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美国黑人迈克尔•布朗被警察射杀一案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由于涉及美国政治中最敏感的黑人问题，无论是总统奥巴马的强烈关注，还是底层黑人群众的激烈抗议，都并不令人意外。与此同时，有一个现象颇为引人关注，那就是美国、欧洲两地黑人在抗争性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相比于美国，欧洲黑人显得格外的“安静”。这种“愤怒”与“安静”的差异背后，折射出美欧两地黑人族群在历史、组织与政治上的三点大不同。
美欧黑人发展历史大不同
美国黑人历史开端于黑人奴隶的血泪史。17世纪初期，美国大陆最早的黑人往往以仆人而非奴隶的身份出现，但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颁发特许状给“皇家非洲贸易公司”进行奴隶贸易后，黑奴便构成了美国黑人最主要的来源。在其后的两个世纪内，欧洲殖民者从非洲中西部向美国南方运送了过百万的黑奴。尽管美国北部清教徒地区一直存在着废奴主义的传统，黑人自由民的处境较南部奴隶优越，但他们主要从事的是地位低下的仆役工作，经常沦为社会不公正的最大受害者。
在美国社会，黑人的起点就是法律或者事实意义上的“奴隶”。虽然南北战争是一场废奴战争，但林肯提出“废奴”口号的最初动机，仅仅是为了争取大批底层失业的爱尔兰裔青年白人的选票。林肯的废奴不是为了解放黑人，而是主张将黑人送回非洲，从而将南部的工作机会让给北部的底层白人失业人口。完全解放黑奴，其实是林肯政府在内战陷入困局之时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历史意外。因此，内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黑人的处境。内战结束后，美国的黑人迅速被联邦政府所抛弃，在长时间内继续承受着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制度的压迫。这种局面一直到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之后才有所改变，而直到1964年通过的《公民权利法案》与1965年通过的《选举权利法》后，美国才正式以立法形式结束美国黑人受到的在选举权方面的限制和各种公共设施方面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因此，美国黑人文化中的“愤怒”、“绝望”与“反抗”，其实是其族群发展历程的正常结果。
相比较，欧洲的黑人族群有其不同于美国黑人的发展历史。虽然欧洲是种族主义的发源地，但直到二战前，欧洲一直处于人口输出的状态。换句话说，欧洲人对于黑人的奴役与压迫，多是以殖民者的身份在黑人的土地上完成的。当代欧洲黑人族群的形成主要源于三股移民浪潮。其一是上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间由欧洲殖民体系解体所带来的移民潮。此间，西欧接纳了大约800万来自殖民地国家的移民，其中有大量的黑人，主要包括殖民地的中低级官员、殖民军队及其部分亲属。最典型的比如英国对肯尼亚黑人、葡萄牙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黑人、荷兰对苏里南黑人等的接纳，此外，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接纳的近百万人中也有大量的黑人。其二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由外国劳工输入所带来的移民潮。二战后，英、法、德等西欧主要国家面临战争带来的劳动力匮乏，大量引进劳工。这些劳工在完成合同之后，大量留在欧洲并带动亲属移民。其三是自冷战结束至今由避难与非法偷渡所带来的移民潮。尽管欧洲的移民政策在冷战结束以后日益收紧，合法大规模移民已经难以出现，但由于两洲毗邻的地理位置以及地下偷渡体系的日益壮大，大批黑人以非法偷渡的方式持续不断地进入欧洲。除此之外，非洲的动荡与间或爆发的人道主义灾难也促使欧洲各国政府经常性地接纳黑人难民。
尽管欧洲黑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长期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但相比于美国黑人，可以说欧洲的黑人族群在起点和过程中都幸运得多。首先，欧洲黑人的移民是主动选择的产物。而美国黑人则是丧失自由、被作为货物，强制输往美国的。尽管只是二等公民，但相比于非洲的动荡、贫穷与可能的人道主义灾难，这种歧视被早期的欧洲黑人视为是可以接受的，是安全、温饱生活的必要代价。其次，欧洲的黑人与白人的关系不同于美国黑人与白人的关系。美国白人与黑人之间赤裸裸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早期到达欧洲的黑人，多与白人社会有着较为亲善或是较为合作的联系。移民欧洲的大多是欧化或者半欧化的黑人，他们在语言、文化甚至生活习惯上，都具备较大的兼容性。因此他们能够较为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的正常生活，并自觉接受当地社会的正常秩序与价值观念。
