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俄亥俄州的克林顿港人口有6050人，在1950年代它还称得上是美国梦的象征，不管你是银行家的后代还是工厂工人的子女这里都会有不错的机会。
但是半个世纪后，在克林顿港高中停车场里，富家子弟的宝马敞篷车旁边停靠的正是他们那些无家可归的同学赖以寄居的破旧车辆。美国梦正在演变成一场全方位的美国噩梦。而关于这个小镇的故事，以及镇上儿童的不同命运，正不幸成为美国的表征。
几乎我所有的同学，在成长过程里都是和他们的双亲生活在一起，住在他们拥有所有权的房子里，他们生活的社区里每个人都能叫出彼此的名字。有些人的父亲在当地的汽车配件厂或者石膏矿山里上班，也有一些人的父亲做些小生意，比如我的父亲。在那个拥有强大工会以及充分就业的年代，很少的家庭体会到失业或者强烈的经济不安全感。更少的克林顿港高中的学生拥有富裕的家庭背景，而且有背景的学生也会想方设法去掩盖身份。
我当年的那些同学现在大部分都已经退休，在这半个世纪里，他们体会了巨大的向上流动性。他们中的四分之三在教育水平上超过了自己的父母，当然在经济水平上也领先不少。我的同学中有三分之一他们的父母都没有完成高中学业，而他们却有一半都上了大学。
在俄亥俄的公立和私立学校上学成本都不高，而且还有一些机构在本地募集的奖学金作补充，比如“扶轮国际”社、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青年女性俱乐部等等。我们班上仅有的两位黑人同学在镇上遭遇到种族歧视，他们的父母小学也没毕业，但他们还都还读了研究生。不管是这两位黑人兄弟，还是我的这些白人同学，没有人会因为自己的家庭背景而遭遇向上流动的阻力，而这却在下个世纪成为现实。
我们橄榄球队的明星四分位(我称之为“J”)是个白人，他的家庭在镇上算是贫穷一族。他的父亲读到八年级，打两份工维持家庭生计，从早上7点到下午3点在克林顿港制造厂的产线上，从下午3点半到晚上11点在罐头厂上班。尽管他每周要工作70多个小时，J的父亲还是会抽空陪他玩游戏。就算买不起小汽车，J一家每周也要搭邻居的顺风车去教堂做礼拜，吃的也都是肉丁。虽然家境普通，J的父母却督促他要考上大学，所以J在克林顿港高中选择了大学预备课程，最后成绩也排在全班前四分之一。他的牧师建议他去读州南部的路德教会大学，并且打电话帮他找资助。J没有负债完成学业后在神学院继续进修，现在他拥有成功的职业生涯，一边是路德教的牧师，一边在高中做橄榄球队的教练。
J从一个严谨但普通的工薪家庭成长到拥有成功职业生涯的现象并不是典型个案，这是我最近对我当年那些同学的调查结论。他们对我们年轻时候的描述惊人地相似：“我们穷，但是我们不知道。”事实上，从我们所享受到的社会支持的广度和深度上看，其实我们很富有，只是当时我们也没有感觉。
毕业的时候，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稍微意识到克林顿港将很快出现改变。当几乎我们中的一半去读大学的时候，那些留在镇上的同学有理由期待一个比他们父母辈更舒适的生活，稳定的工作(如果是男性的话)和婚姻。
但是一场全国范围内经济、社会和文化旋风正在远处积聚力量，它将彻底改变克林顿港1959年那届毕业生的子孙后代的人生际遇。这场变革对于克林顿港将是刻骨铭心的，因为它正是这场吞噬美国的变革的代表。
曾在1950到1960年代中等繁荣的克林顿港的制造业基础在1970代开始萎缩。座落在镇子最东边巨大的标准产品工厂在1950年代能提供1000个稳定且待遇良好的蓝领工作机会，但是到1970年代这一数字减少了一半。再经过20多年的裁员和工资下降，位于枫树街的厂子大门终于在1993年关门大吉了，留下了被铁丝网包围的废墟，旁边是美国环境保护部有毒提醒的标识牌。不过这只是这个镇子经济崩溃最显眼的标志罢了。
制造业提供的工作机会占整个渥太华县就业机会的比率从1965年的55%下滑到25%，并且还在减少。到2012年为止，渥太华县工人的平均工资已经四十多年没有实质的提高了，并且如果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干扰的话，他们现在的工资比他们祖父1970年代的工资还要低16%。克林顿港高中的毕业生能不回来的都渐渐不再回乡，当地的人口总数逐渐下降。消费者的工资在下降，沃尔玛又在郊区开了新店，这让我年轻时候的那些镇中心商店破产的破产，倒闭的倒闭。
