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曾参与冷战期间美国对世界文学版图地位的争夺?作家乔治•奥威尔作品的广泛传播，是美国构建帝国权威的“心理战术”吗?商务印书馆“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日前引进并翻译推出《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一书，试图揭示这些问题背后的秘密，该论著观点正引发学界广泛关注。据悉，该书在不久前获得了美国兰南基金会非虚构类文学奖，被誉为“犹如冷战间谍小说般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学术著作”。
中情局为争夺文学话语权布局
《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一书的安德鲁•N•鲁宾是美国乔治敦大学的知名学者。他认为文化政治——尤其是美国暗中资助的文化政治——在二战以后帝国权力从英国向美国转移的重要阶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该书的写作是建立在大量档案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表明，乔治•奥威尔、托马斯•曼、W•H•奥登、理查德•赖特、玛丽•麦卡锡以及阿尔伯特•加缪等作家的作品，几乎被同时大量翻译并发表在各种相互关联的期刊上，这些期刊都是由诸如中情局资助的自由代表大会等组织创办并在全世界发行的。书中通过对大量史料，尤其是之前从未公开的解密档案的分析和研究说明，中情局在争夺文学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厘清中央情报局选择“包装”和“营销”，或“边缘化”一些作家及其作品的标准，基于美国《信息自由法》与中央情报局进行了一场诉讼，但诉讼请求最终被法院驳回。这令感慨，“我们距离信息的自由、开放和民主的传播还很遥远，但却近到足以看清美国国家权力及其权威档案的真实意义”。
塑造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文化和文学权威
历史上几乎没有像奥威尔的《动物庄园》这样被翻译成如此多的语言、发行数量如此庞大的英国小说。认为，这与英国情报机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别重视《动物庄园》各语种和版本翻译出版密切相关。据悉，中情局曾买下了《动物庄园》的改编权，并投资进行电影拍摄。之后该片又根据试映效果进行修改和拍摄，直至中情局认可为止。指出，《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美国认为这两部作品对美国在海外实施权力新模式极其重要。同时，美国在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也同样推行了这种复杂而曲折的文化战略，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塑造了战后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文化和文学权威。
有专家提出，我们要注意这种“文化布局”和战术，他们对于作家及其作品的选择很精准，被选择的作家也都堪称精英，作品也确属一流，因此在全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目前学术界对于美国冷战时期文化战略的关注不够，应当重新审视并对此进行认真研究。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10月15日《文汇报》)
附文1：动物庄园里的日瓦戈医生们
——国际伤痕文学与西方情报机构的不解“情缘”
关哲
提及冷战，恐怕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是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然而，最新公开的130份CIA(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文件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些许看待冷战的新视角。此次公开的文件证实，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日瓦戈医生》曾受到CIA的利用，其俄文版在海外的出版，在苏联、东欧的流通，也沦为中情局对抗苏联行动的一部分。根据这批解密档案创作的《日瓦戈事件》(TheZhivagoAffair)即将于6月17日出版。
风起云涌的20世纪中叶，在冷战的铁幕之下，与帕斯捷尔纳克有着同样遭遇的文化名人，可以列出长长一串名单。乔治•奥威尔、安德烈•纪德、阿瑟•凯斯特勒……他们在无意间都成了“与CIA签约的作家”，其文字与思想也在政治的漩涡中扭曲走形，作为“美国文化部”的CIA让这些作品至今在与初衷相反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诚如在西方民主问题上的反思，中国学者领先欧美一步。同样，对于冷战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解读，早在CIA情报解密之前就有李零、王绍光这样的学者为我们带来清醒而独到的见解。而CIA文件的公布成为了对他们先前观点最佳的注释与印证。不妨先读一读华盛顿邮报网站4月6日为我们揭开的《日瓦格医生》与CIA之间的秘密关系，再让我们回忆一下中国学者们的先见之明。
《日瓦格医生》成为“冷战武器”
1958年1月，CIA总部收到了一个来自英国情报机构的的包裹，里面是两卷《日瓦戈医生》手稿胶片。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史诗长篇小说在苏联禁止出版。“这部书有很大的宣传价值。”CIA在一份苏联分局的主管备忘录里说，“不只是(小说)里内涵的信息和发人深省的特质，还在于发表它的环境：我们有机会让苏联人民怀疑他们的政府哪里出了问题，在世最伟大苏联作家用俄语创作的一部伟大文学作品却无法让他们读到。”
这一备忘录属于最新解密的130份CIA文件，这部分文件详细解密了《日瓦戈医生》当年在西方出版与CIA之间的关系。这批文档也证实了过去几十年来CIA与《日瓦戈医生》出版之间的隐秘关系。根据这批解密档案，CIA不仅帮助《日瓦戈医生》在西方出版，还通过秘密行动将俄语版《日瓦戈医生》运回俄罗斯，通过隐秘网络让这部小说在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流通。《日瓦戈医生》的出版以及之后帕斯捷尔纳克迅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被认为触动了一场文化冷战风暴。
随着小说的面世和1965年电影版的巨大成功，《日瓦戈医生》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作品。但很少读者知道这要得益于CIA的介入。精装俄语版《日瓦戈医生》是在荷兰出版印刷的，而迷你平装版由CIA直接负责印刷，但这段历史世人未曾得知。
