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祸来了，黄祸来了，亚细亚的勇士们张大了吃人的血口……”
这句话隐含了部分西方人对“黄祸”的恐惧、对中国威胁的臆想。
2014年10月，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弗雷林出版了《黄祸：傅满洲博士与恐华症之源起》一书，随后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网站对此发表了书评。《卫报》指出，“《黄祸》一书充分地记述了一段应当让人觉得羞耻的、种族主义的历史，并警告我们：别以为种族主义已不复存在。”《金融时报》的书评认为，弗雷林的这本新著在一定程度上批评了西方对中国的敌视以及对中国人的偏见。
这种敌视和偏见穿越数百年的时空，一直延伸到当下，在前不久阿里巴巴公司赴美上市时，西方媒体就有文章以成吉思汗西征带来的黄祸和威胁为隐喻，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当成吉思汗踏平亚洲草原时，老欧洲的宫廷几乎未有察觉。面对着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在东方的崛起，主宰互联网的美国豪强也是差不多的反应。”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部分西方人认为，“傅满洲”又回来了，并开始炒作新一轮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
谁是“傅满洲”？
“傅满洲”是100多年前西方作家萨克斯·罗默创作出来的形象，也是弗雷林这部新著的重要落笔点。“傅满洲”是一个充满中国元素的人物，他阴险残忍、面目狰狞、狡黠多智，在西方社会中实施各种犯罪行为，被称为“恶魔博士”、“东方歹徒”，被视为“黄祸”的化身。在此后的百年中，“傅满洲”在西方的小说、漫画、杂志中层出不穷，并被好莱坞搬上荧屏，甚至出现了“傅满洲”系列电影，深刻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
“傅满洲”代表着一种恐惧。成吉思汗的大军曾经挥舞着“上帝之鞭”，从蒙古草原开启征途，一路攻城略地、一路血雨腥风，直抵欧洲的多瑙河畔。此后，黄种人的刀剑和铁蹄就成为西方挥之不去的阴影，“黄祸”一说由此发端。梁启超认为，西人眼中的“黄祸”源自生活在东亚、北亚、中亚的游牧部落，但后来转化为对黄种族群的普遍忧虑。当黄种族群人数众多、日益强盛时，这种忧虑就会深化为恐惧。
“傅满洲”代表着一种“异视”。在部分西方人看来，黄种中国人既是身体生理上的他者，还是文明文化的他者，更是现实利益的他者。西方凭借先进的物质文明和工业形态，秉持被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所裹持的种族主义看待他者、看待中国，并生发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异视”，进而歧视、排斥其他的落后种族。“傅满洲”就是伴随着这种“异视”而出现的形象。
“黄祸”还是“白祸”？
基于中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人口数量，俄国思想家巴枯宁在19世纪70年代将中国称为“来自东方的危险”。“保持种族纯洁”也是美国排华运动兴起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白人种族主义者斯陶特认为，目前在美国处于支配地位的白种人是最高贵、最智慧的人种，他将黄色中国人视为劣等人种和“蝗虫”，而“允许一个劣等种族进来，就是自取灭亡”，会严重损害白人的生活和就业。
在现代“黄祸”论者中，影响最大的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他的相关思想和行动标志着现代“黄祸论”在西方的正式出现。
1895年问世的《黄祸图》在西方流传甚广，在图中，各个白种国家的代表在天神长米迦勒的带领下，持剑伫立在海边，目光注视着东方的佛像和巨龙。威廉二世曾满怀斗志地为该图题词，“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他期望白种人联合起来，对抗佛像和巨龙所代表的黄种人。威廉二世曾提出著名的“德国德国，高于一切”口号，这个口号的种族学表达可以理解为，“白人白人，高于一切”。
后殖民主义思想家弗朗兹•法侬认为，白人在殖民秩序里表现出强烈的侵略心和高傲感。在历史实践中，这种侵略心和高傲感给有色人种带来了不能忘却的灾难和屈辱，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之为“白祸”，可谓“白人日益骄，黄人祸益亟”。这种灾难和屈辱之于中国，就是坚船利炮恐吓下的不平等条约、就是列强在华争相划分的势力范围、就是半殖民体系下畸形发展的民族工业、就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公园警示牌，等等。
