，就看这斗争的结果。
当年苏联和中国的计划经济无疑是极为初步和幼稚的，不妨称之为“计划经济1.0版”。但这样一个萌芽状态的计划经济让这两个国家在短短二三十年间，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门类齐全的工业国。苏联成了抗击法西斯德国的主力，而中国则结束了列强随意入侵、予取予求的历史。当初与中、俄处境类似的大国还有印度，它走了英国的道路，至今连种姓、强奸、公共卫生等问题都解决不了。至于走美国道路的菲律宾，至今仍靠“菲佣”立国。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那弊窦丛生的计划经济，当今市场经济的拥趸们只能在蒋委员长留下的遗产上搞市场经济。若此，中国充其量只能与印度、菲律宾、印尼为伍。别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闹不好还真会被肢解为七八块，就像日本人和陈水扁期望的那样。
今天，技术进步使现存的生产力能轻易养活全球人口，并使人类得到远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全面的发展；但同时，它带来的破坏力能轻易毁灭整个人类。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一方面使各国国内矛盾高度激化，经济危机愈演愈烈；一方面使国际政治陷入无政府状态，烽烟四起早就成了这个星球的“老常态”。
天堂还是地狱，升华还是沉沦？这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选择。只要人类继续陷于私有制，社会动荡和战争就不可避免。要避免这样的前景，就必须正视《共产党宣言》的声明：“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成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假装遗忘或故意回避它，所谓“共产党人”的理论自信就是一句空话。
然而消灭私有制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坚韧不拔的理论探讨和前赴后继的实践探索。苏联、中国早期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1.0版），虽然失败了，却留下了宝贵经验教训，值得深刻地反思与探讨。
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是：由谁来做计划？
马云讲的计划本质上是企业计划，而且侧重于跨国公司的计划。这样的计划早已有之。以“计划、规划、预算系统”和“系统分析”改造美国国防部的麦克纳马拉，就来自福特汽车公司。在哪里他从事统计、分析、控制工作。麦克纳马拉痴迷于数字式量化管理，对数字有一种着魔般的痴迷。如果一个问题能用数字加以直观的说明，他便会觉得轻松自在。
其实，计划还有更小的主体。每一个消费单元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计划：合理安排自己的收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计划经济时期，至少有三个层次的计划中心：国家、省、市县。因此，将计划经济仅仅理解为“中央计划经济”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行不通的。显然，每个计划中心都有自己的计划范围。原则上，这范围取决于相应经济活动本身的范围。每一个消费中心不可能去干预其他消费中心的计划，每个省县市只能计划自己辖区内的经济活动，而中央计划的核心在于保障整个国家经济的稳定、平衡与发展。事实上，不同层级的计划相互影响，因而需要相互反馈。在缺乏技术手段的年代，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有了“条条、块块”之争，导致了计划的低效与浪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此提供了可行的技术手段。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研究课题：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如何实施、协调各层级的计划。
生理学对躯体的研究给出了有意义的启发。生理学家们发现，躯体维持生存与发展需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
底层的是保障机体“内环境”（诸如糖、盐、蛋白、脂、水、体温等）的稳定，以保证每个细胞的生存环境。这主要由存储-分配系统和植物神经系统构成的拮抗机制自动完成。
上层的是保障外环境的适宜，包括寻找食物、水源、适宜的气候、避免伤害等，这主要由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在大脑皮层的指挥下完成。
由此，社会的计划功能亦可分为两层，底层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环境，它应进化出一种自动的、程序化的调节机制。高层则为整个社会的生存发展筹谋规划。底层功能应是分布式的、接地气的；而高层功能应是集中式的、前瞻性的。
另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货币在经济中的角色。
货币是作为交易媒介所需的“一般等价物”而出现的。在个人消费领域，由于存在十几亿甚至几十亿个计划中心，他们各自的需求千差万别，只能靠货币来实现他们的经济计划。换而言之，个人的计划都只能基于货币的收入与支出。由此，在个人消费领域，市场将长期存在。天量的交易数据，成为整个经济计划最原始的数据基础之一。
然而，商品交易必然由利润极大化机制推动。我们已经看到，利润极大化机制长期作用的结果就是逐利资金远远超出提供利润的消费资金，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死结。实践告诉我们，现实的社会经济体中，最强大的利润极大化机制存在于金融领域。而金融领域的核心功能本应是社会资源配置。
事实证明，当金融领域致力于利润极大化时，一方面导致对社会需求变化的超调反应，形成一次次“过热”、“过冷”；另一方面，社会需要而不可能交易、无法形成价格、因而不可能形成利润的领域，势将长期缺乏资源；更重要的是，金融领域以钱生钱的能力超强，会导致逐利资金迅速膨胀，恶化整个经济环境。
因此，金融领域的指导原则，只能是为社会的整体利益配置资源。对一个社会而言，需要配置资源的领域种类繁多。若用利润极大化机制为所有领域配置资源，就需要所有的领域都能产生价格。而价格本质上是交易双方博弈的产物。试问：国防、环保这样的领域，交易双方何在？如何产生价格？又如教育产业化的恶果至今仍在危害社会，用利润极大化机制来配置教育资源已经被证明是取乱之道。