根据最新解密的这批文档，协助出版《日瓦戈医生》由CIA苏联分局一手运作，负责人是CIA主管艾伦•杜勒斯，项目由当时的美国行动协调委员会(OCB)主席DwightD.Eisenhower批准，OCB直接向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
根据这批解密档案创作的《日瓦戈事件》(TheZhivagoAffair)即将于6月17日出版。但根据要求，“日瓦戈事件”的许多当事官员和CIA信源名字被隐去，除了使用这批刚刚被解密的CIA文件，该书还采访了多位跟该事件有关的其他官员。
冷战时期，CIA非常喜欢文学——小说、短篇小说、诗歌;乔伊斯、海明威、艾略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纳博科夫都符合他们的胃口。图书被当作武器，苏联和东欧禁什么，它就会成为宣传品去“揭穿苏联的真相”。在冷战的一系列项目中，作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总共有1000万本图书、杂志由情报机构秘密运到铁幕背后。对于CIA来说，《日瓦戈医生》是他们的黄金机会。
帕斯捷尔纳克知道苏联出版界会对《日瓦戈医生》有所畏缩，小说的宗教色彩很浓，细腻描写了知识分子柔弱忧伤的心灵，与当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论调和对十月革命的吹捧格格不入。但帕斯捷尔纳克展现出了他的勇气。苏联方面最终还是拒绝了《日瓦戈医生》。但对帕斯捷尔纳克幸运的是，一位意大利米兰出版商通过其在莫斯科的文学观察员得到了《日瓦戈医生》手稿。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跟意大利出版商Giangiacomo Feltrinelli签署了出版合同，Giangiacomo Feltrinelli表示他会抵制来自克里姆林宫和意大利共产党禁止该书出版的压力。1957年，意大利语版《日瓦戈医生》问世。
在布鲁塞尔世博会上分发的《日瓦戈医生》
在华盛顿，苏联专家很快就觉察到莫斯科当局为何会厌恶《日瓦戈医生》。根据1958年7月的备忘录，CIA苏联分局主管约翰•莫里写到，这本书(《日瓦戈医生》)很明显威胁了克里姆林宫所描绘的那副图景。“帕斯捷尔纳克的人道主义，是对苏联宣扬为共产主义牺牲个人的道德准则的挑战。”意大利版《日瓦戈医生》出版后不久，在一份备忘录里，CIA雇员建议《日瓦戈医生》以尽量多的外文出版，让尽量多自由世界的人们拿到和赞扬，推动他获得像诺贝尔奖之类的荣誉是可以考虑的。CIA希望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得到世界关注，包括瑞典学院，但没有证据显示CIA推动出版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帮助了帕斯捷尔纳克在1958年的获奖。这成了谜团。
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召开，43个国家参加，美国和苏联相互竞争，都建造了庞大展馆来展示各自生活方式。这引起了CIA的兴趣。难得有那么多苏联人在西方，当时比利时签发了16000份签证给苏联游客。
通过一家纽约的小型出版社秘密印刷了第一批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后，CIA决定与荷兰情报部门(BVD)合作。他们的情报工作人员搜寻那些适合的人选把《日瓦戈医生》带回去。两家情报机构紧密合作，1958年，CIA方面补贴了50位荷兰情报人员(BVD一共有691名雇员)，这些荷兰情报人员都接受华盛顿方面的训练。美国方面不希望有任何痕迹显示，这件事情是由美国方面干的。
1958年9月，第一个俄文版《日瓦戈医生》以海牙莫顿出版社的名义问世。200本书首先送往华盛顿，其余部分分发到CIA在西欧的分支机构，200本在法兰克福，100在柏林，100本在慕尼黑，25本在伦敦，10本在巴黎，而最多的一批365本被运往布鲁塞尔。这些《日瓦戈医生》不能在美国馆拿出来，最终CIA找到了和美国馆相邻的梵蒂冈馆。梵蒂冈馆的名字叫“上帝之城”，苏联天主教流亡者在“上帝之城”里秘密建了个小型图书室。由CIA资助的《日瓦戈医生》就在那里分发给苏联人。拿到书的苏联人将蓝色的精装拆了，把书页分开，偷偷摸摸带回家。“行动非常成功。”1958年9月10日的备忘录写到。
在苏联，俄语版《日瓦戈医生》问世的消息也很快到了帕斯捷尔纳克那里。还是在9月，帕斯捷尔纳克写给巴黎的一位朋友信中说：“原版《日瓦戈医生》真的问世了?很多前往布鲁塞尔的观光客似乎看到了。”
但有一个问题是，CIA原先设想的是荷兰海牙的那家出版商会跟帕斯捷尔纳克的米兰出版商签订出版合同，这样可以证明在布鲁塞尔出现的俄语版《日瓦戈医生》是荷兰人印的。但他们没有签订出版合同，在海牙印刷的这批《日瓦戈医生》是盗版。拥有《日瓦戈医生》版权的意大利出版商得知在布鲁塞尔出现盗版的俄语版《日瓦戈医生》后，非常愤怒。幸好怒火没有将CIA牵涉进去。
1958年11月15日出版的《国家评论简报》上首先把《日瓦戈医生》的印刷与CIA联系起来。《国家评论简报》是《国家评论》给订户的一份简报，这份保守派杂志由小威廉•伯克利创办。一位写用假名奎西刊登了一篇文章，他注意到《日瓦戈医生》被秘密的运到梵蒂冈馆，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小说在莫斯科的秘密传播，以及CIA可能在其中扮演角色。
1958年11月5日，杜勒斯的备忘录显示，CIA认为《日瓦戈医生》显然影响了苏联人。而同时，帕斯捷尔纳克被迫退回了诺贝尔奖。CIA方面则精心指导其情报人员如何鼓动西方游客跟他们所遇到的苏联人谈论文学和《日瓦戈医生》。
俄语版《日瓦戈医生》需求越来越大，1959年7月，9000本简装本《日瓦戈医生》在巴黎出版印刷，上面显示的出版社是巴黎的Sociétéd’Editionetd’ImpressionMondiale，这是一家苏联流亡者创办的出版社，当然得到了CIA的支持。CIA的记录显示，这些《日瓦戈医生》部分通过CIA情报人员与在西方的苏联观光客和官员接触时分发，其中有2000本是1959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大会”上分发给苏联和东欧学生。在那届大会上，分发的“禁书”共3万册，用14种语言发行，包括《1984》、《动物庄园》、《失败的上帝》和《日瓦戈医生》，其中《日瓦戈医生》除了俄语版，还有波兰语、捷克语、德语、匈牙利语和中文版。
“文化冷战”与“美国文化部”
对《日瓦戈医生》与中情局之间秘密的证实，让我们不得不对冷战有一些新的认识。比如，关于“文化冷战”(the Cultural Cold War)这样一个略为陌生的名词。“文化冷战”的说法，美国学者Christopher Lasch早在1967年就在《国家》杂志上撰文提出过。然而“文化冷战”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中一直是禁忌话题，使得至今我们对CIA和众多文化名人、文化事件未曾有太多联想。
