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新片《魔幻月光》(Magic in the Moonlight)的开场戏中，一个身着清裝、留着长须、倒挂眉毛、名叫Wei Ling Soo 的中国魔术师在舞台上演出，舞台布景也颇多“东方”元素，引起台下观众一片惊叹。等他回到后台，卸下头套和化妆之后，我们发现他其实是一个西方人、是由英国演员柯林·菲尔斯饰演的男主角。
这个假冒的中国魔术师在生活中是有原型的，他就是美国魔术师威廉·罗宾逊，二十世纪初他以中国魔术师Chung Ling Soo(程连苏)的身份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身着清裝，不说英语，交流必须通过翻译，声称自己在中国做过官，还受过慈禧太后封赏云云，总之功夫做足，直至在一次演出中失手丧生。罗宾逊采取这个策略是因为那个时代的观众把遥远的中国看作是一个神奇诡异、愚昧落后却又可能暗藏魔力的国度，正好可以给他的表演添加神秘色彩。
罗宾逊假扮中国人，以奇异取悦观众，在当时流行的杂耍剧场和滑稽演出中，已算十分温和。在其它许多演出中，对中国人的丑化、夸张、嘲笑更加过分。杂耍剧场是英国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之间十分流行的娱乐形式，演出中常常把喜剧演唱、歌舞、笑话、杂耍、魔术混在一起，迎合大众的娱乐口味和价值观，从中也能看出当时英国公众对中国的观感的变化。
在新书《黄祸》(The Yellow Per-il)中，克里斯托弗·弗雷林(Christopher Frayling)对英国的杂耍剧场进行了大量研究，指出从当时的演出内容来看，从19世纪开始，英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已经从过去的惊奇景仰转变为一种居高临下的惊叹，到了19世纪末，已发展为公然的轻蔑鄙视。
弗雷林是一位多才的文化历史学家，著述颇丰，题材甚广，从吸血鬼到西部片都有涉及，他不仅从事写作，还主持电视文化节目，曾经担任英格兰文化委员会主席，管理英国政府用于资助文化活动的基金。在本书前言中，他回顾说这本书的写作动机是来自与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巴黎的一段对话。萨义德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宣称这一“研究东方的学科”实质上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者对东方文化的藐视，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这个词的理解。弗雷林在与萨义德的对话中，指出《东方主义》有两个缺陷，一个是缺少对大众文化如何传播甚至制造东方主义偏见的分析，另一个是缺少和中国相关的论述。萨义德不仅完全同意弗雷林的意见，而且鼓励他去做这方面的研究。于是在《黄祸》中，弗雷林就是以杂耍剧场、流行小说、电影等作为代表，研究在大众文化中对中国、华人的偏见，特别是集所有“黄祸”特征为一身的傅满洲这个角色是如何产生的。
在19世纪之前，英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来自从中国出口的瓷器、茶叶等等，这些都是精致而奇异的东西，在欧洲极受欢迎。但是他们对中国人的认识却非常有限，多半来自于对马可波罗游记的再诠释，加上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商人的书信和回忆录等，这些人在中国时一般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对中国人的生活与文化了解及其有限，在他们的眼中，中国人要么极其贫困、蒙昧、野蛮、勤劳，要么极其高雅、奢侈、深不可测。自从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大量输出鸦片，特别是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英国公众心目中的中国人的看法变成了野蛮、肮脏、猥琐却同时可能身怀绝技、暗藏杀机。当时伦敦等地已有少量的中国移民，虽然他们大都从事的是海运和洗衣店的工作，但是灯光昏暗、烟雾缭绕的鸦片馆中萎靡不振的男男女女却成了媒体和文艺作品里中国人的典型形象。