经济灾难重锤敲击的社会影响起初还有家庭和社区的情感钮带做缓冲，这种情感纽带在我年轻的时候还非常强烈。但是随着克林顿港高中一拨又一拨的学生毕业，他们遭遇到逐渐恶化的本地经济，1950和1960年代的社会结构开始崩塌。未成年人犯罪率从1980年代开始井喷，到了2010年已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由于下跌的工资以及松弛的规范，渥太华县的单亲家庭比率已经翻了一番，从1970年的10%增长到2010年的20%，而同期的离婚率翻了四倍。作为当地经济的中心，仅就克林顿港镇而言，它在1980年代走向衰败，非婚生子的比率从1978年到1990年增长了四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40%，如果矫正种族因素影响差不多是2倍(当然全国平均水平也在逐渐增高)。
不像1959年的工人家庭子女，现在的克林顿港大部分同龄人，即使很努力也很聪明，也一样陷入困境，甚至绝望地过着生活。R是一位18岁的白人女青年，跟我的孙女差不多大。她的祖父有可能是我的一位同学，但是当年我靠一位本地雇主提供的奖学金去读大学的时候，他却为了一份待遇良好工作稳定的蓝领工作而错过了大学。后来工厂倒闭，良好稳定的工作也灰飞烟灭了。所以当我的子女，子女的子女，就读着名牌大学，享受成功职涯的时候，他的子女却找不到工作，被毒品和犯罪诱惑，也没有稳定的婚姻。
他孙女R的故事令人唏嘘，充满着孤独、不信任和隔离。她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她的父母就离婚了，她妈妈经常把她单独留在家里，一饿就是好几天。她爸爸的新女朋友经常打她，不给她喂食，甚至用婴儿护栏把她关在房间里。R在高中的时候被抓到贩卖毒品，此后她在未成年人拘留中心里呆了几个月，最后高中也没有毕业，只能从网上勉强弄个学历证明。她的经历让她对任何人都有一种深深地不信任感，她的手臂上的伤疤就是证明，这是她曾经的男朋友在某个午夜对她造成的伤害。R有的时候会忧郁地想起她14岁时流产的那个婴儿。孩子的爸爸跟她分手后找了其他女人，还有一个情人，他也没有告诉她他曾经做过牢。R现在和一个老男人约会，他已经有两个孩子，是跟不同的女人生的。除了那些空洞的梦想外，R已经不知道自己还能期望什么。
R的故事令人心碎。但是克林顿港过去半个世纪的故事，就像美国最近几十年的历史，不仅仅只是关于工人阶层的崩溃，同时也见证着一个新的上层阶级的诞生。过去二十年，当克林顿港的传统经济正在崩溃的同时，大量的富有专业人员正从美国的中西部涌向这座城镇，他们在伊利湖周边的封闭社区里建起豪宅，湖里面荡漾的是他们的游艇。到2011年，湖滨的高档区域卡托巴的儿童贫穷率只有1%，这只是几百码之外的内陆51%儿童贫穷率的一个零头。当曾经辉煌的中产阶级消失后，克林顿港新闻先驱报的地产目录上毗邻的既有百万豪宅也有荒废私宅。
将平等主义的精神与1950年代的现实相比——J的向上流动体验和R的黯淡前景相比——生动的描绘了克林顿港过去50年的转型，这些也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其它地方上演着。从德克萨斯的奥斯丁到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斯，从亚特兰大到加利福利亚的橙子县，我的研究团队跟几十位像R这样的人做过访谈。
美国梦的摇摇欲坠是个紫色问题，只用红色或蓝色镜头去审视会显得模糊。它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根源相互交缠，是政府部门、私营部门，以及社区和个人失败综合导致的。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关于“我们”意识的急剧萎缩。我父母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人都会把J看成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中的一个，但令人震惊的是现在的克林顿港没有几个大人会意识到R的存在，就更别说把她看成“自己的孩子”。除非我们把美国大陆众多像R这样的人看成自己的孩子，否则我们还会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而关于美国梦的说法也只能越来越成为一个荒谬的历史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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