河清在《艺术的阴谋：透析一种“当代艺术国际”》一书中对CIA的前世今生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河清在书中写道，二战期间，为了对付法西斯纳粹，美国政府就成立了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简称OSS，由多诺万(W.Donovan)将军领导。后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A.Dulles)是其副手。这支多诺万将军的秘密部队，注重吸收文化人士加入：作家海明威是多诺万的“密友和合”，还有圣埃克居佩里(A.Saint- Exupery)，这位写大人的童话《小王子》、其头像还上了法国50法郎纸币的著名法国作家，也在其中。还有移居美国的托尔斯泰的孙子伊利亚•托尔斯泰等，也是OSS的军官。1947年成立的中央情报局，完全延续了“战略情报局”的格局，招纳“出身于华盛顿百十来个富豪家族”的子弟和“长春藤”名校的精英，多诺万将军本身就是后来CIA的设计师。
从一开始，美国的冷战设计师们就意识到，冷战的主体是“文化战”。著名冷战反共谋士、中央情报局的创始人之一乔治•坎南(G.Kennan)提出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宣传和政治战的技巧”，并指出“必要的谎言是美国战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坎南曾给总统写过一封名为“美国对苏关系”的长信，建议一种“文化毒化”(intoxication culturelle)：“我们应该给苏联提供其政府所能接受的尽可能多的书籍、杂志、报纸和电影。我们应当对苏联设立电台播音，并发起旅游者、学生和教师的交流。”
1945年到1960年，正是美苏“文化冷战”最激烈的时期，大量的文化艺术界名人，作为“冷战武器”被推上了历史舞台。冷战的设计者、CIA创始人之一乔治•坎南曾直言不讳：“我们这个国家没有设立文化部，中央情报局不得不尽其所能来弥补这一缺陷。”
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于2002年出版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中介绍了由CIA设立的“文化自由大会”在1947至1967年间在文化界进行的种种行动。
1950年，中央情报局为更有效地在国际上实施文化冷战，决定在柏林创立“文化自由大会”。在文化冷战前线的德国，当时中情局驻德工作站的行动人员达1400名。为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中央情报局为各国代表们提供秘密经费，用各种运输方式，甚至动用C-47军用运输机，运送几百名代表去柏林。大会以“科学与极权主义”、“艺术、艺术家与自由”等为议题。在最后一天有15000人参加的大会上，凯斯特勒宣读了一份《自由宣言》。从此西方被称为“自由世界”，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则是“极权专制”。这个文化自由大会的真正目的，是“一个设在欧洲的桥头堡，以阻止共产主义的进犯……它应成为传播美国文化成就的使者，其任务是打破欧洲，特别是法国盛行的僵化负面的看法，认为美国是一片文化荒漠”。
文化自由大会成立之后，“法国文化自由委员会”、“英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和“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等一系列分会纷纷建立。鼎盛时期，在35个国家建立分支机构，犹如一个小型文化联合国。同时，无数隶属于各分会的外围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来。这么一个庞大的组织，表面上是由作曲家纳博科夫担任总书记，实际上统归由一个中央情报局特工乔斯尔森直接指挥。
从此，中央情报局实施文化冷战有了自己的傀儡组织，加上有源源不绝的“马歇尔计划”经费，这架新机器成立伊始，就开足马力全力运转。中央情报局动用了“马歇尔计划”2亿美元的资金来搞文化宣传“心理战”，其中1950—1967年间，有几千万美元用于文化自由大会。
意大利北部有一个风景秀丽的塞贝洛尼山庄，是福特基金会的别墅，也被用来作为文化自由大会人士的休养地。“到那里暂住的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抵达时，会有衣襟上缀有V.S.字样的蓝色制服司机来接。”以反极权主义著称的汉娜•阿伦特感叹：“你会感觉霎时间你住进了凡尔赛宫……”
无意间成为“与CIA签约的作家”
桑德斯在其书中提及，冷战开始之初，苏联在柏林的宣传卓有成效，先声夺人，美国有些被动。但CIA深谙书籍和刊物的重要宣传作用，懂得英国前首相迪斯雷利的名言：“一本书的重要性可能并不亚于一个战役。”所以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一方面，从美国源源不断运来大量“普通书籍”来介绍美国文学。大量出版赛珍珠、海明威、福克纳等人的书，让人相信美国也有“伟大的文学”。尤其大捧特捧写《荒原》的现代诗人艾略特，以至有人感叹：通过艾略特，“中央情报局统领了诗歌界”。中央情报局甚至将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空投到俄国，把文学作品当政治宣传的传单来散发。还有大笔的钱直接用来策反，如给叛逃的波兰诗人米沃什颁奖，“给东欧和苏联诗人支付高额稿酬，哪怕是一首小诗也是如此，通过这种变相的贿赂鼓动他们叛变”。一些耶鲁大学的精英被招入中情局，比如“诗人型间谍”安格尔顿、富于才华的学者麦考利和汤普森。一时间出现了许多“与中央情报局签约的作家”。
另一方面，全力资助、宣传作为“反共计划”一部分的欧洲作家，如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描写对苏联幻灭的《从苏联归来》、匈牙利裔英国作家阿瑟•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等。凯斯特勒是曾在苏联生活过的前共产党人，后来加入英国情报部，又与中央情报局合作。这本描写苏维埃政府黑暗的书，在英国情报研究局资助下在德国广为流传，甚至“外交部出钱购买并发行5万册”。
据统计，中情局插手的出版物至少有1000种。
在今天，提起奥威尔，大多数人都会想到《1984》和《动物农场》。从这两本书来看，奥威尔是位反极权主义的先驱。但事实上，如果阅读过奥威尔的其他作品以及其传记，就能发现他在写作的时候仍然是个典型的左派知识分子。出生在英国殖民地的奥威尔，始终对社会底层非常关心，而至今有人将其贴上反极权的右翼标签，将其作品做某种政治化的解读，正是冷战时期英美情报部门对其进行的极为成功的政治包装。同创作《日瓦戈医生》的帕斯捷尔纳克一样，冷战时期的奥威尔被情报部门当做政治工具进行了利用。
李零在近期的访谈中介绍说，奥威尔后来对苏联感到失望，转而同意和英国情报部门合作。这也体现了西方左翼既不喜欢资本主义又害怕威权主义但最终选择和本国政权合作的清高心态。在刘禾迷人的新作《六个字母的解法》里，提到奥威尔把一份长长的名单交给英国情报部门，上面写着他所了解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名单和简介。这份罗列了135个名字的名单，包括当时的地下共产党和地上共产党，还有他们的同路人，比如像卓别林、萧伯纳、斯坦贝克，甚至连纽约市长拉瓜迪亚也榜上有名。