以是否能盈利作为社会资源配置是否合理的唯一判据，是典型的商人思维。许多分析家唱衰中国经济，其逻辑即在于此。
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近期一份发表在《牛津经济政策评论》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的95个大型公路和铁路基建项目。其结论是：过去三十年来，中国逾半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在“摧毁”，而非产生“经济价值”，因为其成本比产生的效益更高。（见《“明斯基时刻”即将到来》中国金融智库http://www.zgjrzk.com/news/201708/424106.html）
判断为大型公路和铁路基建项目配置资源是否合理，仅看其可赢利性，对中国这个国土辽阔、发展不平衡，区域差异巨大的国家，显然是不可理喻的。向这方向配置资源，当然需要考虑合理的度，但这度却不应是公路、铁路的直接盈利能力。其对社会全局的意义在于促进远距离的人、财、物交流，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促进平衡发展，将整个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国防能力等。因此向这方向配置资源，应考虑的首先是它在上述各方面的作用，其次是相关资源（如能源、钢铁、水泥、机械的产能等）的丰裕度。至于其直接盈利能力，只应是需考虑的因素之一，不是主要的因素，更不是唯一的因素。
这告诉我们，社会的资源配置，不能单纯以“投资”的准则判断。经济学将“投资”定义为：特定经济主体为了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获得收益或是资金增值，在一定时期内向一定领域投放足够数额的资金或实物的货币等价物的经济行为。这显然是典型的商人逻辑。用这样的逻辑支配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只能导致短视而局部化的行为。上个世纪中期独步天下的美国经济沦落到今天的地步，就是这种逻辑的必然结果----华尔街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利润，而整个经济体空心化，整个社会基础设施严重老化，以至从到过中国美国游客到特朗普都惊呼“我们才是第三世界”。
由此，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金融是配置资源的手段之一（而不是唯一手段）。同时金融业不能靠利润极大化来驱动。社会资源的配置，一方面需把握社会生产能力与实际的物质条件的平衡；一方面需把握社会各方面需求间的平衡，如居民各种消费需求、社会运转与发展所需的各种功能（教育、安全、生态、交通、区域间平衡等）。
由此，金融领域必须归属社会公器，不能私有化。
再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网络与大数据的发展使得电子商务平台已经发展到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地步，从而开始具有了“公器”的属性。如果让它长期握在私人资本（甚至是海外资本）的手中，整个社会将被私人资本控制。当年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曾说：“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科学技术抓在谁手里？为谁服务？对今天那些津津乐道于技术发展，指望科技兴国的人们，难道不是一付清醒剂？
回顾从原始公社到阶级社会的演化史，被私有化的首先是知识资源。中国的甲骨文，最早就是巫师们发明的，被用于记录祭祀事务。正是拥有了知识优势，他们才能逐步将公权力私有化，所以中国早期的政权都具有神权的特征。
由此，“公器”是否姓“公”，对计划经济而言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人们经历过的计划经济1.0版中，计划权力实际上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而否定计划经济，进而化公为私，直至演化出大小“老虎”“苍蝇”的也正是政府官员。这提醒人们，保障公权力姓公，是计划经济的基础。没有这个前提，所谓计划经济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罢了，其走向变质、失败是必然的。
其实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这里论及的就是公权力是否姓“公”的问题。文化革命本质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文革虽然失败了，但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依然是整个社会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上个世纪存在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1.0版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这不等于资本主义可以万世长存。眼前的态势鲜明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无视现实的喧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本质上不是学者，而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传教士、卫道士，所以连基本的学术规范都不顾，更别提公开、坦诚的学术辩论了。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而是“左翼”的学者们。对计划经济1.0版务实而深刻的剖析，进而总结经验教训的研究实在太少。基于当前的经济技术现实，对计划经济2.0版的超前性预研更是寥寥无几。计划经济2.0版与1.0版相比，应该有质的飞跃。我们前人犯过的错误、付出的代价，应当使我们这一代人更理智、更深刻、更务实。以为可以回归计划经济1.0版，不是头脑糊涂就是思想懒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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