在狄更斯未完成的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中，就曾出现过伦敦的鸦片馆和老板娘“大烟公主”这个角色，在他的笔下，伦敦东区华人聚居区内似乎遍地都是大烟馆，个个阴森恐怖，暗藏着不可告人的活动，他将之形容为鸦片“巢穴”(den)，这个说法马上流行开来。其实当时伦敦东区的“鸦片馆”仅有几家，不过是俱乐部或是客栈这些可以让人聚众赌博和抽烟的地方而已。当1890年英国作家王尔德发表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时，鸦片“巢穴”这个说法已深入人心，书中只需暗示“伦敦东区”、“中国盒子”即可让读者知道这是在说鸦片。
The Yellow Peril（《黄祸》）
Christopher Frayling/著
Thames & Hudson/出版
2014年10月
20世纪初英国的华人仅限于伦敦、利物浦、卡迪夫等港口城市，多为商船海员，也有一些人“上岸”开了洗衣店。根据英国人口统计资料，191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华人总数不过1319人，在伦敦东区的中国商户不到20家，远远低于周围东欧和北欧移民的数量。但是在报纸和公众心目中，有“成千上万”的华人来和英国水手抢工作，这些人还在伦敦东区开鸦片馆、诱骗白人妇女，或是经营着其它罪恶勾当，甚至连“堂”(tong)也进入了英语词汇，用来形容华人中的黑帮。在伦敦还发生过当地水手聚众阻挡华人海员登船的事件。
傅满洲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出现的，萨克斯·罗默原名阿瑟·沃德，中学毕业后进入伦敦的汇丰银行工作，同事中有后来成为作家的伍德豪斯。罗默对银行工作没有兴趣，业余开始为杂耍剧场写歌词、剧本，当时的演出中就有许多针对包括华人在内的外国人进行讽刺嘲笑的段子。他同时还为小报写稿，其中包括当时非常受欢迎的《点滴》(Tit-Bits)。这些报纸迎合大众口味，以社会新闻、小道消息为主，标题往往耸人听闻，偶尔也会报道严肃新闻，但都将其戏剧化以满足读者的猎奇胃口。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清使馆被困，曾被英国报纸广为报道，1911年孙中山再度来到伦敦时，还接受了《点滴》的独家访问。《黄祸》指出，这些报道确实传达了辛亥革命的理念，帮助了孙中山的革命工作，但是虽然革命党人揭露的是满清政权的愚昧残暴，英国报章却歪曲地将此与社会上的反华情绪纠缠在一起，加深了对中国人的偏见。虽然我们现在已无法知道罗默写了哪些段子、发了哪些稿件，但是他深受流行文化对中国人偏见的影响，甚至在其中推波助澜，是毫无疑问的。
1912年罗默出版了第一部以傅满洲为大反派的小说《傅满洲博士之谜》(The Mystery of Dr. Fu-Manchu)，除了用上在杂耍剧场和大众报纸上学到的东西外，他还借用了流行侦探小说的许多技巧，傅满洲可以说在许多方面像是福尔摩斯的死对头莫里亚蒂。傅满洲“又高又瘦、如猫一般、有莎士比亚似的圆鼓鼓的额头、脸似撒旦、摄人目光中闪烁着猫眼般绿色的光芒;他集东方民族的残忍狡诈于一身、怀有东方祖传神技;又有权力调动一个富有的政府的所有资源，当然这个政府矢口否认此人的存在。”《黄祸》弗雷林对傅满洲的形象做了详细的分析：“又高又瘦”是当时流行小说中“超级反角”的形象;“如猫一般”暗示其身怀魔力又非常狡猾;“圆鼓鼓的额头”说明其才智过人;“撒旦”用来形容黄种人，取自当时对但丁《炼狱》中，撒旦的“三张脸”之一是黄色，即代表亚洲人的理解;“绿色的目光”显示傅满洲身上带有东方鞑靼人的残忍与国际犯罪组织的冷酷;“东方民族的残忍狡诈”是当时流行的对中国人的偏见;“东方祖传神技”说明英国人认为古代中国曾经有过不为外人所知的高超神秘能力。傅满洲还精通多国语言，有“邪恶博士”之称，总之是一个“集黄祸于一身”的角色。