在奥威尔去世之后，其作品被CIA进行了最大限度篡改，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对桑德斯著作《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的评论文章中，对此进行了详述。
王绍光在文中写道，1950年，乔治•奥威尔死后不久，中央情报局就派人到英国与其遗孀商谈将《动物农庄》改编为电影。获得电影权后，中央情报局找到愿意为它当幌子的制片人，并通过间接方式把钱打入制片人的账户，于是才有了这部在当时最具规模的动画片(共动用80位卡通画家，设置750个场景，绘制30万幅彩图)。中央情报局不仅出钱，也直接干预剧本改编。据美国心理战争署(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1952年1月23日的备忘录说，原作的结尾传达不出明确反共的信息。为了激起观众强烈的反共情绪，电影对结局做了重大改编，代表腐败资本主义的农场主不见了，只留下面目可憎的代表共产主义的“猪”。
同样的事发生在对奥威尔另一部小说《一九八四》的改编上。原著本来表达的是对一切专制政府与控制力量的厌恶，既包括左翼专制，也包括右翼专制。但这并不是中央情报局所需要的。中央情报局要的仅是对共产主义的丑化。尽管奥威尔曾明确表示不允许对《一九八四》做任何改动，由美国政府出资制作的电影《一九八四》还是对原著动了不少手脚，尤其是结尾部分，完全违背了的原意。电影《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于1956年同时上市，为了扩大影响，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安排在主要报刊上发表评论和社论，并分发了大量电影票的折扣券。
奥威尔有那么多著作，为何偏偏只有《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为世人熟知，似乎奥威尔只写了这两本书。倘若读者曾经有过类似的疑惑，至此应该有答案了。揭开这些隐藏在历史背后的秘密，难免隐隐作痛。对于真正喜爱这些作品的读者们来说，或许并不在意冷战背景下的政治营销。但当我们设想奥威尔得知《一九八四》、《动物农场》成了冷战武器时，总还是忍不住要为那位在风雨里坚持走来的作家痛心惋惜。
幸好，尚有李零在大家向前走之际，能猛回头向我们讲述鸟儿到底歌唱了什么，尚有陆建德以其锐利目光，告诉我们奥威尔被他反对的人利用了。幸好，有这些未曾淹没于冷战迷雾中的清醒而坚定的文字，让我们有机会看清那些作品中被中情局遮蔽的意义。
(本文综合了华盛顿邮报网站4月6日报道、河清《艺术的阴谋：透析一种“当代艺术国际”》第二章内容、石剑锋《CIA文件解密：证实日瓦戈医生出版与CIA有关》以及王绍光《美中央情报局及其文化冷战》内容)
(《环球视野》摘自观察者网)
附文2：西方对华文化渗透新路径
匡长福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和改革开放的扩大，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这对于我们借鉴和吸取西方有益的东西是十分重要的。但也要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文化渗透也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扩展和延伸。而报刊杂志、广告、电影、电视、广播、艺术表演、名人学者讲座、学术研讨交流、培训、基金会资助等各种文化形态都是其实施文化渗透的有效途径。近些年，通过互联网这种手段扩展和延伸更有“提速”的势头。与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渗透的路径相比较，可以看到，今天西方国家对中国不断进行文化渗透活动采取了新的路径，其显著特点是将文化渗透史上，公开的、赤裸裸的、易被识破的显性文化渗透，变换成更隐蔽的、更巧妙的、不易被识破的隐性文化渗透。对此，我们应高度重视和警惕。
近代历史上，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对华文化渗透的途径和形式主要有以下两种。其一，在华发展传媒事业，制造对西方有利的殖民主义奴化思想舆论，从而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在19世纪40到90年代的近半个世纪内，他们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的名义创办的。这些刊物极力为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作辩护，竭力称道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帮助，吹嘘教会慈善事业对中国人民的“造福”，威胁中国人民必须老老实实、心悦诚服地接受他们的奴役和统治。尤其是那些美化外来侵略势力的史论文章，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散布崇外、媚外、惧外的思想，引导他们按照西方的蓝图来“改造”中国，加深中国的殖民地化。
其二，通过教会在中国办学，直接培养亲西方的“精英人士”。教会大学的办学方针是要在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同时，传播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并培养一大批精通西学且完全接受西方价值观的“精英”知识分子，以通过他们培养控制的所谓精神领袖来更有效地实现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控制奴役中华民族的总目的。从1882年美国长老会在山东将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末，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各国教会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竟占中国高等教育的80%。1919年“中华基督教大学联合会”成立，其中包括了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协和大学、岭南大学、雅礼大学、文华大学等14校，学生共2017人，常年经费共1222000银元。此时的中国国立大学为5所，即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它们的常年经费为1492223银元。[1](P321)可见，在经济实力上，教会大学已基本可与当时的国立大学相抗衡。在这些教会大学中，绝大多数是由美国的基督教会开办的，其中包括美以美会、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和圣公会等。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在华创办的刊物和学校，很快就结束了其在华历史。