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的紧缩政策使得欧洲部分民众怨声载道,上街表达不满只是紧缩政策的负面效应之一
2015年新年伊始,英国首相卡梅伦希望“提前英国退欧公投”的表态,加重了外界对于2015年将是欧洲不安之年的预期。
经济复苏乏力、反移民情绪高涨以及乌克兰局势等问题将持续发酵,并引发欧元区核心国家政治光谱变化,这一始于5年前的动荡,其危害恐将持续至2017年大选年,方能见分晓。
卡梅伦大打退欧博弈牌
在欧洲,有一种观点认为,各国在欧债危机中所实施的紧缩政策,带来的危害抵消了应有的成果。欧债危机后,欧盟内实施“德式紧缩政策”。这不仅代表了“金主”德国的强势,也体现了欧盟委员会对于经济危机根源的看法。
然而在挤破经济泡沫的同时,整个欧元区的社会成本日渐沉重: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北部国家中,一系列纾困计划和援助项目令民众不满,认为不应为他国的经济错误埋单;在西南欧国家中,紧缩政策并未让寅吃卯粮的民众幡然悔悟,反而造成极左翼势力上台。这股泛欧洲化的民怨沸腾一并带动欧洲怀疑论者再次崛起,促使极左翼与极右翼势力迅速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洗牌,其危害将在2017年集中显现:在2017年,法国将举行总统大选,德国将举行普选,英国则将就欧盟是否退欧举行公投。
目前,英国的政治形势正在加速恶化。新年伊始,英国议会选举的选战正式打响。为应对反欧的英国独立党,并防止其分票的可能,首相卡梅伦在1月4日接受BBC采访时的姿态又向前迈了一步,表示如果英国提前推出欧盟公投,那么他会很高兴,这一公投应是“越快越好”。
在欧盟问题上,卡梅伦正在玩一个经典的“双重赛局”游戏,一方面挟国内舆论令欧盟做出新一轮妥协,另一方面利用欧盟的强硬回复来测试民意。然而风险是令欧委会以及欧盟各领导人丧失对英国以及卡梅伦本人的信心:英国将再次被排挤出欧洲政治的核心圈,虽然这在二战后欧盟成立的过程中,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1月7日,卡梅伦将在伦敦同来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讨论其将在欧盟提出的改革计划,其中包括限制欧盟在英移民获得福利支出的途径等。不过,默克尔对于这种违反欧盟条约的计划持坚决的反对态度。
英国政治动荡令英国商界感到忧虑。最新的民调显示,在2015年,令英国企业担忧的是国内政治乱象升级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其中,德勤对于英国各大型企业CFO的季度调查显示,多党联合执政的前景最令企业担忧。德勤首席经济学家斯图尔特(Ian Stewart)表示:“新党实力上升,老党派实力下降,令人对于政治不稳定性所产生的风险,和潜在的更极端的政策改革感到忧心忡忡。”
5月7日,英国将进行议会选举,6月将举行欧盟峰会。如卡梅伦还是英国首相的话,他将对于英国到底要不要留在欧盟做出明确回答。
紧缩政策负面效果凸显
在5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欧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所有国家都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实现欧元区复苏,他夸奖了德国早期实施的2010议程。德拉吉表示,改革后的德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明显更加稳定,经济发展强劲,回想以前,德国南部曾是农田,当下却是新技术的核心区域。
讽刺的是,当年为推行2010议程,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牺牲了他的政治前途,被不满的德国选民“赶”下台。
虽然德国的改革尚未成功,紧缩政策的负面效果却已在欧洲凸显,极左翼与极右翼政党都汇集在“反欧盟”的主题下,在法国、意大利、英国、荷兰、希腊、奥地利、丹麦、西班牙以及芬兰都迅速取得了胜利,而德拉吉所代表的欧洲精英阶层的声音正在被沮丧的大众所淹没。要看到的是,虽然法国民众尚未做好迎接极右翼政党执政的准备,然而以目前的民调来看,在法国大选第二轮,国民阵线(FN)领导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的选择将决定2017年谁将入主爱丽舍宫。
经济增长稳定的德国面临另一个难题:每年夏天蜂拥而至的难民和移民。近些年来,德国在接收难民和申请避难者的数量方面为欧洲之最。根据德国政府预计,德国在2014年预计接收了20万难民和避难者,在2013年,这一数字约为12万。
源源不断涌来的难民为德国带来的是财政负担:在向其提供免费衣食住以及医疗保险之外,难民还可以每月领到100欧元左右的生活费,以巴伐利亚州为例,其将在未来两年在此方面花10亿欧元,这难免令不少拿着微薄养老金的德国民众愤怒。在此情形下,德国出现了一些新的极右翼力量,搅动德国政坛,并将挟持2017年的德国大选。
尽管欧元区麻烦不断,对于中东欧国家甚至边缘国家,欧元的吸引力还是巨大的。1月1日,立陶宛正式加盟欧元区,其经济规模虽小,GDP规模在349.5亿欧元左右,仅仅是波兰的1/10,然而其发展速度迅速,自2000年来经济增长翻了一番。在欧盟常年进行的“向心力”问题调查方面,尽管欧债危机重重,可以看到诸如波兰等中东欧和边缘国家对于欧元区国家的“身份认同”要大大高于欧盟核心国,这大概就是对于“欧元区围城”心态最精准的数据描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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