傅满洲小说在当时非常受欢迎，罗默生前一共写了13部傅满洲小说，最后一部在1959年出版。比小说更有影响力的是电影，第一部正式的傅满洲电影1923年在伦敦公映，据罗默遗孀伊丽莎白回忆，电影首映时，伦敦地铁站巨大的广告牌上都能看到“邪恶博士凶恶的脸庞和紧握的双手”。电影中并未直接提到伦敦东区中国人聚居区，但观众们都想当然地认为那就是傅满洲出没的地方。丑化华人的“黄祸”主题电影早在1900年就已经出现，但是傅满洲系列达到了顶峰。1929年第一部由好莱坞拍摄的傅满洲电影有声片公映，和过去英国的默片一样，傅满洲以及片中的其他东方角色全部都由西方演员饰演，这是当时西方电影中的种族主义特色之一，甚至到了已有合适的华人演员可以担纲时，电影公司依然会选择西方演员，原因是这些华人长得“不符合观众对东方人的想象”。《黄祸》弗雷林指出，1932年公映的《傅满洲的面具》(The Mask of Fu Manchu)是体现美国仇华心理的最好例子：片中的傅满洲身穿丝袍、手上留着长长的指甲、施展酷刑，里面的东方种族既毫无头脑又汹涌可怕，他们要的是杀光白人男子，抢走白种女人。
这一情况到1930年代末40年代初开始好转，因为中国渐渐成为二战时期美国的盟友，丑化华人的傅满洲电影也就暂时消失了，形象较为正面的陈查理成了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日本人成为“黄祸”的代表。然而到了1960年代，傅满洲电影又有卷土重来之势，一位英国制片人买下了傅满洲的姓名使用权，照例找了西方演员来演傅满洲，这次是英国演员克里斯多夫·李，演傅满洲女儿的是周信芳的女儿周采芹，她是第一位在英国皇家戏剧学院学习的中国人，在她的回忆录《上海的女儿》中，她写道：“影片的主题依然十分种族主义，我内心非常矛盾……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演员，在英国没有很多演出机会”。那几部片子是最后的傅满洲电影。
弗雷林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英国流行文化做了细致的研究，找到了许多反映当时对中国和华人的偏见的作品，特别是对《傅满洲》系列的分析十分详尽，他还曾在1970年代拜访过罗默的遗孀。可惜的是弗雷林似乎关于关注《傅满洲》，虽然其它作品的资料也很丰富，但是缺乏一个清晰的框架。所以在看完《黄祸》之后，我还是不能肯定我对当时流行文化中的仇华心理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
另一个不足之处是《黄祸》还是没能很好地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内乱频繁，国力孱弱，根本不可能对西方造成任何威胁的时候，也正是对中国人的偏见最深的时刻，甚至把华人想象成一股无所不在的黑暗势力，正在图谋推翻西方世界?弗雷林认为，对中国的丑化，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英国人对大英帝国衰败的焦虑和恐惧，拿破仑所谓中国是“沉睡的巨人”的说法，在那时就成了一种担忧，害怕这个神秘庞大的国家会超过自己，改变世界。有趣的是，这种担忧在今天也很流行，只不过19世纪的英国人换成了21世纪的美国人。
如果弗雷林能在《黄祸》中对这个问题上做更多的分析那就更好了。不管怎么样，这本书是为数不多的分析西方流行文化对华人偏见与歧视的作品，对帮助我们认识这段历史、甚至理解今天西方看待中国的视角都是很有帮助的。
附文：从“黄祸论”到“中国威胁论” ：“傅满洲”归去来兮，实为恐惧与臆想
“黄祸来了，黄祸来了，亚细亚的勇士们张大了吃人的血口……”
这句话隐含了部分西方人对“黄祸”的恐惧、对中国威胁的臆想。
2014年10月，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弗雷林出版了《黄祸：傅满洲博士与恐华症之源起》一书，随后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网站对此发表了书评。《卫报》指出，“《黄祸》一书充分地记述了一段应当让人觉得羞耻的、种族主义的历史，并警告我们：别以为种族主义已不复存在。”《金融时报》的书评认为，弗雷林的这本新著在一定程度上批评了西方对中国的敌视以及对中国人的偏见。
这种敌视和偏见穿越数百年的时空，一直延伸到当下，在前不久阿里巴巴公司赴美上市时，西方媒体就有文章以成吉思汗西征带来的黄祸和威胁为隐喻，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当成吉思汗踏平亚洲草原时，老欧洲的宫廷几乎未有察觉。面对着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在东方的崛起，主宰互联网的美国豪强也是差不多的反应。”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部分西方人认为，“傅满洲”又回来了，并开始炒作新一轮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