其后，虽然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从未放弃文化渗透与“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图谋，但因上世纪50至70年代整个世界大环境，尤其是中国自身环境的变化，使西方帝国主义没有找到一种可实施的最有效的对华文化渗透的途径。自上世纪80年代始，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浪潮涌起之后，西方以为找到了可实施的最有效的对华文化渗透的新途径。值得注意的是，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第一轮大规模文化渗透的目的是美化西方对华侵略，用披着宗教外衣的殖民主义思想奴化中国人民，以极力维持中国永远处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达到他们企图永远在政治上控制、经济上奴役中华民族的目的。当历史进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后，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或接受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从未放弃对我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加紧进行思想文化渗透。”[2]因此，新一轮大规模文化渗透的目的就演变为极力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颜色，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转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为此，他们极力美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宣扬所谓“人权”、“民主”、“自由”、“多党轮流执政”、“议会制”、“多元化”、“普世价值”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西方国家对华文化渗透的新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利用互联网及其他传媒，利用文化交流、高层论坛、电影电视、学术研讨等途径进行文化渗透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网络微博推特、外交渠道、报刊杂志、广告、电影、电视、艺术表演、名人演讲、学术研讨会、美国之音广播、组织基金会等各种途径，对中国大量宣传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诋毁和批判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曾说，应该制订一个在铁幕里面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战略”，即在军事遏制的基础上，发挥美国的经济优势，以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等条件，诱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打“攻心战”，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门”。
事实上，网络已成为美国对中国输出美国价值观的主要途径。互联网已成为美国对华实施“和平演变”和对其他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的有力武器。为了更好地集中优势用好这一有力武器，美国政府决定从2011年10月1日起，美国之音将全面停止中文短波、中波以及卫星电视广播，全面取消粤语广播。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中国进行广播政治宣传的时代将结束。不过，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将被保留。其普通话节目将转入互联网。美国广播理事会战略与预算委员会主席恩德斯•温布什是该计划的支持者。他说，在中国收听短波广播的人数过去几年一直微不足道，而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使用互联网人数最多的国家。2011年2月15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华盛顿乔治大学发表网络自由讲演。她表示，美国国务院在使用阿拉伯语及波斯语发送“推特”信息后，还准备推出中文及俄文的“推特”账户。并且，美国今年将花费2500万美元，用来保护网络，帮助他们突破网络限制。美国之音停播华语与“推特”被美国政府热捧，此消彼长之间实际上是美国政府内部宣传资源的一种调整。从中不难看出，美国政府正日益重视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文化渗透影响力，希望借此加强对中国的宣传攻势。这也说明互联网己“成为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着力利用的渠道和腐朽思想文化沉渣泛起的一个传播途径。”[2]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会见各大网络公司的负责人时公开表示，美国会利用网络推行“民主化进程”。美国政府希望利用网络达到政府目的。目前，控制国际互联网的13台域名根服务器全部被美国所把持。美国不顾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和多次要求，拒不交出根服务器的管理权，宣布美国商务部将无限期保留对13台域名根服务器的监控权，这样美国就在事实上把持着国际互联网的生杀大权，随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给别国断网。2009年5月，微软公司根据美国政府禁令，切断了古巴、朝鲜、叙利亚、苏丹和伊朗等5国用户的MSN接入服务，这表明美国利用互联网这一有力武器不仅用于文化渗透也是对其他国家最大的潜在威胁。
利用互联网这一新式战略武器是延续了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华进行文化渗透的网络翻版。撇开漂在表层的信息技术的浮沫，美国推进使用互联网这一渗透手段，与近代西方列强在华大力发展传媒事业办各类报刊杂志从事欺骗宣传活动，并无本质区别。无非是文化渗透的载体发生了变化--从传统传媒(纸制)到网络(无纸化)。至于其他途径，如报刊杂志、广告、电影、电视、艺术表演、名人演讲、学术研讨会等也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紧抓不放地对华进行文化渗透的手段和形式。
二、以新式的宗教渗透作为对华文化渗透的有效手段