最重要的是，欧洲黑人并没有承受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的制度压迫。欧洲黑人族群的形成主要在二战后，此时的欧洲正处于深刻反省战争的思潮之中，人道主义、人权观念已经压倒了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尽管许多白人的内心深处仍然对黑人抱有歧视，但这种歧视不为制度所支持，通常还受到法律、舆论的严厉打压。相比于冷战结束之后日益排外的欧洲，那时的欧洲主流社会对于黑人移民秉持着同情、友善与包容的态度。即便是后来的非法移民，虽然受到社会的歧视与法律的打击，但是其基本人权始终能够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
美欧黑人组织性大不同
一个群体的抗争程度不仅与其受压迫程度有关，而且与其组织程度动员能力密切相关。美国黑人在抗议活动中高度团结，而欧洲黑人族群则较为松散，这主要源于两个基本的理由。首先，美国黑人族群形成于非洲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之前，他们是由一个个脱离部落的奴隶在美国融合而出的新族群。他们的族群记忆，源于在美国的共同经验。因此，美国黑人易于共鸣、动员。在布朗案中就可以发现，一个黑人的不幸遭遇能够轻易让全体黑人感同身受。与美国黑人不同的是，欧洲黑人族群形成于非洲民族国家体系基本成型之后，并缺乏长期共同生活的体验。这意味着欧洲的黑人是“碎片化”的。其次，美国黑人族群的生活方式基本以黑人社区、黑人城镇为主，这是因为美国黑人呈现出高度“无产阶级”化特征，经济上的弱势地位与从事的低端劳动密集型工作，决定了他们通常只能聚集于房租低廉的地区。与此同时，美国社会泛滥的枪支与暴力又强化了黑人社区群聚而居以自我保护的倾向。与此相比，欧洲黑人族群则更多地体现出小家庭和个人化的生活习惯。一方面，欧洲国家的福利水平大多较高，能够让黑人群体有更多离群而居的机会。另一方面，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治安水平也优于美国，从而使聚群自保也缺乏必要。
美欧政治过程中黑人议题地位大不同
对于美国而言，黑人议题已经成为政治中最为敏感与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尽管美国社会存在数量众多的少数族裔，但是黑人族群的高度组织性与政治敏感性，让他们始终在多元利益博弈中掌握着“政治正确”，成为了最响亮的少数。相比而言，欧洲的黑人问题则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这是因为欧洲黑人族裔形成于对种族主义的反思时期，对于种族主义的反思不仅使得欧洲的主流社会排斥自己的民族主义，也使得他们对任何的族群主义保持着警惕。欧洲社会倾向于通过对个人基本人权的保护，而不是“解放”某一族群的方式来对抗种族主义。对欧洲社会而言，不管是压迫者的种族主义倾向还是被压迫者的种族主义倾向，都同样让他们担忧。长期的革命经验，让他们认识到即便是出于正义的解放与革命，也会加强被压迫者的种族主义，并且最终异化为压迫其他种族的种族主义。除此之外，欧洲黑人在动员能力上的不足也让他们无法成为政治过程中响亮的少数。在欧洲各国的政治过程中，无论是环保主义者的绿党还是穆斯林群体，都比黑人的声音更响，地位更高。形象而言，在美国肤色是最重要的议题，而在欧洲，社会主义、环保主义与面纱，都比肤色重要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欧两地的黑人族裔似乎表现为抗争与顺从的两个极端，但近些年以来，富裕起来的美国黑人中产阶级越来越表现出欧洲黑人的特征，而欧洲经济停滞所带来的黑人的贫困化，也让欧洲黑人表现出越来越多激进的色彩。而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各国政府，它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作为弱势群体的黑人逐步为同处边缘的伊斯兰文化所捕获，从而使得族群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与尖锐。从长远来看，这才是让欧美各国政府头疼不已的大问题。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80期，摘自2014年第21期《世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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