谁是“傅满洲”？
“傅满洲”是100多年前西方作家萨克斯·罗默创作出来的形象，也是弗雷林这部新著的重要落笔点。“傅满洲”是一个充满中国元素的人物，他阴险残忍、面目狰狞、狡黠多智，在西方社会中实施各种犯罪行为，被称为“恶魔博士”、“东方歹徒”，被视为“黄祸”的化身。在此后的百年中，“傅满洲”在西方的小说、漫画、杂志中层出不穷，并被好莱坞搬上荧屏，甚至出现了“傅满洲”系列电影，深刻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
“傅满洲”代表着一种恐惧。成吉思汗的大军曾经挥舞着“上帝之鞭”，从蒙古草原开启征途，一路攻城略地、一路血雨腥风，直抵欧洲的多瑙河畔。此后，黄种人的刀剑和铁蹄就成为西方挥之不去的阴影，“黄祸”一说由此发端。梁启超认为，西人眼中的“黄祸”源自生活在东亚、北亚、中亚的游牧部落，但后来转化为对黄种族群的普遍忧虑。当黄种族群人数众多、日益强盛时，这种忧虑就会深化为恐惧。
“傅满洲”代表着一种“异视”。在部分西方人看来，黄种中国人既是身体生理上的他者，还是文明文化的他者，更是现实利益的他者。西方凭借先进的物质文明和工业形态，秉持被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所裹持的种族主义看待他者、看待中国，并生发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异视”，进而歧视、排斥其他的落后种族。“傅满洲”就是伴随着这种“异视”而出现的形象。
“黄祸”还是“白祸”？
基于中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人口数量，俄国思想家巴枯宁在19世纪70年代将中国称为“来自东方的危险”。“保持种族纯洁”也是美国排华运动兴起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白人种族主义者斯陶特认为，目前在美国处于支配地位的白种人是最高贵、最智慧的人种，他将黄色中国人视为劣等人种和“蝗虫”，而“允许一个劣等种族进来，就是自取灭亡”，会严重损害白人的生活和就业。
在现代“黄祸”论者中，影响最大的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他的相关思想和行动标志着现代“黄祸论”在西方的正式出现。
1895年问世的《黄祸图》在西方流传甚广，在图中，各个白种国家的代表在天神长米迦勒的带领下，持剑伫立在海边，目光注视着东方的佛像和巨龙。威廉二世曾满怀斗志地为该图题词，“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他期望白种人联合起来，对抗佛像和巨龙所代表的黄种人。威廉二世曾提出著名的“德国德国，高于一切”口号，这个口号的种族学表达可以理解为，“白人白人，高于一切”。
后殖民主义思想家弗朗兹•法侬认为，白人在殖民秩序里表现出强烈的侵略心和高傲感。在历史实践中，这种侵略心和高傲感给有色人种带来了不能忘却的灾难和屈辱，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之为“白祸”，可谓“白人日益骄，黄人祸益亟”。这种灾难和屈辱之于中国，就是坚船利炮恐吓下的不平等条约、就是列强在华争相划分的势力范围、就是半殖民体系下畸形发展的民族工业、就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公园警示牌，等等。
“黄祸”还是“黄福”？
孙中山先生曾言，所谓的“黄祸”是西方人一种无谓的忧心。西人认为，中国人觉醒后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和制度体系将对西方世界造成威胁，而孙中山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是温和的而非好战的民族，中国的进步对世界发展来讲是积极因素，因为“有一个穷苦愚昧的邻居还能比有一个富裕聪明的邻居合算吗?”所以，白人担心的“黄祸”是不存在的，“傅满洲”也从未存在，中国富强后将给世界带来“黄福”。