传播宗教曾是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华文化渗透的主要载体，“传播福音”是他们披的华丽外衣。由于宗教是一种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传统文化模式和具有现实渗透力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才极力借助宗教把西方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理念传播渗透到中国，以从精神世界统治、奴役中华民族。对于我国现阶段来说，宗教渗透作为西方文化渗透的一个方面，主要表现为以宗教交流、传播，宗教学术研讨交流等为掩护，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借口，使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西方社会渗进来，浸透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土壤中，并将其逐步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图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控制和占领社会主义中国的思想阵地，消融和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和同化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干涉宗教事务，破坏中国的统一，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宗教渗透是政治活动而非宗教活动，政治恶意性是其最核心的特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利用宗教对抗和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此实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是他们的惯用伎俩。苏东剧变中，罗马教皇亲自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传道布施，推销资本主义的“政治多元化”理论。
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明确说过：从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动只有一小步距离。所以西方某些国家一直利用宗教反华;如支持达赖喇嘛谋求西藏独立，鼓动法轮功邪教分子闹事;出巨资160亿美元要“把中国基督教化”，等等。美国《时代周刊》前驻北京记者艾克曼在他所写《耶稣在北京》一书中指出：“根植于西方的大陆基督教会，崇尚美国的宗教自由和民主价值，倾向支持中国走向民主。在中国，上至政治学术精英，下至农民工人百姓，信仰基督的人数至少有八千多万，超过中共党员的人数。未来30年，中国经济在实现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基督徒的人数会达到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这条东方的巨龙，或许会被基督的羔羊所驯服。”
尤其是一些打着学术交流、研讨、传授宗教文化普及人文知识的旗号，进行着较为隐性的宗教渗透更值得警惕。以北美某基督教学会为例，2001年以来，该学会已经连续举办数届“美国宗教与文化暑期高级研讨班”，每届研讨班都有10位左右的中国学者组成，其中不少都是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宗教学及相关学科系、研究所的领导人和学科带头人。比如，在2002年的第二届研讨班上，共安排了八次讲座，分别由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圣公会神学院、环球圣经公会和大使命中心等机构的中美神学教授和牧师主讲。此外，研讨班还组织了一系列考察和体验活动，包括参观早期欧洲清教徒到达美洲乘坐的五月花号船和居住的普利茅斯等历史遗迹，探访美国东西两岸的近20家中美教会，与教牧人员进行深入的对话和交流，期间还参加了四次仪式各异的基督教主日崇拜、七次团契和查经活动、一次布道会，亲身体验了基督教丰富多彩的敬拜活动和宗教生活。在随后的几届研讨班上，又渐次增加了拜访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接触美国国会和政府人士，参观各种类型的华人教会和家庭、感受华人同胞在美国社会的真实处境等内容。主办者很明确地说出了举办这个研讨班的目的，就是“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提供一次亲身考察、理解、感受和认识美国宗教文化与社会的机会”，[4]这“对于他们认识美国的宗教文化，反省中华民族的历史、现状以及更加全面地把握未来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启迪”。[4]参加研讨班的一些中国学者也真“受益匪浅”，一方面表示“现在对美国的基督教有了更具体、更切身的认识和体会”，从中“看到了信仰的力量，看到了信仰如何使他们的生命变得喜乐与丰盛、更有意义”;[4]另一方面认为“这种美国经验，对当下中国大陆，可鉴之处甚多”，“把基督教中有益于社会、个人的文化精髓发扬光大是有必要的，对于中国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也是有价值的”，“这对于重构中国当代社会的信仰体系和价值坐标不无启示意义”。[4]
更值得关注的是，国外的神学教授、神职人员已经在中国的一些高校内或开课程，或做讲座，有的甚至被聘为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如新加坡某神学院院长、英国伦敦大学荣誉神学士就到北京某大学哲学系开设“基督教思想史”，并被聘为客座教授。此后，他多次到该系任教，给研究生、本科生授课。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应国内一些著名高校的邀请，举办诸如“圣经导论”、“基督教的人文精神”、“基督教思想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等专题讲座。1992年，又被上海某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更有甚者，2004年12月26日至2005年1月12日，北美某基督教学会竟来中国举办了跨数省长时间的基督教“学术讲座”。北美某基督教学会会长带领两位美国基督徒学者--旧金山大学生物系某教授和波士顿大学神学院某教授，三人的首站选在北京，然后是哈尔滨、长春、南京、杭州。18天时间在5座城市的8所大学中作了10场讲座和座谈，举办者称，“为中国知识分子了解科学与宗教的全新关系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这到底是一扇什么样的窗口看主办者的身份和以宗教为主题的讲座就不言自明了。