“黄祸”还是“黄福”？
孙中山先生曾言，所谓的“黄祸”是西方人一种无谓的忧心。西人认为，中国人觉醒后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和制度体系将对西方世界造成威胁，而孙中山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是温和的而非好战的民族，中国的进步对世界发展来讲是积极因素，因为“有一个穷苦愚昧的邻居还能比有一个富裕聪明的邻居合算吗?”所以，白人担心的“黄祸”是不存在的，“傅满洲”也从未存在，中国富强后将给世界带来“黄福”。
这种“黄福”并不会带来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抬头，更不会转化为新的“黄祸”。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普遍被认作是以本民族、本种族为中心，认为自我优于其他民族、种族，进而可以掠夺压迫其他族群的理论。而“黄福”所传达的政治观念却不是这样，它是正义的呐喊，是对黄种奋起的呼唤，是激励落后民族复兴的号角。
确如孙中山先生的预言，随着中国的日益强盛和开放，中国成为世界发展的新“福音”。中国远离了国强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逐步成为拉动世界经贸的火车头、稳定世界秩序的平衡器、消除世界贫困的压舱石。特别是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为世界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发展正能量。鉴于中国对拯救世界危机的巨大贡献，《德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称赞“中国人是救星而非黄祸”。
“中国威胁论”——“黄祸论”的现代变种
2014年11月14日，习近平主席赴澳大利亚参加G20峰会，之后对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同太平洋建交岛国领导人举行会晤。一方面，国际主流舆论对此普遍给予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叫嚷多时的“中国威胁论”又沉渣泛起。澳大利亚学者格雷姆·史密斯称：“在习近平访问斐济之际，‘中国威胁论’的幽灵在南太平洋游荡。”
但“中国威胁论”确实只是一种虚幻的幽灵，正如西方虚构出来的“傅满洲”一样。中国学者周宁认为，西方人在近代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将中国塑造成一个专制的、停滞的、野蛮的帝国，这个帝国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自由秩序、进步秩序和文明秩序的他者。而这个他者一旦发展进步、一旦具有挑战西方中心的实力，那么它就演变成所谓的“黄祸”和“威胁”。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主义的兴盛和种族主义的相对低潮，“中国威胁论”的影响逐渐超过“黄祸论”，成为当前海外反华势力攻击中国、丑化中国、威胁中国的重要言论思潮。“中国威胁论”产生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背景比“黄祸论”更为复杂，但这两者的本质是相通的，历史沿革也有一脉相承之处，我们不时也能听到有关“黄祸”的声音，只是现在的“黄祸论”往往被包裹在“中国威胁论”之中。
从“黄祸论”到“中国威胁论”，部分西方人应对这段历史有所反思。因为它并不能反映真实的中国，而更多的是一种西方扭曲心理的映像，“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屏幕，外人在这个屏幕上放映着他们的希望和恐惧”。尽管中国曾为西方带去了希望，但“黄祸论”、“中国威胁论”还是表明了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恐惧，事实上，“黄祸之事，自必乌有;若果有之，则欧洲文明，自必退步”。
西方有一部电影叫做《傅满洲归来》，臆想了“傅满洲”对西方世界的新一轮破坏，在现实中，“傅满洲”从未存在，更谈不上“归来”。无论是“黄祸论”还是“中国威胁论”，都是一种无端的猜忌、一种无谓的敌视，它源自部分西方人的无知和虚妄，正如创作傅满洲形象的西方作家罗默在其晚年所说：“我对中国一无所知，这使我出名”;它更植根于部分西方人对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信心缺乏，这在另一方面造就了“傅满洲博士与恐华症之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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