这种“黄福”并不会带来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抬头，更不会转化为新的“黄祸”。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普遍被认作是以本民族、本种族为中心，认为自我优于其他民族、种族，进而可以掠夺压迫其他族群的理论。而“黄福”所传达的政治观念却不是这样，它是正义的呐喊，是对黄种奋起的呼唤，是激励落后民族复兴的号角。
确如孙中山先生的预言，随着中国的日益强盛和开放，中国成为世界发展的新“福音”。中国远离了国强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逐步成为拉动世界经贸的火车头、稳定世界秩序的平衡器、消除世界贫困的压舱石。特别是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为世界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发展正能量。鉴于中国对拯救世界危机的巨大贡献，《德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称赞“中国人是救星而非黄祸”。
“中国威胁论”——“黄祸论”的现代变种
2014年11月14日，习近平主席赴澳大利亚参加G20峰会，之后对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同太平洋建交岛国领导人举行会晤。一方面，国际主流舆论对此普遍给予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叫嚷多时的“中国威胁论”又沉渣泛起。澳大利亚学者格雷姆·史密斯称：“在习近平访问斐济之际，‘中国威胁论’的幽灵在南太平洋游荡。”
但“中国威胁论”确实只是一种虚幻的幽灵，正如西方虚构出来的“傅满洲”一样。中国学者周宁认为，西方人在近代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将中国塑造成一个专制的、停滞的、野蛮的帝国，这个帝国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自由秩序、进步秩序和文明秩序的他者。而这个他者一旦发展进步、一旦具有挑战西方中心的实力，那么它就演变成所谓的“黄祸”和“威胁”。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主义的兴盛和种族主义的相对低潮，“中国威胁论”的影响逐渐超过“黄祸论”，成为当前海外反华势力攻击中国、丑化中国、威胁中国的重要言论思潮。“中国威胁论”产生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背景比“黄祸论”更为复杂，但这两者的本质是相通的，历史沿革也有一脉相承之处，我们不时也能听到有关“黄祸”的声音，只是现在的“黄祸论”往往被包裹在“中国威胁论”之中。
从“黄祸论”到“中国威胁论”，部分西方人应对这段历史有所反思。因为它并不能反映真实的中国，而更多的是一种西方扭曲心理的映像，“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屏幕，外人在这个屏幕上放映着他们的希望和恐惧”。尽管中国曾为西方带去了希望，但“黄祸论”、“中国威胁论”还是表明了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恐惧，事实上，“黄祸之事，自必乌有;若果有之，则欧洲文明，自必退步”。
西方有一部电影叫做《傅满洲归来》，臆想了“傅满洲”对西方世界的新一轮破坏，在现实中，“傅满洲”从未存在，更谈不上“归来”。无论是“黄祸论”还是“中国威胁论”，都是一种无端的猜忌、一种无谓的敌视，它源自部分西方人的无知和虚妄，正如创作傅满洲形象的西方作家罗默在其晚年所说：“我对中国一无所知，这使我出名”;它更植根于部分西方人对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信心缺乏，这在另一方面造就了“傅满洲博士与恐华症之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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