2004年以来，受美国某基金会的资助，国内某大学连续六年举办“宗教学高级研讨班”。研讨内容涉及欧洲和北美洲基督教的现状、当代流行的宗教社会科学理论、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宗教传统对公众生活和利益的影响与贡献等。虽然不能说这些讲座都是宣教，但其掩盖了宗教所具有的文化以外的其他功能，这对于消解中国宗教研究的无神论本色、扩大宗教的意识和观念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的影响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样的研讨班不仅免收学费，而且依据学员出勤、学习态度和成绩等情况，评选杰出学员和优秀学员，并给予奖金。还可有每项资助金额在5万到10万美元之间的“个人课题”。由此可见，西方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宗教对社会主义实施文化渗透，把宗教作为“西化”、“分化”中国的突破口。上述事实充分表明，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渗透活动从本质上说是为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宗教意义上的活动，也远远超出了“学术交流”之本意。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宗教渗透活动的手段和范围也会扩大。因此，我们必须将危害社会主义制度的宗教渗透与正常的宗教交流、宗教传播区分开来，采取有效措施抵御西方帝国主义旨在“西化”、“分化”、“和平演变”中国的任何形式的宗教渗透活动。
三、通过资助、扶持中国的某些“西化精英”，实现“和平演变”的目的
前文所述，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在第一轮对华文化渗透中，办教会大学有一现实目的即在华培养听命于他们的“领袖人才”。那么，当前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实施的第二轮文化渗透则是通过某些基金会资助、扶持中国的某些“西化精英”来实现他们“和平演变”的目的。
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曾经阐述过，控制中国不能主要依靠武力，要通过控制中国精英来影响中国决策，辅之以控制战略威慑，使中国更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如美国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可分为两个部分：前期以资助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对中国的研究和了解为主，后期即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直接与中国建立联系，资助有关项目和机构。该基金会最早介入中国的项目是1949年调查从大陆流到香港的大批知识分子“难民”情况，并协助对他们的安置。根据基金会驻京办事处的最新资料，自1988年1月在中国建立办事处起至2001年9月，基金会在中国资助总额为1.28亿美元，项目包括人权与社会公正、治理和公共政策、教育与文化、国际事务、项目支持等。在这些资助中即培养了某些西方国家需要的“西化精英”。洛克菲勒基金会早在1916年就开始在华资助美国教会办的协和医学院。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年来，该基金会更是与中国很多领域科研机构合作。正如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所言，要通过控制中国精英来影响中国决策。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美国通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控制中国的某些社会活动家和法学家，在中国制造政治动荡和分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又译为”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简称NED)下属四大机构，即共和党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民主党的全国民主研究所、美国商会国际私营企业中心及劳联-产联的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此外，还有许多所谓非政府组织受其资助，包括《民主杂志》、世界民主运动、国际民主研究论坛、国际媒体援助中心，等等。它虽属非政府组织，但和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被认为是中情局的”另一块招牌“。因为NED有非政府组织(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连西方的研究报告都说，”在向非政府组织提供战略资金方面，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认为NED比秘密支援更可靠“。这个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国政府拨款从事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过特殊的政治角色。如在拉美、独联体、西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影响非同小可，主要是受到其颠覆活动或推动”颜色革命“的影响。NED还频频资助中国的”民运“、”藏独“、”东突“等各种反华势力，直接干涉中国内政。NED拨款大多来自美国国会，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美国志愿者组织被发现暗中接受中情局的秘密资金，在国际上引起了激烈争论。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在一次重大外交政策演讲中提出促进”民主基本建设“的计划，在全球”推广民主“。1983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万美元成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并让其享受美国税法501(C)3条款免税待遇。有统计显示，美国财政对该组织的拨款2006财年为7404万美元、2007财年约为5000万美元、2008财年为8000万美元。此外，国会还有专项的旨在颠覆他国的所谓民主项目。[5]为了扶持他们的”西化精英“，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委员会接受希拉里的建议，把诺贝尔和平奖公然授予了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分子刘晓波。该人曾直言不讳地说”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6]曾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康涅狄格州立大学政治系从事研究一年，并在日本东京大学攻读国际政治学的某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国内高级学者，因触犯泄漏国家机密罪而于2009年被捕，2011年2月被法院处14年有期徒刑。这一事例也告诉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西方帝国主义扶持的这些中国”西化精英“，他们是西方帝国主义对华文化渗透和实现”和平演变“中国的马前卒、急先锋。[7]
总之，由于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在对华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同时，可以采取公开的对华文化渗透的途径如办报刊办学校等;而当前的西方对华文化渗透己不可能再采取以往公开的途径了，他们必需采取非常隐蔽的途径进行。通过互联网、广告、电影电视、报刊杂志、高层论坛、学术交流研讨、讲座培训、基金会资助等表面正常的各种文化形态暗中输入西方的价值观念。历史上采取公开的文化渗透，目的是使中国人民接受殖民奴化思想，使中国社会永远处于被西方殖民主义者统治压迫的境遇。而现在采取非常隐蔽的途径进行文化渗透，目的是使中国人民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资产阶级的那套政治理念，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觉，以随时挫败西方帝国主义的这一战略企图。
(《环球视野》网摘)
附文3：商务印书馆推出“文化冷战研究系列丛书”
战后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代表的文化政治对世界文学进行了重点“管理和控制”。这是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之“文化冷战研究系列丛书”的开篇之作——《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的核心观点。
14日的上海书展上，商务印书馆举办了该书首发仪式。
安德鲁•N•鲁宾通过对大量史料尤其是以前从未公开的解密档案的分析和研究发现，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了著名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等组织，这些组织在世界各地创办和发行了各种相互关联的深奥的期刊。诸如乔治•奥威尔、托马斯•曼、W.H。奥登、理查德•赖特、玛丽•麦卡锡以及阿尔伯特•加缪等作家的作品，几乎被同时翻译并发表在这些相互关联的期刊上，从而颇为有效地将这些作家、批评家和知识分子重新塑造成易于辨识的跨国形象。
他研究发现，历史上几乎没有像奥威尔的《动物庄园》这样被翻译成如此多的语言、发行数量如此庞大的英国小说。英国情报研究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都特别重视《动物庄园》各个语种和各个版本的翻译和出版。而《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之所以被选择作为旨在暴露“苏联罪恶的活动”的电影改编作品，是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基于“心理战”的考虑，认为这两部作品的官方改编对于发展能够使美国在海外实施权力的新模式极其重要。
的结论是，战后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代表的文化政治对世界文学进行了重点“管理和控制”，然而，关于这一点却几乎没有得到世界文学研究界的关注。长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都“忽略了它的历史的决定因素”。为此，提出了“旨在发展以重新思考‘世界文学’的理想为目标的新的比较文学史料的编纂框架”。该书甫一出版便引起了各界的高度重视，并获得美国兰南基金会2013年度非虚构类文学奖，被誉为“犹如冷战间谍小说般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学术著作”。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认为，这是一本令人开眼界的书。虽然论述的是关于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利用文学武器进行心理战的那段历史，但是通过历史看到今天，对于今天思考相关的问题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任何国家和民族要向世界推广和传播自己的文化，都必须借助文学蕴含的人文力量。美国的帝国战略和战术是值得研究的，他们对于作家及其作品的选择很精准，这些被选择的作家基本上都堪称精英，他们的作品也确属上乘之作，因此在全球具有影响力，并在总体上参与推助了美国走上霸主地位。“我们中国也一直在推动文化‘走出去’，但是整个文化普及世界的策略其实是需要非常精准的处理。比如美国向世界宣传包装的，不一定是美国，而是与其价值观相同的、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而不会包装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人。现在我们也花很多钱把中国的书翻译到外国去，也不知道值不值得、也没有考察翻译之后人家看不看。”
《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主编颜子悦表示，本书揭示的当今世界文学版图格局的真相，对于知识界如何站在更为科学和历史的高度来深切反思和悉心研究这个领域的诸多问题将是大有裨益的。根据大量确凿的史料和解密档案，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阵营调动在文学、电影、美术、音乐、建筑以及人文社科等领域的文化精英，在文化冷战时期默契协同，遥相呼应，最终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配合下，导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他介绍，本文库的“文化冷战研究系列丛书”还将陆续推出文化冷战时期的电影、诗歌、绘画、人文社科等领域的相关研究论著。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73期，网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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